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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战中的王石坚案件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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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楼主  发表于: 2016-03-17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83f3e401012r7g.html
                        

作为一个组织,当然希望她的成员在敌人面前都坚贞不屈,宁死不降。而今天,尊重个人的权益,也应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了。对于从事情报战的人们,因为他们工作的特殊,也许还应给予更多的理解,以及探索他们可能有的深层次睿智。


(一)

中南海。1983922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此召集中央调查部的有关领导,讨论、研究某一个人的政治身份问题。
这是一个什么人?他的问题,居然会惊动党中央高层。
此人名曰王石坚,曾为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负责人,但在台湾去世前的政治面貌,却是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的少将副主任。
两种截然相反的身份,却附于一人。因而,对王石坚的盖棺论定,便蒙上了一些历史的悬疑。
事情的原委,是从北平的那个秋天开始。

19479月底,国民党北平特务机关侦破了一个中共地下电台,并由此进行了一连串的大搜捕,致使中共中央情报部直接领导的西安、北平、兰州、承德与沈阳这几个重要的地下情报网及电台,均被破坏。44名地下情报人员入狱,还牵连123人被捕,遭到严刑拷打;中共党员谢士炎等五位潜伏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同志,则不幸由此遇难,壮烈牺牲。
这是解放战争期间,中共情报工作遭受到最大挫折的一幕。
这一事件的中心人物,便是王石坚。

王石坚,原名赵耀斌,又名赵春暄、王世民,1911年生,山东文登人。1928年入东北大学,1931年转入北京大学化学系。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河北省反帝大同盟的中共党团书记。1933年由于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判刑,并视为重犯,关押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
抗战爆发后,国共合作,王石坚因此得以出狱,并被党组织安排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因为有英勇斗争的经历,王石坚被委以重任。1940年夏,他被派往西安,先后受时为中共中央情报部部长康生、副部长李克农的直接领导,专门从事情报工作。

王石坚做出了很不错的成绩:从1940年夏到1947年秋为止,七年间,他建立起了一个以西安为中心,连结北平、保定、沈阳、兰州等地的高层次情报网络,为延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各类情报。现在广为人知、被誉为中共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申健、陈忠经等,当时即是王石坚直接领导的情报人员。对于这个情报系统,毛泽东曾夸他们是情报工作“全国的模范”,刘少奇也予以褒奖,说他们的“许多重要情报,均值得奖以勋章的”,转战陕北的周恩来对此更是高兴:“我们在陕北战场上,每天都有能用得着的情报”。李克农也予以高度评价:“石坚系统七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

(二)

灾难的发生,有偶然,也有必然。
19479月的一天夜晚,国民党北平稽查处电讯侦测室的特务,侦听到了一个没有在国民党电讯机关登记的新信号,并很快判断:这是在北平市内的秘密电台。
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们立即行动,出动侦测车,测到了秘密电台的方位。狡猾的保密局特务又利用一个惯盗段云鹏,以做贼的方式,一家一家去窥察。几天后,飞贼段云鹏报告:在京兆东街24号。

924凌晨,刚刚向延安发报完毕的中共北平地下情报网电台,台长李政宣与报务员孟良玉,以及二名译电员,即被冲进来的国民党特务抓捕,并被从屋内搜出了大量未销毁的电报底稿。
李政宣电台之所以留有大量电报底稿,是因为该电台发送情报的电文,内容常常很长,故易出现接收电文的差错,延安方面便会来电要求核对,而发报的时间并无规律,因此,核对电文的时间往往也会在很久以后。所以,电台的确需要在一定时间内,保留一些重要电文底稿,以便核对。

这种做法,是违反情报工作的纪律的。但是,因为一直工作很顺利,没遇到什么危险;加上这个电台的发报任务非常多,甚至连北平市的某些重要物资价格,都要发往延安,这样,往往每次发电时间都很长(最长时居然连续工作七个小时)。因此,明明是违反地下工作纪律的做法,竟也就成了常例。
可见,李政宣电台的暴露,有一定的必然性。
电台出事后,这些电报底稿,便不幸成了国民党特务抓捕中共北平地下情报人员的有力线索。

李政宣曾在国民党东北军电台任职多年,是一位电讯方面的人才,通过已是中共党员的弟弟李玉甫,在西安时被中共情报机构吸收。1946年初与来自延安的孟良玉一道,被派到北平,专门从事地下电台工作。其上级,便是中共北方情报系统负责人王石坚。

