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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红岩》作者罗广斌的悲剧人生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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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楼主  发表于: 2006-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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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转自人民网强国论坛:
http://www.qglt.com/bbs/ReadFile?whichfile=977618&typeid=17

《红岩》作者罗广斌的悲剧人生
[田嘉力] 于 2005-05-30 12:35:18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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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岩》作者罗广斌的悲剧人生

  曾经影响过几代人成长、在读者中享有盛誉的长篇小说《红岩》,是由好几位作者集体创作而成的。罗广斌是作者之一,也是署名排在最前面的作者。

  罗广斌,1924年生于四川忠县,40年代参加地下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夕他被捕关在白公馆秘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在敌人大屠杀时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建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长寿湖渔场场长及市文联专业创作员。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其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而亡,时年42岁。

  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舍、傅雷等作家不同的是,罗广斌的悲剧是个特殊的案例,他既是极左思潮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作为重庆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在群众组织因意见分歧而形成对立的两派时,他参与了激烈的派性斗争,也是派性斗争的牺牲品。罗广斌死亡至今已有38年了。

  因长篇小说《红岩》在全国的巨大影响,罗广斌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出版小说《红岩》后他的名气虽然已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重庆市某些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罗广斌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正好构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历史疑点。因此罗广斌在文革之前心情是压抑的。当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口号的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之时,他立即被那种“造反精神”所鼓动,所感召。他成为重庆最早的造反派之一。这也是他的悲剧人生的开始。

  《重庆晚报》载文介绍说:文革伊始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摒弃文革的极左思潮,我们从罗广斌这席话中似乎又依稀看到了当年参加地下斗争时那个热血青年的风采。只可惜,这次的献身决心从开始就走错了路,这是令我们为之无限惋惜的地方。

  文革中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中央肯定,各地纷纷闻风而动。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因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1967年1月31日,矛盾终于一触即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在群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罗广斌在选择站到其中一方的同时,也深深陷入派性斗争。1967年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罗;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家;2月8日,夺权方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成立;2月11日,宣布市文联等反夺权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1967年2月10日就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当年看守罗广斌的人说,罗广斌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罗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是畏罪自杀还是以死抗争?是谋杀还是逃走时不慎坠楼?……文革中这几种说法曾被造反派对立两方炒得沸沸扬扬。最后却被江青一锤定音说:罗广斌是“叛徒”、“反革命”。那个疯狂的女人在会上表态说:“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 一时间“华蓥山游击队叛徒很多”、“川东地下党叛徒很多”的传言广泛传播。这说明迫害罗广斌并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又一场政治迫害的开端。更多的人命运在一个女人的一番信口开河之后,彻底发生了改变。罗广斌的命运确实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回顾往事,我们似乎可以触摸到那个荒唐年代的气息。直到1978年秋天,罗广斌骨灰安放仪式在重庆隆重举行,至此冤案才得以昭雪。

  罗广斌的死,到底应该定性为“牺牲”还是“自杀”,非本文所能够胜任的事。罗广斌是一个有缺点有过失的革命者。借用鲁迅的话说:有缺点的战士毕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不过是苍蝇而已。特别在现在某些人动不动就讲“牺牲”的时候,更应该让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牺牲。人们看到,凡是开口闭口“改革”,开口闭口说要“牺牲”和“付出代价”的人,他们自己自始至终没有付出过代价,也没有做出过牺牲。不管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吹国企改革最力的人,还是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们、执行改革最坚决的人,他们从来没有付出过代价,也从来没有做出过牺牲。他们所说的代价和牺牲,都是给别人准备的。而他们自己,只需要大把的捞进银子就行了,同时捞进的还有私家车、两套住宅房,以及别墅之类。还有呢,就是“改革家”的桂冠和“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美名。至于下岗失业、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穷愁潦倒之类“牺牲”,都由那些被他们所瞧不起的“低素质”的年龄偏大的职工们给包揽完了。—— 他们的境界根本不能与罗广斌同日而语。单凭罗广斌当年放弃家庭的优越物质享受,甘愿过清贫的日子,甘愿冒杀头的危险这一点,就足以反衬出如今口口声声要“改革”和“牺牲”的那帮人龌龊的灵魂。

  1949年11月27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秘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11.27”大屠杀。罗广斌在那场屠杀中幸免于难。在1949年12月25日,也就是重庆解放第25天,罗广斌同志向党组织交上了长达几万字的《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狱中意见”是《报告》中的第七部分,共八条,因此称为“狱中八条”。

  这是狱中革命者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对党讲。“狱中八条”就是披沥赤诚的诉说,是集体意志和智慧的结晶。他们商定,如果有人能够活着出去,一定要把狱中同志集体讨论的意见向党汇报。而罗广斌就光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传递出来的“狱中八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事隔50多年重温这“狱中八条”,仿佛就是针对今天的现实而写的。白色恐怖时期,考验革命者的是生死关、毒刑拷打关、威逼利诱关。和平年代、市场经济时期,考验共产党员的是名利关、权力关、情色关。意志薄弱者过不了这些关,在生死考验面前叛徒要显露原形,身处花花世界腐败分子要打败仗。

  这就是我佩服罗广斌、怀念罗广斌及其战友的理由。我认为,罗广斌和他的同龄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应该忘记的。
离线踢小猫
只看该作者 1楼 发表于: 2006-09-14
如果作者还在世,现在该80多岁,而现在80多岁的老人们活得都很健康。因为他不甘平凡做了点事,所以是这样的结果。让我们缅怀他吧!
离线2049

只看该作者 2楼 发表于: 2006-10-17
[转贴]罗广斌悲剧发生前后

重庆晚报 → 周刊频道 → 重庆纪事   2005年05月29日 第 14 版


纪事提示
  罗广斌,1924年生于四川忠县,40年代参加地下工作并加入中共,1949年11月27日从白公馆越狱脱险。新中国建立后曾任“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长寿湖渔场场长及市文联专业创作员,是名动全国的长篇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1967年2月5日,红卫兵闯入其家将其绑架,5天后罗在关押地坠楼而亡,其时42岁。
  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舍、傅雷等作家不同的是,罗广斌的悲剧是个特殊的案例,他既是极左思潮的参与者也是受害者。作为重庆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在群众组织因意见分歧而形成对立的两派时,他参与了激烈的派性斗争,从死亡至今已有38年。关于罗广斌之死,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多年来有心人总想查清事实真相,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说法。本刊记者通过当年与他交往的知情人士,力图还原悲剧发生前后的事件,还原一个真实的罗广斌,希望在他身上发生的悲剧不再重演。

文革伊始叱咤风云
  5月15日晚上,重庆师范大学后门车水马龙。等待了大概10分钟,记者见到了先前约见的重师退休教师杨向东。漫步在校园休闲走廊里,他的手上拿着一份文革小报的复印件,那是在罗广斌死后,1967年11月20日出版的“打倒叛徒罗广斌专刊”第二期,标题“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文革里杨是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师,因罗广斌冤案的株连,他曾被打成“反革命同伙”,也曾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不断调查过此事,收集相关资料,是少数的知情者之一。
  杨向东说,文革伊始罗广斌等作家就向全市发表公开信成立战斗小组,参与造反夺取了市文联领导权,在市级机关团体干部中最早造反,“1966年8月底,市文联职工郭青等发起成立造反派组织‘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罗立刻表示坚决支持并说:怕什么,最多是坐监牢,掉脑袋,全家打成反革命!”
  罗广斌参与文革的坚决态度是有原因的——众所周知,由于小说《红岩》在全国影响太深,他作为作者之一,又是大屠杀幸存者,自然而然也成为青年们崇拜的英雄。但是那时他的日子并不好过,出版小说《红岩》后他的名气虽然已如日中天,但政治生活却依然遭到诸多限制——1963年团中央提议推选他为访日代表,被市里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为由否决;第二年共青团召开九大准备安排他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同样理由被否决。
  当年《815战报》编辑周孜仁现在是云南著名作家,对于罗地位崇高却政治受压的原因他分析指出,“罗的受压主要是因为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的经历。因为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那段传奇的经历正好构成了其让人放心不下的历史疑点。”
  1966年12月4日,大田湾体育场爆发两派群众组织大规模武斗。12月9日,罗广斌参加由造反派组成的“12·4惨案赴京控告团”启程北上。12月17日在北京,他作为惟一外地代表在40分钟发言中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他的讲话录音被迅速送回重庆,在各地反复用高音喇叭播放,让造反派声势大振。
  作为当年重大造反派的知情人士,周孜仁说:“当整个社会秩序被一朝颠覆,当像大山一样压得罗喘不过气的大人物们,突然间被年轻娃娃打得落花流水,那一刻,他的兴奋是多么真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是真正的造反派。他确实去重庆大学找过‘815’的负责人,在一次全团战斗组长会议上,总团一位‘勤务员’曾通报过这情况,结论是:‘听说这人历史有问题,我们不理他。’”
  接触重大造反派却被怀疑“历史有问题”,于是罗广斌理所当然受到重庆另一个实力组织西师造反派的接纳,很快成为座上宾。“12·4事件”发生时杨向东在“12·4惨案联合调查团”任宣传组组长,12月中旬后成为调查团的留守负责人之一。其时由于各方意见分歧,造反派在调查团内部已经分裂成两派。他回忆:“就在闹分裂时,杨益言派人到人民小学调查团团部,邀我去市文联会晤。很快杨请我牵线,与西师造反派头头岳朝亮见了面,从此西师造反派与罗等人的关系逐渐密切了起来。”
联络站与“廉罗站”
  杨向东与罗广斌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67年1月。对于那次见面杨向东很清晰的记得:“罗广斌家中我问老罗:你在北京的讲话录音对保守势力的打击很大,你说死了十几个造反派战士,有没有钢鞭(证据)?他哈哈笑了几声说,我们走得匆忙,当时又很混乱,各组织汇报材料时统计的,无法核实。”
  事后罗请杨向东约见西师造反派头头岳朝亮,准备到北碚和西师走一趟,向那里的造反派宣传主张。杨向东回忆,那年1月中旬在他陪同下,罗广斌、杨益言乘市文联黑色轿车驱车前往北碚,途经沙坪坝时,罗提出顺道去重庆大学,找重大造反派头头再谈一次,“汽车停在重大8·15总部楼下,他一人上楼,我们在车上等。不一会老罗就回到车上,告诉我们对方不欢迎他,事情没谈成。他说本想再劝说对方一次,希望他们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克服右倾情绪,把矛头对准市委,但既然不欢迎,自己就是仁至义尽,算了!”
  不久上海造反派“一月夺权”被中央肯定,各地纷纷闻风而动。重庆造反派内部在夺权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就在1月24日,重大造反派在市委贴出布告,宣布夺权成功,西师造反派与工人造反军等组织公开声明反对。杨向东表示,那时罗广斌通过西师造反派、工人造反军等串联了几十个组织,在人民小学宣布成立联络站反对重大造反派夺权,1月底他们向北京发出加急电,认为其单方面接管全市党政领导机关大权,“是假夺权,是在搞分裂”,要求上面干预宣布夺权无效,重新实行大联合夺权。
  于是以重大造反派为一方,以罗广斌为代表的市文联造反派、工人造反军和西师造反派为另一方,双方矛盾冲突日益剑拔弩张。已夺权的一方加紧筹划掌权事宜,而反夺权的一方除了公开反对外,也正苦等上面表态。此时夺权方利用一切舆论工具对联络站进行分化瓦解,因罗广斌姓罗而工人造反军头头叫黄廉,便戏称联络站是“廉罗站”。
  1967年1月31日,矛盾终于一触即发:支持夺权的北航红旗驻渝红卫兵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攻击他的帽子一顶接一顶:“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尽管形势显然对罗广斌不利,但在1967年2月3日上午,联络站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议时,罗依然谈笑风生,毫不介意。杨向东说,“那天上午9点多,老罗等相继到达人民小学后楼,我看见他似乎并未在意街上的大标语,就笑着说,老罗,有人说你是埋在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那你好久爆炸?老罗哈哈大笑说,黔驴技穷,不屑一顾!我又说,人家说你想当市委书记,有野心。他却笑着说,我还嫌市委书记太小了哩!”

罗广斌之死的余波
  在群众组织两派公开决裂时,罗广斌在选择站到其中一方的同时,也深深陷入派性斗争。眼看联络站积极活动,夺权方马上还以颜色——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令抓捕罗;2月5日,建工学院红卫兵将罗从家中绑架并抄家;2月8日,夺权方的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成立;2月11日,宣布市文联等反夺权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在我看来罗的死亡显得非常突然,”杨向东说,“2月6日有学生将罗写的亲笔信送到罗妻手中,但因不知关押地无法回信。7日罗再次送出信件要求其妻给他一个月的钱、粮票和两条香烟,看上去似乎是准备长期斗争,但不久就传出罗在2月10日早从关押地坠楼自杀的消息。”
  文革中周孜仁无意里保存的图片说明将过程照录如下:“二月九日,某院校广播了罗广斌的罪恶历史,叛徒罗广斌十分恐慌,情绪反常。九日,罗广斌开始写书面检查,写到解放前夕被释放的情节时,他就停止往下写了。当晚十二点后才睡觉,整夜翻来覆去,没有入睡。十日晨八点,罗到三楼卫生间洗脸和解手,看守人员张某某在厕所外面等候,约两分钟,张不见罗出来,回头看时,罗已趁机爬上窗台,张急忙喊了一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却从窗口跳了下去。”
  为了寻找罗的死因,杨向东曾找到当年看守,其交待罗实在是不堪忍受连续几十小时的精神折磨而跳窗而死。杨转述看守的话说:“罗当时被关押于大坪马家堡后勤工程学院,审讯者要他必须认真交代1949年‘11·27’如何被特务放出监狱。从5日被绑架到9日深夜,连续几十个小时不间断轮番逼供,罗一支接一支吸烟,还将清凉油涂在烟上,神态异常疲惫痛苦不安。这样彻夜不眠到了10日早上,罗端着洗脸盆被押到3楼厕所打水洗脸,趁人不备他爬上窗台,高呼‘毛主席万岁!’后跳下,坠地后撞在台阶石梯上,当场死亡。”
  记者经过调查,罗广斌被拘禁地点是后勤工程学院的八一大楼。这幢大楼面向球场的一侧,右端有厕所,楼下有石砌台阶。当年住在该军校人士说,那天早上听说大楼下死了人,他到现场看热闹,目睹罗躺在大楼朝向球场一面厕所下方石阶上,台阶上有一大摊血迹;罗个子1米6左右,身体发胖,头部有个小洞,离尸体几米远的脑浆中还有块小骨头。当年现场惨状,令他终身难忘。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是畏罪自杀还是以死抗争?是谋杀还是逃走时不慎坠楼?……文革中这几种说法曾被造反派对立两方炒得沸沸扬扬。到了一年过后的1968年3月15日,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以及部队领导会议上,才由江青一锤定音罗是“叛徒”、“反革命”。她在那次会上表明态度:“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
  杨向东感慨地说:“罗广斌悲剧是一个政治事件,他是在文革中大动乱、大夺权的激烈斗争中含冤而死。但是迫害罗并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又一场政治迫害的开端。直到1973年,罗广斌的同事杨益言、刘德彬仍未恢复党的组织生活。1978年小说《红岩》在北京已经再版,然而在西师图书馆还被封存。直到1978年秋天,罗广斌骨灰安放仪式在重庆隆重举行,至此冤案得以昭雪。”
  现在,罗广斌的家人仍坚持认为罗广斌之死有疑点,而另外一些人一般又倾向于接受他是自杀的。周孜仁认为,“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压根不知道发动者的意图,但对于个人,他以为是一个机会,于是开始用全然不同于文学的手段再次抗争,这恰恰是他的弱项。我不知道文革史家们对罗广斌之死有什么新的考证,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自杀的。这不再是出于几十年前的派性偏见,而是我个人以为他的自杀更符合文革的悲剧性逻辑。”
    ■采写 通讯员 向东 记者 隆准(记者联系:13008329719)
离线2049

只看该作者 3楼 发表于: 2006-10-18
[转贴]作家罗广斌与文革中的群众性造反运动

何蜀


  研究"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研究其前期的群众性造反运动,作家罗广斌的悲剧是十分典型的个案。与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舍、闻捷、海默、傅雷等作家不同,罗广斌在文革中是造反派中的风云人物,死于造反派的两派冲突之中。

  罗广斌为什么要造反

  罗广斌,1924年生于四川忠县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抗日战争时期在西南联大附属中学读书时参加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和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1946年被派回四川重庆参加地下工作,随即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因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等叛变而引起重庆及四川地下党组织大破坏,罗广斌撤回成都父母家中避风。其(同父异母)兄罗广文当时是蒋介石的亲信陈诚的嫡系部队中统率17万大军的兵团司令,负有西南防务重责。因刘国定的出卖,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知道了罗广斌的中共党员身份,但还不敢贸然下令缉捕,特地找罗广文商谈。罗广文担心其弟在此混乱局势下被一般小特务抓住随便处置了,同意让徐远举将罗广斌关起来"管教管教",并提供了成都家庭住址。罗广斌遂被捕,先后关押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之夜脱险。50年代任共青团重庆市委常委兼统战部长、长寿湖渔场场长。与刘德彬、杨益言一起创作了回忆录《圣洁的血花》、《在烈火中永生》,随后又创作了引起极大反响的长篇小说《红岩》。1962年调重庆市文联任创作员(即专业作家)。

  在一般人看来,文革以前,罗广斌以"脱险志士"、"革命前辈"身份到处宣传革命烈士事迹,又满腔热情创作歌颂革命烈士的回忆录、小说,小说《红岩》出版后轰动国内外,影响巨大,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人生观教科书,因此罗广斌应属于主流文化中的得宠者。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罗广斌在文革前实际上处于受压地位。

  罗广斌的受压,主要是因为他当年在大屠杀之夜从狱中脱险那段经历。

  因为指挥大屠杀的徐远举本来就没有打算杀害罗广斌(既怕将来与罗广文见面时交不出人,又怕会因此刺激罗广文投向共产党),并在大屠杀开始后明令释放罗广斌。徐被俘后,对此作过交待。加上其他落网特务有关"罗广斌是放出去的"一类交待,与罗广斌自述的"越狱脱险"对不上口径。

  事实上,徐远举虽然下了释放罗广斌的命令,却并未监督执行,具体执行屠杀任务的特务们并不知道此事。罗广斌本人也不知道此事。他是在众多特务被先后调走,白公馆监狱只剩下一个与政治犯相处较好的看守杨钦典时,劝说杨同意放走他们后,率领全体难友(加上两个小孩共19人)趁虚逃走的。在那生死难测的时刻,若是罗广斌没有果断决定自行突围,后果很难设想──同样是已经由徐远举下令释放的两位共产党员:李承林(万县和成银行副经理兼营业主任)和韩子重(四川军管区少校参谋),在渣滓洞监狱大屠杀中照样被杀害了……

  但是因为罗的自述与特务的交待在"逃走"和"释放"这一点上大有出入,有关方面对罗广斌这段历史便产生了怀疑,甚至疑心罗广斌会不会是接受了"潜伏任务"的叛徒。在解放初期为恢复罗广斌共产党员党籍而作的审查中,和1955年的肃反审干中,本已对罗广斌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明确结论,认定他在国民党狱中的表现是好的,出狱也没有问题。但是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对罗广斌的怀疑又加重了。他受到无休止的审查,政治生活受到许多不明不白的限制。小说《红岩》轰动了国内外之后,对他的压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加明显了。1963年,以全国青年联合会名义组织了一个访问日本代表团,共青团中央提出推选罗广斌为代表,被重庆某些领导人以"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而否决。1964年共青团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原拟安排罗广斌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也因为同样原因被否决。胡耀邦为此不满地说过:我不相信能写出《红岩》这样革命的小说的人会是叛徒1。当时小说《红岩》在日本读者中影响很大,日本共产党邀请罗广斌赴日访问,也被有关方面礼貌地回绝了……

  罗广斌历史上是"地下党",而在中共执政以后,原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从事地下工作的"地下党",在许多地方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制、排挤、打击。四川和重庆的"地下党"更是如此,几乎是来一次政治运动就被打下去一批人。

  在50年代初,当年川东游击队的一些领导骨干被打成了"土匪"、"反革命",有的被错杀,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原型人物之一的陈联诗,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勒令"退党"。在"反右派运动"中,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只因对四川省委领导人李井泉的不民主作风提出了批评,就被打成右派分子,并在宣传系统中整出一个打击面很大的"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随后不久,罗广斌在地下党时期的战友和在渣滓洞监狱中的难友刘德彬又被戴上了"严重右倾"、"工团主义错误"的帽子,受到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并下放渔场劳动改造。"四清运动"刚开始不久,1963年4月,又因对西南局领导人李井泉的左倾错误提出批评,中共重庆市委干部萧泽宽(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止舟(市委候补委员、副秘书长)、廖伯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被打成了"萧、李、廖右倾反党集团"。萧泽宽是地下党时期川东临委负责人之一。小说《红岩》的写作,正是在他的直接组织下和廖伯康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在对罗广斌的"历史问题"审查中,萧泽宽也一直不同意以左的眼光看待历史,力主尽快给罗广斌作出公正的结论。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在各地仿效北京"揪三家村"的高潮中,李井泉又将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马识途、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亚群、著名作家沙汀三人(原都是地下党员)抛出来定为四川的"三家村"……马识途和沙汀都在小说《红岩》的创作中给了作者很多具体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马识途的被打倒,最令罗广斌震惊。马识途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和马识途是小同乡,两家有"通家之谊"。抗日战争后期,马识途已是被誉为"民主堡垒"的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罗广斌追随马识途去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附中,又在马识途指引下参加了昆明学生运动,进而成为共产党员。小说《红岩》的写作,得到了马识途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小说出版后,罗广斌曾在写给马识途的一封信中热情洋溢地说:"这本书的写作中,不仅有你的心血、设计和构思,还有你多年的关怀、耽心、喜悦、焦虑……""也许可以这样说,没有你指引,我将很难走向革命的道路,更没有可能写成这样的作品。"2马识途被揪出后,他创作的那部与《红岩》题材相同的反映地下斗争生活、歌颂革命先烈的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也被打成"毒草"批判了……

  当年罗广斌从狱中脱险后,就代表那些已被杀害的狱中难友写了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送交新建的中共重庆市委。那是难友们集体的"政治遗嘱"(这份报告因罗广斌的"历史问题"而被束之高阁数十年,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党史工作者发掘出来加以宣传并在全国引起轰动)。这份报告的第七部分是狱中意见,共有八条,第一条就是希望党"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狱中难友们最为痛心的,就是因几个重要领导干部的叛变而造成重庆和四川地下党组织的大破坏。许多人恰恰是被自己所敬仰的上级出卖的。少数领导人在地下工作的特殊环境中,脱离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从生活上的腐化开始,走向政治上的腐化,最后叛变。而文革前四川地下党人遭受的一次次打击,四川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那么多人的不正常情况等等,不能不使罗广斌怀疑李井泉一类领导人出了问题。

  60年代进行的"反和平演变"、"反修"教育,又加强了罗广斌对党内存在"修正主义者"的认识。小说《红岩》改编成电影的经过,则使他直接感受到了中共高层的激烈斗争。当电影《红岩》于1964年夏秋之交拍摄完毕时,已是毛泽东作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之后,主管文艺工作的中共高层领导遭到毛泽东严厉批评,文化部和各文艺家协会及北京电影制片厂都已开始按毛泽东批示精神进行"整风",检查"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可怕错误。具体关心过电影《红岩》改编工作的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陈荒煤等已经受到批判,被迫作出"犯修正主义错误"的检查。全国各地已按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宣部部署陆续开始对"修正主义毒草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林家铺子》、《不夜城》等进行声势逼人的大批判。文艺界的政治批判还扩展到了哲学、经济学、历史学诸方面。一场前所未有的"反修"斗争的高潮正在掀起。罗广斌他们深受感染,这年9月24日,《重庆日报》以将近一个整版篇幅发表了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三人署名的文章《〈早春二月〉必须批判》。文章详细分析、批判了这部电影的内容,斥责其"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对抗无产阶级思想的影片","为反动阶级梦想的'和平演变'服务"。11月,罗广斌和杨益言奉召到北京参加修改电影《红岩》。北影厂先已将周扬、林默涵、陈荒煤等人的意见寄给了他们。到京看了样片后,罗广斌执笔于11月25日向北影厂提交了一份论战性的意见提纲《分歧何在》,共提出了"政治与艺术"、"一切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还是坏事?"、"政治高了,不感人?"等20个问题3。显然,他们此时因受到文艺整风和对"毒草影片"大批判的影响,思想观点已经变得十分左倾。

  这样,个人因所谓"历史问题"长期受压,地下党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受到打击,"反和平演变"、"反修"教育的影响,就成为导致罗广斌在文革中造反的几个主要原因。

  罗广斌的造反经历

  文革开始时,各地文化、宣传部门首当其冲,作为重庆市文联创作员又有"历史问题"的罗广斌,已经处于被审查的地位,重庆市委工作组进驻重庆市文联后,于7月22日以"保密"名义收缴了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为继续写作《红岩》续篇而作的采访笔记和查阅、搜集的有关资料。罗等还被迫写了有关《红岩》创作中与重庆的"黑帮分子萧、李、廖"、与中宣部、文化部的"黑帮分子"周扬、夏衍等人关系的材料。8月3日,根据市委指示,有关部门一天之内连续发出三份《对罗广斌被捕的几个问题开展调查的报告》,要求重新调查罗广斌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曾被捕入狱的"历史问题",并明确将罗广斌与"黑帮分子"马识途联系在一起4。

  1966年10月,在重庆及外地来渝红卫兵的支持下,罗广斌等在文联贴出大字报《7·22事件说明了什么》5,公开向市委工作组造反。随即又在重庆市中心解放碑进行了与市委驻文联工作组的公开辩论。在当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气候下,"政治制高点"落到了造反派手中,工作组当然大败。罗广斌成了重庆有名的造反派风云人物。

  11月27日,是原重庆歌乐山集中营烈士殉难纪念日。红卫兵、造反派组织在重庆市体育场召开了纪念大会。罗广斌作为当年大屠杀中的脱险志士和殉难烈士们的战友、小说《红岩》的主要作者,更作为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的革命作家,被要求在会场上绕场一周,与群众见面。

  12月4日,重庆市体育场发生造反派与保守派工人纠察队的万人大武斗,事后传出"工纠打死了造反派"的流言。第二天,造反派在市体育场召开了控诉大会,罗广斌到会作了重要发言,他说:"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他呼吁:"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紧急行动起来,和革命群众一起,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因为他认为"惨案"的发生标志着重庆市委与广大革命群众的矛盾已经转化为对抗性矛盾,因此他在发言的最后高呼:"打倒反动的重庆市委!解放山城重庆!"6

  12月9日,罗广斌参加由首都一司、三司、北航红旗、哈军工等红卫兵和重庆造反派组成的"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并自己支付了十几个人的全部车费,去到北京。12月17日,罗广斌代表重庆造反派出席了由红卫兵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这是一次高规格的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了大会。罗广斌在大会上作了控诉"一二·四惨案"的发言,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立即解散重庆工人纠察队,打倒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7

  1967年1月11日,罗广斌回到重庆。这时,造反派中的意见分歧已经发展并形成以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和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各为代表的两派,因重大八一五疑心罗广斌有"历史问题"而不愿与之过多接触,他自然与西师八三一更为接近,开始陷入派性斗争。1月下旬,因为重大八一五为首在驻军支持下向重庆市委、市人委夺权,西师八三一等称之为"假夺权",公开反对夺权建立的"革联会",两大派公开决裂,罗广斌站到了反革联会一方,外地赴渝红卫兵组织中,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站到了革联会一方,而首都三司、清华井冈山驻渝联络站等则站到了反革联会一方。

  1967年1月31日,北航红旗驻渝联络站在重庆城里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率先抛出了批判罗广斌的文章《罗广斌很像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8,接着又写出了《我们为什么要揪罗广斌》9,称罗广斌"历史有问题"、"是周扬黑线上的人物"、"与黑帮分子沙汀、马识途等关系十分密切","是重庆文艺界最大的铁杆保皇分子","是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

  2月5日,革联会一派的红卫兵闯入重庆市文联院内,公开绑架了罗广斌。

  2月10日,突然传出罗广斌在关押地"跳楼自杀"的消息。这时罗广斌才42岁。

  关于罗广斌之死

  对罗广斌的死,曾有几种不同说法:畏罪自杀;以自杀进行抗争;被谋杀;在逃走时不慎坠楼身亡……在"自杀"和"被谋杀"两种说法中,目前除去罗广斌家属仍坚持认为死因有疑点外,一般都倾向于接受"自杀"的结论(至于是"畏罪"还是"为抗争"而自杀,则仍有不同观点)。

  1978年11月11日,重庆市为罗广斌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当时按照通用提法,称罗广斌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事实上,罗广斌的死,与"四人帮"无关(当时还不存在"四人帮"),与林彪更沾不上边。

  但是,现在仍有一种颇为流行的说法,说是因为当初江青要罗广斌、杨益言修改小说《红岩》,将书中的江姐改成"江女皇",被两位作者"识破阴谋"予以抵制,江青恼羞成怒而将罗广斌迫害致死。这一说法也是没有依据的。10

  在文革前夕的1965年1月,正是在江青看过电影《红岩》样片并提出拍得"太糟了","改也改不好了,就这样上映后再批判吧"之后不久,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专门接见了罗广斌、杨益言。江青是特地请他们去谈改编京剧《红岩》的意见的。江青对两位小说作者十分亲切、热情,她对小说《红岩》作了肯定的评价,发表了一些有关小说的修改,特别是如何把主要人物江姐写得更加高大完美的意见。她还许诺要另拍一部彩色电影《红岩》。过后她又请他们看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京剧《沙家浜》,并给他们每人赠送了一套有她亲笔签名的精装本《毛泽东选集》。

  江青在谈话中确实向两位作者提出过要修改《红岩》,但并未明确提出过要作者将书中的江姐改成"江女皇"这样愚蠢可笑的要求。当时在场并不只有两位作者,还有北京京剧团、中宣部的其他人,没有谁听到过这样离奇的要求。当年参加改编京剧《红岩》的作者、空政歌剧团歌剧《江姐》的编剧阎肃告诉笔者:后来的京剧改编本按照江青的意见,已经把女主角"江姐"改成了二野部队(即刘邓大军)派入四川领导武装斗争的干部,甚至连姓都改掉了,根本就不姓江了--这也就更不好说是江青想把江姐改成"江女皇"了。

  至于说两位小说作者"识破"了江青的"阴谋"并进行了抵制,以致使江青恼羞成怒而遭到迫害云云,则更是无稽之谈。

  两位作者在江青接见后,被要求留下来参加修改京剧《红岩》,江青还交待,以后就按改好的京剧本修改小说。两位作者被安排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又受江青委托,将挑选出来参加演出京剧《红岩》的40名演员带去重庆体验生活,住渣子洞,上华蓥山。1965年4月到重庆后,据杨益言回忆:"罗广斌因血压高,这些活动只好由我出面,按江青要求组织。我每次活动的讲话录音,剧团都奉命带回北京,交给江青审查。"11

  罗广斌当年从北京回到重庆后,十分郑重其事而又满腔热情地向市委及宣传、文艺、文化部门领导人,还向到重庆来的中共中央西南局负责人李井泉,汇报了江青在京接见时所谈意见,那时完全是当作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宝贵意见来汇报、传达的。当时听过汇报、传达的老干部,如今健在者尚有不少,都还记得很清楚。哪有什么"识破阴谋"的影子?

