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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牺牲
小崔说《我的长征》

　　每个人有不同的活法，当然就有不同的死法，那些志趣高尚的先辈，总是选择清白、镇定的死法。人死了，精神却永远活着。

　　距离遵义40多公里的鸭溪镇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红军坑。
　　红军坑的意思不是坑的形状像八角帽或者红五星，而是坑里面埋满了红军的遗骨。我们赶到时，远远看到山坡上支起了一个大大的帆布棚，进了帆布棚，当中就是坑，坑里的红军遗骸牙齿完好，一律张着嘴。似乎是在喊着什么。
　　陪同说，这些红军是被敌机的炸弹炸死的，埋在这里70多年了，现在挖出了8具遗骸，据记载，还应该有40多具。
　　当地党史办的记载十分清楚，这个被称作“白岩沟惨案”的事件发生于1935年3月7日。
　　“3月7日，军委调整部署，令野战军向西移动，引敌东进。”
　　“同日凌晨，一军团卫生部从水淋岩向枫香花苗田开去，10时行至白岩沟，一架敌机从遵义城方向飞来，发现行进中的红军，丢下了七枚炸弹，红军战士当即牺牲50多人，重伤40多人，轻伤80多人，树梢上挂满了牺牲战士的皮肉、断臂、断腿、衣物……惨不忍睹。”
　　张文云今年81岁，当时10岁，他记得轰炸过后，父亲不许他靠近现场，一定是不想让他看到血肉横飞的惨相。
　　王应昌今年83岁，当年12岁，他亲眼看到红军战士流着眼泪将战友们的遗体排在一起，又排在这个坑里，填土埋上。那些红军战士年龄不算大，也是十多岁二十岁左右，因为是卫生队，死的女战士不少。
　　有个叫祖修公的老人去年去世了，他是老红军，就是这次轰炸时受了重伤，无奈离队留在了这里。他在生前留给人们的印象是不愿谈及“白岩沟惨案”。只是听他说起过，和他一起当兵的弟弟在这次轰炸时失踪了，一直没有找到。这次挖掘时，祖修公的儿子，儿媳都到了现场。他们希望在红军坑中能找到二叔。
　　1935年3月6日，红一军团的萧锋在日记中写道：“继续行军到鸭溪镇，区苏维埃政府游击队来联系，把二十多名伤病员交给他们，这一带地方建立了好几个苏维埃政府，并设有小型医院，接受部队伤病员，干部战士都很高兴。”
　　红五军团的陈伯钧在1935年3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是日，敌机三次来此侦察。听说在野鸭溪掷弹数十枚。”
　　这几行以日记方式存留下来的宝贵文字，似乎是对那次惨案的旁证。在大历史的叙述中，这50多条年轻生命的湮灭方式差不多就是无声无息，这当然不是历史亲历者的粗心或者麻木，实在是因为牺牲生命是那段岁月的寻常事，寻常如一日三餐。当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在这支队伍里的时候，行军就行军，开会就开会，打仗就打仗，死就死。
　　死，亦称作就义，牺牲。每个人有不同的活法，当然就有不同的死法，那些志趣高尚的先辈，总是选择清白、镇定的死法。人死了，精神却永远活着，让刽子手好没面子。
　　同行拍过一个电视剧，名为《秋白之死》。秋白，即瞿秋白，当过共产党领导的一介书生。电视剧中，枪口林立，书生瞿秋白回过头来，这时鸥鸟纷飞，草絮飘舞，书生的眼神温和地透过圆形眼镜片看着你我，没有恐惧，没有哀怨，没有愤怒，甚至没有留恋。此时此刻，你凭什么和他对视，你凭什么没有愧疚，你凭什么坦然？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时候，他被留在了苏区，根据当时留下来的陈丕显将军的看法，留下来的人只有十分之一能幸存。(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果然，四个月后，瞿秋白被捕。
　　被捕的书生也还是书生，他要写字和说话。
　　他写了两万言的《多余的话》，被后人称作他的遗书。书生的遗书也与众不同，洋洋洒洒，自在缜密，似乎不知死之将至。其中不乏看似“消极”的隐晦词句，让他执意要表达的真诚和清白屡遭误解，让他的同志们误解了几十年。
　　“我当时对于共产主义只有同情和相当的了解，并没有想到要加入共产党，更没有心思要自己来做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因为那时候，我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
　　这时，书生瞿秋白囚在敌人的汀州监狱中奋笔疾书，他抓紧最后的机会和同志们坦白地交流，他坦诚从前的活思想，实事求是，尽管他明白“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他还是要写。
　　他接着写道：“从1925年到1931年初，整整五年，我居然当上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之一，最后三年甚至仿佛是最主要的领袖(不过并没有像外间传说的‘总书记’的名义)。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
　　《多余的话》看上五遍，也不太容易让人找到荡气回肠的感觉，依作者之秉性也不会写毕最后一个字，将笔投向狱卒，然后高声大笑。已经写了五天，他可能会活动一下手腕，直直腰板，在狱室中来回踱踱步子，从左到右，再从右至左。他可能会长出一口气，他甚至要把文字检查一遍，换掉两个不太准确的词。
　　《多余的话》以多种版本流传于世，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最后一句话是：“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1935年6月18日早晨，书生瞿秋白走出监牢，准备就义。
　　他做了如下几件事情：先在中山公园中山亭留影，身穿黑色中式短褂，白色齐膝短裤，长筒黑袜，足蹬黑鞋，选择的是右脚斜出的舒适姿态。
　　照相完毕，他步行前往罗汉岭刑场。
　　他手夹香烟，边走边谈，据说他说的是“人生有小休息，也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
　　据说他喝了一些酒，吃了几口菜。
　　据说他唱了《国际歌》，用的是俄语。
　　据说他在转弯处看见一个盲人乞丐，似乎有所感触，于是回过头来又看了一次。
　　据说他喊了口号。
　　确认的事实是，36岁的瞿秋白走到了刑场，看见绿草地，很是欣赏，笑道：“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静等枪声响起。
　　1935年6月18日晨枪声响起的时候，红军长征的队伍已经奋力翻过了夹金山，一、四方面军的会师预示着光明在前。红一军团的萧锋在伪警察局的墙上揭下了一张报纸，上面登载着龚楚的名字。此人和瞿秋白一样，是长征出发时被留在苏区的干部。他选择了叛变。
　　萧锋在日记中写道：“在革命征途中，总有少数动摇分子脱离革命，他们走了，红军照样胜利。”
　　忍不住想回过来再说说秋白之死。
　　这个没读过《资本论》的革命者忧郁且时有沮丧，喜欢独立思考，即便是革命道理也不会不假思索全盘接受，他接受他懂的部分，为不懂的部分与人理论。
　　他爱女儿，最爱陪着女儿玩，下班不忘给女儿买零食奶渣。大雪天，女儿坐在雪橇上，他来拉车。
　　他爱老婆，他在送她的金别针上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
　　他对他的同志们存有意见，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想必坐在他对面的敌人对他的心绪也该略知一二吧，正好可以顺势点拨一下，做做文章，叛变其实需要个理由，或恨或怕或委屈或恍然大悟，一个简单的理由。
　　这样做了四个月工作，全无效果。
　　这个文质彬彬的书生认定了牺牲。
　　理解瞿秋白们所认定的牺牲，对许多现代人来说是个难题，因为这些所谓的现代人不理解他们的信仰，不明白他们的思考结果，不认可他们的行为方式。这些所谓的现代人觉得理想不用那么坚定，那样过于夸张，信念可以是一张选票，今天给她，明天给他，所谓选择，无非是用填表还是用手机短信而已。在全球化、国际化的潮流中，他们想起瞿秋白们曾经要把国家建成一个自己中意的样子觉得土得可笑。
　　因此，瞿秋白们即使再牺牲一次，也未必能成为他们的偶像。
　　写到这里，忽然发现《多余的话》并不多余。
　　“人生观或是主义，这是一种思想方法———所谓思路；既然走上了这条道路，却不是轻易就能改换的。”