李政宣被捕后,便叛变了,向国民党特务供出了北平电台的三个地下情报小组、在西安的几名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以及在承德的中共地下电台,自然更供出了这个情报网的总负责人王石坚。
报务员孟良玉也叛变了,供出同在延安受训后被派往沈阳地下电台的负责人申福林。

一场大搜捕开始后,北平电台的地下情报人员全部被捕。之中,包括身居国民党军政要职的余心清(国民党保定绥署政治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谢士炎(国民党保定绥署作战处少将处长)、丁行(国民党保定绥署军法处少将副处长)、石淳(国民党保定绥署二处少校情报参谋)、朱建国(国民党保定绥署参谋处作战科少校科长)、赵良璋(国民党北平空军司令部上尉情报参谋)等人。

由于孟良玉的叛变,沈阳的情报小组也遭到破坏。
这个情报小组,是1946年春,由王石坚精心组建的。成员有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政治部少将处长李年、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王书鼐、辽北省长岭县县长邢国彦,以及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少将督察葛佩奇。1947929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从北平赶到沈阳,抓捕了沈阳情报小组的大部分成员。

当时,王石坚也已打入到国民党胡宗南部队中,曾任战区长官部密电主任。在设法获得胡宗南的同意后,作为胡系的机构,又于西安西大街南侧比较热闹的地方,开设了一家“研究书店”,由中共地下情报人员陈忠经挂名董事长,王石坚则出任经理,并还接办了《新秦日报》。
凭借安全与方便的公开身份,王石坚领导的这个情报系统,便一步步创造了惊人的成就。1947年春,毛泽东之所以能象神明一样“胜似闲庭信步”,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与几十万国民党“追剿”大军不急不慌的周旋,便是因有了王石坚系统提供的准确情报支持。

王石坚在西安的情报站,第一个被捕的是中共情报人员耿效文,时间是928日,即距北平地下电台被破坏四天后,抓捕他的是从北平来的国民党保密局特务。
耿效文的被捕情况,当天王石坚就知道了,而且了解到耿效文坚贞不屈,没有口供。但是,抓人的特务是北平来的,则令王石坚非常担心:北平情报站现在情况如何?
由于国民党特务已控制了李政宣电台,在西安的王石坚,便无法判断北平的情况。

当时,王石坚必然也考虑过自己是不是应该转移。因为,既然是北平来的特务抓人,就不能排除北平情报站出了问题。但是,要一下子贸然放弃苦心经营了七年之久、并卓有成效的情报网,暴露出自己的共产党身份(转移离开西安就必然是这个后果),看来他实在是很舍不得。何况,长期的地下情报工作经历中,有时不得不冒一下险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也许是在权衡之后,他决定亲自去一趟北平,实地考察一番再说。
火,已烧到了门口,却仍希望不会烧到自己身上来。
没有及时“止损”的王石坚,929日准备飞往北平之际,在机场被国民党特务抓捕。
接着,102日、106日西安情报站的王金平、戴中溶、季焕麟等人,也先后被捕。

王石坚被捕后,西安情报站即向兰州情报站发出明码电报,告之王石坚已被捕信息,并要兰州地下电台速报告党中央情报部。以西北通讯社兰州分社身份开展情报工作的尹家明等人,立即电告上级,并请示如何处置。中央情报部指示:摸清王石坚被捕情况。
然而,不等尹家明动身去西安,1011日,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冲到了他的家中,尹家明及他的四位情报站同志,先后被捕。
至此,王石坚领导的情报系统,基本上被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了。

(三)

王石坚被捕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呢?
据国家安全部前副部长王珺先生2000年在《炎黄春秋》上撰文说:“王石坚被捕后很快就写了自白书,洋洋万言,把他为 做情报工作的详细经过及他领导的我华北、西北、东北全部情报组织、地下工作人员及领导人、五部地下电台、报务员、译电员、交通员及他所知道的有关地址都全盘托出。还在自白书中向国民党特务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愿以万死难赎之身为国家再做贡献’”《 王:〈复熊向晖质疑〉》
这就意味着,王石坚成了一个叛徒。
王珺先生所说情况,有现存国家安全部档案馆的王石坚所写自白书原件为证。