  在罗广斌死后,他的现场遗物中,一本《毛主席语录》压着一封已经写好的给"江青同志"的信,标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原信被迅速收缴封存。据看到过抄件的人士回忆,信中主要是向"文革旗手"江青汇报了"文革"以来他积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号召起来造反的经历。当时所说的大方向,就是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派"。如果说罗广斌早已识破江青的阴谋,怎么会写那样一封信?如果说罗广斌是因江青"恼羞成怒"而被迫害致死,那么,在罗广斌身亡、小说《红岩》已遭到一派群众组织猛烈批判之后,同他一起创作《红岩》并一起在"文革"中造反的杨益言,怎么还可能获准作为一派造反派代表(名单显然要经过江青批准)参加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会议?还有,当时同样是"中央文革铁拳头",同样听命于江青的首都红卫兵著名组织,为什么"天派"的北航红旗会率先批判罗广斌,而"地派"的地院东方红却又一直为罗广斌辩护、翻案(连同为"萧、李、廖"及在文革前受到错误处理的一些四川地下党成员翻案)?实际上,当时群众组织的许多作法(诸如揪罗和保罗,批判和翻案),都是在左倾思想误导下,在"史无前例"的半无政府状态下,作为"群众首创精神"而自发产生的。

  直到1968年3月15日,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50军、54军领导同志的会议上,江青才在讲话中明确说了一句:"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江青作这个讲话时,罗广斌已死去一年零一个月。把这个讲话当成罗广斌致死的前因,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结论

  一、文革中的群众性造反运动,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是文革前十七年各类社会矛盾特别是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矛盾积聚、激化的总爆发。毛泽东号召的"炮打司令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有理",为这一爆发提供了机会。

  二、文革中的群众性造反运动,从总体上看,是在文革前即已形成的"阶级斗争"、"反修斗争"思维模式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意识形态框架内进行的。参加于其中的人们,普遍对毛泽东、共产党怀有忠实、虔诚的感情。尽管群众造反高潮中一度形成了"踢开党委闹革命"、各级党组织瘫痪的状态,但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从未动摇,被打倒的"走资派"都被认定是"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即反对共产党)分子"(有些地方甚至一度由造反派宣布开除其中共党籍),造反派无不以"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无产阶级专政"的捍卫者面目出现。这一造反运动进一步强化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所谓群众性造反运动是"反共起义"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注释:
1 据当年到重庆串连、支持罗广斌造反的北京大学学生侯均初(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之女,与胡耀邦儿子胡德平是同学)回忆,文革后她在胡耀邦家里多次听他谈过类似的话。
2 转引自《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评反党小说〈红岩〉》,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春雷》1968年1月8日第34期
3 载1967年6月5日《红岩战报》第二期,编者所加副题是"罗广斌同志在《红岩》改编电影的问题上,与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作斗争的铁证"。
4 石化《说不尽的罗广斌》,载《红岩春秋》2000年第1期
5 大字报标题据重庆市文联目击者回忆,内容主要是指责工作组抄走了他们记有中央首长(即江青)重要讲话的笔记。另一材料可资参考。1967年《红岩战报》第一期载杨益言于4月1日在共青团中央及直属机关造反派集会上的发言《揭穿谋杀罗广斌同志的阴谋》中控诉市委工作组对罗广斌打击迫害时说:1966年7月22日,工作组以"抄敌特档案材料"为借口,"抄去了我们因为创作需要而整理的笔记五十多本,抄去了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记录。1965年1月江青同志和罗广斌同志的几次谈话记录,竟也被当作'敌特材料'抄去了!"
6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815战报》1966年12月9日创刊号
7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宣传部《首都红卫兵》报1966年12月21日第17期
8 载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红旗》报1967年2月16日第3期
9 载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红旗》报1967年2月6日第2期
10 这类文章近年发表过不少,较典型者有成都《晚霞》杂志1999年第11期发表的穆仁(即杨益言之兄杨本泉)《罗广斌是被"四人帮"迫害致死》。在杨益言的《红岩逸闻》(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江青想干什么"、"阴谋"、"她还想干什么"这三节里也作了这样的暗示。
11 杨益言《红岩逸闻》158页,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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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06-10-18
[转贴]红卫兵小报和我
红卫兵小报和我

周孜仁

  一,文章缘起
  人家都说我是《815战报》的主编。
  文革动乱,耿耿十年,群众组织的小报多如恒河沙数。从没听说谁给谁封过什么主编。我也如此。之所以认可我是该报主编,是因为这份小报曾闯了一个大祸,大到已忤达圣聪,惹怒龙颜。上峰追查太紧了,谁都抵挡不住,总得有人出来承担一下罪责吧。这样,我就认了。本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我确实在该报负责。说我主编也不冤。
  时间是1967年秋天,四川省两大派为打刘张和保刘张闹得冤冤不解。刘张是刘结挺、张西挺夫妇的简称。其时刘任四川省革委筹备小组副组长而张为政工组负责人,被中央文革捧红了半边天的著名左派。保刘张派说:“张梁刘张好干部,敌人反对我拥护。”张是指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革筹组组长;梁,指司令员、革筹组副组长梁兴初。梁是坚决的反刘张派。张、梁当然是在口号中被陪绑。反刘张派则说:“张梁蓝白好干部,刘张两挺烂萝卜。”蓝、白是指坚决支持反刘张的54军副政委及副军长蓝亦农、白斌。11月初,四川省反刘张派主力:重庆815、红卫兵成都部队(简称“红成”)、南充“指挥部”在重庆大学召开联系会,交换意见并制定作战方略。笔者忝列该会,并在会后写了一篇文章,于是便有了上面提到的那篇忤达圣聪、惹怒龙颜的“大毒草”,题曰:《大局已定,815必胜》。
  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1967年7、8月,江青一伙在全国导演的的反军高潮,以中央“9.5命令”为终结而全面受挫,只好将因武汉“720事件”而红得发紫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以及关峰、林杰三人抛出来作替罪羊。其时,这股反军潮对四川地区影响尤为深重,死伤动辄成百上千、动用除飞机之外所有火器的重庆大武斗及武装支泸,万县、云阳等地的武斗,都发生在这段时间。王、关、林的意外倒台对于一直对54军心怀芥蒂的刘张二人无疑是当头棒喝。对于紧跟刘张的四川826派和重庆反到底派,自然也是一份凶信。而一贯以正确路线自居的815派,自然认为自己又正确了一回。胜券在握,需要“宜将剩勇追穷寇”了,于是就欢呼雀跃,开会游行。而以文斗为业的重庆大学《815战报》,当然也跃跃欲试,要来点大块文章了。这样,我和编辑部另外三个同学,画了一张大大的中国地图挂在墙上,然后像歇斯底里的战争狂人,用铅笔在上面画了好些红圈蓝圈红箭头蓝箭头,似乎只要再小试锋芒,全中国就都是咱们的了。于是凭空相象,开始舞文弄墨。文章由四人分头执笔,写好后由我润色定稿。感觉不错,想增加一点份量,便和当时815大派的报纸《山城战报》商量,以两报编辑部的名义联合发表。报纸出版,反响果然巨大。听说当天就有学生夤夜欢呼,称该文章是“投向刘张独立王国的一颗重磅炸弹”,“敲响了刘张独立王国的丧钟”云云。游行我没看见。但标语我是看见了。接下来,几乎全川815派和红成派的小报都先后转载,有一种齐步走的感觉:效果大大超出原来想象。《山城战报》主编李乃如(重庆石油学校老师)事后开了一个座谈会,他在会上很高兴地说:真没想到一文既出,洛阳纸贵呀!文章有个副标题,叫:“一评四川时局”。有一评当然得有二评、有三评、有四评……就像当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把苏修头目赫鲁晓夫乾净利落评下了台。当时我们已经走火入魔,也想几篇文章就把刘张评成“历史的狗屎堆”。事后,《山城战报》就把我“关”在他们报社让我写“二评”和“三评”。写“四评”时我去海南岛出差,由四川外语学院一个中文老师接着写。该文对我印象最深是其中有一段写反到底派头目黄廉在潘家坪宾馆结婚。其中一句话是这样的:“新郎乜斜着醉意阑珊的眼”对新娘如何如何。我当时不认识“乜”字,还查了一下字典,还有,按当时说法,这段描写有点黄色。所以我记得。
  谁知道黄粱未熟,好梦已惊。1968年3月15日,中央解决四川问题,周恩来以下全体首长到会。现在我已找不到那次讲话的原文。但我记得绝对清楚,在这个有名的“315指示”中,周传达说:《大局已定,815必胜》,这篇文章,主席看了。毛主席说,《大局已定,815必胜》叫反到底批的一塌糊涂!这一句话,后来马上被演化为:周XX(指笔者)是毛主席点名的黑笔竿、反动文人,必须抓起来。这些话是张西挺在同年7月29日和8月14日在四川省大学生分配工作座谈会上讲的。大字报上的说法就更多了。
  于是,那时就有了全国五大毒草的说法。这五大毒草分别是:清华大学的《四一四思潮必胜》、广西大学的《今日哥达纲领》、湖南“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及《我们的纲领》、重庆的《大局已定,815必胜》。我记得《四》文是被江青点的名,《今》文是被康生点的名,湖南两文被中央谁点名记不起了,而《8》文被点名的“规格”最高。这样,我在劫难逃了。
  文革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发配云南边疆所受到折腾也够充份了。窃以为,我力图远离政治,靠一个工科学生的诚实劳动,为社会兢兢业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且事实上也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可红卫兵小报的生活经历却总像阴影一样笼罩头顶,挥之不去。直到1984年,我已经在一个公用事业公司担任技术科长、总工办主任,某天,一位远在炸药厂担任总工程师的同学黄肇炎(也曾是《815战报》的编辑)突然从山区跑来昆明,(他们厂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山的山顶),他告诉我说:“母校来人啦!来调查你、还有战报的人员情况,你可小心!”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心境非常平静,我说:反正国民党的战犯全都特赦了,国家总需要一些反面教员吧。让他们来,我认了。
  后来,重庆大学的外调人员果然来了。我非常清楚,其时,很多同学都正在被提拔到领导岗位,而且都需要过“文革表现”这一关,所以——我现在承认——当时我恶作剧地嘲弄了一番远道而来的外调人员之后,除了为“亲者讳”,对他们想了解的同学一律评功摆好,此外,我给他们提供的,全是毫无用处的“垃圾信息”和伪证。
  现在,又十多年过去了,《815战报》和我共过事的、在重庆文革中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学都已经年迈,有些已经作古。该当官的也已当到头了。该退休的也已退下来了。他们都已经走完或者即将走完自己的仕途,把这些经历如实记录下来,应该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伤害了,我想。写下后面的文字,我只有一个念头:真实地,负责任地,为那页可怕的时代履历表填写一行注脚。
  现在我开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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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06-10-18
  二,加盟
  作为重庆815派的带头羊,重大815战斗团的机关报《815战报》,它的出版发行至少需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战斗团本身要有足够的政治、组织基础;二是有足够的物质条件,如经费、纸张,还有印刷厂等。第一个条件,应该说1966年8月15日事件发生后不久就已经具备。具体说,相对于官办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815战斗团一开始就具备了人数上的绝对优势,(原因见拙文《郑思群之死和重庆的815运动》)。第二个条件则是该年11月19日才具备的。10月8日至2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清算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北京三司为首的左派在社会上与之呼应,便提出了所谓物质条件“必须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等口号,并开始对本单位的广播器材、交通工具、印刷手段等等,实行打砸抢。重大815的学生如法炮制,在11月19日这天上午10点正,凭借人数上的优势,实施突然袭击,包围了校长室、电话总机房、广播站,当然还有印刷厂等等,没有经过太多争斗,很快便夺取成功。
  在此之前,815实在是很可怜的。传单全是用毛边纸。油印机也多是自己制造:用几根木条钉一个框子,再蒙上一层纱网,用胶皮将油墨一刮就成了。这种传单质量差是差,可本身就极具宣传效果。人生而心多测隐。尤其莘莘市民,尤其从不惹事生非的“和平老太婆”,最为同情弱者。一看见可怜巴巴的毛边纸,就恨不得马上高呼815好得很。1966年十一国庆,重大815故意把自制的油印木框作为道具参加游行,当场赢得不少同情之泪。而保守派的道林纸传单,美则美矣,市民一看就反感,更何况每次进城开会他们都坐车,还派发点心,这就更难让人接受了。重庆地区过中秋喜吃麻饼,而麻饼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实属高消费美味,因此听说“思想兵”派发的点心是麻饼,市民便义愤填膺,将保守派一律蔑称为“麻子兵”,该提法在重庆乃至四川一直广为流传。我姐姐的大女儿当时11岁,就读于重庆南岸区雷锋小学,报名参加“815小闯将”组织,口试便有这样一题:问,“思想兵”开会吃不吃麻饼?如果回答:吃。那行!否则有保皇倾向。“思想兵”是保守派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简称。
  其时,重庆流传有所谓革命童谣若干,其一如下:
  保皇有功,麻饼两封;保皇有赏,麻饼二两;铁竿保皇,铺盖两床。
  该“童谣”很可能系大人编造,但确能反应当时市民心理。此外还有一副对联反映上述事实:
  想当年,八路军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看今朝,造反派毛边加油印打败保皇派。
  把广播器材、交通工具、印刷手段等等夺过来情况当然不一样了,但困难仍然不少,比如印刷,重大有个印刷厂,原来就印些讲义教材什么的,共有四台四开机、一台石印机,还有几台圆盘机。厂里的工人均对共产党感情很深或者深怕别人认为不深者,所以运动一来,理所当然都参加了保守派。造反派把权一夺,大家全都名正言顺回家休息了。只剩下一个老头(姓名已经忘记)没走,好像是个人历史有点问题,怕造反派整他,就留下来了,自然成了不可或缺的技术权威。字架密密麻麻,铅字成千上万,要拣出来,拼成文章,还要印成报纸,光他一根独苗苗当然不成。因此就组织了同学若干,分头在字架前站好,一人盯看几个字架,统一由一人朗读文章,每个字每个标点逐一念来,铅字找好,再由一人专门收集,收集好了再交“独苗苗”排版。我记得老头很有文化,每拼好一篇文章,打出小样,他都要认真阅读,并和我们交换意见。
  《815战报》最初的发起人是动力系五年级同学刘福。刘福,四川中江人,好书画,热心公益活动。二年级时担任级会主席,曾举办过一次画展。其时,笔者在校业余文工团美术队任队长,所以他一张大红请帖把我请去了“光临指导”。画展实在算不得什么画展,那些书那些画,全被他们用浆糊直接贴在墙壁上,贴得满满宕宕,书画水平当然更不能恭维。但就因为此事,我认识了他。刘后来官至贵州省瓮福磷矿党委书记。短短几年,国家对该矿山的投资动辄就几十、上百个亿,足见该矿规格不低,刘的官位也不低。这是同学们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一贯为人和气,一说话就嘻嘻地笑,笑得十分认真,由于太认真,嘴里总像在不断吹气,作可爱的希希声,让人总觉得欠着他什么似的。
  815战斗团成立后,他在北京办事处当头儿。后来办事处撤消,学校已经夺权,他就回来筹办小报。我写文章在学校已大有名气,他自然要我加盟。开始我一直推辞,经不起他百般笑容,最后一刻同意了。我说这样吧:你负责,我做些具体的文字工作。出了问题由你顶着。他同意了。
  文革那会儿,“红卫兵小将”一个个牛气冲天,动辄就“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而我这样的胆大妄为之徒,当时偏偏出此低调不祥之语,其中有一个十分重要、只有自己心知肚明的原因。
  虽然我曾是815事件的主要发起人,而且在事件第二天便作为五人代表秘密去了北京告状,(五人之一的周家喻后来成为名满天下的815一号人物;另一位:吴庆举,也一直是815的主要“勤务员”。我和另二人:师专造反派的一号唐宗明、重大文工团的王太康先行出发,周、吴二人因故未能成行)并于8月20日和21日两次受到当时中国第四号人物陶铸的接见,进了中南海,可恰恰因为那时在北京,亲眼目睹了北京红卫兵实施“红色恐怖”的种种惨状,我一下子就失了底气。告状回校,马上激流勇退,回美术队战斗组当起一般成员了。激流勇退的原因是我自觉家庭出身十分可疑。所谓可疑,是对父亲解放前夕到底干了些什么?什么时候干的?我浑然不知。所以大学时代,每次面对登记表我准发愁,我搞不清楚我父亲是革命对象还是革命动力?我该是继承他革命阶级的优秀品质?还是该和他的反动本性划清界限?我们兄弟姐妹十个,每人填写的家庭成份都不一样。大姐工作最早,解放初,她填的是:民族资本家。后来参加工作的,随着国家阶级政策风声日紧,成份也就依次递减。有的填:工商;接下来:商人;再下来:小商;再下:城市贫民。我态居中庸,填的是倒数第二种。填是填了,心里却一直不踏实。北京“红八月”,到处杀气腾腾:“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所谓“黑五类”及其子女,被纳粹党徒驱赶追杀忧太人一样迫害得鲜血淋淋,看见这,我不自觉担心起自己的命运来。事实是,后来我在成都的老家果然被抄,年迈的父母被斗得死去活来。古往今来,哲学家们穷经皓首,都喜欢研究这样一个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十多年的革命教育,曾让我坚信自己是未来的英雄,而1966年8月的北京之行,却将我恐惧万端地把自己迷失了。我不知道自己是谁?是什么人?回到重庆,我就开始溜号。只是刘福相邀太切,碍于情面,我勉强答应,再作冯妇了。
  我曾查阅了1966年秋天的全部日记,认真回忆了当时每一个思维细节:在我的疯狂的宗教狂热中间,似乎还没有觉察有任何个人的欲念。只是这种宗教狂和年轻人恶性膨胀的虚荣心很容易结合,于是就有了畸形的表现欲和献身狂。同时,家庭出生的先天不足所带来的自卑感,一方面让我必须比别人表现得更为激进,一方面又会在每一关键时刻让我裹足不前。想创造功勋却又忧心忡忡以求自保,这就是机会主义了。1966年11月13日,我回到成都被抄的狼籍不堪的老家。空荡荡的屋里已一无所有,连地板都全部撬光。冰凉的泥地上就扔了几捆稻草,年过七旬的父母亲蜷在杂乱的草堆中。无处藏身的老鼠也在稻草中穿来穿去。灶台被彻底夷平,爸爸妈妈只能用三块砖头围起来,像开野炊一样做饭。面对如此凄紧的场面,我记得我公然表现得十分超然。我以为我没有因他们的过失影响我而责东怪西,这就非常宽宏大度了。我将重庆姐姐委托我稍回的一床旧棉被交给他们便匆匆离去。以后几天,我都是到外地学生接待站过的夜。我查阅了当天日记,上面只有这样短短一行:
  “家被抄了,很冷落,也没什么了不起。大革命嘛,不打破一些坛坛罐罐怎么行呢?”
  几十年后,当父母的坟头早已衰草离离,每次回乡扫墓,跪倒在潮湿的泥土和抖嗦的落叶上,我都回想起1966年11月13日的日记,那一刻我总会诅咒自己的卑鄙和丑陋。
  除了刘福和我,编辑部还有一位张姓同学,动力系学生,原在市文联住点,眼镜儿,也和刘福一样,永远对人微笑着。动力系四年级有位生得很体面的女生,吴秋仙,原先在演出队帮忙,后来退出,说没事情好干,也来了编辑部。张、吴二人没有干多久就离开了。战报最兴旺时,编辑多达十几人,但开始,就是这么拼拼凑凑起家的。这是1966年11月底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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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战报创刊和“124血案”
  《815战报》共出刊60多期(笔者保留的合订本共收60期,其后报纸已无收集,故不知准确数字),前后历时一年多。创刊号是1966年12月9日出版的。该报出版前五天,即12月4日,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发生了届时为止全国最大规模的武斗血案。血案直接导致了官办保守组织的全面瓦解,同时也暗中点燃了造反派内部份裂的导火线。对报纸编辑工作全然门外汉的我们,事件的发生是猝不及防的,我们只好胡乱收集了几篇现成的发言稿、大字报,再加点按语、评论,再加上一个发刊词,加上一个稿约,就这样匆匆忙忙发稿了。
  血案发生的情况是这样的:
  中央工作会议后,各级党委纷纷检讨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极不情愿又不得不给运动初期因“造反”而被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牛鬼蛇神”的群众平反。而一直以誓死捍卫“党的绝对领导”为宗旨的保守派组织,眼见得被他们捍卫的对象纷纷认错,自尊心被极大伤害,顿时陷入十分尴尬的困境。他们觉得有必要迅速做出姿态,表明自己对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确属耿耿忠心。
  于是,11月28日,重庆全城同时飞传一张《海报》,称:“重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定于12月4日在重庆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揭发批判西南局、省市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其时,重庆的官办组织有四个,学生中有三个:“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毛泽东思想红小兵”、“赤卫军”。赤卫军为“思想兵”的外围组织,成员均为出身成份较差者。工人组织就一个:“工人纠察队”。以上组织,当时俗称“保皇四军”。海报中所称“重庆工人战斗军”,其实就“工人纠察队”名称改换而已。工人纠察队要在造反派牛气如虹而保守派全线溃退的形势下来此一举,政治上的用意实在太明显不过了。这就是:挽回面子,摆脱困境,重整旗鼓,侍机再战。
  受压制了几个月的造反派们当然不允许摇摇欲坠的“老保”东山再起。消息既出,重庆造反派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等外地赴渝红卫兵便认定大会是“阴谋”,是“假批判、真包庇”,决定坚决对其造反。大会造反是当时非常时髦的行为,即:纠集人员,冲击会场,占领主席台,抢夺话筒,发表造反声明,等等。此种捣乱行动的结果轻则让对方大会流产,重则双方大打出手,一场混战。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在纳粹史研究专著《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谈到希特勒冲锋队的任务,曾这样定义:“保护纳粹党举行的会议,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古往今来,社会动乱中的种种政治行为,总是如此雷同。
  当时,市委领导人对“12.4”大会可能导致的群众冲突十分着急,并紧急召见工人战斗军负责人楚光辉等,劝其取消大会,并通过各部委和区委,通知所属各单位工人纠察队不要参会,均无果而终。原本由党委组织起来保卫自己的工人纠察队,现在却不听他们的招呼了。政治社会和金钱社会一样,所有活动总有一种终极推动力。后者是经济利益,而前者是政治荣誉。后者的英雄往往是见利忘义的“小人”,而前者的英雄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君子”。工纠急于要甩掉“资产阶级保皇派”这顶不光彩的帽子,大会不开,岂不授人以柄,再次招来耻笑?箭已在弦,他们不得不发了。
  就在市委苦口婆心劝说工人纠察队停开大会的同时,造反派则加紧了捣乱大会的策划。12月3日上午,以重大815战斗团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召开会议,制定造反方案,决定:如到主席台发言造反不成,则将队伍拉到市中心解放碑另开大会,以和“工纠”大会对抗。该计划立即遭到反对,被激进份子斥为太“温良恭俭让”,太“右”。同日下午和晚上,工人造反军总部和首都三司驻渝联络总站等又制定了另外两套方案,除安排谁冲主席台、谁控制两侧看台、谁卡住大门外,还特别安排在主席台后边马路停放三辆救护车以运送伤员。一头目称,要以血唤起山城人民的觉悟,就是要准备死人,准备血战一场。
  以上背景情况,我是几十年后从一位文革史家何蜀的资料上看到的,当时我并不知道。当时我正忙于报纸的出版。我所亲历的情况是:12月4日上午我赶去会场时,人山人海的大田湾体育场里,两派冲突已经开始。情况是这样的:率先上了主席台的周家喻和重大八一五另一头目强行要求发言,遭到拒绝,并被早有准备的纠察人员推下台去,与此呼应,被激怒了的会场马上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815坏得很!”“815滚出去!”。先期进入会场的815学生趁机摇动旗幡,以同样的愤怒向主席台发动冲击。为首的人我看得清楚,是重庆大学采矿系学生:郑全体。此人干任何事情都极端亡命。全国有名的“智擒李井泉”事件,首席执行人就是他。毕业后分配广东平石矿务局挖煤,多次创造日掘进尺的新纪录,领导和群众印象不错,于是很快入了党--不意正准备提拔为局长,重庆大学一纸公函到了,历数他文革中多种不是,局长未当成,党籍也顺带取消,从此后便心灰意懒直至退休。主席台上冲突一开始,被阻隔在场外的造反派大队人马,便如狂潮急浪一般向水泄不通的体育场发起拼死冲击:混战就此开始。台上台下数万群众,开始是喊叫、谩骂、吐口水,马上升级为推搡、为扭扯,为撕打。拳头不够,旗杆、标语牌、脱出的鞋子、地上的砖头,统统成了武器,于是满场喧嚣,满场哭喊,满场血腥。我入场不久便被四面八方的与会者包围,他们发现我的身份,双方始而辩论,接着就“暴徒”“土匪”“滚出去”地骂开了,我寡不敌众,自然挨了不少冤枉拳,正不知如何脱身,发现主席台已被815占领,高音喇叭气急败坏地通知:“工人战斗军的同志快快撤出会场!快快撤出会场!”工人战斗军和夤夜赶来助战的“保皇四军”,三区八县的学生、老师、大人、娃娃,丢了一地狼藉的断旗杆、碎红旗、标语牌、鞋子、帽子,稀里哗啦就败退出去。我莫名其妙发现自己已经自由,而造反派,已经占领了会场,同时很快把整个城市都占领了。
  笔者查阅了当天的日记,有如下一段记录:
  “……人们抬着伤员在街上游行。人们举着血衣在街上游行。宣传车的广播员跳上车顶,把缴来的凶器、袖章高高挑起,大喊大叫。工人们用白纸缠额,像电影上的日本示威者,白纸上写着:以血还血!手里拿着大纸板,写着:这才是真正的铁证如山!罪责难逃!他们在街上冲过去,冲过来,把工人纠察队的标语统统撕个精光!在血的教训面前,纠察队员认清了,退出了,他们把袖章摘下来,扔到宣传车上,一个北京女孩子把这些袖章穿成一串,挂起来,向群众高呼:工人纠察队中要革命的同志,好样的,就站过来!”
  目睹当时的血腥场面,如果有人告诉你:会场上打死了多少多少人,你绝对不会有半点怀疑。我也这样。当我怒气冲冲地从城里步行十多公里返回沙坪坝,一路听得街传路议,死人已由几人迅速增至几十人!走回寝室,我已经怒不可遏,邀约两三个同学,抱一捆纸,提一桶墨汁,便把沙区窄窄的街道写满了标语,都是“以血还血,以命抵命”之类的诅咒。
  完全象杀红了眼,当天晚上,我们仅仅二十多人,冲到学校松林坡上,一口气又把有数倍于我们人员保卫的“工人纠察队”总部砸了。我们砸得轻而易举。既然死了人,性质就不一样了,对方自觉输理,怕我们杀人报复,所以我们砸东西、抱东西,他们都乖乖让一边,惟恐把我们激怒,只在嘴里不听地骂:“815,暴徒!”“8点1刻,暴徒!”君子动口不动手,眼睁睁看着我们扬长而去。
  死了人,文章就很好做了。第二天815派就在事发地:大田湾体育场开了一个隆重异常的追悼会。笔者当天的日记对会场气氛有如下记录:“……我们用旗杆举着长长的挽联入场,群众对我们热烈鼓掌: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碧血溅山城,喜红岩史诗又添新页风暴扫迷雾,看文化革命谁敢阻挡
  人们自觉地从各地来到大田湾,一朵朵白花、一个个花环、一幅幅挽联,为烈士堆成了一座小山。”重大815的首领周家喻和著名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在会上作了煽动性发言,称:西南局、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派阴谋策划其御用工具“赤膊上阵,拳打足踢,挥戈扬矛,大打出手。他们用钢千、木棍、铁锤、铁矛、旗杆、主席语录牌……等等,打死打伤‘八一五’派二百余人,造成世所罕见的流血惨案”。他们号召大家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会后第三天,即12月7日,在体育场举行了陈放有五具尸体的“烈士遗体展”,前往悼念者凡数万,花圈祭品无数。文艺界造反派迅速谱写出悼念悲歌,题为:《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歌词如下:
  手捧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
  那天我们一起去开会,会场上我们却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兄弟!
  你上台揭露了重庆市委,你发言戳穿了阴谋诡计,你勇敢战斗,你英勇无比,谁知那一双黑手把你青春夺去!
  歌词共四段,每段开头都是“干什么”--“想起了你”,曲调凄婉悠扬,催人泪下。当时硬梆梆的革命歌曲大行其道,两相对比,这首歌曲自然大受欢迎。一时间,重庆大街小巷、码头车站,到处张挂歌单,好事者高踞桌凳义务教唱,学唱者唱会一批又来一批,情切切而意深深,当今卡拉OK发烧友无法与之比肩。其势大有一夜楚歌,吹散十万雄兵之概。
  保守派完全被气势汹汹的反击吓破了胆,一直躲在屋里不敢露面,几乎半个月后,才又开始出来。害怕挨揍,都是一群一党地集体活动。他们走到街上,先选好一块地方,然后便手拉手围成弧形实施保卫,集体颂读毛语录以为掩护,接着小心翼翼,开始张贴反击造反派的大字报,其景凄惶寒惨,让人望而怜。即使这样,得理不让人的造反派也决不给他们半点好脸色。我在沙区供电局门口就亲眼见到这样一幕:重大的“思想兵”正在张贴大字报,一位怒气冲冲地老头不问青红皂白,粗暴推开正念语录的人墙,三把两把便将还没贴完的大字报撕个精光,而思想兵却毫无反抗之意,仅面面相觑,然后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又排成两行纵队,高唱“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继续前进,寻找下一个张贴点。
  124事件确实打伤不少人,事发当天,笔者曾去医院采访过,鼻青脸肿者有之,腿瘸臂折者有之,更有甚者,不能动弹、躺在床上输液的,也不乏其人。何蜀在《首开大规模武斗先例的重庆“一二.四”事件》一文中说:“仅据造反派最后一次公布的单方面统计的数字,就有405人(基本上是造反派一方的伤员),若加上工人纠察队一方的伤员人数,则至少会比这个数字多出一倍。”但是,说死了多少多少人,却纯属子虚乌有。那个所谓“烈士遗体展”,很快就被证明是一场骗局。五具尸体,其中四具是从火葬场强行弄去的,另外一具,则刚刚因心脏病死于医院。但这已经不重要。“死人”给了造反派一个克敌制胜的武器,并且事实上把对方已经打得落花流水,那么讨论这武器到底是核弹还是银样蜡枪头,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保守派曾试图以“尸体”问题打开缺口,作最后一逞。他们在惊魂甫定后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主题就一个:你们“亲爱的战友在哪里?在火葬场!”。毕竟大势已去,这种反击已经完全徒劳。
  法国史家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中曾有这样一句话:当王朝和保王党最终覆灭,就轮到革命党人来打得头破血流了。124事件将市委和所谓“保皇四军”最终逼下重庆政治舞台,确实就该让造反派内部来捉对儿撕杀了。124事件中所表现的同仇敌忾,事实上是造反派内部最后的蜜月。作为重庆地区第一张造反派小报编辑,我非常敬业地沉缅于忙忙碌碌的事务之中。124给了我们很好的题材。从12月9日创刊到1967年1月22日中央号召全国全面夺权,报纸共出刊7期,平均六天一期,非常准时,而且其中还加出了两期增刊、一期“画刊”。题目都是些:“必须制裁反动派”、“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墨写的谎言决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重庆黑市委是‘一二四血案’的元凶”等等。满纸豪言壮语,对保守派穷追猛打,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根本不知道,造反阵容内的两派政治势力都已经在暗地里霍霍磨刀。
  在匆匆付印的《815战报》创刊号的第四版,我们平行刊载了周家喻和罗广斌在12月5日追悼会上的发言全文。而仅仅不到一个月,作为两种势力的代表,二人便分道扬镳,开始了剑拔弩张的生死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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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2006-10-18
  四,罗广斌其人
  在当时的小报上,文章作者一般都不署个人姓名,而直接署“XXX战斗组”“XXX编辑部”。之所以如此,一则是避突出个人之嫌;二则是出了事,责任可由组织集体承担。《815战报》在刊登的12月5日追悼会上的发言,连一号“勤务员”周家喻的发言署名,也只敢用“重庆大学815战斗团代表”,而偏偏罗广斌,是直书其名了,曰:“《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志”。之所以如此称谓,是有两层意思,一,不清楚他属什么组织的代表;二是,他一本小说《红岩》,影响实在太大,从而作者个人的名气,也实属超重量级。把他的名字抬出来,可以大大加重我们的政治砝码。
  罗广斌在125大会的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星期以前,我们在这儿追悼牺牲在中美合作所里的革命先烈,一个星期以后的今天,我们又在这儿追悼牺牲在重庆体育场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英雄。”“124事件”的一个星期前,正好是11月27日,这是解放前夕国民党制造著名的“渣滓洞”大屠杀的死难纪念日。由于《红岩》这部小说和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烈火中永生》在年轻人的心目中影响太深,位于重庆歌乐山的“渣滓洞”和“白公馆”一直成为了中国青年一代向往的革命纪念地。“11。27”,成了凭悼革命先烈的神圣忌日。而罗广斌,作为小说作者,作为大屠杀的幸存者,自然也随之成为了全国青年顶礼膜拜的英雄。因此,在1966年的11月27日这一天,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由全国各地红卫兵参加的纪念大会,就显得尤其涌跃热烈,而罗广斌在会场上的出现,更引起了全场青年汹涌澎湃的欢呼。罗广斌是乘坐敞棚吉普车进入体育场的,并且绕场一周接受崇拜者们疯狂的敬意。那情景,很容易让人想起毛泽东接受红卫兵朝觐的场面。在全中国只允许一个权威,而且是绝对权威存在的年代,罗广斌在少不更事的红卫兵娃娃中煽起的偶像崇拜,实在有点离谱,难怪事后马上传出微词,说罗的做法太过份了些,甚至以为:是可忍,孰不可忍?
  来自外地的红卫兵当然完全不知道罗自己的肚子疼。虽然罗因为一本《红岩》而名满天下,据说在日本诸国的青年中都引起巨大反响,均欲一睹风采而后快,但罗的日子其实并不好过。恰恰因为在大屠杀中幸存,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这就正好构成了他让人放心不下的最大历史疑点。不是那么多革命志士都壮烈牺牲了吗?为什么你罗广斌偏偏溜掉了?肯定你经不住国民党特务的酷刑和利诱。你投降了。共产党最讲气节,对于变节者一律恨无赦。历史研究所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戚本禹,就因为考证出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晚节不忠,武断宣称:“假投降就是真投降”,马上就一路撺红,被钦点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南开大学几个学生因为在几十年前的故纸堆中发现了六十一位共产党人的“自首书”,马上被中央文革高度首肯,成了驰名遐迩的“揪叛徒”专业户。罗广斌在他自己的小说里创造的甫志高,和现代京剧《红灯记》中的王连举一样,成了全中国妇孺皆知的反面典型,只配让双枪老太婆之流“代表党,代表人民”一枪崩掉。顺理成章,只需给刘少奇戴一顶“叛徒”的帽子,要让全中国人民都对他恨之并欲“食其肉、寝其皮”就轻而易举了。那岁月要收拾一个异教徒实在太简单了。不管多大名气,都不可能成为你继续存在的理由。57年反右斗争搞掉的重量级人物够多了吧。59年反右倾搞掉的人物也没一个是小不点儿。罗广斌一介书生,出一本书算老几?该查的问题,查!该写的交代,写!1963年,罗的名气已如日中天,共青团中央提议推选罗广斌为全国青联访日代表,被“历史问题有个别疑点”一句话便轻易否决。1964年共青团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拟安排罗广斌为团中央委员候选人,亦遭同样原因否决。后,日共邀请罗渡海东访,再次被有关方面婉辞,罗终未能越雷池半步。广阔社会的显赫名声和小局部的重重怀疑、不信任和压抑,结合得如此完美:20世纪六十年代偏居西南一隅的大作家就生活在这种困境中。应该写出伟大作品的笔,只能畏畏缩缩地写检讨书。应该被尊敬、鲜花和崇拜簇拥的一代才子,却只能被“下放”到远离城市的渔场,做相当于“弼马温”的“场长”。“长寿湖渔场”的雾蔼是沉重而寂寥的,罗广斌就在那儿消磨着才华横溢的日子。
  因此,我们有充份理由猜测,当整个社会秩序被一朝颠覆,当像大山一样压得罗广斌喘不过气的市委的大人物们,突然间被称为“815”的年轻娃娃打得落花流水,那一刻,他的兴奋是多么真诚。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从文革一开始,就是真正的造反派。
  他确实去重庆大学找过815的负责人。在一次全团战斗组长会议上,总团一位“勤务员”曾通报过这情况,结论是:“听说罗广斌这人历史有问题,我们不理他。”
  这不奇怪,重大学生对党的感情太深。工科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让他们把抽象的“党”和具体的重庆市委区分得清清楚楚。他们8月15日的造反,就因为对作为“党的化身”的党委书记郑思群深情依依,无以割舍,因而认定将郑迫害致死的重庆市委绝对有问题。重庆市委是“黑市委”,但决不等于被“党”怀疑过的罗广斌就代表正确路线。
  工科学生们只知道将机械的旋转运动变成往复运动,只会呆头呆脑地用计算尺计算节点电流和环路电压,对于著名作家这个品牌、以及混迹宦海多年的老干部的政治含金量,他们一无所知。重大815娃娃们的无知显然使罗广斌非常失望。文科学生就不一样了。充沛的激情和多愁善感使他们和罗广斌有一种天然的默契,更何况他们的毕其一生的追求,就是作一位像罗这样的人呢!于是罗广斌理所当然受到了重庆另一个有实力的造反派组织:西南师范学院831纵队的接纳和追捧:他很快成了他们的座上客。其时,西师831和首都三司等组织的驻渝联络站已结成联盟,后者的通天手眼和全国性工作网络,必然使罗的政治胆量和社会欲望迅速膨胀,进而有了前面那场招来非议的表演。
  只是,距11.27纪念会后仅仅7天,12.4大规模武斗事件很快为罗广斌板回了一分。125大会,造反派真诚地让他又出了一回风头。接下来,12月9日,罗广斌参加由首都一司、三司、北航红旗、哈军工等红卫兵和重庆造反派组成的“12.4惨案赴京控告团”,启程北上。他一人掏腰包为控告团十几个成员购买了全部车票。12月17日,由首都三司发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全国在京革命派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夺取新的伟大胜利誓师大会”,周恩来、陈伯达、江青、谢富治、刘志坚、张春桥、谢镗忠、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汪东兴等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出席大会。规格之高,可想而知。而罗广斌作为唯一的外地代表发了言。据《首都红卫兵报》报导,“重庆代表”在长达40分钟的发言中,“愤怒控诉重庆市委血腥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制造‘12.4’血案的滔天罪行”,并称此次血案有革命群众被打死。他强烈要求“严惩制造血案的罪魁祸首,立即解散重庆工人纠察队,打倒重庆市委,解放重庆山城!”。会上,罗广斌还将有关“控告”材料通过主持大会的红卫兵,呈交给了周恩来和江青。
  正当罗广斌像一颗明星在北京的政治天空冉冉上升,重庆的815派对内部悄然出现的反对派活动已经有些不耐烦。当时,除了那个“赴京控告团”到处抢镜头,更有一个叫“124联合指挥部”的组织开始运作。组织者显然想用它取代由重大815为核心的815派组织事实上的领导地位。重大815当然不高兴。有一天在重大松林坡礼堂开群众大会,快结束了,教工领袖赵云生突然站起来,将一只手臂高高举起,直指天空,说:“我说一个问题!我就说一个问题!”赵身材清瘦,永远穿一件黑色的灯芯绒。小胡子。精力极端充沛。他的每句话都斩钉截铁,让人感到极具份量。他说,关于“124联合指挥部”,我们的意见是:“框烂!”。文革那会儿,红卫兵动辄就“砸烂”这个,“砸烂”那个。赵云生这位大学老师,公然小事糊涂,把这个司空见惯的“砸”字读成了“框”,顿时引来满堂大笑。他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把高举的手臂又挥了挥,再次重复:“对!就是要彻底框烂!”
  其实当时在学校的同学谁也不知道那个“联合指挥部”是干什么的。只是听说后来确实被砸烂了。罗广斌肯定是知道的,只是他远在北京。造反派内部的争斗和罗的厄运,注定暂时延期了。
  1967年的新年到了,我们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除了继续揭露重庆市委和保守派制造124血案之外,战斗团开始忙着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整风,开赴工厂、农村、专县,去“向工农兵学习”。这段时间所发表的文章很多属于这一类,如:“《为人民服务》学习辅导材料”、“《纪念白求恩》学习辅导材料”、“《愚公移山》学习辅导材料”、“学习”老三篇“,狠触灵魂”、“对目前重庆 工人运动的几点参考意见”、“抓革命、促生产的好榜样”、“象红岩八三一那样抓革命促生产”、“红岩机器厂提前七天跨进一九六七年”、“关于重庆红岩机器厂抓革命促生产问题给党中央毛主席的第二封信”,等等。
  这些题目,已经没有多少火药味了。12月27日,我把关于关于重庆红岩机器厂的第二个调查报告“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新事物”完成,接着发排1967年1月1日出版的稿件,我写了元旦献词:“而今迈步从头越”,就近岁末了。除夕夜,“风雨球场”举行演出。风雨球场就在印刷厂门口。看了一会,都是些张牙舞爪的红卫兵舞蹈,再加一些毛的语录歌,觉得无甚意思,又回厂赶印贺年片。贺年片上同样是红卫兵,同样张牙舞爪,作“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状。如果晚会对我有什么印象,那就是:校业余体育队那为身材高挑的女摩托车手陈淑月,她在台上表演独唱“我们共产党员好比种子”,扮像、声音、动作都出人意料的美丽动人。
  但是后来,她疯了。
离线2049