　　2006-8-1于四川阿坝黑水县
作者:崔永元

来源 http://www.jfdaily.com.cn/gb/jfxww/xlbk/jiefang/node2476/node2489/userobject1ai1413745.html

《解放日报》2006.8.18

喜欢小崔。

引用第0楼穆阑于2006-08-19 12:33发表的“（转贴）1935·牺牲（作者：崔永元）”:
1935·牺牲 小崔说《我的长征》　　
......　
死，亦称作就义，牺牲。每个人有不同的活法，当然就有不同的死法，那些志趣高尚的先辈，总是选择清白、镇定的死法。人死了，精神却永远活着，让刽子手好没面子。
......

欣赏小崔的言行。

我昨晚上无聊地翻频道，看到一个小崔长征的访谈，就看了下去。这时候老公过来跟我说，小崔写了篇讲瞿秋白的文章，发在解放日报上。今天早上找到了这篇文章，看了一遍，写得很好，足可以用来打那些谩骂小崔的人的耳光，于是贴上来给大家看。

引用第3楼苗溪于2006-08-19 13:43发表的“”......　
死，亦称作就义，牺牲。每个人有不同的活法，当然就有不同的死法，那些志趣高尚的先辈，总是选择清白、镇定的死法。人死了，精神却永远活着，让刽子手好没面子。
......