但是,王珺文章没有披露:除了自白书,王石坚究竟有哪些具体出卖组织的叛变行为?
因为,按上述王石坚在自白书中交待的情况,这似乎只是当时他对现实情况的承认,却还不能说是其主动出卖了同志的证据。
相反,有一种事实却确凿无疑:王石坚在被捕后,对几位重要的地下情报人员,他则始终没有向国民党特务吐实他们的真实身份。

例如,被誉为中共情报工作“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申健,是王石坚直接领导的地下情报人员。但王被捕后,“后三杰”的确都依然无恙。甚至,熊向晖去美国留学后,到1948年春,即在王石坚被捕大半年后,胡宗南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徐先麟仍然按熊向晖的要求,还给寄来了该年上半年的生活费900元美金。
而同样身为胡宗南亲信、总管胡宗南部队无线电通讯的负责人、也是中共情报人员的戴中溶上校,却由于被人供出,则当时就很快被捕。胡宗南并未因戴是其亲信部属,就保住了他。
可见,当时,熊向晖的中共情报人员的身份,的确仍未暴露。王石坚被捕后向国民党特务招供说,是他“利用”了熊向晖等。这说法,显然是意在保护熊向晖等人,并且,事实上也确达到了目的。

又如,葛佩奇是王石坚个人秘密单线领导的中共情报人员,连沈阳情报小组都不知他的共产党员身份。当时他之所以能安然无恙,继续潜伏在国民党内直到解放,便是因王石坚被捕后,始终没有供出他。

王石坚被捕后,很长时间都是被国民党特务关押之中,先是在西安,后被押到南京,194811月又被押往台湾,关在当时桃园机场之北不远的保密局秘密监狱。他最后的归宿,也就在台湾。
原国民党军统高级干部文强先生,在文史资料上发表的“我所知道的项乃光”一文中说:“保密局在北平破获了中共潜伏活动的要案时,在西安潜伏活动多年的赵耀斌(即王石坚)被捕,经查实此人是中共要员,押解南京后就叛投国民党。保密局认为赵耀斌资深,乃任命为特研组少将组长,徐梦秋降为副组长。”
但文强先生此说,显然有误。王石坚被捕后直至被押到台湾的一段时间,都是被关押在监狱、或准监狱中,而不可能在南京期间便已成了国民党的少将。

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负责人乔家才,在他写的《乔家才入狱记》一文中,就明确了王石坚到台湾也仍在狱中的事实:“先后进来坐牢的朋友:……赵耀斌(即王石坚)、马兴峻……都出去了,我却稳坐如故。”乔家才曾因保密局内部问题被关进监狱数年,也是从大陆押送关进台湾的桃园秘密监狱。

台湾前“立法委员”谢聪敏,在其所写《南所、北所和天牢》一文中,也有王石坚(赵耀斌)被关押在“天牢”(即桃园秘密监狱)的记录:“第十二(名) 赵耀斌案:共党工作人员。”

王石坚出狱后,就正式为台湾的国民党特务机构工作了,最后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情报局”情报研究机构的少将副主任。
王石坚的妻子范行先,是与丈夫一道被捕的,1948年被押到南京后,她及他们的四个孩子被释放,范行先便带着孩子回到江苏常州她的老家去了。后来,王石坚重新在台湾与郑德芳女士结婚,生有一个女儿趙芝明。1982年前,在台湾也仍然烟酒不沾的王石坚,却因肝癌,病逝于台北。

(四)

对于王石坚,按一般看法,自然是反革命叛徒了。不要说他后来还做了国民党的少将,只凭那份自白书,也就能将叛徒的帽子给他戴上。
然而,王石坚不是一般政治性的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而是一个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中共特工,他公开展示给人们的一切,往往可能是云遮雾罩、模糊朦胧。
中国现代情报史上很著名的情报工作者、1932年就加入了中共的袁殊,在抗战期间,居然在日本人、汪伪集团与国民党等方面,都有职务。然而,他真正所做的一切,只是为共产党工作。
因此,王石坚的政治身份问题,便让人生出种种猜测。

对王石坚被捕后身份的政治性质认定,有关领导的看法,曾有过变动,直到今天,也仍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这之中,既有因忽明忽暗错综复杂的情况所致,也有可能是今天重视了个人应有权利之意识的影响。

起初,当王石坚被捕的消息传到党中央后,中央领导即对他表示了深切的关心。王被捕几天后的106日,周恩来即电示康生、李克农:“王石坚遇险,凶多吉少,有无其他营救的办法,望告。”