只看该作者 8楼 发表于: 2006-10-18
  五,工人造反风潮
  仔细浏阅从创刊号到全市夺权之间的几期《815战报》,你很容易发现,出现次数最频繁的内容就是:“红岩机器厂831”造反派如何如何、通过他们的行动,真正的工人造反派应当如何如何,等等。
  要说清红岩831,必须从重庆的工人造反风潮说起。
  重庆大学的造反行动一开始的口号就是杀出校门,走向社会。先是在各区,如江北、南岸、九龙坡、杨家坪等各地驻点办联络站,和当地的中学娃娃一起,开演讲会、搞辩论、表演造反舞、印发传单,诸如此类。少男少女们在一起,没老师、家长管束,爱怎么造反就怎么造反,很是快活的。当然有谈情说爱之类的风流快事,但是很少,珠胎暗结更没有听说过。记得我们班同学在重庆南岸39中驻点,一次放电影,有位仁兄忽然间春情难抑,动手摸了一中学女战友大腿。该女孩以大局为重,没当场呼救,散场后立即投诉于我班战斗组长,全班同学马上群起而批之。先颂读毛语录几页几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某条某款:“不准调戏妇女”,于是便定性了,结论是:将此一念之差的登徒子断然清洗出战斗团以正法纪,从此以后以至毕业分配,该可怜虫便孤魂野鬼,再无人愿与之理会,直到两年后发配边疆,他半个“不”字也不敢哼。那时候年轻人都觉得自己从事的事业是属于未来的,属于未来的事业都是很神圣的,它需要献身、禁欲和死亡,而不是尘世的欢乐。亚里斯多德评价柏拉图的《理想国》,有这样一段话:共产制度将人民投入一种难以忍受的密切联系之中;它使阴私或个性没有容留之地;它假设人人都具有只有少数圣人才具有的耐心和合作的美德。文革那会儿,年轻人都以为自己是圣人——这是另一个话题。下面继续说工人运动。
  1966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重庆市委马上诚惶诚恐地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进行贯彻,情愿或者不情愿地认真检讨前一阶段的“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开始被平反,整理、搜集的所谓“黑材料”开始被清退或销毁。这一下,聪明智慧的中国人算是搞清楚了:伟大领袖这一次显然不准备旧策新用:什么“引蛇出洞”、什么“搞阳谋”、什么“秋后算帐”,他统统不用了。林彪不是说过吗,毛这样的天才,“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他的招数多得很。
  于是,动摇、静观了好几个月的“工人阶级”终于蠢蠢欲动了。笔者查阅了1966年11月23日笔者所写的一篇文章:《重庆文化大革命的新任务》。在“伟大的转折”小标题下,对当时的形势有如下描述: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掌握了真理,明白了真相,于是便起来革命、起来造反了!看,无产阶级革命造反军成立了!红工815战斗团成立了!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军成立了!居民815战斗团、供电830、红岩831战斗团、重纺815战斗团……都在革命的喊杀声中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这是一股了不起的力量!这是一支顶天立地的队伍!他们一登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舞台,就以无产阶级特有的高度民主觉悟、政治远见和坚强斗志表现了无穷的力量。所有这一切,标志着重庆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转向了新阶段,这就是,由815所掀起的山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由单纯的学生运动转向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
  该文是笔者根据总团“勤务员”吴庆举授意写成的。在此之前,11月22日,吴曾亲自操笔写过同样意思的文章以指导运动,题目是:《杀出校门,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只是意犹未尽,文字欠煽动性,故而要我再写一篇。说写文章“以指导运动”,并非将该文章印成总团“红头文件”下发。不是的。造反派不需要“红头文件”。除了毛泽东诸人,当时泱泱中华没任何权威。红卫兵连国家主席都爱怎么羞辱怎么羞辱,况论区区总团“勤务员”!当时战斗团的任何重大决策,都必须召开全体队员的辩论大会以作出决定。重大815的这种会议一般都在风雨操场或者松林坡礼堂召开。而大会从来都吵得热热闹闹乃至乌烟瘴气的。这种集会上,似乎人人都是政治天才、智者、辩手和谋略家,都可以用滔滔雄辩让众人臣服,而只要一句话不对胃口,满场顿时就会起哄啸叫要你滚下讲台。吴庆举出身贫农,穷乡野地长大,自然比不得城里孩子那般伶牙俐齿,他明白自己的弱点,因此每次到辩论大会发表演说,总要事先写成文稿反复推敲,并总要让我为其润色。吴,四川遂宁人。父亲早年故世,由母亲一人将他养大成人,而且培养成大学生,足见其母亲的刻苦坚韧和勤劳智慧。吴正是从母亲身上遗传了这些优秀的特质,故而得以在风云际会的动乱中脱颖而出,成为喑呜叱吒的好汉。他和我同在校业余文工团当点“小官”,他为乐队队长,我为美术队队长。二人多年邻室而居,是以成为莫逆,尤其我俩文革初期同受市委工作组压制,后又共同策划了重庆的815运动,更给两人关系赋予了生死与共的色彩。因为他出身硬朗,不似我后忧重重,于是一路冲杀,在重庆文革的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精彩有致的活剧:关于这一点,笔者下面还有记述。
  还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后,重庆地区保守组织处境日蹙,加之工人造反风潮日盛一日,保守组织更有兵败如山倒之势了。各地办点的同学们觉得有些无事可干,便开始不耐烦了,甚而至于对总团过于刻板、正统的管理模式提出质疑,甚至主张:“815必须大乱!”,扬言:重庆文革要深入,“必须砸烂815总团!”云云。作为总团“勤务员”的吴庆举可是有足够耐心的。此人的特点就是成天忧心忡忡,主意迭出。恭维他的人,说他是“小诸葛”,小视他的人呢,就说他“多谋不善断”。不论褒贬,反正还上大学他就一头“少年白”:就凭这点,你就得对他的鬼点子服气。有了上面那些混乱认识,因此吴就大会小会地宣传“工人运动好得很!”,宣传他的走“129道路”,宣传他的“杀出校门,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一招还真灵,很快便获得了全体同学共识。本来,“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这一课题毛泽东早已教导多年,对一代青年学生,可说是刻骨铭心,已经固化为一种潜意识甚至本能。文革前夕,笔者曾去达县,即著名画家罗中立悉心描绘过的川北山区,参加了七个月的农村“四清”。在异常贫苦艰难环境里生存的山民,他们所表现的坚韧、朴直和厚道,确实让人感动有加,而同时,作为穷乡野地的小生产者,他们的狭隘、偏见乃至于让人很感可笑的自私,对人也记忆尤深。但当时我们却不愿意想这些,即使看到了,想到了,也必然马上自警:快快刹车!这是知识分子的偏见作祟!毛主席教导我们: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还是“比知识分子乾净得多”。文革之初,毛确实热情洋溢地鼓动红卫兵造反,可此后不过两年,即1968年7月27日 ,毛便怒气冲冲地将工、军宣队开进大学去教训不听招呼的娃娃兵了,并且降旨“无产阶级金棍子”姚文元,令其著文:《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把知识分子和“那些患了近视症但还不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并称,一起加以“奉劝”:从此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全体蒙冤,当了整整十多年的“臭老九”。毛非常清楚知识及精神力量的可怕。读书人一旦较起劲来,坐牢、杀头、满门抄斩,甚至诛灭十族都面不改色。毛是不能让你翘尾巴的。还上大一,党史老师就给我们讲过延安整风,要知识分子“当众脱裤子,忍痛割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作人。”在毛看来,知识分子是某种尚未进化完全的脊椎动物,必须随时随地让工匠或者农妇对其进行圈养驯化。重庆无线电三厂一个叫黄仲勤的女工,派到重庆大学当工宣队员,天天把教授、学者召集起来学马列学毛泽东思想,其时她刚满十六岁。几十年后,我在深圳一间公司作总经理,她被聘为出纳,说起文革旧事,她自己都觉得荒唐透顶。
  1966年的吴庆举绝对是毛主席的好孩子,815的所有同学也绝对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一听说要“和工农相结合”“向工农兵学习”,大家二话不说,背起书包就出发:下厂去、下乡去、下专县去。只是这一回情况有点见鬼:如今的大学生,毕竟已经和原来有点不同,毛泽东好像把他们宠坏了。他们已经不是原来那种傻乎乎的、只能任人教训的“没头脑”,他们已经见了大世面、经了大风雨,已经是天不怕、地不怕、敢作敢为的“革命闯将”。凭着几个月的革命经验,他们发现这些开始造反的所谓“工人”,尤其某些响当当的“工人领袖”,其实并不怎么样,并非毛告知的那样“最大公无私”“最有组织性、纪律性”,反过来,保守派骂他们“社会渣滓”、“牛鬼蛇神”、“三教九流”,还真有点那个意思。这问题其实很简单,在工厂里,劳动模范、先进份子、共产党员……这些人,好吃好在,备享尊荣,他干吗反呢?想反的,还不全是些受过或者正在受压制、冤枉过或者正在被冤枉的、平时吊儿郎当、经常被领导数落批评的主儿,按十多年根深蒂固的观点看来,他们当然不是好东西。
  我姐夫就是重庆最先的工人造反派,按当时的说法,他也对社会有“不满倾向”。姐夫出身重庆的一个银行世家,大约家境优裕,因此性格洒脱不羁,火爆任性。重庆刚一解放,他立马投考“革大”,草草训练数周,便派赴川西藏族地区开辟工作。出发前回银行告别,他那一身皱巴巴的列宁装让昔日的同事们惊羡不置:哟!没想到你老佘原来是个地下党呀!我姐夫姓佘,重庆南岸海棠溪,就数他们家族最大。
  他满怀自豪地去了。到了雪山深处一个叫杂谷垴的蛮荒野地当了一名小小的财会人员。姐姐告诉我,说那个镇子不过十来户人家,买米打油需要骑着马向山外跑整整两天,相当荒远。不久就开始“三反”了。共产党的中央集权政府效率是很高的,北京一个喷涕,连杂谷垴这样的地方也免不了感冒。“三反”有一反就是“反贪污”。山窝子里加上我姐姐这样的小学教员,吃官饭的也不过就十来号人。哪儿找清洗对象呢?领导绞尽脑汁左思右想,这小旮旯不就有个姓佘的小子成天和钱打交道吗?这家伙自以为来自重庆大码头,傲气熏熏,有一次领导去信用社找他借电话打打他公然不买帐。他不贪污谁贪污?于是就抓起来。于是就开会斗争。你小子不承认啊?好办。捆起来:打!打不服?行,跪玻璃渣!跪你个双膝血淋淋。还不承认?好咧,吊起来,吊你个七窍断生气!那时候姐夫十岁,年轻气盛,可毕竟肉身凡胎啊,实在受不了,只好认帐:我贪了。贪了多少?胡乱说个数字。达不到领导期望值,于是又打、又跪,又吊。只好自我加码,一直加到领导满意为止。行了。又问:你贪的钱放哪儿了?能放哪儿呢?他的行李就一口箱子,早抄过了:一无所获。那时候,由杂谷垴到重庆远如极地探险,巨额贪污款想送回老家都不可能。他只好说:都送土匪了。行,有来龙,有去脉,事实清楚,案犯供认不讳:运动于是胜利结束。姐夫被投进了大牢:他不是说钱都送土匪了吗,他理所当然和土匪关在一起。他是大都会来的白领呢,被查抄的皮箱里,出发前他还傻乎乎地装了几套平时舍不得穿的西装和舍不得系的领带呢。他压根儿不知道在这儿是不需要穿西装的,更不知道他如此向往的新社会还要他和土匪一道领略雪山深处的铁窗风景。十多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他还心有余悸。他对我说,那些土匪真可怕呀!,一个个斜眉愣眼,满脸横肉,原来只是在美国的西部电影里见过啊!关了半年,查无实据,落实政策——我们党是很喜欢落实政策的——于是,放了。于是发回原籍,到重庆南岸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煤窑:涂山煤矿当起了矿工。原本在银行写字楼过得悠哉游哉的小白领,现在只能天天提一盏矿灯下井,黑不溜秋的,过着人称“埋了还没死”的日子。几十年后,四人帮终于倒台了,改革开放了,他接到一纸通知:那个遥远又遥远的县政府寄来的。感谢党,好歹算是寄来了。政府告诉他,说解放初那一回是搞错了,特此平反,并补发损失费:200元。那一年,姐夫已两鬓花发,年逾半百。他用那200元钱去买了一把当时特时髦的鸿运扇。他对我说:你看,你姐夫一辈子,就值得这一把电扇呢。
  文革开始时他还不老,但生活却早把它折磨得万念俱灰。夫妻分居,他只能常年住煤矿的集体宿舍。那不叫宿舍,是上百人群居的大窝棚。上大学时,隔几个星期我总会去南岸看看他,而他总是沉默寡言,从井下省一个大号加班馒头让我吃,然后把我带到乱七八糟的铺位间绕去绕来,拣一个乾净点的地方便囫囵睡去。那时候有部阶级教育片,叫“燎原”,描写旧社会安源矿工日子如何之凄惨。每次恶卧在涂山煤矿肮脏杂乱的集体宿舍,我都会想起电影里的布景。文化革命真够伟大的,不过短短数月,公然把我姐夫这样的人也鼓动起来了,成了最早的造反派。
  我们家族中还有一位工人造反派,我的表哥。他是我舅舅的儿子。两房单传,从小受到的溺爱自然无以复加。小学时我曾和他同班,娃娃中间,他不待说是为王为霸的:闯了祸,反正有爹妈给他赔礼摆平。有时我去外婆家找他玩,稍有不悦,他向大人一告,结果总是舅母不问青红皂白将我训斥一通,继而“金生长、金生短”地将宝贝小子诓慰不止:“金生”是表兄的小名。如此任性娇惯的孩子学习成绩自然很难好起来,和我同班一期他便理所当然留了下去,而且后来还继续留:留得不能再留了,就只好参加了工作。先在砖瓦厂,后又去建筑队去当小工。文革来了,好得很。“有朝一日春雷动,得会风云上九重”。他没上九重,却当了个很实惠的小头头,腰杆上还别一柄盒子炮,很神气的。有一次我和他偶尔相遇——他是我的对立派——只是他全不像当时很多同志那样“亲不亲,阶级分”,为一个政治观点,一家人也会闹得反目成仇——他根本不和我探讨政治问题,而且他对政治问题似乎毫无兴趣。他很得意地告诉我,那位原本耀武扬威的街道办事处主任如今见了他是如何毕恭毕敬,还说他神气活现带着队伍去端某街道据点,仗刚刚打响,突然发现对方也有真家伙:他吓得如何魂飞魄散,拔腿就跑。
  家族中所有工人中,只有成都的五姐夫是唯一的先知先觉。他是驾驶员,文化不算高,大约江湖上走南闯北,见识广,在全中国人民都被搞得如痴如狂的1966年秋天,他公然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红卫兵跳什么跳?全给人家当官的垫背。不信走着瞧,运动完了,鸡还是鸡,凤还是凤。那时刻,五姐夫的自信和固执简直让人瞠目结舌。
  下面还是说在涂山煤矿当矿工的姐夫。12月的某一天,他突然来到报社找我,我上大学五年,这是他第一次到重大来。他告诉我说他们造反了,要成立战斗队。工友们知道他的妻弟在重大,还是战报编辑,特地要他来邀请我前去参会。记得听到这一消息,我当时一点也不高兴。我知道我姐夫不是坏人,但理论上却属于社会的另类。我担心他的造反对于他,对于我,甚至对于整个815,都不是好事情。但我不能把这些说出来。见我喁喁难决,姐夫又讨好地怂恿说:不要紧的,你只要去主席台坐一坐就行了,什么话都不要你说。只要坐在那儿,保皇派一见重大815的人,心里就怕。我犹豫再三,让另一个同学:同我去北京告状的王太康跟我姐夫去了。回来,王对我说,你姐夫:亚克西(行)!
  王当然不知道,两年后,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十二级台风”里,我姐夫果然被作为“牛鬼蛇神翻天”的典型被揪出来,关进煤矿私设的监狱里,一关又关了好几年,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才“平反”。
  这只是发生在我小小家族里的故事,社会上工人造反者状况的形形色色有多精彩就可想而知了。对于在类似修道院环境长大的大学生来说,所有这些陌生的社会风景便显得有些猝不及防了。他们理论上可以接受所谓“工人阶级伟大”、“工人运动好得很”的结论,但面对千奇百怪的个案,他们不知所措。就在上面两篇文章发表后不到一个月,12月21日,《815战报》便急不可待地出版特刊,发表了编辑部文章:《关于重庆工人运动的几点参考意见》。其中观点当然不是报社自作主张,同样是在全团大会一片呐喊和啸叫中通过的,代表了同学们共同的忡忡忧心。文章煞有介事提出什么“必须纯洁组织”,“要提高警惕,严防敌人钻入我们的阵营把我们从内部冲跨”,提出什么“司令部要革命化”;提出什么“应该保持工人阶级勤劳朴素的的本色,不要搞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机构和物质设备”,文章甚至还书生气十足地搬出了在政治学习中辅导员危言耸听的训示:“现在,我们应当看到国家还不富裕,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在受苦,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远远没有完成,因此,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做牛马的时代,千万不要忘记世界上的阶级兄弟,一定不要贪图享受,要把世界革命的大旗扛下去,要沿着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走到底。”这些喋喋不休的说教,不仅现在看来,就是在当时看来,也天真滑稽得可以。难怪人家要说重大815“右”了,成了“变相的工作组”,等等。不过客观地说,学生们在提出这些主张时候,他们是万般真诚的。
  在这种局势下,作为领头羊的重大815,当然就急于要按图索骥,寻找工人阶级造反派的先进典型了。这个典型必须由真正大工业的产业工人组成,要有很多共产党员,有劳动模范,所有成员必须历史清白……总之,他们必须完全符合毛泽东所制定的无产阶级的技术标准。这样,他们找到红岩机器厂了。
离线2049