所以，《1984》里OLD BROTHER的代言人说，让人牺牲是很愚蠢的（大意）。

引用第5楼穆阑于2006-08-19 14:26发表的“”:
所以，《1984》里OLD BROTHER的代言人说，让人牺牲是很愚蠢的（大意）。

作者简介


(Animal Farm)奥威尔原名埃里克阿瑟布莱尔(Eric Arthur Blair)，1903年生于印度。1907年他举家迁回到英格兰。1917年，他进入伊顿公学。1921年后来到缅甸加入Indian Imperial Police，1928年辞职。随后的日子里他贫病交加，此间他当过教师、书店店员，直到1940年，他成为New English Weekly的小说评论员，他才有了稳定的收入养家糊口。1936年间，他访问了兰开夏郡和约克郡，1936年底，他来到西班牙参加西班牙内战，其间他受伤。二战期间(1940-1943)，他为BBS Eastern Service工作，并在此间写了大量政治和文学评论。1945年起他成为Observer的战地记者和Machester Evening News的固定撰稿人。1945年，他出版了《动物农场》，1949年出版了《1984》。奥威尔患有肺结核，于1950年死去。　　　

是他吗？

是的，就是他。

“死，亦称作就义，牺牲”，逻辑上有毛病，舍生取义的死，才可以叫做“就义”；而“牺牲”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就义。

看来小崔也是喜欢《秋白之死》的， 。

引用第8楼岁寒于2006-08-19 21:46发表的“”:
“死，亦称作就义，牺牲”，逻辑上有毛病，舍生取义的死，才可以叫做“就义”；而“牺牲”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就义。

呵呵，有的死，叫仙逝，还有的死，叫“嗝儿屁”/“翘辫子”什么的。

崔永元还在长征路上啊，我前几天出差时路过六盘山，听司机说以前过六盘山是走盘山公路，非常麻烦的。但我们路过的时候穿越的是的六盘山隧道，一会的工夫就过了。
远远看，山上修着一座建筑物，但看不清楚修的什么，好象是个纪念亭吧，听介绍说毛主席当年就是在那里做的那首次著名的词！
坐在车上，看那山，看那路，真是不易！！！

转一篇和瞿秋白牺牲相关的史料，读来让人感慨不已。

历史上被冤死的两个女人

前言：每读此文都很震惊，仅仅因为怀疑战友被出卖，就可以一枪击毙自己的妻子。是的，那是一个特殊的战争岁月，但是，谁赋予一个人随便决定另一个人生死的权力？


　　所谓“叛徒”被丈夫项英击毙 　　

　　曾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任领袖的瞿秋白，于1935年6月18日，在福建长汀西部的罗汉岭脚下从容就义。

　　瞿秋白的牺牲在党内引起巨大的悲痛，同时让人们疑惑：瞿秋白被捕后的头两个月，并没有暴露身份，后来是谁出卖了他?当时与瞿秋白一同突围的4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敌人包围后，很快找到了游击队，不存在嫌疑。只有张亮与周月林这两位女同志，她们与瞿秋白一道被俘，一起关押。两个多月后，瞿秋白的身份被敌人知悉，屡次劝降不成后由蒋介石下令杀害。而张亮与周月林在关押3年后被释放。显而易见，瞿秋白是被这两个女人出卖的。

　　不但一般人这样看，就是张亮的丈夫项英，也这样认定，因而在怒不可遏的情况下，一枪击毙了自己的妻子。

　　这桩杀妻惨祸发生在瞿秋白遇难后的第三年——1938年7月。

　　这年5月，被保释出狱的张亮，经过一番颇为艰难的跋涉，辗转找到了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与丈夫分别3年多的张亮扑向丈夫的怀抱，但项英一把推开了她，语气严厉地说：“你说，瞿秋白同志是怎样死的？是不是你和那个周月林干的？”

　　张亮感到受了莫大的冤屈，气急之下有些结巴地回道：“怎、怎么可能?我、我……”

　　怒气填胸的项英，看见张亮这副紧张失措的模样，心头的疑惑似乎得到了证实，他拔出手枪推弹上膛，满身行尘的张亮仰身倒在地上。

　　项英杀妻一事，当时并未受到追究。张亮就这么惨死在丈夫的枪口下，而且背着“可耻叛徒”的黑锅沉冤于世。

　　女部长以“叛徒”之名被捕

　　1955年，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向中央要求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叛徒。有关部门很快成立了专案小组。

　　因为张亮1938年在皖南被项英击毙，专案小组把目光对准周月林。周月林1922年曾被党组织派往苏联海参崴党校学习，1931年9月回国来到瑞金，几年后被任命为中央政府妇女部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力红军前脚离开中央苏区，敌军就从四面八方向苏区腹地推进。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等机关留下来的16000余人，被敌人层层围困。

　　中央分局决定派出一个警卫排，护送患肺病的瞿秋白和年过60的何叔衡离开瑞金，突围出去。同行的还有邓子恢、已经怀孕的项英之妻张亮和周月林。8天之后，这支小队伍到达长汀县四都，在汤屋遇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由他派人护送向永定县境进发。行至梅坑，被敌人发现并包围。何叔衡牺牲，邓子恢突走，瞿秋白与张亮、周月林同时被俘。

　　周月林的现状如何呢?公安部门很快查清楚，周仍在人世，居于上海。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接到上级命令，迅速将周月林逮捕。被关押了10年后，直到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正式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鉴于“罪行重大”，她刑满后继续被关押在狱。

