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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金国永回忆齐亮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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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若水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楼主  发表于: 2015-12-31
仁寿有我的脚迹(节录)
金国永

去仁寿是我的缘分

    离开学校参加农村工作,本是我的志愿,但去仁寿却完全是机缘,是缘分。


    这得从19485月说起。那时我在重庆大学搞学生运动;一则因为我去重庆还不到一年时间,党组织需要对我进行考察,一则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发展壮大组织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故我仅仅是外围组织“六一社”的成员,没有入党。但组织上对我却很看重,委我以重任。这就是在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志同志被捕后,北区工委书记齐亮同志(当时的代号是李大哥)叫我直接去和他单线接头,布置我回家乡作开辟工作,并告知今后也由他直接领导。重庆市北区工委管辖的范围包括沙磁区、北碚市、江北县、巴县和其他一些地方。齐亮同志在川东党内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由他直接领导我并命我一个尚未入党的青年独当一面去开辟新基地,当然是破格重用,使我兴奋雀跃,产生了想到农村干一番事业的憧憬。


    由于我在重庆大学是进步学生组织的头面人物中的一员,齐亮同志和我研究,认为必须找一个停学的借口才能避开特务对我的怀疑。所以,决定放暑假时先去成都看母亲的病(当时我母亲正在成都住院作切胆手术),然后护送母亲回家,再向学校请休学假,留家照顾老母。


    我大概是7月初到的成都。不到10天就见报载重庆特刑庭以“匪特嫌疑”的名义传讯我,随着又由重庆警备司令部以“匪特分子畏罪潜逃”的名义下令通缉,把原来回家开辟基地的计划完全打乱了。正在我万分焦急之中,齐亮同志来成都和我接上了头。他布置我暂时潜藏成都,利用过去在成都读树德中学和华西大学的旧关系适当为党作些工作。于是,我化名曾从权、金明渊等在成都潜藏了近半年时间,并通过王宇栋同志在川大和华大部分青年学生中组织了一个“新人读书会”,又根据齐亮同志的指示,发展了几个“新青”成员。


    我,一个断绝了经济来源的“通缉犯”,能够安然无恙地住在成都半年之久,并多少为革命事业作一点工作,主要是得到一些正直青年的帮助。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李维扬先生。他与我本无一面之交,我是以“共匪”“通缉犯”的身分和他第一次见面的,而他是国民党要员李维果、李维汉的亲弟,他完全出于正义感而痛恨国民党,却也不愿意亲近共产党,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自立,所以和我结识从不谈政治,而只谈论青年人应如何待人处世,扶难济危。他既然是这么样一种人品,而今见我处于危难之中,就慷慨地给我提供了经济和居住的很大支援,而他自己反而过着与他李府公子的身分极不相称的俭朴生活。


    时间已记不清了,我在重大时原“六一社”的领导人、党员李诗雅同志也潜来成都。他是上了黑名单奉组织之命撤出的。来成都后通过另一“六一社”的同志孙慈和我接上了头,又通过我和齐亮同志接上了头。齐亮同志主要工作地点仍在重庆,所以,他布置李诗雅、孙慈和我重新建立“六一社”小组,由李诗雅领导。他要我们独立作战,通过旧关系打通成都党组织求得支援。诗雅是成都人,旧关系比我多,去仁寿便是他努力的结果。

我是在仁寿入的党
       前面我已经说过,我和李诗雅到仁寿,只和仁寿党组织有工作关系。现在我在清水乡已取得校内同事和校外父老家长们的好感,组织上又曾派了刘述明等三位同志来并肩工作,一切打开局面的基础都具备了,王度之考虑工作需要,命我领导他们三位同志,并叫我交组织关系。按当时党的规矩,齐亮同志曾交待过:我们外串的同志不能乱打听当地组织的事,绝对服从当地组织的工作领导;如果当地组织经过对我们的考察,要我们交组织关系,可以视情况决定交或不交。我考虑到工作需要,便告诉他我是“六一社”成员,他颇为吃惊,当即问我想不想入党,我说怎么不想,但因工作流动太大,1946年在成都参加过进步学生组织不久,便离开去乡村教了半年中学,1947年下半年到重庆参加“六一社”,又遇到重庆党组织遭受大破坏,派我离开重庆另辟基地,在成都住了半年又到仁寿,谈不上参加党组织的问题。王度之说,既然有要求,就写个申请书,把自己的出身、社会关系、履历等详细向组织交待,听候审查。于是我写了申请,大约在6月下旬或7月上旬王度之和林祥治共同告诉我,组织上已批准我入党了,他们2人便是介绍人,入党仪式以后举行。他们还告诉我刘述明、张敬一、罗绮清三位同志都是党员,要我每月向他们收取党费上交。