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2006-10-18
  六,关于红岩机器厂
  重庆红岩机器厂是六十年代新建的内迁厂,位于远离市区的北碚区歇马场。生产船用柴油机。工厂人员由两个地方迁来:一部份来自于无锡某厂,另一部份来自洛阳某厂,两个派系的工人便组成了一个“双民族”社会,两个派系的头领便组成了一个“联合政府”。中国人家乡观念无疑是非常要命的。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增广贤文》有云:“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此之谓也。如果说,老百姓为生活计,从五湖四海走一起来了,只用磨合磨合,最终也不难彼此融合。麻烦是当官的,因为权力诱惑,两帮人就很难尿进一把壶了。当然,如果上级协调得当,问题也不难解决,反正都是一个共产党领导。问题是,上级委派来的工作组恰恰把屁股坐歪了:偏偏地坐到了洛阳派一边,事情就越搅越麻烦了。时间是文革初期,1966年6月8日。市委工作组是来搞所谓工厂“四清”的。事情还没“清”,市里的文革已闹腾得地覆天翻,心里憋了一肚子气没处发泄的无锡派工人,眼看得满重庆都已洪水滔天,学生又提供了现成榜样,焉能不闹?
  这样,831事件作为重庆最早的群体工人闹事,便发生了。
  关于事件的叙述,当年的文章是这样记录的:
  “……由于工作队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地打击了群众革命热情……几个月来,把工厂搞得乌烟瘴气……八月十五日发生的‘八一五事件’把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市委,革命的形势发展很快。
  “在这种情况下,市委下禁令、封消息……忠实执行市委反动路线的红岩工作队更是把该厂封锁得铁桶一般!
  “但工人们迫切要求关心国家大事,纷纷要求到市里看大字报。在他们和工作队进行了一番艰苦的斗争之后,终于在8月31日,1000多人一起到市里来了……在市里,他们与总工会的一小撮保皇分子做了两天两夜顽强的斗争,并于九月一日胜利返厂了。这就是轰动山城的八三一事件。”
  和当时发生的所有故事一样,“市委工作队”“急急忙忙在厂里拼凑了一个‘无产阶级红卫兵’(后改编成了全市性的工人纠察队)……利用围攻、斗争、盯稍、调职等手法,对‘八三一’进行了全面的镇压……”和其他工厂发生的故事不一样的是,在造反派连连得手之时,被市委支持的一派乾脆撩掉摊子,拍拍屁股走人了:“工人纠察队在离厂的时候,把厂里的生产工具、保管室钥匙、技术资料等都统统拿走了,给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困难。比如:……车辆被全部开走了……变电所走了四分之三,锅炉房有一个中班走光了,水泵站人也走光,阀门也给锁上了。总机、机要室、武装部的护厂民兵等差不多走光,公章、公函、采购证等也统统锁上或带走……食堂炊事员走了40%……托儿所的炊事员走光……”
  那年头发生的故事都是造反派快快活活地满世界捣乱而保守派忍辱负重地呆在家里搞生产,红岩机器厂恰恰反过来了。保守派心安理得出去上访问串联,而把双倍的生产任务留下来让无锡籍的造反派们慢慢享用。831的造反派们确实还蛮争气的,他们不但把生产坚持下来,而且确实还干得不错,据战报载,“提前七天跨进一九六七年”
  继续摘引大段大段关于造反弟兄们“抓革命促生产”的事迹显然就太腻味了。当年的虚妄和偏见,如今早已冷却甚至已被时间的泥土深埋为一堆化石,那么今天,当我们拨开那些空泛响亮的政治外衣,该怎样解释他们确实让人感动的劳动激情呢?群体的荣誉感。我以为,这种群体荣誉感,实际上就是常言所说的爱国主义、民族情结这一类概念的微缩版。它已是一种超越经济和功利的文化现象。当经济的发展让千差万别的民族文化走向全球性的沟通与融合,六十年代愈演愈烈的中国阶级斗争却让本已相当狭隘的一国文化变得越来越狭隘。因为这已直接关乎这个群体、从而其中每一位个体自身的利益甚至生存。那年月,你的行为稍有“不革命”,对毛泽东稍有不忠,你的敌人就可以象掐一只昆虫一样,名正言顺、轻而易举地将你掐死。为了战胜洛阳来的对手,无锡人必须表现得比洛阳人更革命。
  根据笔者的日记,我前后曾两次到红岩厂调查。第一次是11月28日至30日,日记有如下一行:“到红岩机器厂作了两天多的工厂调查,教益不小,写了关于该厂抓革命促生产的调查报告一份,拟送中央文革”“送中央文革”是怎么回事我一直不清楚。我只记得是吴庆举让我去的。造反派都喜欢把自己的事情说得非常神圣,有点像生意人都喜欢把自己的广告做得很响亮一样。吴作为总团“勤务员”尤其如此。大学毕业后,大约是1973年,他不知为什么突然受到市委领导青睐,派去南桐矿区当一个工作组的负责人,他公然兴冲冲地来信告诉我,说他正在读克鲁普斯卡娅的回忆录,谈到当年列宁在维堡区从事工运,列宁夫人说:正是那段经历,“使依里奇成长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足见吴庆举把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想象得有多神圣。不过我只是个事务主义者,不管当时或者现在,我都料定815总团没本事和中央文革搭上热线,让这样的破文章也能直达天听。作为小报文章宣传宣传当然是不成问题的,反正印刷厂就在自己手上。于是毛泽东生日那天,我们将文章发在了《815战报》的第三期,题曰:“抓革命促生产的好榜样”。本文前面那些叙述就摘自该篇文章。
  第二次去红岩厂就在第一篇文章发表当天。那天的日记也就一行:“我和吴庆举到红岩厂去了,中央要求我们再写一个红岩厂的调查报告”次日,27日的日记也是一行:“把第二个调查报告完成了,题目是:《闪烁着共产主义光辉的新事物》,由红岩厂的五名代表带上北京去了。”这个“中央”绝对又属子虚无乌有,如果说沾一点谱,估计叫我写这篇文章是新华社重庆记者站出的招,因为后来,1967年1月11日,在新华社播发的一则消息中,确实用了约四百字的篇幅介绍“红岩机器厂革命造反派职工”提前完成生产任务的事迹。发表这则综合消息,是为了配合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给上海工人造反派的“贺电”,反对经济主义、打退所谓反动路线的“新反扑”。虽然消息长度不足我所写文章的十分之一,但我们依然大受鼓舞,毕竟是新华社啊。毕竟是我们抓的典型啊。大约为了显示我们对此事的专利,第二天,即1月12日,我们马上以特刊的形式,全文刊登了上面那篇据说是“中央”让写的调查报告。
  几十年后,我有机会调查很多当初工人造反的个案,七十年代,我本身就曾因为一桩莫名其妙的反革命案牵连而被弄到一个工厂当过多年工人。这个工厂在云南文革中也闹得特别起劲。我有意识地了解了很多工人的造反经历,对照之下,我以为红岩厂的情况实在没有太多典型意义,更有代表性的,倒恰恰是我那位当矿工的姐夫和那位从小不喜欢读书的表哥。比如,造反头目何某,原来在厂里当维修电工,一次,因机床限位开关质量出问题,机头从床身上冲了出来,于是厂保卫部门认定为阶级斗争新动向,对之百般盘查,没完没了。还有一钳工,文姓,曾和我同一车间。五十年代一次班前会,他和团支书发生口角继而踢了对方一脚,团支书不依不饶,一状告到厂党委:文某立即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送去农场劳教十余年。下班返家,我俩常骑车同行,一次我问:为踢人一脚就劳教你十多年,觉得冤么?不料他豁达一笑,回答:我踢团支书一脚,就等于踢了共青团一脚;共青团是属共产党领导的,我就等于踢了共产党一脚;踢共产党一脚,就等于踢了共产党主席一脚:踢毛主席一脚才劳教十多年,有什么冤?值!文革开始后,工人们把平素威风八面的保卫科长揪出来批斗,戴高帽,挂黑牌——这黑牌可不是纸板作的,而是重达几十公斤的气缸盖!细铁丝挂起来,往科长脖子上一套,细细的铁丝便像刀刃剑锋一般直往肉里嵌,顿时嵌得鲜血淋淋!
  这样的故事太多了!
  红岩厂成为的造反派典型,还有一点让人费解的是:无锡作为著名的江南水乡,民风素多温婉娟秀,为什么偏偏让他们和“造反”这个往往意味着刁民枭雄的概念搅到一起?而不让同一个厂的、来自洛阳的北方人?这一回,红岩厂的文化大革命偏偏让强悍骠勇的北方人反串了一回保守派的角色。历史真正是开了一回玩笑。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红岩厂作调查的情景。在那个远离城市的工厂,活动于那些热情有加的造反工人中间,我没有感到过半点火药味,他们全都操着那么动听的音乐般的吴侬软语。接待我的工人,一位姓过,叫过文南,除了戏剧《十五贯》里那位叫“过于执”的混官,我是第二次遇到这个姓。过师傅精力充沛,一看而知具有南方人的精明。另一位是女工,我记不起她的名字了,只觉她眉清目秀,让人想起六十年代名躁一时的江南风俗画家徐启雄笔下的采莲女。她将我安排在不知谁的寝室过夜,事前将卧具全都换洗得干乾净净,还能闻到淡淡的肥皂香味,刚刚钻进被窝,我突然发现:在雪白的被单上,她还用圆珠笔,认认真真地写了一行字:“向重大815小将学习、致敬!”——这个细节对我记忆尤深。在后来写的一篇小说里,我曾把这个细节用进去了。
  这样,红岩831理所当然成了815派的死硬分子,用当时的术语说,就是“铁杆”、“钢杆”。几个月后,武斗战火燃遍山城。1967年6月5日后,根据某协议,815的武装力量暂时撤出北碚区,让给对立派“反到底”。这样,红岩机器厂成了孤岛,习惯于坚守岗位的831工人,就成了对方的瓮中之鳖。据当时小报载,1967年7月8日,“反到底”武斗队伍“猛虎团”、西师831等数千人用机枪、步枪、手榴弹、炸药等,对红岩机器厂发动突然袭击,使红岩厂的831惨遭大败。7月25日出版的《815战报》成都版,在“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文章中列举了死者的名单,红岩机器厂计有:黄习琨、吴华明、徐秋林、余春保。后来还死没死,死了谁我已经不得而知。听到消息,扼腕咨嗟之余,我唯一感到宽慰的是:名单中没有过文南,以及那位像采莲女一样的女工。
  很多年后,1983年秋天,我有机会第一次去无锡,是开一个技术研讨会。我曾利用会余闲暇时,独自去旧城的寻常巷陌和寂静的锡惠山低徊漫步,寻访早就神往的二泉夜月,和瞎子阿炳悠远旋律带给我的种种遐想与幽思。那一刻,我突然又想起了远在重庆的歇马场,那一片孤独的内迁厂,想起那儿曾经发生过的激情、疯狂和血案。有一刹那,我突然很自责。我对自己说:如果当初我和吴庆举不去那个工厂,不写那几篇大可不必的破文章,不将他们树成典型,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不会成为815的死党的。他们旁边,北碚区,不现成就有一个反到底派的主力“西师831”吗?他们完全可能与他们结盟。这样,在1967年7、8月烽火连天的重庆北碚,他们就不会沦为孤岛了,也不会被忽然降临的血洗而死去。
  于是我在心里诅咒:该死的《815战报》!
离线2049