　　谁是真正的叛徒

　　几十年来，周月林一直思索：到底是谁暴露了“林祺祥”的真实身份？

　　1935年2月17日，周月林等人偕同瞿秋白在汤屋碰到了万永诚。万永诚让瞿秋白等人扮成被俘的红军，由穿上国民党军服的军区特务连一排“押送”着走出了敌人的封锁线。2月21日，他们进入了上杭县的梅坑。半夜村口忽然响起了枪声，排长传令战士们截住敌人，要瞿秋白等人赶紧向村后的山上撤。瞿秋白等人登上这座山头，才知道陷入了绝境。望着背面陡峭的山势，不知谁喊了一句“滚下去吧”，人们没有犹豫，都双手抱头地朝山下滚去。

　　滚到了山脚下的周月林，张目四望寻找伙伴，看见了跌坐在乱草中的瞿秋白。两人走不多远，又发现了张亮。3人走下山脚，打算在草丛中隐藏起来，却被抄过来的敌人抓住。

　　3个人偷偷地商议了应对敌人审讯的办法。周月林假称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当护士的。张亮则自称周莲玉，是香菇商行的老板娘。瞿秋白叫林祺祥，有病来上杭疗养，被红军抓去不到一个月。

　　翌日上午，敌人在营部对他们加以审问，3人按照商议好的应对，没有露出破绽，敌人只对他们加以一般的关押。3月9日，瞿秋白以“林祺祥”的名字写信寄往上海，通过周建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当时上杭县城有个姓赵的糖果店老板新近丧偶，看中了张亮的人品，欲娶为妻室，便花钱将张亮保释出来。周月林也逢上了一个机会，因她自供给红军当过护士，恰好有一个李营长的堂弟媳妇将要分娩，周便被保出去护理产妇。

　　想不到两个月后，她们又同时被敌人抓到上杭监狱，直到审讯的时候她们才得知，敌人已发现了瞿秋白的身份，将他转押长汀国民党军36师师部了。

　　其实真正出卖瞿秋白的是另一个女人——万永诚的妻子徐氏。

　　2月21日，瞿秋白等人遇到万永诚，徐氏知道其中有瞿秋白。4月10日，万永诚指挥人们在山里与敌周旋，坚持了两天，最后在战斗中牺牲，万妻被俘，熬不过酷刑，供出了瞿秋白曾在汤屋住了两晚，然后向上杭水田镇赶去的情况。

　　敌人根据徐氏提供的情况，毫不费力地从被俘人员中找到了有气质特征的瞿秋白，为进一步证实，又让被俘的、曾当过收发员的郑大鹏在暗处指认，证实“林祺祥”确系共产党的前“魁首”瞿秋白。

　　张亮、周月林与瞿秋白同行，敌人判断她们也非一般人，遂对重新收监的张、周二人加以严审。最后，上杭国民党当局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对张亮、周月林各判处10年徒刑。

　　沉冤终于昭雪

　　在国民党龙岩监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了一个男孩，两人带着这个孩子，在铁窗里艰难地熬过了3个春秋。

　　1938年5月的一天，周月林突然得到通知，有人保释她和张亮出狱。原来，周月林丈夫的故人陈士明，时在闽西龙岩国民党党部担任要职。他利用国共业已合作了的有利时机，疏通关系，将周月林、张亮两人保释出狱。

　　出狱的周月林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党的组织。可是过去的老关系早已中断，茫茫人海中她无法寻觅，迫于生计，周月林嫁给了一个贫穷的船工。

　　周月林过着平凡的生活，命运却洞开了厄难的大门。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的侦察员将一副锃亮的手铐戴到了她的手上。

　　20多年的服刑生涯，并没有使周月林精神崩溃。她在劳改农场提出了不知道多少次的申诉。

　　有关部门根据申诉进行了认真核查。结果，在国民党当年的一张报纸上，发现了“赤共闽省书记之妻投诚，供出匪魁瞿秋白之身份”的报道。这一发现与党史部门新近掌握的郑大鹏暗中指认的资料结合起来，形成了有力证据，推翻了原来的“两个女人出卖瞿秋白”之说。

　　至此，事件水落石出，真相大白。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布撤销对周月林的原判，予以无罪释放。

　　1980年3月，中共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了离休手续。

[ 1935年6月18日晨枪声响起的时候，红军长征的队伍已经奋力翻过了夹金山，一、四方面军的会师预示着光明在前。红一军团的萧锋在伪警察局的墙上揭下了一张报纸，上面登载着龚楚的名字。此人和瞿秋白一样，是长征出发时被留在苏区的干部。他选择了叛变。]