全国解放后,王石坚系统被捕人员,除牺牲的谢士炎等五位烈士外,大部分返回了中央社会部(当时中央情报部与中央社会部是合署办公,一套人马,二个机构),由专门的审查委员会,一一进行审查,作了结论。每份结论都是由李克农部长审阅签字后,报中央组织部审批。
按照中组部批示,对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问题严重的四个人,被定为叛徒。
而定为叛徒的四人名单中,并无王石坚。熊向晖:《对“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质疑 》,《炎黄春秋》2000年第3期)

当时周恩来还考虑,把被囚禁的军统重要分子一、二人遣回台湾,作为交换,要国民党当局把王石坚送回大陆。 这之中,考虑的用作交换的人选之一,便是当时尚关押在战犯管理所的沈醉先生。只是,后来可能因王石坚已有了公开的国民党情报局人员身份,此事便作罢。

但是,1956年,对王石坚的问题,中央有关部门做了认定:属叛变性质。
据前述王珺的撰文说,在中央调查部(中央社会部、情报部撤消后的党内机构,李克农任部长)有关会议上,传达了这个结论。

然而,文革后,王石坚的案件,却又出现在中央高层的会议上。
据王珺的文章说:1983922日上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王石坚案被捕人员落实政策问题,会议由赵紫阳主持。中央调查部的有关领导在会上提出王石坚不是叛徒,认为该案被破坏组织上有责任。:《复熊向晖质疑》)
当时,王石坚已在台湾去世了,否则不会将他的问题提出来讨论。

中央调查部的有关领导在这里所说的“组织责任”,即如19471123日,李克农在王石坚情报网受挫一事向中央写的报告时所说:
“石坚系统七年来是有很大成绩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但是,根据这次被破坏来检讨,我们对石坚系统的领导有严重的错误和缺点。我们对石坚系统的工作要求过高过多。石坚系统在去年以来,已遍布东北、华北、西北,极为庞大,密台通报者达六、七座。这些据点未及时切断横的联系,单线发展,且更要求他向华中、西南发展,甚至超过他们环境以外的材料(如全国性材料等)。秘密工作虽不免会遭受破坏,但如没有以上缺点和错误,即使部分组织发生问题,亦不致牵连如此之广,破坏如此之大,这是我们深深引以为内疚的。”熊蕾:《周恩来说熊向晖、陈忠经、申健是“后三杰”》,载上海《品味周刊》2009年12月)

不过,在922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中,时为中央纪委常务书记的王鹤寿表示:“王石坚是不能翻案的,这个人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一风吹。”主持会议的赵紫阳也说:“这个案子组织有责任,那不能作为理由,不要造成有功就没有过了。”:《复熊向晖质疑》)
显然,对王石坚被捕后身份的政治性质,仍维持了1956年的说法。

但是,一个离世时的公开身份是台湾国民党少将特务的人,他曾有的共产党党籍一事,居然还会由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题开会来进行讨论!而且在讨论中,居然会有“这个人个人主义很严重”、“不要造成有功就没有过了。”此类批评党内同志的用语!
可见,王石坚案件确非是一般人表面以为的那样。

然而,即便在组织上是服从上级的决定,但作为个人,中央调查部内有几位曾负责联系王石坚情报网的老同志,对王石坚的问题,则始终有他们自己不同的个人意见。

在中央书记处研究会议过去近10年后,1993414日,原中央调查部有位领导,在黄山有24个省市代表参加的情侦人员落实政策大会上,仍提出希望对王石坚问题进行甄别:“现在我提出王石坚的案子……19479月由于各种原因,包括领导的原因,秘台破坏。王被捕后写了自白书,后我们得到了。但他保护了打入胡宗南内部的几个同志,保护了最大的机密。我认为此人功劳很大,工作一再得到毛主席的嘉奖。中央讨论王石坚案时我提出这个问题,有同志不同意。我和郑XX同志(时为中央组织部顾问)交换意见后,认为这个案子应该翻。王功大于过,应予平反。”:《复熊向晖质疑》)

时间又流逝了十几年。
但是,从现在的公开资料中,我们仍没有看到王石坚已获平反的信息。

在中共党史上,王石坚算不上是显赫人物,其人在台湾也去世很多年了。但是,原中央调查部的这些老同志,为何仍然执着地认为王石坚这个人,不应让他躺在国民党的花名册中,而应回到共产党的历史殿堂中来呢?究竟还有些什么样的悬疑,穿行在王石坚的历史之中,从而使他当年的同事与战友,由此坚持认为即便已穿上了国民党少将制服的王石坚,也仍还是共产党的人?