只看该作者 10楼 发表于: 2006-10-18
  七,新年的花絮
  历史上任何震撼世界的大革命都有它的华彩段。罗伯斯庇尔、马拉和丹东有他们的1793年,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有他们的1918。在这种史诗年代,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斗争必然格外复杂和惨烈,这样年代的故事必然异常悲壮动人,这样的年代必然英雄辈出。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来说,和法国大革命及苏俄十月革命完全不能同日而语。作为动乱的先驱:学生,仅仅是奉旨造反。如从若干社会活动的表象看,文革中确有很多与前面两场革命相似的故事,这些故事中年轻人所表现出的机敏才智和勇敢无畏确也惊心动魄、可歌可泣。但是必须指出:催生这些英雄故事的政治平台,即人们所拥有的权利: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出版自由等等,都是最高统帅钦赐的。只要最高统帅哪一天不高兴了,将这些东西一旦收回,不可一世的“天兵天将”们便什么也办不成了。1967年,最高统帅还高兴着哩,他还需要娃娃们继续大闹天宫,还想让他们锻炼锻炼,哪怕动刀动枪动炮。他很轻松地说过一句话:你们要打,就象重庆那样,双方几万人,开大炮!伟大领袖赐给了这么大的自由,1967年还能不精彩吗?1967,是中国文革的华彩段。
  在1月1日出版的《815战报》上,我撰写的“元旦献词”记录了重庆大学造反学生新年伊始的洋洋自得:“一九六七年,我们要砸烂黑市委,直捣西南局,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光荣任务,我们要清算八二八的老帐,讨还一二四的血债……一九六七年,我们在大破李井泉、黑市委的修正主义统治的同时,大立毛泽东思想,我们要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我们要踏遍蜀水巴山……使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亮西南地区的每一个角落!”
  同一天的《815战报》还破例,同时出版了一期画刊。画刊上的几幅木刻版画,均为四川美术学院两位学生的大作。其时,二人被我们礼聘为美术编辑。一名邹昌义,现为“川美”绘画系教授。他在文革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绘画才能,而是有一天他全副戎装来找我。时间是1967年的8月。他气喘犹急,很有些开心地对我说,他们刚刚开着坦克去“敌占区”示威回来。他头戴钢盔,腰间挂一柄枪:像是手枪,可枪口粗硕惊人。我正奇怪,他却快活一笑,爽快地将枪递过来,说:是打信号弹的哩!没手枪,只好用这个对付对付。几十年后久别重逢,见到我,他还像当年那样亲热地大呼:“狗X的周孜仁!”。另一位叫毛世勋,文革造反,名字也就革成了“毛峰”,并一直沿用至今:只是多彩的人生已经在他的名字前面积累了许多让人惊羡的头衔:报社副主编、大学客座教授、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等。文革那会儿他们都刚出世道,极朴拙忠厚的。为方便他们创作,报社专门开车到四川美术家协会免费弄来了许多梨木板,这让二人非常开心。梨木板宽平细腻,当是刻版画的上好材料,对于两位穷学生,绝对是梦寐难求的极品。木板原来的所有者、美协的版画大师们极不情愿地看着我们把宝贝木板一块一块搬上吉普车,心里肯定极端难受。画家们认真地叮嘱我们小心,别把板子碰坏了,还一再说明这些东西来之不易。我注意到木板上,有的已经用铅笔起好了草稿,遂想:如果不是文革,板上的这些线条和块面一定已经印上全国一流报刊的显著版面而被推崇备致。六十年代,四川美协的版画水平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还上中学,我还做着画家梦的时候,李焕民、吴凡、牛文、徐匡、吴强年……这些显赫的名字都是我心中的泰山北斗。但是那一天,看见画家们一个个无可奈何地站在那儿,眼睁睁看我们把东西拿走,我没有把他们和上面那些名字一一对应。我已经不关心他们谁是谁。还有,看见画家们悲悯的表情,我是不是有点做贼心虚?木板装车完毕便一溜烟开走了。我想我们当时一定很像保守派传单上骂的“土匪”、“暴徒”:虽然我以为我们很客气。
  1967年一月,市委和他们组织的“保皇派”,因为一个月前发生的“12.4”大武斗,已经被打得一败涂地,重庆市委事实上已经瘫痪。他们已经不知道该干什么,而事实上也什么都不能干了。面对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工人纠察队还想做最后一搏:但已经毫无意义,无非是他们尴尬政治使命结束之前的回光反照。
  下面摘抄的是一位同学当时的日记。他叫侯念平。重庆大学机械系三年级学生。毕业后曾分配云南边疆工作。70年代调回老家,临行前路过昆明,很珍重地把保存完好的日记本送我了,他说:留着吧,以后写文化革命历史,你用得上的。1967年初,他们班被派往长安机械厂“与工人群众相结合”。该厂就是现在制造“长安”牌汽车的著名企业。很大,文革那会儿,它专业制造武器。这些日记,算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段实录:
  "1月3日:今天下午长安厂举行干部大会,学习《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黄顺义代表重大815战斗团上去讲了一些话,谈得挺尖锐,但不怎么突出重点,信口开河,有一些赤卫军派人物感到难受就退场了。”(笔者注:黄顺义是重大815的著名“勤务员”。他的著名,更是因为他的勤勤恳恳和仗义执言。因为勤恳,在同学中素有“老黄牛”的美誉。而他的仗义,使他在政治谋略方面恰恰显得缺乏理性,甚至有些无知。在总团领袖里,我一直以为他代表的,是一种更为本色的良心和过于纯真的激情和勇气。)
  "1月4日:……从1月3日起我调换了工作岗位,并且开始实行半天劳动半天搞文化革命的时间制。原来的8小组群众动得比较好了,现又调到1小组去……现在时间很紧,上午劳动,下午搞传单、大字报。今日又帮助《九一》钢铁战斗队整理材料……生活紧张,但是愉快。”
  "1月5日:今天上午学习《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小组要我读,于是我边读边讲,结合自己通过几个月文化革命的感受,及了解的情况,讲了一下。这篇社论写得好极了,无处不谈出了我们心里话,特别是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再次明确地指出了出路。对受蒙蔽的群众给予了很大的教育。现在来厂劳动的学生越来越多,有造反派也有老保……联络站人来人往,十分繁忙,一直抽不出时间进厂区看大字报……”
  "1月10日:……近几日,重庆毛泽东思想工人战斗军,即原工人纠察队开始大肆活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继续欺骗、蒙蔽一部份群众,企图为之保驾。……九日晚厂里发生由于一辆可疑宣传车被扣而调动大量战斗军企图制造冲突。并且一小撮垂死挣扎的混蛋企图用破坏生产来破坏革命,煽动部份工人罢工。昨日、今日,好几处地方停工。我厂战斗军今日也进城去了,聚集了上万人在两路口一带堵断交通。想抄造反军总部,至今而返。”(注:笔者当天日记也有“罢工达到高潮。几十万工纠在市内包围造反军总部,我们发出呼吁书并奔赴最前线宣传抓革命促生产”诸语。)
  "1月12日:今天与另一同学参加了24车间的批判大会。车间指导员死顽固,在铁的事实面前大出洋相,给保守派极好教育。一个前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在铁的事实面前觉醒了,揭发了许多问题……”
  "1月13日:我们车间今日也开批判大会,会开得比较好……”
  "1月14日:今日全厂召开批判厂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开得较成功,会后,造反派一举接管了电台(广播站)、印刷所,让这些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的工具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一切权利归左派。……今日我们车间一些人去红岩831参观,我和刘云生作815代表前往。同行的有车间主任、管理员、老师傅及造反派共20余人。”
  "1月16日……今天,我815战斗团采取了革命行动,一举接管和砸烂了设在重大的一切保皇机构……战果辉煌。我参与了砸工人战斗军司令部的行动。我们挤开了用床、沙发等物抵着的愿专家招待所的门,冲入房内,又把挡在楼梯上的工人战斗军拉下来,冲上了楼,一举攻占了他们的司令部……我们总共缴获了黑材料、数十万张纸、油印机、油墨、喇叭、电子管、麻饼、香蕉、造谣传单、广播机……。这个行动,大长革命造反派志气,大灭资产阶级保皇派威风……晚上我们通过了对重庆黑市委的通令,勒令以鲁大东为首的黑市委18日晚12点以前到我校报到,23日公开向全市人民做检讨,否则格抓格斗勿论,并勒令解散市文革(笔者注:“通令”发出后,副市长段大明、候补书记丁长河、书记处书记廖苏华、书记处书记鲁大东确实均次第按时报到,分别安排在各学生寝室住宿,由专人监管。事后检点,只有书记处书记岳林缺席,他已被交通学院915战斗团的造反派们提走了。)
  交院915擅自抓走岳林这件事,显然是对重大815权威地位的公然蔑视。蔑视重大815权威地位的,当然不仅仅是一个交院915,而是整整一股正在暗中崛起的政治势力。他们雄心勃勃、摩拳擦掌,下决心要在即将开始的全市夺权中重新洗牌,和重大815及其附庸决一雌雄。这股力量的代表是:黄廉为首的工人造反军、西南师范学院831纵队和交院915战斗团。他们背后,是来自天子脚下的首都一司和三司的驻渝联络站。重大815从来就没有把这些来自毛主席身边的御林军看在眼里,对于他们的指手画脚从来置若罔闻,这让他们无法忍受。他们下决心要让这帮“土老财”知道“中央来人”的厉害。还有,后来几乎主宰了整个四川命运的四川大学826战斗团,对于重大815这个山城地头蛇气焰嚣张地跑去省会成都招摇过市,也甚感愤愤。他们毫不犹豫地站在反对派一边。最后,大名鼎鼎的罗广斌不正带领着“一二.四惨案赴京控告团”坚守北京吗,12月17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大会上他已经出够风头,正信心十足地等待中央首长接见,面授锦囊呢。
  只是没有时间了。全国性的夺权已经进入倒计时。罗广斌实在太缺乏耐心。事实上,和他同样落魄的“受迫害干部”而后来险些儿真当上“四川王”的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当时的情况和他也差不多:老婆带着几个随从在北京做报告、造舆论、拉关系,老公则呆在四川和红卫兵接应周旋。“二月逆流”狂飙骤至,老公见事不妙,乾脆星夜出逃,也躲来皇城根儿暂避风雨了。权威材料介绍:夫妇二人留京期间,共作“控诉”报告五、六十次,听众三十多万人。报告会的主办单位包括:中央办公厅下属某单位、中央监委、新华总社、《人民日报》社、北京大学,等等。还有组织特别为他们出版张西挺《狱中日记》,细说李井泉、西南局对夫妇俩的迫害如何残酷,以及夫妇二人不屈不挠、坚持斗争的高风亮节:事后曾有许多人对“日记”的真实性深表怀疑。不过,该“日记”即使千真万确,其名气和影响与《红岩》相比,也绝对相差着好几个数量级。但夫妻二人的的优点就是能等——这相当要命——而他们确实等到了舆论造足,等到了上层关系攀的很可以,等到杀气腾腾的二月镇反不仅结束而且挨了中央狠狠一顿,时来运转,二人这才风光无限,得胜凯旋。政治斗争是极端需要耐心的。王莽谦恭下士,刘玄德后园学圃:中国古代的政治家、阴谋家早就在韬晦之策方面提供了许多经典模式。而罗广斌,毕竟文人一个,连起码的知识都不懂,还能成什么气候呢?古人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在罗广斌的个人命运里,算是不幸言中了。
  1月11日,罗广斌等人从北京匆匆忙忙回到了重庆。其时,所谓“124惨案烈士”这一情节已经被证明纯属虚构。事实是,从一开始筹办所谓124烈士尸体展览,重大815一伙“右倾分子”就表示了坚决反对。当时罗的决心是很固执的,他坚持要办起来再说,用这个来发动群众,又让群众通过展览来辨认。假烈士尸体的童话既已戳穿,已经够被动了,企图取代815地位的所谓“联合指挥部”又被砸掉,还有,即使尸体事实成立,罗广斌离开重庆这一个月功夫,文革闹剧已经又交给山城老百姓更多精彩话题,“124惨案”所引起轰动效应已经好景难再。公众的灯光总喜欢投射在815这个幸运儿头上——完全可以猜想,出现在罗广斌面前的1967年岁初的重庆,实在有点让他焦头烂额。好在还没有回来之前,1月6日,首都三司、一司渝办、工人造反军、西师831和交院915等代表,已经在牛角沱客运站急会密商,统一了斗争策略:就让重大815去对付老保好了,我们就反反他们的“右倾”。在中国,反右总不会错,而且总是很愉快的。三天后,1月9日,川大826战斗团驻渝办先行发难,召开大会批重大右倾。初试啼声,虽然未一鸣惊人,甚至被蛮不讲理的重大815造了反,但毕竟摸了一回“老虎屁股”,毕竟表示了自己的存在,胜利不小了。罗广斌回渝当晚,立即在市文联召集上述弟兄聚会,商议继续“反右倾”、“踢开重大815”、由工人造反军主持全市夺权诸事宜:造反派内部倒815的程序从此正式启动了。
  对于这些个活动,重大815压根儿就没看在眼里,无非是几个苍蝇碰壁。仔细检看1月27日以前的所有报纸,看不到任何关于反对派活动的消息,以及以总团名义的表态。只是在1月14日“关于山城八一五派中一些问题《815战报》答群众问”中轻描淡写地说:“有的人,他们俨然以‘当然左派’自居,瞧不起群众,到处指手画脚:这个组织‘右’,那个组织‘修’,惟独老子最革命,以‘永远的少数派’为自豪,孤家寡人,个人突出;有的人,他们热衷于仅仅拼刺刀,猛冲猛打,但是到运动深入到了要最大限度地团结群众,建立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今天,他们却不愿意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对待严肃的政治斗争,只想冲个痛快,闹个舒服。”尤其奇怪的是,不管多热闹,到1月27日,战报第八期出版,转载了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便突然终刊了。这情景有点像古代将军在得胜凯旋路上,偶遇了几个打家劫舍的绿林小勇,他根本不屑一顾,虚晃一枪,便绝尘而去。
  为什么突然停刊?具体细节我现在已经想不全了。至少作为我自己,象是以为革命马上就要成功,应该亲自投身其中,而不应该再坐在静静的编辑部消磨日子,这是肯定的。在1月24日日记上,我这样写道:“满街都是老保们戴高帽游街。形势发展很快/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已经展开/毛主席指示军队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持造反派/八一五的同志们还有什么心思坐下来整风?不行了,杀出去,夺权!夺权!夺权!我们革命造反派想的是夺权,说的是夺权,干的,也是夺权!/整风暂停,大家又杀出去了。/我真不想坐在编辑室里,人都憋死了!”前二日,即北京正式号召全国夺权的22日,日记记录我曾经“到八一印刷厂去(笔者注:报纸创刊后发行量增加很快。开始大约为2000至3000,不久便增至10000多甚至20000。重大自身印刷厂的能力不够,从第五期起就改在位于捍卫路的八一印刷厂印刷。从印刷质量来比较,第五期及以后的报纸明显比前四期好得多),顺道去南岸,今天在城里逗留一会,晚上回来了。”日记写道“解放碑又是水泄不通。正在开大会。什么大会呢?老题目,新内容,就是那个八二八。现在很多所谓的受害者都出来倒戈了,成立了‘八二八兵团’,到解放碑开控诉大会。所谓神医季开阳等等,均被抓上台挂以黑牌,冠以高帽,实在狼狈不堪。”
  所谓“八二八惨案”,是重庆市委为对付刚刚起事的815而编造的一个非常吓人的谎言。说是重大815的学生,在1966年8月28日那天,围攻了江北区下横街小学,把女教师的衣服剥光、头发拔光,游街示众。还有,他们用两块门板,把一个驼背老师夹在中间施压整型。还有,有个老师被打成“脾破裂”,应该是不治之症了,后经季开阳大夫救治得以劫后余生。在民风朴拙的当时,这些恐怖故事是很容易不攻自破的,可815毕竟刚刚出道,面对漫天流言,一时间确被搞得惊慌失措,甚至不得不数千人星夜北上:去北京,找救星。时间是9月3日,学生们绝食两天对市委以示威胁,无果,以困乏难耐之身,徒步行走数十里方得上车。其情其景,确有点红军撤离中央苏区时的悲壮。仅仅几个月工夫,事情就完全翻了个个儿。当时我们的高兴激动之情可想而知。
  在那一天的日记里,我惊异地发现还有这么一段极为仓促的记录:
  “在大街上,人的海洋里,我看到一双特别熟悉的眼睛和那张白的面孔,是她——就是过去‘我相信我有一句话要对她说’的那位姑娘。她正和另外一个同学一起。很久没见了。久别重逢,砰然一震,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心里老不平静。真的,太不平静了!”
  在满纸激言奋辞的日记中突然跳出这些纯属私人情绪的话,实在有些唐突,也说明这个女孩在我生活中的重要。请读者原谅我需要费些笔墨对此做出解释。因为我既然无可回避地成为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产儿,我所有的生活理念、行为方式甚至最隐密的私人情感,都必然带着那个时代的胎记。我是把自己也作为一具标本的。我解剖自己,也是对我们曾赖以生存的时代的剖析。
  在一部尚未完成的小说里,我这样记录了我和她的初次邂逅:
  第一次看见她,是在大一。大学一年级下期。夹竹桃鲜花盛开的季节。那年我十八岁,正是情窦初开的年纪。校园里夹竹桃极多。花开时节,红白相间的花枝就蓬蓬勃勃,洪水一样往道路中间汹涌,本来就拥挤的校园小路,就越发拥挤了。
  命运注定我要和她窄路相逢。
  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在哪个系哪个班,尤其糟糕的是,在比肩接踵的人群里,我们每天相逢,匆匆邂逅刹那,我完全不知道她为什么偏偏要向我微笑?目光如电,总让我心跳难平。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寂寞的夏日的午后,我记得我曾在长满青稻的平原上踽踽独行,倏忽间初雷乍起,我蓦然回首:在遥远又漫长的地平线的上头,在充塞天际的浩瀚云团中间赫然跳出一道白亮亮的闪电,将整个平原照耀得一派辉煌。我欣喜万分又恐惧万分。我以为我偷窥了宇宙的秘密。我渴望辉煌的奇迹再次出现却又畏惧上苍的惩罚。如今,走在长满夹竹桃的小路上,我和她的眼睛天天相逢又倏然离去,我总会想起那一条遥远的地平线和那一道辉照宇宙的闪电,我总会渴望,又喘喘不安。
  那时候我刚刚读到了泰戈尔一首无题诗,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我相信我有一句话要对她说当我们的目光在路上相遇的时候但是她走过去了,而这句话却象空船,在时间的每一阵波涛上摇荡那句我要对她说的话
  它的朦胧和准确让我震摄不已,而且从此后日日都强烈地催动我甜美而陌生的心跳。我确信我爱上她了。这种情绪如此强烈,难以抑止,但是我却不敢承认它。大学整整五年,我甚至连和她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日复一日的反修大辩论、阶级和阶级斗争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时都在告知我们,整个世界正在堕落并等待拯救,伟大的党所赋予的使命那么神圣而激动人心。任何儿女私情都是不可宽恕的罪恶。我只巴望着为党作一个“驯服工具”和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悲剧。漫长的大学时代,整整五年,“那句我要对她说的话”,只能“象萤火般在我心头闪烁/在绝望的朦胧里/寻找它自己的意义”。三十年后,我到了深圳,我已经和我的过去彻底告别:“铁饭碗”、几十年工龄、职称和公房,开始真正以独立的个体面对整个社会的挑战。这时候,我才确信我被扭曲、异化和泯灭了的个人自信、尊严和追求已经涅磐,于是我回到重庆,大胆约会了她,并且向她表白了郁积几十年的情怀。我对她说,我想对你讲一个漫长的、无言而又无望的爱情故事,要听吗?她点点头,还是用大学时代我曾熟悉的眼睛微笑。这是一个七月的雨后,沙区公园满目青葱。隔着围墙,便是埋葬有433具冤魂的著名文革死难者公墓。静静的湖水中只有我们一只小舟。我给她背颂了泰戈尔的朦胧诗。这时,她突然问我:当初,你为什么不向我表白啊?那一年,她已经儿女成行,我也年届半百。
  1967年一月的那个下午,当我得意洋洋地从解放碑走回学校,我觉得我是一个征服者,我觉得整个城市很快就会因为我们而得救。因此,当看见她和“另外一个同学”同行(这人就是她后来的丈夫),我觉得是在胜利凯旋时刻,突然遭遇了无法回避的尴尬。我当然不愿意承认这个失败,因而只敢在日记上草草记了上面几行文字。如果需要补充,那就是:那一刻——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很滑稽地突然想起了革命小说、当年我的生活教科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风雪筑路工地上,保尔。柯察金突然遇到了冬妮娅,和她的资产阶级丈夫。
  我连招呼都没给她打一个,便高傲地擦肩而过。
离线2049

只看该作者 11楼 发表于: 2006-10-18
  八,革联会的诞生和罗广斌之死
  《815战报》出刊总是很准时的,平均每周一刊。但第八期和第九期却间隔了将近一个月。前面说了,这绝不是疏忽,而确属停刊。因为2月18日出版的第九期明白标上了复刊号。也就是说,这二十多天的生活,和《815战报》没有太多关系。但夺权,作为文革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以为有必要把它们记录下来。
  重庆造反派零零散散的夺权早就开始,大规模的,是从1月21日开始的。那天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次日《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称:自下而上夺党内走资派的权,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极其伟大的创举”,“是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为了帮助年轻人产生神圣的联想,社论故意把上海市造反派的夺权称为“一月革命”。只可惜这儿没有围攻沙俄冬宫的呐喊、没有阿芙乐尔战舰的隆隆炮响,也没有波罗的海水兵在大街嚓嚓走过,没有穿皮夹克的卫队长,一边用梳子刮着头发,一边对资产阶级政府的官员说:“先生们,你们的工作结束了,从现在,直到永远。”重庆市的政权机构:市委和市人委及下属部门事实上早就瘫痪。重庆夺权,无非按照中央意图履行某种手续而已,没有任何戏剧性的冲突和值得让人记忆的精彩情节。唯一印象深刻的是:邹昌义,四川美术学院聘来的战报美编告诉我说,他们学院那一帮前卫派小子对参加夺权这一历史时刻非常珍惜,在顺利收缴了各种印章后,均站在市委机关宽大的办公桌前,模仿宣传画上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流行动作,左手握毛语录本以胸护,右手则作天王托塔状,举印章一枚,逐一拍照留念。当时满街都是鼓动夺权的宣传画,画上代表政权的印章都硕大如斗,而市委的印直径只有36毫米,举在手上一定是很滑稽的。
  社会上当然是连日连夜的游行欢呼。而以重大815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正在设于重庆少年宫的总部二楼忙于分配权力。社论发表次日,便紧急召集大派各种组织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进行部署,虽然当时,学生,尤其是重大815事实上控制着重庆政治的主导地位,但从理论上却必须就以工农兵为主体对夺权行动作出安排和解释,因此应邀参会的组织确实包括了工、农、商等各种行业的代表,如工人(二七战团)、农民(红农815)、商业(财贸815)等,以免授人以柄。次日,学生代表们在同一地点继续开会部署配合与分工。这两次会议后来被反对派称为重大815分封诸侯的会议。
  对于学生造反派一哄而起的夺权行动,毛肯定是不放心的。夺权号召发布的第二天,即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马上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传达了毛的指示,称:“凡是真正革命派要找解放军支持、援助,都应当满足他们的要求。”称:“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重庆驻军负责人闻风而动,韦统泰军长、谢家详政委及蓝亦农、刘润泉、唐兴盛等高级将校,迅速召见重大815勤务组周家喻、黄顺义、吴庆举、秦安全、熊代富、查正理等十余人。韦军长明确称重大815战斗团是“左派组织”,表示坚决支持,并要周等主动联合其他造反组织夺取重庆市的权,同时,军队还向其推荐了财贸系统造反派头头王绍川、军工系统阳增泰,以及革命干部段大明、及重大815造反在第一时间就想打倒的“镇压革命运动的刽子手”辛易之等。三天后,26日,重庆地区七所军事院校学生示威游行,16辆军车在山城街头隆隆驶过,年轻军人一路高呼:“815好得很!”“坚决支持815的革命行动!”再一日,军事院校学生在大田弯集会,重申立场。再一日,驻军2000名指战员武装示威,对重大八一五等造反组织及其夺权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共产党是靠枪杆子夺取天下的。毛让军队正式出面干预,这就确认了事实的合法性。“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筹备会”迅速组成了,正式宣布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29日,重庆30余万八一五派在市体育场举行“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宣布造反派已夺取重庆市党政机关一切权力。会上,原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书记处书记鲁大东、辛易之、孙先余、廖苏华及西南局宣传部部长刘文珍等全部揪到会场批斗,按惯例,一律高帽、黑牌、“喷气式”全套侍侯,而后游街示众。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将老头子老太太一律反剪双臂,以手压顶,做“牛不饮水强摁头”之状。帮助回忆这次大会的“关键词”是,我记得这样一个情节:当晚,已经睡着了,突然有人敲门,接着用汽车将我接去了《重庆日报》。总编室一个女士给我交代任务,要我马上写一篇欢呼文章连夜发稿。该女士戴着一副优雅的眼镜,说话轻言细语,很有学者风度的。我早就听说过她,报社的名记者,叫沈世鸣。当时我的写作状态一定极佳,在旁边胡乱检一张桌子坐下,稀里哗啦便一气呵成,自觉有点“日试万言,依马可待”的感觉,很得意。文章题目十分落套:“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署名“红锋”,文题和名字现在听来都十分恶心。很有风度的女编辑表情平静地看过我的文章,很快通过了:她好像心事重重。后来才知道她不久就参加了对立派:这消息使我感到十分遗憾。
  我们已经看到,这些活动,几乎都是在重大815,或者以重大815为首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导下进行的。重大815的影响力和权威不是谁封的,而是几个月文革动乱造就的一个事实,以至于支左驻军首先接见他们,与他们取得共识。这无疑就大大加重了他的份量。我作为该组织的成员,并且和上层成员保持着特殊关系,客观地说,和追求浪漫、自由、创造,非常情绪化的文科学生相比,专事工科的重大815学生更多理性、实际、固执和秩序感。完全可以这样设想,当初,如果重庆市委不那么急于把他们的校长置于死地,重庆文革的最先发难者,很可能就不会是重大,也不会在8月15日了。他们造市委的反,皆因工作组伤害了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党的化身:对同学一贯客客气气的校长兼党委书记郑思群。工作组所作所为使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不能不反了。人家骂他们“右倾、保守”,甚至骂他们“保皇起家”,坦率地讲,此话有理。问题是历史偏偏把815推到了那个位置,而且从本质上讲,他们的秉性恰恰和军队领导的胃口非常对路,自然一拍即合。对此,西师831当然不高兴,不高兴就要耍点娃娃脾气。24日下午一时,根据22、23日会议的决定,主持对市委机关夺权的重大815如期赶到,而主持人委方面夺权的西师831却迟迟不按期就位,最后就根本没有来。召集人缺席,只好由其他单位将收缴的印鉴、钥匙、文档等封存待处。
  政治斗争中,耍娃娃脾气,患点“政治感冒”之类的“小病”以搁摊子,有时候当然不失为一种要挟对手的手段,袁世凯不是谎称“脚疾”,和急于要他出山的清王朝讨价还价吗;文革后期,因为不满某种政局而“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的老干部,不是大有人在吗。这样做的前提是:你必须有足够的实力做后盾方能待价而沽。对立派实力的黄瓜刚刚起蒂,嫩着呢,你耍娃娃脾气有什么用呢?权利的诱惑大得很,你不干,反正有人干。按当时的话来说,就是地球照样转动。眼见得新政权已经成立在即,反对派才感到必须采取实质性行动了。下面这则几十年前的消息出自《山城战报》第二期文章:“二月黑风从何而来”。文章说:
  “元月26日,罗(广斌)请一司、三司、西师八三一、‘徐派’等等各组织在罗家密谈,声称:‘我们搞不起大联合,就先搞小联合’”。
  消息的真实性现在已无法考证,而下面的情况当是确信无疑:29日的“革联会”筹备大会的召开,已经把他们逼到绝境,必须行动了。第二天,30日,重庆工人造反军、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及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等40余造反组织在人民路小学正式集会,成立反革联组织“联络站”(全名已不详),会议联名向中央发出“加急电”。现在我已找不到该电文的原稿,据2月9日出版的《首都红卫兵》重庆版创刊号载,电文主要内容如下:
  “以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周家喻为首的一些群众性组织的领导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他们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大联合大夺权的指示,完全违背了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客观上迎合了黑市委的需要,于一月二十四日,以重庆十二所大专院校学生为主体,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排斥了所有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单方面的接管了黑市委和重庆市的全部市一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大权,为了使这种非法接管合法化,他们于一月二十六日拼凑了一个‘重庆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抓革命促生产誓师大会筹备处’,这个处的周家喻等结党营私,拉拢一批工人组织的领导人,排斥大多数工人革命造反组织,拉拢一些追随右倾路线的外地学生,排斥与之作斗争的来渝串连革命师生。一月二十九日这个誓师大会发表的紧急通告,竟宣布由大会主席团组成重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络总站,这个由周家喻等一手炮制的、排斥了大多数工人革命造反组织的、根本违反巴黎公社原则的联络总站,接管市委市人委的一切领导权。这一系列行为,激起了全市广大工人革命群众的强烈不满和坚决抵制。我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夺权,而是假夺权,这不是真正的大联合,而是在搞分裂。其实质是欺骗群众,使黑市委窃据的各种大权名亡实存,使我市文化大革命流产。”
  因广斌同志姓“罗”而工人造反兵团司令叫黄廉,故该组织被815戏称为“廉罗栈”。和会议配合的是,西师831等组织同时开始诉诸舆论,提出了“革联会是大杂烩”、“踢开重大815,自己闹革命”诸观点,甚至极不理智地大骂革联会是“枪口下的大联合”,当时学生政治智慧之稚嫩,可见一斑。当然,口号的中心是:“砸烂革联会”。因为此,反对派就有了意思不太雅但音节十分响亮的名字:“砸派”。因意思不太雅,几个月后,刘结挺到重庆视察,这才亲自给取了个新名字,叫:“反到底”。这是后话。
  “砸派”联络站的成立会尚未结束,2月1日,便已有与会者到重庆大学告密。815马上还以颜色。我记得时间是中午,总团团部突然通知我,要我马上起草一份东西,揭露对方的阴谋。紧接着全团动员,地点还是在松林坡礼堂。那一天会场的气氛是十分激愤的。现在我已找不到该文文本,反正我记得我写得很快,也有点“日试万言,依马可待”的感觉。文章在大会上一读,顿时群起应合:通过。接着印发各战斗组抄写成大字报若干,几千人即刻出动,一个下午,便将全市七区三县的大街小巷全部覆盖。
  事情已经十分明显,考虑到罗广斌在砸派内部的特殊影响,815擒贼必先擒王。谁叫他当初要从渣滓洞里逃跑出来呢?现成一个称谓就足以让你泰山压顶:“叛徒”。更何况他还在文艺部门混迹日久:文艺部门本来就是毛最不放心、最想打理的角落。1月31日,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渝联络站首先散发传单并张贴大字报,明确定义:罗广斌“历史有问题”、“是周扬黑线上的人物”、是“革命造反派内部的定时炸弹”、是“山城头号政治大扒手”、“是埋在山城革命造反派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2月2日,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正式发出“通令”:抓捕罗广斌。派网恢恢,疏而不漏。砸派的力量实在太小了。自顾不暇呢,谁还能保得住本身就有软肋的罗呢?2月5日,重庆建工学院815派的红卫兵,轻而易举将罗广斌从市文联的家中绑架,抓走了。
  精神领袖被抓,小兄弟更是进退维谷。参与联络站的组织于是三三两两,悄然退出,只是砸派的始作俑者是无法退的。2月6日,西师831和重大815分别代表砸派和革联派在解放碑举行规模浩大的辩论会:当着全市老百姓的面,这大约是两派主要首领最后一次仅仅用语言的平等较量——以后的较量完全就凭借暴力,甚至枪炮了——革联派主辩为重庆大学周家喻、秦安全、熊代富,砸派方主辩为西师周荣及其他成员。其日春雨霏霏,寒意犹浓,而解放碑四周的街道上人山人海,气氛空前火爆,连楼房上都全是人头攒动。客观地说,作为文科高材生,周荣是极具辩才的,但在工科学生逻辑严谨、不紧不慢的对抗面前,他却越来越力不从心。开始,主席台下四条大街一直阒无人语,所有人都神色专注屏息静听。辩论至一半,周围大楼的窗口便陆续挂出大标语:“砸派毫无道理!”“革联会好得很!”“815好得很!”继而听众开始向砸派辩手起哄,这类辩论是不需要评论员和仲裁人的,听众山呼海啸般的喊叫宣布大会以革联派大获全胜而告终。文革中重大815有个专业的辩论组,番号为“101部队”。组长叫柴天祺,动力系五年级学生,1976年死于唐山大地震。在学校时也参加业余文工团,在合唱队唱歌。他的歌喉实在很一般,不料文化大革命却让他的口才大露头角。他曾经告诉我一个诀窍,说辩论成败,很重要是事前要组织好听众,一定要让同一派的听众坐前面,辩论过程中要不停给对方辩手提问题、递条子、甚至起哄,千方百计扰乱对方思路,破坏对方情绪。柴天祺甚至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有天他和首都三司一位女辩手辩论,题目自然是关于以周家喻为首的重大815右倾诸问题。辩论中该女辩手模仿毛泽东一贯的口气,说一句气吞山河的话:“周家喻的老虎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由于被台下精心组织的听众搅昏了头,该女士一急,把“老虎”二字说漏了,上面的话就成了:“周家喻的屁股摸不得吗?偏要摸!”柴天祺马上提醒女辩手,说:周家喻是个男生,你摸他的屁股不合适吧?一阵大笑顿时把北京人哄下了讲台。2月6日解放碑的大辩论,学生们好像还没有掌握这种诀窍。我是以一个听众身份站在台下的,我以为那天的气氛挺正常。
  下面的事件就如流水下滩一样顺理成章了:
  2月8日,“新生红色政权”重庆市革联会宣告正式成立。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刘润泉出任革联会主任。
  2月11日,革联派宣布市文联三个反革联会的群众组织为“反革命组织”、“保罗(广斌)组织”,勒令解散。
  2月12日,在大田弯体育场举行革联会成立大会,欢呼“新山城”的诞生。砸派到场造反未遂,当晚,又到《重庆日报》社抄砸大会报导铅版。毕竟“新生红色政权”已经建立,社会需要秩序了,再由不得你胡闹了。革联会早在2月8日已发布《公告》,正式宣称已成为重庆市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公告》第四条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和一切无产阶级的敌人,必须坚决镇压。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公安机关以砸坏有毛泽东照片的铅版为由,抓捕了831为首人员。军队旋即开入报社实施警卫。
  同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驻渝联络站被革联会一派抄砸。
  接下来,14日,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驻重庆大学分点、川大八二六驻渝联络站等,被革联派抄砸……
  一切都似乎已成定局。被软禁在马家堡某军事院校的罗广斌深感大势已去,遂于10日早上八时许坠楼自尽。他是从三楼的窗口跳下来的。离地距离为1073厘米。头先触地,头颅从鼻梁起向上,正好裂为两瓣,很像美国科幻电影里机器人被剖开的头壳,碎脑荦荦可辨。朝上的半个脸,大眼犹谔然圆瞪,蹦之欲出,另一只眼则闭着,半个脸乱血纵横,脑浆、头发、碎皮……像机器头颅里崩出的散碎零件,绽得满阶满地,其状恐怖万端。据笔者保存的资料,现将整个过程的介绍照录如下:
  “从二月五日叛徒罗广斌被抓到畏罪自杀,一直由建院八一八等革命组织的三位战士看守”,“二月九日,某院校广播了罗广斌的罪恶历史,叛徒罗广斌十分恐慌,情绪反常。九日,罗广斌开始写书面检查,写到解放前夕被释放的情节时,他就停止往下写了。当晚十二点后才睡觉,整夜翻来覆去,没有入睡。十日晨八点,罗到三楼卫生间洗脸和解便,看守人员张XX(建院八一八战士)在厕所外面等候,约两分钟,张不见罗出来,回头看时,罗已趁机爬上窗台,张急忙喊了一声:‘你要做啥子?’罗广斌却从窗口跳了下去。”
  关于罗广斌的死因,是自杀?还是他杀?事后曾被两派、尤其是替他打抱不平的砸派炒得沸沸扬扬。事情一直到了第二年3月15日,中央首长接见四川省革筹、成都军区和50军、54军领导的会议上,才由口含天宪的江青一锤定音,曰:“罗广斌是罗广文的弟弟,有人替他翻案,我们根本不理他。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叛徒太多了。”两派从此哑然,谁都不想在已由主席夫人拍板钉钉的事情上浪费口舌。一代才子罗广斌,只能悄没声儿地成为了所谓“新生红色政权”的第一道祭品。重庆的文化革命,从1966年夏天开始,吵吵嚷嚷闹过许多回惨案:“八二八”,被市委渲染得天昏地黑,没有死人;一二四,被造反派,包括罗广斌本人,渲染得天昏地黑,也没有死人。到了夺权,一切顺顺当当,平平安安,却死人了。正是曾为莫须有的文革烈士大喊大叫的罗广斌自己,成了造反派的第一位殉道者。他太性急了。连扑向死神的怀抱也那么急急匆匆。
  上面提到的照片,共十五张,除了关于尸体不同角度的照片外,还有这样两张图片和说明文字可以帮助我们猜测罗殉难前的悲楚和犹豫。图片十四:“二月九日(自杀的头一天),罗就在语录本内的一张照片(‘渣滓洞监狱’)的背面留下了遗言‘这本毛主席语录和这张照片是胡蜀兴(笔者注:胡为罗广斌夫人)的’”。还有图十五:“叛徒罗广斌进厕所时,把围巾、呢帽、华达呢皮袄一件挂在厕所内。皮袄内有手表、钱、粮、毛主席语录本、照片等物。叛徒罗广斌把名贵的皮袄(貂皮领)、手表、照片等物留下来,正是他自杀前的准备”。
  这份资料我是因一个偶然的原因保存下来的:1967年6月,重大815战斗团为了反击砸派的攻击,在我们印刷厂印了一份对开大小的宣传材料。前面提到的照片和相应的说明文字,就是印在那上面的。纸质不错,数量却很多,没发完,一直就堆在角落里。到冬天了,闲来无事,我想钉一个本子抄些二胡曲谱,就去检来一摞,裁成8开大小,订了一大本。几十年后,为写这篇文章,我才忽然想起这本乐谱,于是翻出来,拆开:那些可怕的镜头于是重又由几十年前跳到我的面前。而照片的背后,全是我手抄的、年青时候最钟爱的乐曲:《北京有个金太阳》、《山村变了样》、《三门峡畅想曲》、《金珠玛米赞》……,将这张纸页的两面对照检看,我觉得真是对那个年代绝好的嘲讽。
  他一生向往革命,为此不惜背弃优裕的权贵家庭。国民党把他投进黑牢,共产党却对他并不宽容。他曾用横溢的文学才华抗争,成功了,是令人羡慕的巨大成功,但没有丝毫改变尴尬的处境。文化大革命来了,他压根儿不知道发动者的意图,但对于个人,他以为是一个机会。于是开始用全然不同于文学的手段再次抗争——这恰恰是他的弱项。他想重登彼岸,却被一脚踹进了没顶的惊涛骇浪。他是一只扑灯蛾。他一次一次扑向光明,最后却被无情的火焰整个儿烧毁:这就是罗广斌的故事。我不知道文革史家们对罗广斌之死有什么新的考证。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自杀的。这不再是出于几十年前的派性偏见,不是的。而是:我以为,他的自杀更符合文化革命的悲剧性逻辑。
离线2049

