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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1947年北平中共密台暴露案中那位电台台长李政宣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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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红旗飘飘
 

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楼主  发表于: 2016-03-10
       在1947年9月28日的上海《时代日报》上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合众社北平27日电:河北孙连仲部下政治部主任余兴钦与人事组主任谢子延在27日黎明前被此间中央政府当局逮捕。”

    此新闻中提到的二人实为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作战处长谢士炎、高参室主任余心清,此外北平行辕、东北行辕、傅作义部队各有一名少将,总计二十二名将校级军官被捕。

    至于这些将校军官被捕的原因,新闻中说:“政治观察家认为此事乃在加强中央政府对华北内战区之控制,剪除未能热心支持南京作战分子”。而对这些人从事的地下情报工作和刚刚破获的北平秘密电台只字未提。此新闻的发布很可能是在放烟幕弹掩人耳目,敌人要“保护”的还是李政宣的“活电台”。

    孙果达教授说,他曾查阅到一篇回忆文章,文中怀疑李政宣早有叛变之心,因此才保留了大量电报原始文稿。这只能说是一种猜测。当时因为电台的信号不稳定,有时会出现中央来电核对电报内容的情况,为此保留电报稿也有可能。但即便有此解释,李政宣保留的大量原始文稿也是严重违反秘密电台工作原则的。更何况,李政宣在当天的突审中就叛变了。

    李政宣等人的叛变,直接后果是北平地下情报组织有20多人在两三天内就悉数被抓。与此同时,设在沈阳、承德的秘密电台也先后被破获。一个远远超过北平地区,甚至覆盖了整个北方的庞大情报系统渐渐被勾勒出来。

     9月29日,这个情报系统的负责人王石坚在西安被秘密逮捕。

    从9月24日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到王石坚被捕,只有5天的时间。但在隐蔽战线的斗争中,5天,足够敌人发动致命抓捕。

     5天,原本也足够隐蔽战线采取补救措施。

    中共中央是在9月28日得到北平情报系统被破坏的消息的,不过来源并不是情报系统的示警。《周恩来年谱》(1947年)9月28日载:“从合众社消息中得知余心清等2人27日在北平被捕后,和任弼时电告杨尚昆、李克农。9月底,和任弼时召集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罗青长等开会,研究通讯、机要、情报工作,为确保秘密,决定将现有的机要处分为情报、统战、军队三部分。并研究通讯机要工作中密码编制、使用、保管等问题。”

    中共情报系统并未意识到北平秘密电台被破坏,以为还在继续收发电报,而且报务员没有换人。

    孙果达介绍,电报是通过电流长、短、间隔的不同组合来传递信息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短“点”和长“划”。在普通人听来,这不过是“嘀”和“嗒”的分别,但在报务员手中,每个人发报的手法都不相同,就像字迹一样极易区分。

    北平秘密电台暴露后,在5天的时间里都没有让王石坚得到消息,背后的原因很可能就是,原来的报务员李政宣或者孟良玉仍在用电台和西安保持着联系。

    至于他们是不是进行了更险恶的活动就不得而知了,不过,“活着”的北平秘密电台至少是蒙蔽了王石坚,让他没能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王石坚,又名赵耀斌,1932年入党,1933年因从事地下革命活动被国民党抓捕。被捕后表现英勇,坚贞不屈,后被关押在苏州军人监狱。1937年,周恩来将王石坚营救出来,先是送他入抗大学习,后委以重任。

     1941年,王石坚受中央社会部委派到西安从事情报工作,负责联系、领导著名的“龙潭后三杰”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此后6年,王石坚的地下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甚至可以说功勋卓著,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通过他上报中共中央。除此之外,王石坚还不断扩展情报组织,建立起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联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

    但是,越是高层次的情工人员,越不应该在敌后发生横向联系。让本身就身处险地的王石坚直接领导这样一个庞大的情报系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隐患。

     1947年9月29日,随着王石坚被捕,这个隐患绽裂开来,将整个北方情报系统吞噬。中共情报史上出现了多年未曾有过的重大损失。

此后,乃至在南京的秘密共产党员,蒋介石机要秘书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与其丈夫袁永熙也无意中受牵连被捕。
让周恩来惊觉事态严重的,也是因为陈琏的身份——中共秘密党员。尤为关键的是,陈琏和袁永熙属于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的学运系统,袁永熙还是学运在北平的负责人。学运本没有和中央社会部领导的王石坚情报系统联系,可他们却因北平秘密电台暴露而被捕,这很可能意味着国民党发动的抓捕,目标极大。

    得知陈琏被捕消息,周恩来立即致电李克农:“此案为军统局发动,似牵涉范围甚广,有扩大可能。望克农告王石坚等,不管有无牵连,均速谋善后,严防波及其他两处。陈琏系秘密党员,与学运有关,望罗迈告钱瑛严防牵连上海学运。并请另电冯文彬,注意到解放区受训的学生回去后有无牵连危险,望其慎重处理。”

    直至此时,王石坚被捕事件仍不为中央所知,他叛变所带来的损失也已来不及补救。但不幸中万幸的是,陈琏、袁永熙夫妇被捕实际上纯属意外,没有因此牵扯到学运系统。

    被捕时,袁永熙、陈琏刚刚新婚一个多月。他们结婚的时候,陈琏在北平贝满女中工作时的同事田仲英前来道贺,并主动与公开职业是北平金城银行高级职员的袁永熙交换了名片。

    就是这张名片,让陈琏、袁永熙受到了北平秘密电台的牵连。

   10月6日,周恩来连续致电杨尚昆、李克农、李维汉等:“平沪大捕人,牵连我情报机关。”应“杜绝一切可能牵连的漏洞,立即割断各种横的关系,并研究教训,给其他情报系统与地下党的组织以更严格的指示。”