王石坚案件,的确不是一般的中共地下党员叛变与否的问题。因为,王石坚所进行的工作,即便到今天,有些内容仍可能是需要用“秘密”二字来涵盖。所以,我们要完全解读王石坚案件,特别是要体会原中央调查部的一些老同志为何会有“王石坚情结”,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我们的解读,只能是用现有的知识与能见到的资料,来进行分析、推断与假设。

一方面,“王石坚情结”,也许体现了原中央调查部的那些老同志,他们对所有为中共情报工作做了贡献、或为之作出了各种类型牺牲的同志,始终是有着极诚挚极深厚的战友感情,尤其,在今天,更加上了当代的普世的人文关怀。

众所周知,做情报工作,是一件高难与高危的事业。用经济术语比喻,如果将人们的工作都视为投资行为,那么,从事情报工作,对于个人,便是一种高风险却低回报的投资活动!事情干好了,不过就是完成了一件任务而已;但若失败了,则往往须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对于那时力量尚弱小的中国共产党,其地下情报人员面临的风险,更是要较常规高出若干等级。而所能获得的个人回报,却往往近于零——有时,因身份隐秘与事业保密需要,任务完成了,人也牺牲了,却还得不到人们的认识与尊敬。如1939年打入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内的张露萍等人,作为中共情报战线上牺牲的烈士,也曾被蒙上“军统特务”罪名的阴影,沉冤几十年,直到1981年,其功勋才为社会所知,冤案才得以昭雪。

因此,中共情报事业的重要领导人李克农,在他病逝前不久,就曾建议中央编篡有关中央特科及其后续机构的历史,以“让过去在斗争中的无名英雄死有所安、老有所归、幼有所寄、鳏寡孤独,各有所养”。当时中央也批准了他的意见。苏维民:《杨尚昆谈新中国若干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

但是,由于数十年来片面强调集体主义、组织至上,而忽视了个人作为一个生命体,也应有的权益。致使组织对个人的关怀,便往往在现实中被消融,而只能停留在理论与文件中。今天,按照李克农的心愿,尽可能来弥补过去在这方面做得的不足,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中央调查部这些老同志郑重的向组织上提出王石坚问题,显然,就是希望继承李克农的这一遗愿。

但是,感情归感情,结论却需要事实来支持。
毕生从事中共情报事业的老同志,显然,不会没有依据便贸然提出王石坚的问题。
那,这种依据是什么呢?

解读的假说,便是:王石坚被捕后、直到台湾的一切行为,可能都是中共情报部门事先已有的预案,真成为了现实情况而已。
因为,从历史上看,王石坚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生活中也是烟酒不占。1933年被叛徒出卖而入狱后的几年中,他表现得都非常英勇,甚至还在狱中编发鼓励难友与国民党作斗争的《囚声》等秘密刊物。这与1947年被捕后,他很快写下洋洋万言的自白书,自辱般承认自己是“背叛国家、危害民族的罪人”的情况,完全判若二人。
这意味着什么呢?

众所周知,1949年前中共的情报工作,在全世界都能说是第一流的。其中,娴熟地以“用间”及潜伏,去获取种种情报,更是屡屡创造奇功。
王石坚主持一个地下情报工作系统长达七年,之中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而被国民党方面逮捕的危险,更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因此,对于一个直接受中央情报部领导的重要情报网负责人,他可能发生包括被捕在内的种种意外情况,显然,中央情报部都会有某种应对预案。

而这预案中,会不会也包括有若被捕后允许以假投降的形式,让王石坚能继续潜伏于国民党内的应对策略呢?
中央调查部那些老同志从刚解放起,直到近年,数十年间都念念不忘要在党内为已去台湾的王石坚洗刷“叛徒”的罪名,这个谜团直接的“底”,是不是就在这儿呢?
这样的推断,从逻辑上应有可能。
而中共地下情报工作的历史中,也确有一些深度潜伏的例证,能引发人们的联想与猜测。

