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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孙晓村回忆中的黄慕兰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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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楼主  发表于: 2016-08-16
我回到上海,住在同学陈志皋家里,一面找工作,一面寻找党组织。不久遇到了上海社联(即社会科学家联盟,这是党的一个外围组织)的朱镜我,过去曾见过面。 我向他表达了想重机关报与党接上关系的愿望。他说,现在我们被捕的同志很多。目前最急迫的事是营救这些同志,但很困难。他得知我与吴元戍住在震旦大学同学 陈志皋家里,很高兴。当时陈志皋刚从上海法学院毕业,是沈钧儒的学生,师生交谊很好,现在在某律师事务所做律师。他的父亲陈介卿是上海法租界会审公堂的唯 一华人法官,很有权势地位。朱镜我说:你有这个关系,党正需要,能为党做营救同志的工作。他希望我参加互济会的工作(互济会里基本都是共产党员),搞好同 陈父子的关系,使他们能设法营救我们被捕的同志。我欣然接受了。
  确实, 在当时的形势、环境下,党的一些活动做法是很容易出乱子,会使组织受到损失。如那年“五一”节,我在上海,社联通知我们到大马路先施公司、永安公司一带示威,给我们每人一批传单,等有人在先施公司上面的东酒楼一放爆竹,我们就喊口号,散传单。但其时英国巡捕房早就有几辆囚车停在公司附近,专等一有动静就捉 人。那天我约了姚蓬子(左翼文学家),先习了两包茶叶,在喊口号、散传单后英巡捕捉人时,装作买茶叶的,才得以逃脱。那时的活动常常一下子就被捉几十人。 我当时心里想,这样搞革命要搞到哪年,力量培养不起来,危险又大又无济于事。所以毛泽东同志从中国襟怀出发,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完全正确。我当时已感 到外围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因此思想上也愿意做这个工作。此后朱镜我便介绍我与社联发生关系,互济会派了张根生同志与我经常联系。
  当时节租界内抓到人,审讯关押几天之后,就要引渡到中国地界。一送过来,落在蒋介石手里就难办了。我通过陈志皋的关系,每得到法租界逮捕共产 党员和工人的消息,就请陈家父子帮助,不使被移交,设法关一些时候过了风头能放出来。有时要经过法律手续,出面打官司,陈介卿、陈志皋也出力保释。这样营 救了不少在法租界被捕关押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自从朱镜我希望我参加互济会做党的外围工作以来我职业问题还没解决,总在陈家吃住,日子长了也不安心。后来通过两位在北京时很熟的朋友,一位 陈高慵(上海劳动大学教授),一位盛叙功(在劳动中学负责教务)的推荐,我到了劳动中学做教员。有职业后,我就不住在陈志皋家里,在附近的成都路租了一个 弄堂房子的亭子间,与吴元戍搬去住。劳动中学在江湾,路虽远,但交通方便,我每天上午从市区到江湾,路虽远,但交通方便,我每一上午从市区到江湾,教半天 的课。陈高慵提议,是否我们几人办个刊物。我事先问了朱镜我,社联同意挂在下面,我们三人就很快筹办起名为《世界与中国》的双月刊。陈志皋较有门路,他去 接通关系后申请登记,社址定在陈志皋律师事务所里。在英租界四川路中央大夏租了一个写字间,经济方面由陈志皋负责。陈志慵为主编,并介绍了他的学生、一个 很好的青年程仲文,常在那里办公,并跑印刷所校对等。这是一个比较进步的刊物,刊物的出版在上海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我们当时就一面办《世界与中国》刊物, 一面继续做营救工作。
  在我搬到成都路不久,一次,北京的老朋友胡曲园(原名胡延芳)来找我,说有个重要人物、日共的一个中委要在我那里躲一躲,招待他吃住,是他的 老朋友山田介绍的,要我绝对守秘密,并说他已改了装,看不出是个日本人。我住的亭子间上面阳台还有一个小间,刚够一个人住,我与房东商量,让他住下来。我 和元戍俩人每天陪这位日本朋友到外面吃饭,过了近一个月时间,他另有任务走了,后来再没通消息。