    我入了党,当然应该告诉“六一社”的领导人李诗雅,诗雅这才告诉我,他本来是党员,但度之、祥治没有叫他交关系。他赞成我的行动,因为这时我们和齐亮同志断了联系。


    事情又得从头说起。我们到仁寿是请示过齐亮同志的,但因当时大家都在被追捕之中,所以没有告诉他具体地址。他便决定今后的接头地点为成都新南门临锦江那个大茶铺,接头时间由他登成都《新民报》通知。所以,我们一到仁寿,便订了《新民报》,每天必看广告栏,看有没有他约定的会面暗号,和诗雅一道赴成都接头。可是连等两天都不见人,怀疑出了事,不敢再去了,便找孙慈打听,问他见到李大哥(齐亮)没有。他说不知道他又来成都了,只是当天接到一封信,记得内容大约是:


    慈弟:
        明晚7时这里有舞会,请你一定携女友来参加。
                                大姐于华西坝
                                    XX


    是齐亮的笔迹没有疑问,一望而知是他叫我和诗雅明晚7时去华西坝某处与他接头。一点不错,原约的接头地点不能用了,他正被特务追踪,也不可能去见孙慈。但那个某处,颇费猜测,最后大家同意我的意见,到华西坝外的小天竺街大学茶社试试运气,因为这是我和齐亮第一次接头的地址,其他再找不出与他和华西坝发生关联的地方了。又是连去两次都扑了空。到建国后我们才从《新华日报》上看见中美合作所牺牲的烈士名单和著名烈士的遗像、小传中有他,原来就在这时候他被捕,并在重庆临解放前英勇牺牲了。我和齐亮接头不过五、六次,他那瘦削的身躯,黝黑而慈祥的面庞我永世难忘。我们每次谈工作都只三言两语,哪来建国后上下级之间那么多套话、官腔?然后就是聊天,海阔天空,天南地北,心情舒畅极了,似乎我们根本不是政府追捕的逃犯,而是世界上最自由幸福的人了。但有一条,他从不谈他的过去,他那些在西南联大当学生领袖,在少数民族地区叱咤风云的光辉历史;却对我谈儿时下河摸鱼差点丧命,中学时代浮云般的初恋,倾耳细听。大凡在谈到这些极幼稚的往事的时候,在他那已经刻下不少皱纹的脸上总是浮现着孩提般的稚气笑容。是呀!他有多大岁数,他不过比我大10来岁,刚30出头,按今天说法,还刚刚步入大龄青年的行列呢。要叫我作革命征程的回忆,第一个浮现在我脑际里的就是他——昔日的李大哥,今日的革命烈士齐亮。要说我对党有什么最深厚的感情磨不掉,也是这个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宝贵的青春和生命都奉献给了党的事业的齐亮。一想到他,我对现今一些身居显要的党员的胡作非为就特别愤慨,难道这样的局面值得他付出那么大的牺牲吗?如果他在九泉之下有知,他会瞑目吗?有时我想入非非,真希望人死后有地狱,希望齐亮同志能当个地狱里的清官,去惩罚那些糟蹋了我们用数以十万、百万计的优秀党员和先烈们的生命换取来的人民江山的党内败类。在审干运动和后来的10年浩劫中,我都为齐亮同志的被捕入狱受过株连,吃了不小苦头。然而我毫不后悔,我以为因我和齐亮同志的结识而受株连,是我一生中的最大骄傲,我永远记得,孙慈同志后来对我说过,他曾向齐亮同志提出过入党的要求,齐亮同志告诉他:“现在那么多同志被捕了,组织处于最困难时期,顾不上发展组织的问题,连金国永都没有发展嘛。”孙慈向我说这件往事,是告诉我他这时才知道我也不是党员,而我听了这话则心里乐滋滋的,证明齐亮同志时时刻刻都关心着他领导下的战士,其中包括我这个无名小卒和他仅仅接触过几次的青年学生。


原文刊载于《中共仁寿县党史资料选编(19281949)》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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