1949年决定与蒋介石决裂的傅作义将军,其时,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亲信,代表他与解放军签订《绥远和平协议》的机要秘书阎又文少将,竟然是193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而且,当时是受中共中央情报部单线领导的地下情报人员。

意味深长的是,解放后,阎又文却继续奉命以“国民党起义将领”面貌,随傅作义在农业部工作,而没有公开其中共党员的身份。甚至,他在1958年还以民主人士地位,再一次公开参加中国共产党(既不是重新入党,也不是公开已有的党龄)。这一切,对他的家人也是保密的,以至他的子女长期都以为自己真是统战对象的后人。阎又文在1962年病逝后,农业部对他的悼词中,仍然没有披露其中共情报工作人员的历史。直到1993年,经阎又文子女的探寻,找到了当年单线与阎又文联系的中共情报人员王玉,以及前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阎又文的罗青长主任,才得以知道其父的完整真实身份:并非什么统战对象,而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与情报工作高手。董少东:《真实“潜伏”故事:丹心素裹默默奉献的阎又文》,《北京日报》2009年5月5日)


祁文山的潜伏情况,也很让一般人大开眼界。
祁文山的原名叫宋一文,1936年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曾担任中共洛阳铁路地下党总支书记。1939年奉命到延安学习,然后,在194111月按照中央情报部的指示,离开延安出发,先后到日占区与国统区,单独执行“潜伏”与军事情报任务,长达七年多。

1949年时,祁文山想,这一下总算是可以扬眉吐气的出头了,当时组织上也确准备安排其到天津市公安局任职。不料,有关部门突然通知他,不能公开露面,仍要继续从事潜伏工作,以帮助公安部门抓捕国民党潜伏特务。于是,他公开的身份又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被关进监狱,与国民党特务关押在一起,以套取潜伏特务的情况,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

反特任务完成了,祁文山以“认罪态度好”名义,而被“放出”。出了大狱的祁文山,又再次奉命潜伏,做一名资本家。由某部门出钱,在新乡最繁华的街道新华街盖了一个大商店,起名为“前进体育用品社”,祁文山当起了老板,以资本家的公开身份,从事特殊的工作。此后,经历了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反右倾等政治运动,祁文山都没有公开其真实政治身份,却先后以资本家工商界人士,担任了政协河南省宣教处处长等职。

其间,他的家人却被人视为“反革命特务家庭成员”与“大资本家子女”,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意料不到的唾骂;街道居民也经常到公安机关汇报他家的情况,进行监控。对此,祁文山忍辱负重严守秘密,并教育家人,咬着牙经受了这“水深火热”般生活的一切。
最后,因文革狂风,使各地公捡法系统几近崩溃,很多国家机密被泄露。由此,祁文山的共产党员身份,在1968年才被公开了,从而结束了他“无间道”的潜伏生涯。祁宝珠:《父亲祁文山:“潜伏”到1968年的中共党员》,《人民政协报》2010年09月13日)


既然为了国家的安全,深度潜伏的工作在建国后,也仍在继续。那么,当年的王石坚,被捕后及去台湾后,按可能有的应对预案,再次作为一个深度潜伏者,继续为党工作,又有什么不可能呢?
只是,也许由于什么原因,到台湾后的王石坚,却与大陆有关部门长期失去了联系,因而,他的潜伏性质,除极少数当时的知情者外,便难以为人们认可了。

中共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报工作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
这十六个字,可以说是阎又文、祁文山等人的真实写照。
而这十六个字,会不会也是从被捕时起、以及到台湾后,王石坚在内心的坚守呢?

当然,这一切,只有假说,还没有谜底。
只是,有四个细节,似乎又隐隐约约给出了些许答案:
1949年刚解放时,王石坚的妻子及四个子女,便由中央情报部来人,将她们从家乡接到北京去了。
1949年北平与南京解放后,中央社会部就已缴获了王石坚被捕后所写的供词材料,按政策,仅凭王石坚那份向国民党特务认罪的自白书,便可定其“叛变”的性质。然而,当时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几年后,即到1956年时,中央有关部门才宣布王的问题是“叛变”。为什么会这样呢?
1957年底,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在一次重病昏迷后刚苏醒恢复记忆不久,居然首先叨念着的是一个人的名字:“王石坚”!而此前一年时,王石坚已被中央有关部门公开认定为叛徒了。
1959年,到台湾已有11年了的王石坚,才重新结婚。
红旗漫卷西风烈.
浩气长存志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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