红军中的第一叛将——龚楚生平传略

  在中共军队的历史上，变节将领最多的时期是红军时期，仅大军区和军一级干部“叛变”者就不下七、八位，师、团级更多。在1933年以前，变节的将领人数比较少，而且叛变原因主要是由于党内肃反和被俘。但到一九三四年广昌战役前后，由于反围剿的失败，由于前途渺茫，投降的将领开始多了起来（比如孔荷宠等就在这一时期内叛变）。到长征以后，留在南方进行游击的红军部队，在围剿军的兜剿和希望破灭的双重打击下，更是叛变成风。据我这里不完全统计，三年游击战中叛变的团级以上军官（均有名有姓）至少就有四十多个。有的部队甚至全部主要军官都叛变了，如湘赣军区独立第四团的团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四大巨头，全部叛变；湘鄂赣军区红十六师的师长、政委、参谋长、政治部代主任也都先后投降了。这一时期，大军区、军一级的投降将领也是最多的，有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闽赣军区司令员宋清泉、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军区政委陈洪时、闽浙赣省委书记兼闽浙赣军区司令员曾洪易、闽赣军区政治部主任彭祐、新红十军副军长倪宝树等等。其中，地位最高的当属龚楚。以前，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们的生平事迹要么是短短几行字，要么就是满篇的一贯地犯“路线错误”，最终终于“滑向了人民的对立面”。其实从现在来看，事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每一个“叛徒”的经历都是一段曲折的故事。这里俺就龚楚的生平经历入手，揭开过去客观的一幕。

一、早年经历

　　龚楚，字福昌，又名龚鹤村，1901年11月出生于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7岁开始读私塾，1912年考入本村灵武小学堂读书，由于生性聪颖，一年半就完成三年初小学业。次年夏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1916年夏高小毕业后，又考入广州市立一中就读。1917年，孙中山回穗组织军政府，他即参加革命，投入粤军第二旅当兵，旋升任班长和旅部副官。不久，南韶连镇守使李根源在韶关开办滇军讲武堂韶关分校，又考入该校第一期步科，不到一年因病告假回乡疗养。1920年冬，龚楚重返原部队，充任第一营二连中尉排长。1921年6月，部队奉令由粤开赴广西，途经梧州时，第二连连长邓鹏调职，龚接任连长。1922年2月，因其父病重，再次脱离部队回家。

　　1923年春，龚楚参加国民革命军攻鄂军任少校参谋，跟随总司令程潜攻湘，攻湘失败后退回广东北江，被派在广州通讯处工作。此期间他常与在广州工专学校读书的乐昌籍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丘鉴志、陈德钊等人一起谈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刊物。1924年6月，龚在广州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中共党员。

　　一九二五年六月下旬，受中共广东区委的派遣，龚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的身份，赴省农民协会北江办事处，从事农民运动工作。北江办事处决定让他回家乡乐昌，协助县农民协会筹备处负责人陈德钊组织开展全县农民运动，并负责联络指导仁化县的农运工作。同年冬，龚楚参与建立国民党乐昌县党部，被选为县党部执委和监察委员。翌年五月，龚楚接任共青团乐昌特支书记。这年夏天，乐昌县农会组建了乐昌县农民自卫军，龚楚因有军事经验，当了自卫军的指挥官。其间，龚楚在乐昌积极开展党的活动，介绍谭军略、龚猷征等人加入共产党。八月，龚楚和杨高林、邓水石、薛仰圣等人代表乐昌县农会出席了广东省农会执委扩大会议。十二月，龚楚参加在韶关举办的北江农军学校第一期学习，至次年二月中旬结业。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乐昌支部成立，龚楚任书记，继续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

二、从南昌起义到百色起义

　　宁汉分裂后，根据党的有关指示，龚楚、谭军略于5月初率领乐昌农军500余人抵达韶关，与北江工农军汇合共1100多人，组成“北江工农讨逆军”，龚任总指挥，前往武汉参加讨蒋。当北江工农军抵达湘南耒阳进行整训时，被改编为第13军（军长陈嘉佑）补充团，龚楚任团长，李资任副团长。7月中旬，武汉政府宣布分共，龚楚把部队拉到江西，于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后，补充团大部分编入贺龙的第20军3师6团第3营，龚楚任该营指导员。不久，党中央调他住长沙领导秋收起义工作，因中途被敌军袭击，失去联络，被迫转赴香港与地下党联络，尔后龚楚潜回家乡。

　　1927年底，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一部到达粤北曲江犁市，为第16军军长范石生所收留，化名王楷，部队对外宣称第16军140团。中共北江特委便派龚楚到朱德部队工作，委以140团团副的名义。1月12日，朱德、陈毅率领部队以国民革命军第16军140团名义，由宜章大豪绅胡泮藻的五少爷——胡少海先导下，进了宜章县城。当晚举行暴动，占领宜章县城，捕杀了县长杨孝斌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1师。31日击溃前来进剿的独立第3师许克祥部五个团，乘胜追击直达坪石。随后在乐昌板塘村整编，把宜章的农军编为工农革命军第3师，由立了大功的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顺便说一句，胡少海的老父胡泮藻半年后曾在《湖南国民日报》刊登了一则“悬赏缉暴子”的启事：“孽子占鳌（胡少海本名胡占鳌），客岁与共匪朱德等窜入宜城，屠士绅，焚民屋……转呈各处上峰通缉在案，如获占鳌一名，自愿出花小洋五百圆。”