只看该作者 12楼 发表于: 2006-10-18
  九,复刊:一场虚惊
  《815战报》自1月27日休刊仅仅20天,很快就复刊了。
  重大815对于来自北京的“钦差”首都三司、及其在重庆的小兄弟西师831之流,从来不放在眼里的。他们有理由藐视他们。道理很简单,“重大815战斗团”8月26日一开张人马就好几千,你首都三司当时还在哪儿?三司的灵魂“清华井冈山红卫兵”,9月24日成立时候不过和样板戏“沙家浜”上那个草包司令胡传魁一样,不过“十几人,七、八条枪”。等到“井冈山兵团”拼凑成立,已经时至岁末:12月19日,这时候的重大815早已名满天下,老奸巨滑的西南局、四川省委、重庆市委、保皇派早已被他们打得溃不成军。只是,重大815的好汉们压根儿就不懂,从首都窜来的混小子们,他们所作所言不管混帐不混帐,背后都是中央有人指使、或者故意放出的试探气球,或者,至少算得最高层斗争的晴雨表。井冈山兵团成立前一天,12月18日,炙手可热的张春桥便在中南海约见蒯大富面授机宜,一周后,25日,清华大学有名的“12.25行动”便腾腾出笼。这个“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彻底捣毁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所谓“大宣传、大游行,大示威”,无非一个形式,无非几千人轻轻松松开进北京城溜哒一番,不打架,不受罪、更不死人,其壮美、其惨烈、其可歌可泣,简直就无法和重庆的8.28惨案、9.3绝食徒步上京、12.4体育场万人武斗同日而语,可人家一下子就能在全国大红大紫,成为最高层的嫡系和乖宝宝。815算什么?充其量不过是北京高层斗争的一块垫脚石。天子身边的后生仔,傲慢是傲慢,你可以瞧不起他,但你却决不可对他怠慢。谁叫你要参加政治游戏呢?政治游戏就要懂得对比你有权势的人察言观色,就要学会台上握手,台下使拐子。在这个没有诚实可言游戏圈里,重大815的学生是一帮尚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只会把情绪立即转化为行动。因次他们的活动,哪怕自以为十分神圣、甚至非常悲壮,却往往容易疏离于上层斗争的大背景。历史都是由大人物们书写的,特别在中国这种高度集权,最后乾脆把权力绝对集中于一人或者几人的国家,离开上层背景,你的政治行为最多只能是就事论事,无法进入主流,甚至只能进入误区。这正是815,以及许多地方造反派的悲哀。
  重庆815派1月24日顺利夺权,2月12日正式成立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应该说是大功告成了。什么是政权?按照林彪在著名的518讲话中的“习惯语言”,就是:“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既然815已经拥有了“最高”的“镇压之权”,报纸的作用应该说就可有可无、可大可小了。但事情却并不这么简单。八月份那会儿,重庆市委不也拥有绝对的镇压之权吗,重大815照反不误。年轻人,尤其读了点儿书的年轻人,捣起乱来从来认死理,更何况他们确信拥有最高权威在后台撑腰。革联会这个“新生红色政权”刚出襁褓、弱不禁风。这一点,重大815的忧虑应该说是有道理的,于是便有了停刊20天马上又复刊一事。
  复刊号在“告读者”中说了两件事情,一是:“从《815战报》休刊以来,某些人利用报纸这一阵地,歪曲事实,借题发挥,向重大八一五和'革联会'发起进攻。他们这样作,严重地破坏了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大夺权,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运动的大方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应广大工农群众的强烈要求,我报决定从本期起暂行复刊。”我查看了我的日记,复刊决定是15日作出的,离革联会成立仅过三天。虽然罗广斌已于10日自杀,砸派的几次行动都已经受挫,但其捣乱活动从来就没停止过。即使“新生红色政权”成立如此庄重的事情--就是我那篇题目挺恶心的文章“千钧霹雳开新宇,万里东风扫残云”大歌大颂的那次大会,他们也捣乱,问题的严重就可想而知了。关于那次捣乱的情况,这儿还是引用侯念平同学的日记加以说明:“2月12日。今日全市几十万革命造反派在大田湾召开大会,欢庆重庆市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成立,宣告新山城诞生。但是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阴谋策划、操纵下,造反军、西师831等,借大反重大815右倾为名,妄想破坏革联会,他们昨日晚冲进了大田湾会场,赶走了守卫的解放军,几千人占住了主席台,破坏我们的会场布置,撕毁标语……。我们团担任会场服务,我们到时,气氛很不对,有一些人动摇了,问我们会还开不开,我们坚定地宣布,会一定要开,而且要开好!在红号兵带动下,我们冲上了主席台。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奋勇向上冲,没有什么力量能阻挡我们。我们冲上去了,红旗插上去了,在一片欢呼声和歌声中我们冲上了主席台,经过艰苦的斗争冲进了广播室,抓住了打人的几个凶手。我们胜利了,大会顺利召开了,阻力排除了。这对那些妄想搞垮革联会的混蛋们是多么沉重的一棒啊!”砸派气焰之嚣张,由此可见一斑。815不可掉以轻心了。
  那一期报纸,基本上就没有咒骂走资派和保守派的东西了。除了第四版,其余三个版面全都是一哄而上、批判砸派的文章。头版顶头通栏,是毛泽东那首臭骂帝、修、反的著名诗词:“小小环球,有几个苍蝇碰壁。”接下来就是装腔作势的编辑部文章:“一唱雄鸡天下白”,接下来是“树立革联会的革命权威”、“紧紧把握运动的大方向”、“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接下来,第三版整版,刊登了2月6日辩论会上周家喻的发言全文:“铁的事实,不容歪曲”。周的发言就事论事,介绍了许多夺权前后的内幕情况,编辑部文章则耸人听闻地宣称:“无产阶级要夺权,资产阶级要反夺权,这就是当前斗争的焦点,也就是当前这场内战的实质。”文章很轻松地栽赃“走资派”,说“资产阶级老爷”原来“是拼揍一些保皇组织,操纵这些保守派的群众去斗造反派的群众。而到了今天,在保皇组织纷纷垮台、无产阶级大联合、大夺权的新形势下,这些老爷为使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苟延残喘,保护自己过关,他们便采用更阴险、更狡猾的手段,纠集一些社会上的牛鬼蛇神,造谣生事,挑拨离间,制造混乱,利用革命队伍中的个人野心家欺骗一些‘热情高涨’的群众,挑起造反派群众斗造反派群众……我们必须透过造反派打内战这个现象,看到两条路线斗争在新形势下继续的实质。我们也必须透过这场内战中大量的内部矛盾这个现象,看到我们和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敌我矛盾的实质”说句公道话,那当儿当权派们一个个早被搞得焦头烂额,哪有心思去幕后指挥?在当时的背景下,他们只不过已经成了代表邪恶的政治标签,只用往谁身上轻轻一贴,这厮就必死无疑了。正如几个月前“血统论”大行其道,只要说你爹你妈七大姑八大姨祖宗八代有何种红疤黑迹,你立马就成“狗崽子”,只能乖乖地让革干革军的贵族崽崽来砸烂狗头打你个七窍流血遍体鳞伤。
  这个复刊号的“告读者”还有第二个内容,说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现在我们认为,第一期选用《‘红岩’作者罗广斌同志在124血案控诉大会上的发言》一文不当,特此声明该文作废。”我已经想不起我们怎么会耍起这种纯属无赖的政客作风的。有趣的是,与此相对应,西师831不久被打成反革命,作为当初造反的战友,重大815为其喊冤叫屈做了非常真诚的抗争,可四月初,等到平反复出,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接二连三发表“严正声明”。第一天的声明说:重大815是坚强的革命左派,重大815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坚决和重大815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第二天的声明就开始改口:我团原来发表的声明,凡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一律作废;第三天的声明就直截了当了:重大815是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实事求是地说,当初对831镇压,我个人心里一直很感不平的,因此看见这些朝秦暮楚的无赖声明,我气愤已极。现在两相对照,我又有什么值得愤愤呢?始作俑者,其实正是我们自己。一来一往,双方算是扯平了。
  也就在发完复刊号稿子的那天黄昏,吴庆举和另一位同学一起来编辑部来找我。该同学叫何国光,电机系五年级同学,瘦高个儿,生性耿介而善良。大学时酷爱文学。而今退休还家,成了重庆地区小有名气的集邮专家。文革那会儿,我离开战报期间他曾任过主编。而吴庆举,前面说了,是815的理论家,他俩一起来,肯定是关于写文章的事。果然,吴递给我一篇文章,信签纸写的,密密麻麻,好一大摞,算是大块文章了。造反派的文章后来都越写越长,大约受中共大骂苏共的所谓“”影响,于是造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好像掌握真理的多寡和文章的长短成线性比例关系,越长则越革命,越有理论色彩。吴说这篇文章他和何推敲了三天。松林坡礼堂马上要开辩论会。他显然想把这篇文章拿到会上一炮再红,一如当初他的“走一二九道路,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一样。但现在,恰恰是文章的长度让我深感不安。我说,这种场合,最主要的,是需要煽动。这么长,大家接受吗?我说他的观点是不错的,但文章要改已经不可能,必须大动。既然时间来不及,我就建议先拿去会上听听反映。松林坡离报社很近,二人满怀侥幸又忧心忡忡地去了。
  说吴庆举是815的思想家,也仅相对而言,他的思想充其量属于一种事务型的东西。仅仅只是个主意,而不是“主义”。在整个815战斗团,我一直以写大字报和编辑报纸出名,算是舆论界人士了,我也绝没有任何思想,只算应声虫。我的所想、所写、所行、所为,完全都是在所谓“毛泽东主义”的框架内里蹦哒。红卫兵一开始就说自己是“孙猴子”,算是不幸言中了。算你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最后还得收入如来佛的手心。文革自由带给我们的,无非是展现个人才干的机会感,以及社会认同所带来虚荣。要让年轻人得到满足,这些当然绰绰有余了。其实,吴文章的观点和刚刚发排的编辑部文章“一唱雄鸡天下白”大同小异,可等他和何国光走去松林坡,我莫名其妙就激动,平静不下,甚至有些颠狂,大约我确信他的大块文章注定要被枪毙,而很可能我马上会有一次大出风头的机会。他们刚出门,我立刻伏案动笔,一口气写了二、三千字。刚完,吴和何果然灰溜溜回来了,一脸苦笑,告我说刚开始就给哄下了台。我于是很得意了,我告诉他们新文章已经写好:一读,二人齐声说行!事不宜迟,马上又去。这次是我上阵了,走上台,我才说:“刚才,吴庆举的文章大家有意见,改了一下”,礼堂马上哄成一片,要我滚下台,我忙又讨好解释,说这是重写的,是另外一篇,听众们这才稍事安静。我把题目刚刚一念,大家果然镇住了。接着就是三个咄咄逼人的排比段:“在今天的山城,这样的走资派,不是别人,”正是谁谁谁,他们如何如何;“在今天的山城,这样的牛鬼蛇神,不是别人,”正是谁谁谁,他们如何如何;“在今天的山城,这样的个人野心家,不是别人,”正是——当然就是首都三司、西师831、川大826之流了,文章念到:“他们在白色恐怖的艰苦时代,躲在个人主义的蜗壳里气都不敢吭一声,现在,革命快要胜利了,他们于是跃跃然蹦出‘峨眉山’,摘桃子来了,”话犹未了,全场哗然鼓起掌来。骂过之后,很快来了一段诚恳至极的自谦之词:“重大八一五有没有缺点错误?有。可不可以批判?完全可以,非但可以,而且热烈欢迎!”“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更不是什么‘老虎’……我们要恭恭敬敬地永远作劳动人民的儿子,永远作革命人民的小学生。我们愿化为革命道路上的一颗铺路石子,让时代的列车在我们的脊背上滚滚地通过!”此时,完全就掌声雷动了,继续念完,掌声经久不息。
  这篇文章,就是发表在《815战报》第十期的编辑部文章:“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儿子,我们永远当革命人民的小学生”。该文和前一期的编辑部文章相比,没有任何新内容,无非更加煽情而已。笔者叙述上面这一情节,绝无半点自我炫耀的意思。没有。主张精英政治的古代哲人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民众统治等于国家这只船行驶在风急浪大的海上,每一阵演说的风吹来都会激起浪涛,使船偏离航道。这种民主政治的结局就是专制和独裁。”(第565节)文革时期的大民主,就有点这种情况,表面上,任何重大问题都会上辩论,实际的结果是:缺乏理性者越发没有理性,当无所适从的时候,他们甚至会自觉地去求助和服从于某一个保护人;有理性者,从中却稔熟了阴谋诡计和政客作风,甚至名正言顺地充当起了这样的保护人。学生们应该说是很单纯的,包括工人的绝大部份也是很单纯的,而一旦进入了政治圈子,情况总会发生变化。虽然我也是当初的造反派,我从来不否认,文革环境带给的权利诱惑和虚荣心,确让一些人堕落。
  复刊后的第二期报纸,几乎也全是一哄而起的论辩文章。无非砸派如何如何的不是。除了一版的《我们》一文外,其他文章有:“就《首都红卫兵报》造谣攻击我山城革命造反派一事,我《815战报》发表严正声明”,以及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标题下、且加了编者按而转载的《首都红卫兵》报的三篇文章,还有“革联会必胜”,还有“廉罗站丑态百出,分裂会呜呼哀哉”等消息。
  现在看来,“简讯”栏目中的两则小消息其实是非常要命的。一条是:二月十七日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一封信,指出:“川大八二六战斗团大部份是革命的师生组成的。并严重警告川大八二六:‘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不知此时,川大八二六的难兄难弟西师八三一和三司驻渝联络总站作何感想?”另一条是:“二月十九日,‘左’得可爱的川大八二六,全团辩论结束后,确认大方向错了。并向毛主席、中央军委请罪;向全国人民请罪,向解放军请罪;向成都军区广大指战员请罪。”这两条消息,明确证实文革期间著名的四川“二月镇反”已经开始,从此,巴蜀大地一片腥风血雨,几十万人被投入冤狱。虽然重大815在重庆正春风得意,但在成都以及各专县串联的同学却纷纷落网。在行政区划当时尚属于四川省的重庆,与川大八二六结为同盟的西师八三一一伙,当然在劫难逃。他们此后一段时间的蹦哒呼号,注定已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看来他们真的要完了。
  《815战报》迫不及待的复刊,只是一场虚惊。到了3月3日出版的第十一期,一切都已风平浪静。几乎和《人民日报》一样,通版全是大好形势,全是莺歌燕舞了。第一版是“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其余几版也都是些什么“关于全团政治工作的几点意见(草案)”、“坚决按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办事”、“砸烂私字,树立公字”等等。看来“革命”是有点成功的意思了。
  2月25日出版的战报第十期还有一则消息需要补充一提,这就是,批判所谓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派,2月19日是个高潮。这一天,正式以重庆市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的名义召开了批斗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的大会。西南局文革小组刘文珍及重庆市委领导鲁大东、廖苏华诸人陪绑。他们一律被年轻人以手摁顶,反剪双手、弯腰、低头,挂黑牌。会后,以毛泽东笑容可掬的大幅画像为前导,驻军部队武装开道,将李一行押解游街示众。
  批斗大会的地点是珊瑚坝。珊瑚坝是长江的一个江心岛,水枯时节便和江岸连在了一起。坝中一直保留着抗战时修成的飞机跑道,足见该岛是相当大的。消息称参加批斗会的人数达60万,估计不会有太多水份,因为笔者当时在场:江风浩荡,人头涌动,红旗乱舞,其情其景确很壮观的。消息称:“在文化革命运动中深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镇压和迫害的山城广大革命造反派,早就对李井泉恨之入骨,直欲将这个土皇帝千刀万剐而后快。”故而“砸烂李井泉的狗头”“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之类的口号在长江河谷萧萧风雾间喊得震天价响。报纸的印刷质量不行,且年深日久,但从第三版五张模糊不清的照片上仍能感受出批斗现场的气氛,尤其李井泉那张大特写。李的面部很不清楚了,只看见被一只大手死死摁下的头,和微微张开的嘴。头发好像掉光了,显得苍苍老迈,尤其那张嘴,分明痛苦地向前凸着,吃力地咻咻喘气。看见这幅照片,说实在的,我有些同情他,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个老人。我真正对他憎恨并且不想再原谅他,是在后来。1968年,我看了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明朗的一份揭发材料,说自古富饶的四川大地饥哀满地、饿殍盈野的1960年,李还强令农村实行高指标、高征购,将农民可怜的的救命粮送去北京请功。一次会议上,李甚至杀气腾腾地说:你们说四川饿死人好?还是北京饿死人好?我看四川饿死人好。这份揭发材料很自然勾起了我对那个长达三年之久的漉漉饥饿的刻骨回忆。记得61年刚进大学,同学们饿得夜夜无法入睡,寒卧床塌,大家最喜欢梦想的就是吃一顿回锅肉,最喜欢炫耀的就是:“你吃过的最糟糕的食品是什么?”我这个城里孩子算是幸运了,最多只吃过榆树叶,吃后三天没有拉出大便。其他的农村同学则全如神农尝百草,树皮、草根、土茯苓、芭蕉根、干猪草,死老鼠……什么都吃。包括神农氏绝对没有为人类尝过的食品:观音土。只是吃了以后,必需用竹棍子到屁股眼儿去一点点把大便抠出来。几十年后,有关的历史记录当然已经很多,而当初明朗的揭发的确格外撼人心魄。近读姚锦《姚依林百夕谈》,其文有载,说当时“几个中央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东北局)、刘澜涛(西北局)、陶铸(中南局)、李雪峰(华北局)直接面对基层,承受压力很大,在那几年,都全力救灾。只有华东的柯庆施和西南的李井泉依然故我。李井泉在大跃进期间极为活跃,与长江下游的柯庆施互相唱和,及至1960年后川北大量饿死人,四川还多运粮食支援外地。”文革结束后的1983年,我到四川南充市参加一个笔会。市委领导曾举办酒会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我和一位市委老干部邻座,席间,我突然想起该市不正是文革前李井泉长期蹲的点吗?老干部回答说是的。该老干部文革时也是受过冲击的。出于礼貌,我说,李井泉在文革中搞得也够惨了,老婆萧里上吊,儿子李黎风、李明清被打死,算是家破人亡了。不料老干部很肯定地打断我,说:你只看见他家破人亡,你不知道在四川,他把多少人搞得家破人亡!
  下面是我1967年3月1日的日记:
  “春天来到了嘉陵江。
  “在那温暖的阳光下,在那淡淡的蓝雾里,山格外秀丽,路格外明亮,而那一片片洁白的沙滩中间,瓦蓝瓦蓝的江水托着一只一只的木船,慢慢地流向远方。江边,树在发芽,鸟在喧噪……
  “经过一个冬天风寒考验的山城,在春天,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
  “我们的战斗,不也这样么?”
  3月6日:
  “下午,原准备去参加段大明的检讨会,去晚了,都散会了,一个人跑进大礼堂转了一圈。这是我到山城五年多来第一次走进这个地方。
  “当我踏进这个雄伟壮丽的宫殿般的大厅的时候,心潮起伏,激情汹涌。我想起了一幅画:十月革命攻打冬宫后,两个水兵正在安静的大厅里吸烟。华丽的大厅在战斗之后,弹痕斑驳,满地狼籍。这时候,我自己不也在走进一幅历史的画卷么?看一看几个月来大字报和标语的废迹,我觉得,这些不就是一场激战后留下的弹痕么?
  “我非常高兴。我沿高高的石梯奔跑,我真想迎着满城的东风豪迈地歌唱:‘我们献身过壮丽的事业,无限幸福无上荣光!’”
  这些日记现在读来,觉得自己整个儿就是一个傻鳖!
  其实,说什么大好形势呢?说什么暗藏杀机呢?这些,都不是我们这些偏居西南一隅的娃娃们的功劳或者过错,而仅仅是815感觉最迟钝的中央高层斗争的投影而已。
离线2049