    同日,周恩来还致电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殊不知,此时的王石坚已经叛变了。
王石坚在西安从事地下情报的6年,最核心也最得力的工作,是联系和领导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

    熊向晖是王石坚系统中最重要的情报人员,他1936年入党,同年受组织委派打入胡宗南部队,是周恩来亲自布下的一颗高明的“闲棋冷子”。此后的工作中,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亲信,开始发挥作用。

     1943年,蒋介石下令胡宗南密谋“闪击”延安。这份作战计划被熊向晖及时送出。延安的《解放日报》登出胡宗南准备用于进攻延安的部队详细部署情况,朱德总司令亲自致电胡宗南提出强烈抗议。蒋介石、胡宗南的反共阴谋暴露,不得不中止了这次进攻行动。

     1947年3月,胡宗南策划进攻延安,要熊向晖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进攻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地送到了延安,而此时胡宗南麾下的众多将领尚不知道有此安排。这一重要情报使得在延安的党中央得以从容

    地组织撤退。毛泽东因此说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也是对西安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申健和陈忠经则是以胡宗南部队军官的身份投身革命的。二人都潜伏在胡宗南的三青团,同样提供了大量的珍贵情报。

    按常理,王石坚的被捕和叛变,最直接受到牵连的应该就是这三人。但结果却是三人全部全身而出,并由此得到了与李克农、钱壮飞、胡底“龙潭三杰”并称的“后三杰”之名。

    “后三杰”何以未受王石坚丝毫牵连?

    孙果达告诉记者,首先,王石坚案发时,三人俱已不在国内。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位置。王石坚叛变时,最晚出国的熊向晖也已到达美国一个月。

    不过,仅此一点绝不足以让“后三杰”安然无恙。王石坚叛变后还是供述了三人的情况,只是特务们投鼠忌器,顾虑重重,甚至可以说是胡宗南迫不得已地“保”下了“后三杰”。

    对此,熊向晖在其回忆录中描述了周恩来当时非常精辟的分析:“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系统的人搞的,蒋介石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他们唇齿相依。胡宗南一定会压住。王石坚没有供出你们三人的真实身份,那当然好。其实供不供无关重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压着顶着,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结果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的所料。

    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亲赴西安抓捕、押送王石坚时,时任保密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的沈醉恰好也到西安公干。新中国成立后,沈醉在其自传《我的特务生涯》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

    胡宗南在家中宴请叶翔之和沈醉二人。开宴前,胡宗南拍了拍叶翔之的肩膀,拉他出屋与他单独谈了一会儿。饭后回到住处,沈醉问叶翔之胡宗南与他所谈何事。叶翔之答道:“胡长官说,这次破坏中共西北地区的一些组织,牵涉到了他的几个部下,他怕我们张扬出去,那样不但他面子上过不去,而且要是让老先生(蒋介石)知道了,也会大发雷霆的。”

    沈醉未在书中提及受到牵涉的胡宗南部下的名字,当时他也未准知晓这些人居然是胡宗南极为信任和赏识的熊向晖、申健和陈忠经。

    而如果让生性多疑的蒋介石知道,自己的得意门生身边居然有中共情报人员潜伏多年,而且深得他的赏识,胡宗南恐怕也交代不过去。

    不过,李克农还是给身在美国的熊向晖等三人发去秘密通知,三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辗转回到国内。

    王石坚案发生之际,中央社会部正驻在晋西北临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刘王沟。过度的痛苦和焦虑使李克农像大病了一场,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努力使损失减到最小。李克农一一听取了从东北、华北和西北地区紧急撤回根据地情报人员的汇报,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指示各地组织要接受教训,割断横的关系,割断和地方党组织的联系,秘密电台要采取措施,防止敌人测向的破坏,要特别注意情报组织和情报人员的安全。李克农还想方设法寻找一些在转移中失散了的情报人员,并全力调查组织遭受破坏的原因和经过。

    在了解了王石坚系统被破坏的经过之后,1947年11月23日,李克农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请求处分。周恩来看了报告后说:“有这样的检查报告和善后措施很好,就照这样办。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还有打败仗的时候,何况是秘密战线呢!”周恩来还说:“反正我们把胡宗南斗垮了。有此检讨即可,不必议处。”

    而在国民党方面,对破获王石坚系统的“战果”欣喜异常,视为大功一件。蒋介石亲自为有功人员颁发宝鼎勋章和一万块银元。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更是兴奋地宣称:“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诚然,王石坚系统被破坏是中共情报史上的一次重大损失,但若就此能称“半壁天下”,也太小看我党隐蔽战线的规模和成果了。

    解放战争时期可以说是我党情报工作发展的最高峰。

    与王石坚北方情报系统并列的,就有潘汉年情报系统、吴克坚情报系统、刘少文情报系统等等。其中,吴克坚情报系统是1946年我党在南京、上海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吴克坚负责,助手有何以端和周竹安等。该系统在三大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上海等关键时刻,获得过国民党大量重要情报,被周恩来赞为情报“迅速、准确”。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沈安娜就是吴克坚情报系统的成员。

    即便是在王石坚系统的中心西安,还同时活跃着中央情报部西安情报处系统、西安通讯工作组、西安交通站等几支隐蔽力量。正是因为这些情报人员的共同努力,转战陕北时的周恩来才会说:“我们在西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的东西。”

     此案中,最初的段云鹏在50年代潜入大陆后被枪决。王石坚逃台湾。熊向晖等三人解放后回大陆。但是电台台长李正宣的后续资料与结局没有找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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