　　4月28日，朱毛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在砻市召开庆祝大会，宣布成立红4军，下辖三师八团，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参谋长王尔琢，陈毅任军委书记。原宜章农军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3师改编为红4军10师29团，仍有胡少海任团长，龚楚任党代表，龚楚还担任了红4军前委常务委员。接着，胡少海、龚楚率第29团参加了打败两杨会剿井冈山的战役。

　　7月，红4军奉湖南省委命令南下湘南。7月24日，朱德率两团打进老友范石生部队驻守的郴州城，不久范部反攻，红军退出郴州。但29团各营连在郴州发到不少洋财，不再听从命令，成连成排地向家乡宜章奔跑，结果一部分被土匪胡凤章打垮，一部分跑回家去了，只有副营长肖克率领的1个连和团长胡少海、党代表龚楚及团部零星人员一共百余人随军部和28团撤退。8月底，红4军前委会议，朱、毛率红军主力回井冈山，杜修经、龚楚负责留在湘南组织湘南特委，继续领导资兴、汝城、桂东、安仁各县及赤卫队，以此为基础，开展湘南工作。

　　11月龚楚奉命赴长沙恢复重建市委，途中遭到袭击，返回乐昌。不久又与党组织取得联系，被中共广东省委调至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参与举办《正义报》、《香港日报》，办兵运训练班。

　　1929年5月，奉中共中央委员贺昌指令，龚楚被任命为中共广西前委委员，参如广西俞、李政权工作。他离香港到达广西梧州，化名龚鹤村，先在广西省政府主席俞作柏、广西编遣特派员李明瑞的政府里任省政府办公室机要秘书，做俞作柏的工作。省府从梧州迁往南宁后，又改任船务处处长、南宁市公安局局长。所以实际上中共对俞、李的策动是主要通过由龚楚来进行的，而多年前拍摄的电影《百色起义》里，则根本没有龚楚这个人物出现过，把功劳都归到别人头上，这当然不是事实。

　　1929年12月1I日，龚楚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起义后即宣布成立红7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即邓小平），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即陈明），下辖三个纵队。1930年11月7日，红7军7000多人集中在河池举行整编大会。整编后，红7军领导成员作了一些调整：李明瑞任总指挥，张云逸、邓斌、龚鹤村等仍任原职，下辖第19、20、21共三个师。第19师由原来的第1纵队改编，前身是警备第4大队和教导总队，战斗力最强，由龚鹤村兼任师长，邓斌兼任政委；其它两个师的前身是各县警备队和农军，战力较弱。由于龚楚熟知井冈山红军的建军经验及政治工作制度，在红7军的建军过程中起了不小的作用。1931年1月，红7军艰苦转战湘粤境地，因伤病员增多，在广西贺县桂岭休整了三天。根据全军已减员至3500多人的情形，军部决定将三个师缩编为第55、58两个团，龚鹤村兼任第55团团长，李明瑞兼任第58团团长。红7军进入湘南后，经宜章县开进广东乳源县梅花墟。2月3日中午，红7军与前来追击的粤军邓辉团、湘军唐伯寅团和陈龙团展开了激烈战斗，战斗至黄昏时结束，梅花战斗中龚楚受伤，留下地方疗养。此后，红七军转战湘南，进入江西苏区。

　　4月，广东省委经与中共中央联系，龚楚转到上海福民医院治疗。8月，龚楚伤愈后离沪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沿途经广东汕头、潮安、大埔到福建永定游击区，然后直达长汀河田中央苏区。

三、在中央苏区

　　龚楚进入中央苏区后，马上就被派任红12军34师长。两个月后，又接任红12军参谋长。到职仅七天，因李明瑞在肃反中被杀，于是龚楚又被调往江西会昌，接任老部队红7军的军长。在下面的一年里，龚楚率红7军参加了扩大中央苏区的历次战役，如赣州战役、水口战役等。到这年年底，龚楚因为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被撤去了军长的职务，不久改任中革军委直属的红军模范团团长。不久，模范团改为红1军团第3师第7团，任团长；旋又调任独立第22师师长兼政委，不久又改任粤赣军区司令员。

　　193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在瑞金中央政府召开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由周思来主持，龚楚出席了会议。据说，在这次会议上，“对龚楚在工作中所犯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批评教育，并给予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调红军大学上级训练队高级研究班受训。”

　　那么，龚楚到底犯了什么“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要受到如此的惩罚呢？龚楚在以前困难的时候仍然起劲地进行革命，现在正是红军发展最顺利的时候，自己也身居高位，怎么忽然“对革命前途灰心丧气，甚至发生动摇”的呢？这两点内地公开发表的书籍文章里一直讳如莫深。近来接触到的一些海外资料和龚楚自传，可以发现主要是对党在当时的一些做法有意见。1933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中央苏区开展了“消灭地主”的运动，有田四十亩甚至不满十亩者便在被消灭之列。据龚楚回忆：“清算接连清算，杀了一批又一批，甚至杀到红军干部的家属，如江西独立师师长杨遇春，他是瑞金武阳围人，父母叔伯都被捕去清算，家中屋宇财产全被没收……迫得他冒险逃出苏区，向国军投降……”，“农村中处决地主的手段，是万分残酷的。他们在未杀以前，用各种严刑拷打，以勒索金钱；等到敲榨净尽，才加以屠杀。在‘斩草除根’的口号下，被指为豪绅地主的家人连襁褓的婴孩也不免于死……”。这里提到的杨遇春是江西瑞金人，进过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是一个很能打仗的人，二十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独立师师长、红12军35师师长，他也曾是龚楚的老部下（龚楚做12军34师师长，杨是该师101团团长），因家庭被清算，自身难保而投降国军，后来入了军统系统，终身与中共为敌。龚楚正是对这种滥杀政策表示了异议，就被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使得他对革命发生了怀疑，这也是他日后投向国军的最主要动因。