只看该作者 13楼 发表于: 2006-10-18
  十,北京的“二月抗争”和四川镇反
  1967年2月,发生在北京最震撼的事件,当算几个老帅和老将军大闹怀仁堂。此事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而文革后被改称为“二月抗争”。
  关于这件事具体情况,老百姓是在一年多以后,即1968年10月中共八大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后方才知道。我记得是由工军宣队大队长在风雨球场传达的。其时,大学生们对于文革甚而至于对于政治都已心灰意懒。姓戴的大队长对着笔记本照本宣科地告诉大家,说1967年2月16日,有人大闹怀仁堂。某某某如何如何,某某某又如何如何,某某某大拍桌子,以至拍断了手骨,云云。传达中,只有谭震林是直呼其名了,而且谭对党进攻火色最足,说他一不该革命,二不该入党,三不该跟着毛主席,四不该活到六十四岁。说他跟毛革命四十年,到四十一年不跟了。说罢拿起皮包拂袖而去。接着是某某叫嚷:“不要走!留在这里跟他们干!”传达完毕,我的印象就是一堆不知所云的“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我算过,老帅中除了朱德和陈毅的姓名数是两个字,其余都是三个,而朱德显然是不管这些闲事的,因此,除了晓得哪几句话是陈老总所言,晓得有人敢于和毛公然唱对台戏,剩下的某某某就都莫名其妙了。几十年后,以上这些内情当然都已经不再是秘密。根据文革后公开的材料,兹将该事件补略如下:
  1967年2月16日由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订的日程是有关“抓革命,促生产”的。会前,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张回答,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就这一下,结蓄几个月的矛盾便一下子开了锅。谭震林雷鸣电闪,打断他:“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闹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谭说:“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谭说,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还说,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她是当着我的面说的。当时的中央当红左派谢富治在一旁插话劝解,说:江青和小组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谭毫不赏脸,一气喷出:“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起身拿文件,穿了衣服便要退出会场,称:我不该加入共产党,不该革命,不该跟了毛主席四十年,从四十一年起我不跟了,让你们这些人干,我不干了。谭的无理让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忍无可忍,断然一拍桌子,让他回来。此时,陈毅,即传达中的“某某”说:
  “老谭,不要走,就在这里跟他们斗!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某某”还说:这些家伙们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现在怎么样?当年赫鲁晓夫吹捧斯大林,后来怎么样?刘邓那些人没有反过毛主席,那时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延安整风就是错误的!
  会场上一个个都肝火甚旺,一个个都喜欢拍桌子。资料说,余秋里也是拍着桌子发言的:“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
  谢富治还是想充当和事佬,不断插话说,文革小组经常讲谭震林的好话,劝他不要这样讲法。李先念马上打断:不要和稀泥。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哩,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谭震林动了真感情,说: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谢富治插话: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我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体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这些话,如果没有必要在个别地方挑剔,仅就其气魄、其胆识、其抗争精神、其威勇,真算得铁骨铮铮,义薄云天。几十年后重新读来,犹让人沧然涕下。笔者于是想起前些年读过的李锐回忆录:《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一声怨怒,开国元勋们便诚惶诚恐地跟着一哄而上,愤怒批斗仗义执言的彭德怀,那会场气氛之荒唐,发言水平之低下,让普通读者都谔然难解,只能让我想起1965年在川北山区参加农民批斗“四不清”生产队长的混乱和可笑。于是我想,“大闹怀仁堂”的可敬的老元帅、老将军们,如果他们的勇气能放在1959年的庐山,岂不我黎民幸甚!中华幸甚!历史幸甚!
  不能否认,在军方气势汹汹的进攻面前,毛是作过暂时让步的。史载,“大闹怀仁堂”前十多天的1月26日京西宾馆会议,老帅老将就已经有类似表现,1月28日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显然对造反派大不利的,毛泽东却在当天马上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八条”开宗明义就宣布:“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
  对于刚刚介入地方工作,被某些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搞得不知所措的军人来说,这不啻是一柄所向无敌的尚方宝剑。在怀仁堂事件第二天便发生了所谓“中央军委给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的217信件”——后来有说法称该信件是成都军区“韦杰、甘渭汉之流”所伪造——但从逻辑上讲,说它确系中央军委真迹,无论如何是合理的。信件毫不客气地警告正在成都军区门前包围已达六天七夜的兵团和八二六群众,称:“如果你们继续围攻成都军区,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完全负责。”这种只可能出现在交战国之间、或者两个对立派群众组织之间的威胁性语言,对于从来高屋建瓴的中央领导,确实有点不太相称。信件是以电报形式发来的,时间已近午夜,成都头顶阴霾蔽空。军区参谋某人拿着电文来到军营门口,向目无王法的造反派们严正进行了宣读,而后扬长而去。其时,虽然示威者们“鸭子死了嘴壳硬”,围在那儿,不依不饶地继续大喊大叫,要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威胁军人“镇压革命群众绝没有好下场!”但有机灵者,包括一些威武不屈的头头,已经暗中溜之乎也。中国的权力当局有时候说话是很算数的,一旦动起真格来,嘴巴再硬的家伙也绝对怵着三分。事实上,在宣读信件的同时,整个成都已在调兵遣将,独立师的子弟兵们已将所有路口围困得铁桶一般。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军区子弟,上大学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其时正随该校声名显赫的“东方红”驻成都机构“红色堡垒”成员一起参与静坐,形势不妙,率先跟学院的宣传车撤了。老伯母是个军医,惊吓连连地要儿子速速逃离军区大院。其时,所有路口已封,他不敢坐车,徒步出城,夤夜翻过了冬寒犹紧的龙泉驿山脊。后来知道,没撤的人全部落网候审。
  面对军人铁腕,川大826的造反秀才们除了投降,还能做什么呢?下面的情况,是从当时成都一份叫《831战报》上摘抄的。这份小报是826的对立派办的,但披露的事实经过证实,无大出入。我抄下它,是想说明六十年代的真诚追随革命的大学生是多么可怜、可悲!如今读来,犹让人想替他们痛哭一场:
  "217信件下达以后,八二六到处写巨幅标语:‘217信件是党和毛主席对八二六战士的最大关怀!’、‘欢迎解放军进驻川大镇压反革命!’等等;
  "2月19日下午,中文系分团在校内游行请罪,化学系到军区门口请罪;
  "2月20日上午,八二六勤务组发出给毛主席的请罪电;
  "2月21日,川大八二六战斗团上街请罪。他们到人民南路(即现在的天府广场——笔者注),一声口令,全体下跪,去掉胸章袖套,团旗倒挂,以示请罪。
  ……”
  这封信件同时印成传单无数,由空军驾机在全川散发。传单凌空飘飞,如乱雪之骤至,锋锐凌厉的“四川镇反运动”顷刻间如黑云压城,寒流急卷,横扫了整个蜀中大地。据有关资料介绍,短短十余天,全省逮捕“人犯”已达十万。
  重大815赴蓉联络站主任、就是后来险些儿当上广东平石矿务局长又因母校一封公函而把党籍彻底搞掉的郑全体,以及其余同学多人被抓,关押于成都太慈寺。其时拘犯太多,许多临时拘留所均人满为患。重大815在川内各专、县串联的学生也多有被抓捕、捆绑、刑讯者。资料介绍,江津军分区支左领导小组主持,由永川专区公安处造反派组织出面开始“镇反运动”,先后共逮捕237人,刑事拘留746人。22日,万县军分区宣布“主力军”为反革命组织,予以取缔……
  还是回到重庆。
  如果说四川省的“二月镇反”是以军人为代表的反文革势力对造反派的一次大规模报复,那末,公正地说,重庆的情况的确有些特殊。以重庆大学为首的815派,确实是名正言顺的主流造反派,而重庆的驻军54军确实是真心实意支持他们的。西师831、交院915,还有工人造反军,这些组织当然也是造反派,但只是支流,就人数、名气和资历(中国人很喜欢讲资历)而言,他们和815还远不在一个档次上。既然815,进而重庆的驻军如此稳健地控制着局势,大规模镇压反对派就没有必要了。这儿是说“大规模”。因为反对派不多,镇压起来简简单单,而且常常压根儿就不需要荷枪实弹的大兵出面,来点815的群众,让他们自己去斗斗就够了。他们互相间不是已经仇恨得咬牙切齿、像乌眼鸡一般吗?重庆的镇反规模大不起来。
  下面是具体情况:
  2月20日,首都三司驻渝联络站再次遭到815派砸抄,三司人员上街做毫无实际意义的游行以示抗议;
  21日,“联络站”被815派砸抄;
  22日,重大八一五及沙坪坝区大专院校、中学学生及工人造反派,出动宣传车及卡车20多辆,满载人员前往北碚大闹西师校园,搞所谓“会战西师”。831战斗纵队被迫“开门整风”;
  23日晚,革联会组织人员砸抄设于市总工会的工人造反军总部、首都三司、一司驻渝联络站,多人被抓捕、打伤;
  24日,革联会重庆市公安局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按照四川省公安厅革命造反委员会紧急通知,部署镇反,决定由市革联会、市无产阶级专政委员会、驻军代表、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市公安局临委会联合组成“打击现行反革命指挥部”,随即自上而下,建立各级镇反领导小组及“打鬼队”专事抓捕“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现行反革命”;
  从二月末到三月初,西师831、交院915等砸派组织还有过几次比较大的活动,却已经没有任何实际价值,无非让老百姓感觉他们的过份和革联会的宽容,同时为革联会最终翦除他们提供一些借口而已。一次是2月27日下午,革联会在人民大礼堂召开了一个很滑稽的斗争鲁大东、解放辛易之的大会(关于这次大会,笔者下面还另有记述),西师831、交院915等以对大会造反为由同时进城示威。革联会早有布防,令军队对上清寺一带戒严,游行队伍被拦截于嘉陵江大桥至上清寺达两个小时不得动弹。再一次是3月8日,联络站及北京南下红卫兵数千人以纪念《十六条》发表8个月为由举行游行,同样在嘉陵江桥一带便遭遇815派的阻截,出面的是815的中坚:六中32111战斗团及八一兵团,两方冲突至深夜乃止。其实,砸派当时已气数将尽。前一天,即3月7日晚,831头目周荣从北京返渝,见势不妙,正打算安排全纵队分散撤离回家暂避,不料事犹未行,旋即被831中分裂出的“春雷”战斗兵团造反。北碚区驻军继而宣布西师八三一为“右派组织”,勒令解散。3月8日晚上,北碚区公安分局“压不倒”造反队、西南师范学院“春雷”造反兵团、四川外语学院“星火燎原”战斗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发布《联合公告》,在网球场宣布接管西师一切党、政、财、文大权。八三一战斗纵队头目周荣、羊衍海、周德英、岳朝亮等7人被拘捕。
  3月9日 驻军对后字242部队实行戒严,宣布取缔该学院反革联会的红色造反者总团,先后拘捕其头头及骨干30多人,同时抓走驻该学院的其他反革联会红卫兵29人。
  3月10日 革联会建立的重庆交通学院联合夺权指挥部发布《公告》,宣告砸烂该学院九一五战斗团团部,头头8人被拘捕。
  3月11日 以重大八一五为核心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发出《通告》,宣布开除反革联会的西师八三一战斗纵队、交院九一五战斗团,并对河运校航锋战斗团、十三中九八战斗团、四川美术学院红色尖兵战斗团给予严重警告处份。随着联络站所属个组织纷纷落马,大街小巷,到处一派请罪声。喏大山城,除了“革联会好得很”,已无戚戚杂音。街上已看不到大字报,也没有了铺天盖地的标语:天下太平了。
  就在这种背景下,我正式离开了《815战报》。总团通知我说,815派现在已经掌权了,原来市委的机关报《重庆日报》就是我们自己的报纸了。革联会的意思是,从主要院校各抽一人到报社参加工作,组成新的编辑班子。时间是2月24日。当时《重庆日报》已经改为《新重庆报》,原来邓小平题的报头当然不能用了,便在鲁迅手迹里集字,拼成了新的报头。人员到齐后,报社的造反派头头邱远勋、肖学初召集我们开了一个会,说明意图和分工。他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写社论、评论员文章之类的东西。我们这个组就叫“言论组”,并指定我为组长。根据革联会的安排,我们共来了八个人,七个大学生,一个大学一个,唯一一个中学生来自师专附中。我的日记没有记录八个人的名字,只记得政法学院来的叫马岳峰,还有建工学院的张国祯——张国祯这位同学我想大家都应该记得他,因为我们来前他就一直在报社,而且一直帮忙写言论,写作速度很快,也是个日试万言依马可待的主儿。他眼睛深度近视,河南人,很少说话,成天都勤勤恳恳地笔耕不掇。而我们这帮来自各校的写作骨干,一个个好像感觉都特别良好,所以对张的文章水平有点不屑一顾的意思,大家成天就呆在寝室海阔天空地话说天下大事,而让张一个人去埋头苦干。张对此从不推辞,只管任劳任怨伏案抄写。大家管他叫“张言论”,真名字倒忘记了。几十年后,1992年夏天,我去贵阳公差,听说他已荣任贵阳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前去拜会,他竟热情如故。贵州酒乡,他开了一瓶绝对不掺假的正宗“茅台”,谈笑间,大展惊人海量,我这才看出一位北方汉子的豪气。文革那会儿,我们很少见他说话。
  我临离开《815战报》时,刘福一再挽留我,非常舍不得。他说我走了,他也不想再呆了,说得很动感情,甚至要哭起来,这使我十分感动。事实是:如果不是后来的七月大武斗,我完全就可能再也不会回到《815战报》了,也不可能有那一篇倒霉的《大局已定,815必胜》。我此生遭遇的,很可能会是另外一番人生风景。从1967年二月末到七月初,我所经历的许多事情都足以让我有理由和报纸彻底绝缘。问题是性格使然,让我在离开了刘福和报社四个月后,再做冯妇,又回了《815战报》组阁。而刘福,以后却再没来回来过。直到过了很久,他才告诉我他已经与一位女士确认了“关系”。那时说确认关系,也就是说双方已经和正式夫妻没有什么区别了,只不过尚未举行仪式和搬到一张床上生活而已。女方是嘉陵江对面一个化工研究所的技术员,胖胖的,待人出奇的热情。我过江去看了他们俩。小两口在仅可容身的小屋里煮了一碗很可口的面条招待我。那时候,对于政治,我已经心冷如灰。又到春天了,走出他们的斗室,我看见江北的田野满目青翠,太阳在薄薄的云蔼上面向大地播洒懒洋洋的温暖。绿色的麦田那边,远远的,不知谁的收音机里播放乐曲:《苗岭的早晨》。我记得还在读中学时侯听过这曲子。歌词的第一句是:“你见过雷公山的山顶吗?”。悠扬的旋律突然把我拉回到只有许多好梦而对社会全然无知的少年时代——我渡江看望刘福这件事发生在一年以后,《大局已定》已被北京点名,它可能带给我的厄运已经让我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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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创办《山城战报》
  前面说到我调《新重庆报》言论组,还指定我为组长,实际上我一件实际工作都没有干,因为到报社没几天,分管我们的邱远勋就出差了。事后很久才知道是警备区首长让他和熊代富、王绍川(财贸系统的815头头)一起去北京向中央汇报革联会的情况。“言论组”这帮小子在各学校都是些跳得高的造反骨干,这边厢没活干,学校里热闹事情还多呢。于是东一个西一个就都散了。我本来也想就此机会回校去,突然又接到了一项新任务,要我去创办《山城战报》。
  决定创办《山城战报》是革联会3月5日会议上决定的。根据我日记的记录,“鉴于如下三个原因”,革联会要求各学校和组织的小报一律停办:“1,机器困难:全市今年印刷毛著任务大,一切印刷都得开道让路;2,纸张困难;3,《新重庆报》暂不能为革联会大喊大叫,因此按系统归口,只办《山城红卫兵》和《工农兵战报》”。《山城红卫兵》是原来整个大派学生组织的报纸,一直办着的,而《工农兵战报》创刊时怎么又改为了《山城战报》,我就记不起了。反正我是3月8日正式搬进市委大院住宿,开始报纸筹办工作的。《815战报》终刊后,改出《重大815》,作为内部报纸的校内发行。主持人就有前面提到的,如今重庆集邮界名人何国光。
  《山城战报》的主持人是总后驻渝办的一位军官,慈眉善眼,为人十分厚道,但估计没办过报,至少缺乏办报经验,更缺乏和造反派打交道的经验,大约也不想为此承担什么责任,因此对我们非常放手,几乎就“垂拱而治”。近读李锐回忆延安整风的文章,说1942年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开始整顿《解放日报》,毛泽东认为初期的《解放日报》是一张“不完全的党报”,有时不能很好地贯彻党中央意图,因此解决党报不能闹独立性、不能有自由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是中央开展整风运动的组成部份之一。”《山城战报》理论上是最高权力机关革联会的喉舌,可革联会的头头从来就没谁来过问过,而派来的军代表就这么个好好先生,我们这帮造反派自然就“草寇作风”依然,像办派性小报那样,自个儿高兴怎么写怎么写,爱骂谁骂谁,想怎么骂怎么骂。几十年后,重读《山城战报》上当年我写那些文章,一副盛气凌人、气势汹汹的口气,动辄把这个打为“右派”,把那个骂为“反革命”,草率得实在有点过份。西师831平反复出后出版的《红岩》报第二十期第三版文章历数革联会罪状,有一条就明确指责“《山城战报》公开宣布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后工二四二红总是右派组织、反动组织”,这些指责确实完全在理。
  如果仅从办报技术角度讲,唯一经验丰富的当是《重庆日报》一位老报人:何文伟。何头发卷曲有致,整天都和蔼地微笑着,那神情很容易让人想起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看见他兢兢业业看稿改稿、画版样、定字体、字号,我才知道编报还有那么多学问。还有一位中年人是四川美术学院的版画老师:尹琼。山西人,画报头、画题花、画漫画,标题提字,从来一丝不苟。从二人身上,我发现了许多年轻人的粗燥。余下的报社成员就都是学生了。师专一位李姓文科生,名字已不详,眼镜,很文弱内秀,说话声音频率偏高,有点女人腔,但文笔严谨,颇见功力,战报的几篇短评,如“大江东去”、“小议亮相”、“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等,都出自他的手笔。唯一的一位女生来自工业学校,文静而勤恳。西南农学院来了一位,叫黄天俊,人亦极端老实。你很难把他们和“造反派”这个词联系起来。同时来自北碚的还有一位,四川外语学院的,也姓黄,叫黄贵。报社所有人员中,唯他的电话最多,每打电话他必先自报家门:“我叫黄贵,我叫黄贵”。他是江浙人,前三音吐得很温柔,而最后那个“贵”字发音却特别响亮,高八度,好似意外爆发出来的。每次听他自报家门,我就要很好笑地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阿Q原来的名字好像就叫阿—“贵”。但是我们都不敢和他开玩笑,因为他从来一本正经,而且一进报社就和我们离心离德:后来果然发现他是砸派观点,他的电话全是在向谁告密,通报革联会内部消息。有一天,日记载,是四月二十四日,大家终于愤怒了,同仇敌忾地将该“奸细”的被子卷起来从楼上扔了下去。《山城战报》当时设在市委大院临街的三楼。原来是市委干部休闲喝茶喝咖啡的地方,下楼,绕出一个地坝,要走好长一段路才能去街上检回落物。黄同学怎么去检的?检没检回来?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位生性腼腆的江浙小生反正再也没有回来过。
  报社组建时明确以重大和师专为主。师专除了上面提到的李某,还有一位叫冉隆太,另外一位姓张,自贡人,名字不详了。而重大,是我、刘福和电机系我的同年级同学胡潮正。能和刘福再度共事,我们俩都非常高兴。只是几十年后,他当了贵州省一个规模极其巨大的磷矿的党委书记(好像是正厅级),因为写这篇文章,前不久我兴致勃勃打电话向他咨询一些当年报社的情况,他却非常负责、非常友善地把我劝慰了一番,要我别自找麻烦、再提那些毫无意义的往事:我不便继续为难他了。
  报纸是3月14日创刊的。由于有专业人士参加,又在《重庆日报》正而八经的专业印刷厂印刷,从版面安排、版式、质量、字体多样性、美术水平等方面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份报纸是很有专业水准的。“创刊宣言”《新山城是我们的》是我写的。“宣言”如是宣称自己的办报宗旨:“我们的《山城战报》,是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宣传员;我们的《山城战报》,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誓死捍卫者;我们的《山城战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家;我们的《山城战报》,是天不怕、地不怕、铁骨铮铮、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至于办报风格,“宣言”称:“她诞生在这个惊天动地、被‘一月革命’的历史风暴所震撼的年代,她诞生在这个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进行殊死的鏖战搏击的时刻,严酷的战斗,使她生就了一副英雄相!她没有半点折衷主义的媚骨,也没有一丝虚伪卑微的奴颜!‘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山城战报》旗帜鲜明,尖锐泼辣,毫不含含糊糊,毫不吞吞吐吐!”。
  现在重新读来,我们这些新报人是不是幼稚得有点过份呢?在《山城战报》的报头下面,明明写着:“重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会主办”,而革联会明明已经宣布自己是“重庆市的最高权力机构”。代表最高权力机构说话,观点竟如此偏颇蛮横,这个政权肯定就有点问题了。十七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在《政治论》一书中谈到作为体现国家意志的法律时,有这样一段话:“完善的法律对个人的关系与完善的理性对激情的关系是一样的:那就是协调相互冲突的力量,以避免毁灭并增进整体的力量”历史上的所有政府,实际上都应该是一个调节器。它必然通过政策法令和政治手腕来协调各阶级、阶层、各社会势力、各利益集团的矛盾乃至于冲突,使之达到平衡与和谐,让大家都在社会的大蛋糕上分一块食。一个政权机构,怎么能以实力而自负,成天去激化矛盾甚至无事生非,专事制造矛盾呢?革联会一开始就摆出压倒一切的姿态,它的事情注定只会越搞越糟。
  关于这一点,我们确实也不能对革联会责备太甚。文化大革命的准备阶段,说远一些,解放后十七年搞了多少政治运动?近的,从1962年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到反修大辩论、到“四清”运动--那怕学雷峰这种教人行善的活动,也偏偏要塞进一个在军营门口以磨剪子为掩护、专事刺探军事情报的阶级敌人!所有这些,不都在无休止地向人们灌输斗争观念,灌输仇恨吗?谁又能得以幸免?
  再来看《战报》的文章。仅读看一下《创刊号》的文章标题就行了:“八三一纵队一命呜呼,二四二红总寿终正寝/难兄难弟,一样下场/交院‘九一五’、河运校‘航锋’等‘反右’干将也纷纷倒戈。”、“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历史宣判分裂主义者罪大恶极/三司驻渝总站十大罪状”。从内容上看,“扫除一切害人虫”标题下介绍“我市公检、法机关的革命造反派,遵照毛主席这一指示……从二月份以来,先后在市中区、北碚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几长寿县等地,召开了十五次公审斗争处理大会,逮捕法办了造反军“前哨支队”“六号门纵队”“千钧棒战斗队”和“燎原815战斗队”“东风野战分团”等八个反动组织中的首恶份子21名,拘捕了这些反动组织中的一批牛鬼蛇神”。仅就报纸的话语系统来看,这哪儿像一个政权机关的报纸呢?完全是地地道道的派别喉舌。
  既然对方已经没有还手之力,就轮着胜利者来细细数落了。从第二期起,就开始来大块评论了,现成的样板当然还是六十年代家喻户晓的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批判对象是砸派带头羊西师831的机关报:《红岩报》。一评曰:“二月黑风从何而来”,刊登于《山城战报》第二期。3月18日出版。二评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叛徒”,刊登于《山城战报》第三期。3月22日出版。三评曰:“评二月黑风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根源”,刊登于《山城战报》第四期。3月25日出版。
  上面说到的第一篇评论,无非是一些老调重弹,还是说西师831等组织如何反对夺权、反对革联会过程,重点当然还是罗广斌如何如何操纵、如何如何煽动等等。所叙述的事件发生时间也基本上是一月夺权前后。第二篇说砸派出现的历史根源,除了牵强附会地说砸派是保守派借尸还魂外,还扯到发生的815腹地重庆大学的一桩历史公案,公案的主角叫徐光明。重大八一五时不时提到的所谓“徐派”、“托派”,就是指他。尽管笔者至今未曾与徐谋过面,但从文革一开始,就知道他在重大绝对算得上出道最早的一条好汉。1966年6月18日无线电系驱赶工作组,他是积极分子之一;815事件发生后,还自费去过一次北京。据说他脾气一贯怪异,喜欢独来独往。最有名的例子是某个于文革初期由他同班同学传出来的故事,说1964年他们去铜梁县驻军某部当兵锻炼。那年月“全国学习解放军”,大学生一个个见了军人都如见天人,而徐偏偏独出心裁,对当兵的炊事班长说他想吃麻雀肉,弄得一向均以雷峰同志为楷模的班长只得漫山遍野为他搜寻食品。此外,徐思想超前,这也注定他难觅知音,所以在造反派和保守派进行生死较量的大环境下,他只能上不沾天下不着地,孤孤单单游离于两派之间。徐在1966年11月,就是815正和所谓“保皇四军”打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宣布成立了一个《红岩公社》,因为人数太少,据说就十来个人,而且他那些过于超前的观点,如:“815本身就是不彻底的革命事件”、“九三、四上北京是右倾逃跑”、“砸烂815总团, 实际上,就是向中国社会的修正主义思潮开火”,等等,这些在当时看来全无可操作性的观点,谁会关心呢?《红岩公社》这种绝对少数派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毕业分配前夕,才因一个偶然的、谁都没有料到的原因而奇迹般地发生了变化:保守派解散后,重大基本上就没有对立派。按照四川省毕业分配办公室的要求--“分办”主任张西挺,一直对成天骂她烂萝卜的重大815耿耿于怀--各高校的毕业分配领导小组必须由两派人员对等组成。大量的、逍遥了一两年功夫的原“思想兵”、赤卫军同学,政治上正发愁无所依托,分配过程正发愁无人为之议价,于是一夜之间便纷纷参加已经隶属于“反到底”派的《井冈山公社》(即原《红岩公社》)。人马一下子壮大如此,甘守多年寂寞的徐光明肯定是大喜过望的。只是他的高兴没管多久,因为毕业分配一结束,大伙儿便天南地北,各奔前程去也。更何况这些新社员,他们入社时就从来没有关心过815到底右倾不右倾的,他们只关心自己分个好地方。几十年后,平心静气地来回忆,《红岩公社》人数虽少,但都是些精力充沛、敢于与众不同、对自己的信念非常执着的人,在日后的社会经历中,一定事业有成。如电机系的邹世友,因参加815造反后又反815,曾被同学们痛打。还有一位女生,叫吴贵伦,造反也很早,后与815观点不合,和邹等人成立“偏在寒中俏”战斗队,自然也被同窗们痛打。徐光明是不是挨过打不清楚,但他个子小,815的大个子们一遇他就喜欢用手将他的头发摸来弄去,揉得一团糟,而他从不反抗。有亲历者告诉我说,一次看见徐和815的同学辩论,人多势众的815根本就不想和他罗嗦,不知从哪儿弄些稻草就往他头上挂,往他嘴里喂:因为大家说这位“公社社长”一贯喜欢“捞稻草”,他公然也不反抗,真有“大丈夫甘受胯下之辱”的落落大度。二评花很多笔墨提到徐,显然是要为西师831找一个滑稽可笑的思想源头。因为说到反重大815的右倾,徐光明确实比谁都要早。对《红岩》报的三评,则回过头来,是把当时已经身份明确的“叛徒”罗广斌,以及当时已经身份明确的“反革命组织”“六号门”等扯在一起,确认为西师831的社会基础。
  从文章的语气看,三篇文章好像都是出自于我的手笔。几十年后,重读这些东西,我还发现一个同样很见鬼的事情--如果我在三文中对《红岩》报的引语无误的话--在《红岩》报1967年的《新年献词》里,莫名其妙有这么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在我们的队伍里,机会主义思潮已经开始活跃起来,而且很能麻痹一部份群众,享有相当的市场。重庆大学的‘红岩’公社就是推销这种货色的经理部。对于这种机会主义的反动思潮,我们千万客气不得,一定要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此外,早在《红岩》报第六期(据推算,出版时间应在1966年12月)就批判过,说徐“一边举起左手高喊打倒重庆市委,一边却举起右手大叫要打倒八一五派。这真是毛主席早在四十年代就批判过的戴季陶主义的活标本。”而几乎很快,徐和西师831就握手言欢,跳进同一条战壕了。这该作何解释呢?说他们没有明确的信念吗?说他们缺乏政治智慧吗?说他们不懂得斗争策略吗?都像是,也都像不是。其实,包括831,包括815,我们好像都是某个上帝做出来的政治玩偶,带智能的。软件操作系统的指令全是仇恨,而实用程序的代码却全是一堆随机数。双方一旦打斗起来,就各行其是,乱了套。
  德国批评家本雅明在评论卡夫卡小说世界时说过一段话,对于描绘1967年中国的社会肖像倒有点像:
  在此,没有任何事物在世界上有一个确切的位置,没有任何事物具有稳固的、不可分割的轮廓。每一个存在物不是在上升就是在堕落。一切都在自己的邻人或对手交换着特征。那些该寿终正寝的事物都还没有发育成熟;那些早已精疲力竭的生命还仍处在其漫长生涯的开始。在此根本不可能谈论什么秩序和等级。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在神话世界中得到拯救,然而比起这个世界来,神话世界却不知要年轻多少。
  “三评”写完就没有再写下去了。不是无话可说了——要想说的废话还很多——而是,全国的形势突然发生了新的变化。大闹怀仁堂的老帅老将们好像已经遭到毛的反击,谭震林首当其冲。对于四川来说,有一个相应的、类似噩耗的传闻:3月16日,王力在人民日报社编辑部工作人员会上讲话,说四川翻过来了。3月16日这一天,这句话当然还没有传来。这句话是过了好些日子才传来的。我翻看了我的日记,恰恰也是在那一天,我对革联会开始发生了动摇,这此动摇是如此强烈,延续的时间几乎达一个月,这样说吧:我自己差一点儿也站到对立派的阵营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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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5楼 发表于: 2006-10-18
  十二,迷惑与动摇
  使我对革联会发生动摇的事情好像发生得有些突然。