  夏天,我接到杭州浙江省财务人员养成所的一封聘书,是所长魏颂唐出面聘我去担任正式教师,为期一年,期满可再续聘,报酬丰厚。我觉得这可以解 决职业问题。我现在只是一年期的每周半天上两堂课,收入很少。与朱镜我商量后,他同意我去。财务人员养成所定于9月份开课,希望我8月底前到杭州。杭州离 上海近,我还是每月可以来上海一、二次,可以为《世界与中国》继续写文章。但互济会工作要有人接替,营救工作是很急的,需要经常联系。我同张根生商量后提 出:互济会派个同志来与陈志皋保持联系,是否可以介绍一个能适应陈的封建家庭的人接替工作。陈家在浙江海宁县城是个很有名望的大家族,民间传说,清朝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到过他家,并且陈家有姨太太,很有规矩。因此派的人要懂封建礼教,会交际,要能够与这个家庭打交道的,否则派个革命气很强的人就不合适。张根生讲:你放心,我一定找来。过了几天,他陪了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到陈家来,叫黄淑兰(真名黄慕兰),很漂亮,湖南人,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穿着入时,很会打 扮,为人很热情,也很会讲话。我介绍她认识陈志皋,再陪见陈的全家。陈志皋和两个弟弟陈寅谷、陈石君,三兄弟都表示欢迎。黄淑兰与陈父母也很谈得来,黄还写一手好毛笔字,能做诗填词。在很短时间,她与陈家就和我一样熟了,真是很难得的。以后的营救工作就主要由黄淑兰接替联系了。她还要求参加了《世界与中国》杂志的工作,也是创办人之一。
  1931年下半年,我在杭州财务人员养成所教书,一天黄淑兰跑来找我。告知陈寅高慵被捕了,看起来与《世界与中国》有关,刊物被查封。为了营 救陈高慵,我们一起到了上海,托朋友找熟人,但找不到有力量的人,没有效果。后经陈志皋了解到,是CC中统点名抓的,没受虐待,要他投降,一时恐放不出 来。1932年,陈高慵被释放,他参加了上海赫然等十教授发表的一篇《国事宣言》。这是CCR 论调,主张相忍为国、攘外必先安内,是替蒋介石说话的。一看便知道陈高慵已投降CC,判变了。我与他从此再没有来往。
  当时,黄淑兰再在上海呆下去危险,组织上让她躲到杭州。我那时住在岳父家,就为她在西湖边找到一个三层小楼(这个小孩是杭州人为纪念著名文学 家俞曲园造的),租了最高层的一间,把她安顿下来。每星期六陈志皋从上海来一次,谈情况。一天,我与陈、黄三人在西湖游园,走到杭州著名风景地虎跑,黄淑 兰讲她的名字不能再用,当时正她面对的庙叫定慧禅寺,我就提议用“定慧”二字吧。她从此就用黄定慧的名字,直到解放后,恢复原名黄慕兰。
  营救工作中遇到的最大一个案子,是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一事。我正在上海,陈介卿那天突然回家,告诉陈志皋让黄淑兰找我报信,法租界抓 到共产党头目向忠发。我问:怎么肯定是?他说,因知道向忠发的特征有六个手指,早就注意了。我们立即设法营救。陈志皋说一般的人不行,要请法国的律师,一 位很有名的窦白克,需要送钱去请。研究后我马上找了有联系的同志去找关系,黄淑兰去筹款。我到陈家等了一会儿,黄淑兰就提了一皮箱的钱来。正要送去,陈介 卿又派人来说,不必送了,花冤钱,向忠发已倒向蒋介石。他已供出周恩来的秘密住所,并带人去捉,幸而周恩来得到消息马上转移,没有捉到。这说明他已完全叛变。后来向忠发很快由法巡捕房移交给上海警察总局,送到南京蒋介石那里去了。这是我营救工作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1932年我在杭州,到魏颂唐私人办的地政讲习所教统计学等课,并兼训导主任。陈志皋在上海直接与互济会有关的人联系,帮助做些营救工作。他时常来杭州,我发现他与黄定慧恋爱了。我在离开上海时,已提醒黄定慧只做工作,不要与陈志皋谈恋爱。我反对他们恋爱,因为黄定慧是共产党员,组织上又没同 意。但由于陈志皋不顾一切做营救工作,两人情投意合。陈介卿在春天病故,陈志皋守丧之后,两人就结婚了。黄定慧工作做得很好,但婚后脱党。此后我继续教书,就没有再参加营救工作,他们也就做得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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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漫卷西风烈.
浩气长存志青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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