　　1934年4月中旬，高级研究班结业后，因这时的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患严重的贫血症在汀州医院疗养，龚楚调红军总司令部代理总参谋长两个多月，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1934年5月，粤赣军区改为赣南军区，龚楚任赣南军区司令员，一个月后改任参谋长，负责部署突围准备工作。10月初，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成立今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简称中央军区），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龚楚任中央军区参谋长，贺昌任政治部主任，陈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谭震林任国家政治保卫局分局长。中央军区司令部驻会昌县西江。10月21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红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了长征。

　　1935年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和红24师71团团长史犹生、政委石衡中率领该团的九个连，经信丰大余油山转至湘南，收容湘江战役中的红34师失散队伍，并在该地发展游击区。尔后，龚楚以湘、粤、桂边区红军总指挥的名义，率红24师71团1200人的队伍；避开国军主力的封锁线，从江西于都突围，经马岭、牛岭至信丰之铁石圩，再经油山转出广东梅关、南雄间，进入北山，沿途经过了三次战斗，突破了小股敌军和地方团队的堵截，于3月中旬到达湖南郴县、临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和收容红34师失散队伍。

龚楚对革命的信心早在苏区肃反和滥杀地主时就有所动摇，到1935年春，游击队被围剿军追得满山跑，迭受损失，和中央也失去了联系。眼看革命前途渺茫，龚楚也有了其它的打算。1935年5月2日，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纷纷酣睡之际，龚楚半夜三更爬起床，悄然逃离黄茅村回到故乡长来村。至此，龚楚终于离开了他为之奋斗十年的事业，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

四、变节后的经历

　　龚楚回乡后不久，经广州绥靖公署秘书长张昭芹的引荐，在余汉谋的粤军第1军先后任剿共游击司令、粤湘边区剿匪指挥官、粤北五县联防主任等职务。10月13日，龚楚率领30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诱使赣粤边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叛降，并在南雄北山龙狮石以召集游击队开会为名，将北山游击队一部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投降。结果发生战斗，游击队除逃走几个外，其余30多人均被打死，这就是“北山事件”。龚楚、何长林在搜捕途中偶遇游击队侦察班的吴少华，龚假借找项英、陈毅汇报工作为名，要吴带路。不料被吴少华识破，在到达营地时抢先登山，通知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及李乐天、杨尚奎、陈丕显等人听见枪声迅速逃走，躲过了这一劫。

　　抗战爆发之后，龚楚先在5战区孙连仲部任上校参谋处长，驻守江苏徐州以西的陇海铁路。后回第7战区任少将参谋。日军侵犯广东时，龚楚出任第7战区第1纵队抗日游击司令，与侵犯广东从化的日军激战于木壳岭，歼敌甚多，保卫了韶州的安全。1942年以后任第4战区第46军少将参谋长、军官训练团总队长、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等职。抗战胜利后，龚楚曾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徐州市市长，在任期间口碑不错，不久去职返粤。1946年当选广东省参议会议员，1947年任广州行辕少将高参，1949年3月任仁化县长，5月任广东省第四区（北江地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10月，解放军打到了北江，龚楚带领一个保安团逃到了乐昌县瑶山。这时，中共北江行署主任黄松坚写信功龚楚投诚。接信后，龚楚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无法挽回，于是在11月上旬率其戎部下山向乐昌县人民政府投诚，随后到韶关北江军分区交代其问题。12月，解放军准备解放海南岛，时海南守将为龚楚的乐昌同乡薛岳。时任广东省长的叶剑英请示了中共中央军委的意见，决定派龚楚经香港前往海南去策反薛岳投诚。龚楚满口答应，到了香港，但他深深了解党的政策和一贯做法，知道再回去决没有好果子可吃，因此就没有去做劝降工作，滞留在了香港定居。龚楚抵港后曾应邀赴台湾遏见蒋介石，蒋委派他在香港秘密收编残部组成“反共救国军”，以配合伺机反攻大陆。但他深知国民党大势已去而未为所动，婉拒了此委派，决定从此脱离政治旋涡，名字也改成了龚松庵，返香港兴办实业。

　　龚楚在香港一呆就是四十年，其间曾去美国，拿了“绿卡”，但由于语言阻隔和生活习俗的关系，不习惯那里的环境，于是又重归香港。平日多以写作和书画自娱，除出版了《我与红军》和《龚楚将军回忆录》两本书外，还写诗词练书法，他的一张墨迹在香港市场至少可卖到三、五千元。

五、回归故土

　　八十年代后期，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宣布了关于不在追诉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在建国前的犯罪行为的公告，年近九十的龚楚闻讯后萌发了回乡的念头。当时龚楚在港办实业的几个亲属都发了财，且在香港的乐昌同乡会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乐昌的地方官员从发展当地经济的目的出发，也不断派人来游说龚楚“回家看看”。龚楚在家乡的祖屋早先因修公路而被拆除了，这时当地镇政府、县侨办为了讨好龚楚，拨出了7万元人民币的资金按照原来的面积、式样重新选址建造。龚楚的新居为单家独院式两层半楼房，主体为钢筋混凝土砖石结构，占地面积32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170多平方米，内有六房两厅一厨房两卫生间。室内地面铺马赛克，石米墙体，琉璃瓦顶，在当地也算气派，一副当年土豪宅第的模样。长来镇的官员还指定专人为龚楚新居装饰布置，购置全新一套家私用具：电视机、电话、冰箱、席梦思床、大浴缸等一应惧全，尽显现代化气派。于是龚楚决定择日回乡。

　　乐昌县、长来镇有关部门闻讯后迅速把此事向上报告，并请示以何种规格接待龚楚，今后与之来往的政策如何掌握等。省统战门最后批复：对龚楚回乡定居作人民内部问题处理，按原国民党中级军政人员接待来往。至于政治上是否要作适当安排，待后再作考虑。

　　1990年9月13晚，龚楚与夫人王兰芬在其侄孙龚庆韶等人的陪同下，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乐昌县委统战部、县府办、侨务办和长来镇领导等共10多人早已在此恭候。在接风宴会后，龚楚递上三封早巳准备好的分别寄给邓小平、杨尚昆和王震的书信，委托韶关口岸办党委书记龚洪水代为寄发。三封信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是向他旧时的同事问候和请求准许他回乡长住。同时，他还委托龚洪水以龚楚的名义发电报给在百色起义时就开始一起共事的邓小平，报告他已从香港回乡的快讯。龚洪水答应翌日一早便去韶关邮电局代为发报和用挂号把三封信发往北京。办完这件事后，龚楚连夜起程赶回乐昌家乡。

龚楚回乡在当地引起了轰动，县府党政官员、统战部官员上门祝贺自是少不了的，还有接踵而来的亲戚故友和闻讯前来一睹当年“大叛徒”风采的好奇民众。国内不少文史单位和史学工作者也纷纷前来采访他，让其应接不暇。龚楚虽然年过九十，但思维仍然敏捷，记忆也算清晰，对一些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他仍能忆述清楚而不含糊，今客人为之惊讨。当然，他只谈在红军的经历，经常谈得津津有味、眉飞色舞。而问及到他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推说“记不得”了。

　　传说龚楚有三件宝：一是解放前夕老蒋授予他的“中将高参”委任状；二是一幅唐伯虎的真迹名画；三是六十年代初由香港十位著名书画家联袂为他而作的四幅屏风水彩画。那个中将委任状由于进出大陆而一直未到手，此番回到大陆后龚楚在当地官员上门拜访时曾提出，要求帮忙查找他的那张委任状，当地官员也答应了，最后不了了之。那幅唐伯虎的真迹名画，在龚楚当年出走香港时，曾托亲戚代为保管。此次返乡，当年代为保管的人推说时隔久远早已忘记有那么回事了（实际上是早已被变卖了）。所以他对第三件珍宝极为爱护备至，每年只有春节那天才向来拜年的亲友展示，年初二使收藏起来。

　　1995年7月24日，龚楚在乐昌县长来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当地政府的努力也有了回报：身为香港乐昌同乡会的龚楚侄孙龚庆韶，不仅个人回乡投资，还牵线引资或与他人合作投资，仅在九十年代乐昌就从他那里引入了四亿多元的资金。

这人如此摇摆不定，两党之间晃了好几遭啊。

此人地位甚高，一度替代刘伯承，出任红军总参谋长。


最后的结局，看来还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啊。

劫波度尽犹安在，历史老人是宽容的。但对龚本人，却永远改变不了他身上的灰色与尴尬。而在今人的眼里，他同样是一个尴尬，是一个不由得要回避的存在或怪异！

他还算幸运的, 有个善终.

设想一下, 如果他当初不叛变的话, 后来可能成为新四军的高级领导. 如"皖南事变"后能幸存下来, 解放后可以当个大将甚至元帅. 可是凭他一贯的"右倾"表现, 很难安然度过反右倾和文革, 很有可能落得刘少奇, 彭德怀, 贺龙的结局.

引用第16楼linling于2006-08-28 02:18发表的“”:
他还算幸运的, 有个善终.

他这个活法，叫善终？

肉体善终了!!!

引用第17楼苗溪于2006-08-28 11:20发表的“”:
他这个活法，叫善终？ [表情]

至少他没有被打死, 整死或受迫害自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