  本来,3月15日那天还好好的。我的日记上这样记录了当天的情况和情绪:“革联会召了全市造反派的宣传通讯会议。警备司令部作了形势报告,很好。/西师八三一垮台后,斗争缓和了,没有什么对立面,到处是升平景象。每天都有人来报喜报捷,人们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生产都搞好了。这个场面真有意思,在革联会工作的老百姓出来接见报捷的老百姓,互相鼓励,互相祝贺,多有意思!多么感动人!/回学校跑了一趟,似乎一切都正常了,从今天起,机械系就开始军训了。整整半年没有见过这种秩序,我感到有些不习惯。/我很想走了,走到遥远遥远的边疆去!/正如一雏鹰,他在风暴里练硬了翅膀,要到远方去飞行了。”
  3月16日这一天,报社让我和黄天俊去天府煤矿采访一个大会。天府煤矿很远,从市区到了北碚,过嘉陵江,还要坐好长一段小火车才能抵达。西师也在北碚,他们之间的距离相对就近多了,831的造反学生自然在那儿影响很大。毛泽东和刘少奇当初闹革命不都在安源煤矿搞过革命煽动吗?现成一个煤矿就摆在面前,想干一番大事业的年轻人,当然要以伟大领袖为榜样,要去那儿找矿工串联串联。天府煤矿这就成了831的“红色根据地”。3月8日,西师831垮台,头头被抓,对于它的“红色根据地”意味着什么,已经不言自明了。3月16日,该矿山召开大会,就是要把被砸派夺了的权重新夺回来。这是一个阴天,才到下午,天就很灰暗了。天空飘着飒飒冷雨,让人心里很压抑。我和黄乘船渡过嘉陵江,等运煤的小火车来了,又坐了好远才到目的地。
  大会是在矿区的礼堂举行的。礼堂很简陋,用油毛毡搭成,却大,能容得几百上千的人。我们向煤矿当局的军代表说明了来意,然后便去了会场:礼堂里已经人声鼎沸。接着开会,主持人很神气地宣布大会开始,然后便宣布把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某……揪上台示众:名字很长一串。被点名的人显然早有准备,主持人话音一落,马上乖乖地从各个角落钻出人群上台站好,低头,在台上站了整整一大排,恭恭顺顺作弯腰服罪状。其中有事前将公章带好者,上台后便抖抖嗦嗦把公章倒在主席台上,以示交出权力:这些图章,我猜他们还没机会盖几回。接着大会发言,声讨“牛鬼蛇神造反”“右派翻天”的各种“滔天罪行”。发言我无法记起了,唯一印象深的就是:我首次发现,一个单位的公章集中起来,会有这么一大堆!
  不久后我就知道:那些主持“反夺权”会议的,都是不久前才被815派打垮的保守派组织“工人战斗军”的骨干们。于是我就很不顺气了。
  其实我的不顺气,从天府煤矿回来的第二天就开始了。我和黄天俊回他的学校西农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去831刚刚被打垮不久的西师看看。一进校园,就觉得整体气氛有些异常,和城里的平静不一样,好像被一种什么东西激动得焦躁不安。大家都很忙碌冲动。有点像815事件爆发前的情况,似乎随时会发生不祥。我们来到一个地方(我记不起什么地方了,好像是一个水池边上)绳子上新挂出几张大字报,人们正围着争论不休。我们挤上去,才知道是原831一位同学写的,大意是为被打成“右派组织”的831鸣不平。文章一出,这个同学立即遭到气势正盛的“春雷”战士的批驳,“春雷兵团”理论上是从831内部反水出来的,为首的和骨干分子确实都是些老造反,但短短时间却吸纳了大量“思想兵”和赤卫军参加,所以被砸派认为是“老保翻天”组织。前面说了,重庆人管“老保”叫“麻子兵”,因此呢,砸派就管“春雷”叫“春麻儿”。不管怎么说,“春”字总是代表美好代表清纯的,因此后来砸派的漫画总是把“春雷”画成娇滴滴的二八佳人,而把学工科的“重大815”画成五大三粗的壮汉,二人总是在下流无比地调情——这是后来的事。却说那张大字报前的辩论很快就愈演愈烈,气势正盛的“春麻子”和“鸭子死了嘴巴硬”的831全都涌来参加舌战——非常莫名其妙,当时,我和黄天俊二人公然帮着831辩论起来,只是后来觉得身份不对,这才走了:解放台还有一个大会等我们去采访。
  解放台是一个露天广场,地处北碚街区。这一天是重庆难得的晴天,太阳暖洋洋的,又开大会,但我的印象却并不热闹。主要听众好像都是西师的学生,都集中在前排。我和黄就远远站在后面。站在后面我还遇到好几个我们学校来此看热闹的同学。开会情况和前一天在天府煤矿看到的差不多。一开始就气势汹汹地宣布把“反革命”某某、某某某揪出来示众。今天的某某某只有人,首要分子就是前面说过的西师831的七个主要“勤务员”:周荣、羊衍海等,其中有一位女士,就是周德英。这些某某某一上台同样站成一排,低头,恭恭顺顺作弯腰服罪状。不同的是,今天的某某某全都戴着手铐,因此更显得杀气腾腾。另外就是让人有一种特殊感觉:他们确确实实和我们不一样了,真成敌人、成阶下囚了,年纪轻轻的他们,这一下真的全完了!问题是,就在几个月前,他们还和我们一样:造反、受气、威武不屈、叱吒风云。和“黑市委”浴血奋战。事情为什么一下子变成这样了呢?831垮台这件事我们当然是知道的,甚至为此而弹冠相庆,可真正看见这帮哥们儿被弄在台上可怜巴巴地低头示众,而且还铁铐锒铛,站在后排的我们,好像忽然间忘记了他们曾经如此讨厌地和自己作过对。我记得一位同学当时就愤愤不平地问我:“这样对待革命小将,对吗?他们也是造反派啊!”
  这个同学叫余明庆。人白净而清瘦。脾气极“冲”。他有一句口头禅:“现(扌扁)!”。“现(扌扁)”是重庆土语,翻译成普通话就是:“马上揍!” “现(扌扁)”也成了他的绰号。武斗时“现(扌扁)”担任重大“301野战部队”的发报组长,在“华莹山根据地”闯过一次大祸:为了在女同学面前“冲”一回,他在夜里误发了三颗信号弹,让整个“根据地”一场虚惊,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为此,曾被武斗队的哥儿们“(扌扁)”了个鼻青脸肿:这是后来的故事。1967年3月17日那天,他在北碚解放台的斗争会表露的情绪代表了我们共同的不满,于是一起退场了。那一天,我的日记这样写道:“晴朗的星期日。在北碚解放台由春雷主持大会,斗争831的几个头目。做为一个造反派的我,看到这情景,心里感到很不是滋味。”
  事实上,让我们感到不是滋味还不止这些。比如,当时革联会老要我们把辛易之“解放”出来,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参加“新生红色政权”,实际上,这当然是警备区军官们的意见。从理论上讲,中央对夺权的要求就有一条:必须实行军队、革命群众代表和革命干部的“三结合”。砸派攻击革联会,很重要的一条就是“815学生单方面夺权”,虽然后来军队马上介入,而且态度鲜明地支持815,军队算是有了,但“革命干部”一席始终空缺。当时是有一个革命干部:段大明,一直站在815一边,但仅仅副市长一个,级别太低。根据重大815的意见,原本是想直接让鲁大东出面参政。任白戈下台后,重庆的一、二把手实际上就是鲁和辛,二人还是儿女亲家。问题是从815开始,和重大打交道的一直就是辛,鲁一直在幕后。辛在该校学生中积怨甚多,易于感情用事的学生对他的复出自然十分反感。可警备区偏偏要辛出面,我和许多当事人探讨过,都不知个中原由?投桃报李是中国人传统美德,军人这样卖力支持815,你815这点面子总要给吧?军队通过总团勤务员作了许多工作,同学们虽然勉强答应了行、同意,但总很勉强。有一个例子:2月27日 下午,由革联会领导下,由市委、市人委、市文革机关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大礼堂召开斗争鲁大东大会,五千人参加。除了群众代表发言批判外,谁都知道,今天的压轴戏是让辛易之出面揭发、批斗鲁大东以“火线亮相”。多有抵触情绪的重大815学生也热热闹闹参会。会中有口号云:“辛易之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理!”、“革命不分先后”等,大家也跟着喊。回校后谈起,一个个都心里添堵,感觉别扭得不行。会毕,鲁被押回重大学生七宿舍监护地,甫出汽车,鲁訇然坐地,作小儿哭天状,口中大呼冤枉,称:不是辛受鲁蒙蔽,而是鲁受辛蒙蔽云。
  为了做工作,《山城战报》全力开动。3月28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五期,从文中内容看,应当有六个版面,但笔者仅存四版。仅从四个版面来看,关于解放辛易之的就整整两版。现将标题实录如下:消息:“揭发批判辛易之的大会在重大‘八一五广场’举行”/“欢迎辛易之和我们并肩战斗——重大八一五战斗团代表黄顺义在三月二十三日批判辛易之大会的发言”/“贫下中农社员谈辛易之(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冶五三战斗组)”/“为什么辛易之可以参加革命的‘三结合’”(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要武》战斗队、《二七》战斗队、《红旗》战斗队)/“欢迎辛易之参加革命的‘三结合’”(重庆八一五机械兵团川江电机兵团)/“我们所了解的辛易之”(市革联会市党校红色革命造反兵团)
  实事求是地说,以上这些文章,也并非全在言不由衷地为辛歌功颂德。如黄顺义的发言,语气还是相当尖刻的,完全像在训斥一个在外面闯了大祸的三岁孩童。现在我倒在揣想:一个在戎马倥骢和政坛沉浮中摔打了半辈子的官员,将自己的尊严完全搁置一边,仅为了重获政坛上的一席官位,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一群娃娃声色俱厉的申斥,这时候他该是何种心情?人哪,为了自己在群体中的某种位置或者某种利益,会表演得多么可笑!多么可悲!
  但是辛易之没有想到、竭力支持他的54军军人没有想到,甚至扭扭捏捏拉扯他的重大815也没有想到,他的复出已经不可能了。既然他已经和八一五有过这样的蜜月,那么不久后平反复出的砸派理所当然就把他看成了自己的死敌。既然他已经成为了两派最具有争议的人物,那么在重庆的政治宴席上,要让他坐在“革命干部”的椅子上就不合适了。老百姓有句俗话:“久等吃好席”,在这儿倒刚好用得着。一年后,成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坐在“革命干部”席位上的,竟然是两派都一致要打倒的鲁大东。政治棋局上的博弈规则就是这么奇怪。
  1967年乍暖还寒的三月下旬,重庆已经听到了有关“二月逆流”一说,预感到上面有谁又出了什么问题。就在意图“解放”辛易之的同一期《山城战报》,在第二版,刊登了“本报观察员”文章:“打退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同时配发消息:“死灰在复燃/保皇四军言行录”,而且,同时很抢眼地摘要刊登了一直被815嗤之以鼻的“救世主”,首都三司头目蒯大富的讲话:“迎接第八个回合的大决战”,还有北京大学因“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而发家的聂元梓的讲话:“警惕阶级敌人的新反扑”。被胜利弄得晕晕乎乎的815,现在感到御林军的份量了。你“孙大圣”上天入地,能跳出毛的手心吗?他们所有的命运实际上都在被北京牵着鼻子走。
  下面是我的日记:
  “从戚本禹同志的一个讲话中,我们意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在全国各地出现了。这股逆流的代表人物,就是在农林口搞反攻倒算的谭震林。“王力同志讲:四川整个地翻过来了。
  “北京来信节节传来,称:北京舆论一边倒,说重庆也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而革联会正是这股逆流的产物,罗广斌是革命烈士,红代会发表声明,支持西师,大骂重大815是叛徒集团。
  “据传周总理3.31讲话,说重大815变了……
  “一场巨大的风暴又在重大酝酿起来,从同志们激烈的神情里,从同志们按捺不住胸中的气闷而爆发出来的歌声中,从辩论会上慷慨的发言中,从满地的大标语中,又可以听到815春雷前的风音雨响,而且,同志们越来越意识到:问题出在军队。
  “有人写大标语: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
  这段文字紧记在3月17日和4月1日的日记之间,没有具体标出时间,记得很随意。使我无法回忆起上面所说的发言慷慨的辩论会、满地的大标语,特别那一条“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的大标语,具体是怎么发生的?何时发生的?有些什么细节?同学们有些什么不满和困惑?但这一点是很明白的:作为815派事实上政治中心,重庆大学再度动荡不安了。从校园,到每一个非常情绪化的学生。1966年8月那一次,压力很大,但他们心里非常清楚:自己是站在毛一边的,而这一回不同了:他们不清楚自己的位置。搞不好,他们很可能就会和刚刚被他们打垮的“思想兵”一样,主观上想保卫毛,实际上却走到事情的反面:这一点,使他们恐惧万分。
  4月1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六期,正式刊登文章,开始“炮轰谭震林,粉碎新反扑”。这个有些滞后的信息向重庆人证实了:在北京,以2月16日大闹怀仁堂为标志的军人造反,已经被老谋深算的毛轻而易举地彻底击败。可敬的老元帅老将军们,他们跟着毛泽东戎马一生,对于这一次了不起的、悲壮的、关乎民族和国家命运的行动却显得过于莽撞。他们对毛的性格应该了解呢,可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像不懂事的孩子耍脾气似的举动呢?
  大闹怀仁堂的故事当时大家还不可能知道。但俗话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北京的斗争,势必紧紧牵连着千家万户普通老百姓的命运了。文化革命,注定开始新一轮的灾难。
  重庆革联会的机关报《山城战报》,当然得跟着起哄,虽然自己都有点糊里糊涂。不过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一回,他们实际上是在向自己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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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6楼 发表于: 2006-10-18
  十三,陷入动荡的重大校园
  一月夺权,在全国范围内把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势力翦除得差不多了。接下来,林彪当然想乘胜追击,把军内异己一鼓荡平。江青一伙居间凑趣,也是想借林的力量将他们看不顺眼的老干部(不仅地方、也包括军队的)统统打倒。毛泽东虽然孤注一掷把刘少奇搞下去而将林推上“副统帅”位,虽然在发动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中把打倒军队内的走资派确定为目标之一,但他又绝对不允许林彪为一己的山头放开手脚为所欲为,也绝对不允许江青一伙头脑发热、不讲策略地乱搞一气。在玩弄政治平衡方面,毛绝对是超一流的魔术大师。要在各派政治势力、各种利害中寻找平衡和控制平衡,他的态度总是高深莫测、忽阴忽晴,让人眼花缭乱,摸头不着脑。
  如果这种分析不错,那么,1967年断断续续、绵延了几个月的所谓“揪军内一小撮”“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当是属于正宗左派观点:川大八二六,重庆反到底,算是得其真传。问题是,在重庆支左的军队54军,偏偏又是林彪麾下的主力战将,重大八一五死心踏地和他们站在一起,不能不说也得了护身咒符。重庆的两派于是难分真伪,斗起法来鱼龙互易,泥沙混杂,上天入地,难决高下,其源盖出于此。
  下面继续说重庆的事情:
  四月一日出版的第六期《山城战报》,以非常显眼的通栏标题刊登了“炮轰谭震林,粉碎新反扑”的文章,表示重庆市的临时最高权力机构紧跟中央开始动作了。只是,这篇长近一个整版的消息,仅仅像记流水帐一样,介绍了一番二月中旬发生在农业部的鸡毛蒜皮,在外间看来毫无引人入胜的故事性。中央高层到底发生了什么?毛、林、中央文革那几个不可一世的秀才的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大家完全懵在鼓里。只不过为了表示自己大方向一贯正确,于是便稀里糊涂跟着起哄罢了。
  815派、革联会及驻军对所谓反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解,可以从该期刊登的几篇文章看得出来。头版头条:“中国人民解放军重庆警备司令部公函(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六日)”,公函重申了军队立场,大意如下:一,“原保守派组织的斗争大方向是错误的”,“是李井泉通过原市委一手炮制的”,“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御用工具”;二,“目前原保守组织中的某些少数人企图重新恢复组织,对此,我们是坚决不支持的”;三,“参加原保守组织中的绝大多数群众是受蒙蔽的,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四,“(原保守组织中)如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分子继续玩火,那么矛盾就会转化。我们一定支持革命左派,粉碎资产阶级复辟的反动逆流”。此外,该期报纸还发表了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还有一篇本报观察员文章:“树欲静而风不止”,内容均大同小异。根据我自己作的记号,那篇社论当是我写的,现在重读,亦有不知所云之感,无非把已经垮台的、毫无还手之力的走资派、保守派再次威胁一通而已。只是有一段,作为作者,可能是专有所指。该段内容是:“有的革命小将,由于头脑中‘私’字作祟,在运动发展的关键时刻,被阶级敌人利用了,迷失了方向,犯了错误,对于这些革命小将,应当帮助他们,说服他们,鼓励他们前进,可是有的人却趁此机会摇身一变,以当然左派自居,不准他们革命,把这些革命小将一棒子打死。”这段话显然表述了我3月17日在北碚解放台看见831头目带铐示众时的想法。送审和出版后,编辑们对这些话有什么反应?现在已经想不起了。对于我个人,这些话,至少是久压难抑,不吐不快了。
  在重庆大学的校园,这时已经是山雨已来风满楼。
  下面是我的日记:
  "3月31日。不平静的夜。同学们不顾总团某些人的阻拦,征集签名,准备次日大游行,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总团连夜召开小组长会,被迫上马。
  "4月1日。压抑在同学们心中的全部激情统统爆发出来了,像火山的岩浆全部爆发出来了。/晨六时,紧急集合,召开全团大会。周家喻上台大放厥词,企图阻止游行,群众大造其反,然后,数千人浩浩荡荡进城,进行了爆发性的游行,震动甚大。
  "4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发表,大大鼓舞了革命造反派,我们这一群为西师、交院早就抱不平的八一五,心里感到无限兴奋。
  "4月4日。革联会召开了一个全市的不像样子的大会誓师向刘少奇开火。会上,我校打出大标语:‘警惕山城和平演变’‘打击革命小将就是打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联会必须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震动很大。在上清寺贴出了4.4大会质疑(革联会原拟定于四月四日举行全市的所谓‘工代会’——笔者注)的大字报和不准工纠挤进工代会的大标语。对于即将在旌旗招展的人民大礼堂召开的所谓工代会,同学们表示,若要召开的话就坚决造反。/人们在议论:重大八一五要反了。
  "4月5日,革联会连夜召开常委会,决定无限期延期召开工代会。”
  3月31日那个“不平静的夜”,同学们到底怎么不顾总团某些人的阻拦,征集签名的?而总团在连夜召开的小组长会上,是怎么被迫上马的?次日凌晨六时,天还很黑,我记得广播里号声响起,很紧张,像是有外敌突然入侵,全校同学惊诧诧翻身起床,从四面八方赶到八一五广场(文革后改名为“思群广场”,以纪念文革初被市委工作组迫害致死的原校长郑思群——笔者注)集合:这时,周家喻上台怎样“大放厥词”?而群众又怎样大造其反?这些细节,一定充满了矛盾、困惑、苦闷和斗争,因此也一定充满了戏剧性。与总团其他勤务员相比,周家喻算不得老谋深算,而最多是个煽动家。读书时,他在业余体育队当羽毛球员,伶牙俐齿,多言善辩,精力极其充沛,满是“坏小子”的乐观、机敏、敢作敢为和恶作剧,在一哄而起的群众性动荡中,他这种性格很容易被人接受从而成为领袖。事实是,815总团的很多具体组织工作确实并非他做的,他就会煽动。1967年秋,重庆大学准备成立校革委会,全民投票,他的票数竟然排到了第十位!谁叫砸派老要批周家喻的“右倾”,要摸周家喻的“老虎屁股”呢?敌手的攻击成全了他。周家喻成了815的象征。1968年春两派在北京参加中央学习班,讨论领导班子组成人员,815的代表就公开宣称:周家喻就是个傻儿,我们也要选他进省革委当副主任。这是后话。1967年4月1日那个春寒犹劲的凌晨,周家喻被大伙儿哄下讲台,那些细节一定也很精彩,可惜时间太久,我回忆了很久,问过好些同学,大家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四月初,西师831和交院915已经正式平反复出。重大815战士为此是付出了很大努力的,对它们的复出确也由衷地表示过祝贺。问题是:831们既然付出了比重大815造反更沉重的代价(他们的遭遇本身就构成了革联会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最好注脚),在政治棋局上自然就拥有了更多的资本。这是一匹倔犟的烈马,原本就不愿被八一五套上笼头,现在自然更不可能充任驽马。政治搏弈的规则往往如此:不作铁锤,就必须作铁砧。砸派既然不成附庸,自然应该成为主宰,应该由他们来号令天下。前面说过,西师831复出后的“严正声明”,从第一天的“重大815是坚强的革命左派,重大815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坚决和重大815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急转而为“重大815是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集团”,这个弯转得也实在太快了些,让当初为他们鸣不平的815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年轻人的虚荣心和自恋情结使他们要维护自己辛辛苦苦搞起来的815和革联会,而染尘甚少的正义感使他们又必须起而为确认的信念、为他们根本搞不清楚的最高统帅的意图去舍命抗争。重大815开始在两扇沉重的磨石之间痛苦地接受挤压。
  我在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重庆乱了,一向称为铁板一块的重大815也乱了。/向谁决战呢?/重庆资本主义复辟的根子在什么地方?/警备司令部有没有谭震林?该不该砸烂革联会把这个谭氏人物暴露出来?/重大815是不是被利用了……/一连串的问号,把勇敢的815战士的思想搅乱了……”
  砸革联会的声音一天比一天高,而重大815呢?不知所措,沉默了。校园里已经出现了大标语:“坚决砸烂伪革联!”署名:“反到底”。有趣的是:当时砸派还没有确定这个名字呢,却被815自己先用上了。更有意思的是,标语竟是当初发起815事件的主力:业余文工团的几个激进分子所写。作为组织,一个叫《偏在寒中俏》的战斗队从815内部冲出来了,成员是最早的造反分子、电机系的邹世友和吴贵伦。
  四月六日日记:“然而,重大815没有说话。两种针锋相对的见解在重大815内部进行着激烈的辩论。一次,没有结果,又来一次,又没有结果。在总团的会议上,一次,没有结果,再开一次,也没有结果,再开,还是没有结果……/人们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是砸还是轰?”
  事实上担当着领头羊角色的重大815,他的沉默本身就意味着问题的严重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重大校园几乎就是重庆的政治大本营。上面一有风吹草动,八区三县的“革命群众”都喜欢到重大来找815讨教。先是去总团信访组,又由总团信访组介绍到各系各班的战斗组接待。我就曾经接待过文艺系统的几个人,并且至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歌舞团的张运涛、越剧团的田会珍、话剧团的孟庆善、杂技团的郑洪等,一共八人。他们的神情、态度,很像在白区找到地下党组织一样兴奋,一个个都激动难已地争着说,抢着说,而出得重大校园,一律革命信心倍增。我还有个同学,因为接待重纺六厂的来访群众,和其中一位很漂亮的女工一见钟情,后来就爱得难分难解,死去活来,当然,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桩很失败的婚姻,我就不便在此披露他们的姓名了。重大八一五的沉默对于徘徊歧路的整个大派,无异于一场灾难。以至于其他的815战士已经无法忍受。有一个工人在重大校园贴了一张大字报,代表了八一五派共同的焦躁与不安。这是一首叫《呐喊之声》的诗歌,其时被很多同学传抄,我也把它抄在了日记本上。下面仅录其中两段:
  不要这样沉默,重大八一五让雷霆喊出你胸中的愤怒为什么万里之外对你缺席审判为什么前后左右向你进攻假如你胸中是一轮红日,解开钮扣,把它托上解放碑峰
  山城人民永远热爱你,重大八一五,川江雄歌,决不做易水悲曲谁个是红心赤胆照长空谁个是沽名钓誉梦云楼任它柳随风摆,帆听风说还看今朝红岩,岂效渔家轻舟?
  4月5日,建工学院818全团举行辩论会,率先统一了认识,确认818战旗永不倒!接着数千人浩浩荡荡来重庆大学声援游行。上一年的8月13日,重大造反派第一次冲出校门,就是到建工学院声援游行,那次行动成为了重庆文革爆发标志的815行动的预演。而现在,轮到对方来推动自己了。重大815还有什么可说呢?学生自发地一涌而出,和建院的队伍迅速汇集一起,又涌向师专。那是815事件的发源地。这次集合本身就有一种重新开始的意思。接着,三中、一中等校的“中八一五”也涌向师专。在当天日记上我这样写:“顿时,夜晚的815广场变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八个月前,就是在这个广场上,点起了重庆市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把烽火,八个月后,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前夜,又在这个广场上,响起了重庆市的第一声春雷。夜啊,不眠的春夜,沙坪坝在燃烧,山城在燃烧……”
  但事情总不可能靠一次集会所煽动起来的激情就彻底解决。年轻的心是飘浮不定的云。今天吹东风,它向西边飘去,一会儿刮西风,它又会向东边飘去。而1967年春天的中国天空,刮的全是乱七八糟的狂飙罡风呢!
  在当时日记上我还记了这样一件事足以说明自己思想的混乱:一天晚上我回到学校,不是恶作剧,而是非常认真地“试着以砸派的观点与队上的同志辩论”,公然“我胜利了。”于是我兴冲冲地马上返回十多公里外的市区,和《山城战报》的编辑邓庆平一道去找到革联会主任刘润泉,准备和他也这么来一次模拟辩论。
  刘润泉时任54军政治部副主任,东北人,个子矮而壮。后54军调防云南,他曾担任过昆明军区的政治部副主任。那时我也恰在云南省委办公厅任秘书,与他的接触就更多些。刘退休后移居广州军区干休所赋闲养老(他夫人是广东人),1990年,我到深圳经商,其时,我公司的助理、原四川外语学院815派一号头目的金光中专程去广州看他,回来曾对我这样说:他老多啦,看起来完全像一郊区菜农。但在我的印象中,他身上一直就好像看不出军人的威严,而更像一个慈眉善眼的和蔼老头。革联会期间,都在一个大院上班,随时能见到他。我记得每向他说到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说到由此而在社会、在815内部引起的种种混乱,他就只会叹气,反问我:我们该怎么办呢?事情都是你们搞起来的。我们解放军只是对你们支持,你们也闹,我们怎么办?他态度的真诚本身就够让人感动了,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我已经记不起那一晚我和他的谈话如何起?如何终?大约又是他的诚恳把我征服了。于是,我的日记上有了这么一段记录,说我和他交谈后“对革联会又做了重新估价。我有两点看法:1,革联会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这到底是由于谭氏人物造成?还是由于认识问题?到底能改?还是不能改?我的结论是后者。2,如何看待砸派?他们是真的掌握了大方向?还是出于复仇心理?是孤立地看待他们的行动?还是历史地、全部地分析他们的行动?结论仍然是后者。介于这两点,我认为革联会不能砸。”接下来,我写到:“深夜,又赶回学校,把同志们说服了。”事过几十年,如果要用一个词汇来形容当时我的行为状态,我想用这样四个字:“掐头苍蝇”。
  驻军部队定然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4月8日这一天,54军副政委蓝亦农和副军长白斌决定亲自出马稳定军心。数辆军车将重大八一五的200余名战斗组长和建工学院的部份代表拉到了鹅岭公园下的警备司令部。会面是在一个小礼堂进行的。时间是下午,山城重庆的天色晦明不定。主席台上点一盏绿色的台灯,给人柔曼而平和之感。白先传达了刚结束不久的中央军委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精神,重点是林彪所谓“古今中外……影响一切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和文化大革命“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胡诌。接着蓝就革联会、镇反等诸问题发表演讲。我记得他看资料时戴一付老花眼镜,说话轻声曼语,显得尤其亲切。质朴的工科大学生被军人的儒雅和真诚征服了。演讲人绝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讲话结束时,蓝已胜券在握,意味深长地对台下的年轻人说:“我们心中是有数的。正如俗话所说:任凭风浪起——”话犹未了,台下马上齐声接茬:“稳坐钓鱼台!”这一天是周末,54军趁热打铁,当天晚上,马上又派刘润泉到重大召开会议“交底”,对八一五表示坚决支持。
  毕竟保守派刚刚垮台不久,这些热爱党组织的乖宝宝们,他们和所谓“走资派”之间发生的所有悲喜剧815都记忆犹新。815们当然不愿意、甚至十分害怕自己一不小心便重蹈覆辙。因此,4月8日下午和晚上815与军人的会面,在重大校园,很快就被一些激进分子指责为“拉一派打一派的黑会”,“和当初李井泉和思想兵的黑会没有什么两样”。
  只是,砸派的气焰日盛一日,革联会和重大815已经被他们奚落得一文不值。他们用各种方式来刺激815派脆弱的神经,他们把815骂为“叛徒集团”、“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被黑帮收买了”,用漫画将他们画为丑陋的“癞格宝”(重庆地方语,即“癞蛤蟆”——笔者注)。虚荣心和自恋情结使重大的学生们已别无选择。对方的轻慢欺辱逼得他们只能把自己的命运紧紧捆在革联会的战车上。
  4月9日,大田湾再度成为重庆所有眼球聚焦的舞台。815派的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此召开大会,誓师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开火。蓝亦农再次到会演说。但效果显然和前一天警备区小礼堂的效果大不相同。大会的主旋律虽然还是“革联会好得很!”但杂音已经很多了。会间,工业校815派不听招呼的学生们爬到主席台前,大写其标语:“革命无罪!言者无罪!大民主无罪!”中学91纵队乾脆就多次冲击主席台。虽然造反未遂,但裂痕正式公开,八一五已经不再铁板一块。就在这个大会上,大家都不再迟疑地选定了自己的角色。该退场的,纷纷退场,要和革联会站在一起的,因叛逆分子的胡闹而铁了心,在会场上呆下来,偏偏把口号喊得震天价响。
  从这一天起,重庆的政治格局重新明朗了。保卫革联会营垒里,重大815再度成为核心,也自然开始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离线2049

只看该作者 17楼 发表于: 2006-10-18
  十四,革联会,从迷乱走向明朗
  《山城战报》本为三日刊,从4月1日出版第六期前,都非常准时,第七期却推至五天后的6日才出版,而且这一期简直就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完全是和重庆具体问题毫不沾边的、空空泛泛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消息和文章,甚至非常铺张地用一个多版面开始连载反刘少奇的先知先觉者陈里宁的《狂人日记》。这个长篇日记很玄乎,谁也不知真假,唯一的好处就是长。在编辑部思想混乱、不知何云的时候,用这种文字垃圾占领版面实在是最佳选择:既符合大方向,又不必向读者表明自己对现实问题的态度。
  革联会原定4日召开的工代会——这次大会是革联会计划中让重庆社会秩序正常化的一个重要步骤——被无限期推迟后,六日和七日,连续用两天时间召开了一个全市革命造反派负责人的联席会议。开会的同一天,革联会发布了《关于目前重庆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告》。4月10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八期用头版全版刊登了这个文件。而三天后出版的第九期则在第二版刊登了联席会议的消息。从这个通告和这个会议的召开,可以看出保革联派通过一番折腾,对自己的思路已经基本理出了头绪。四月六日《通告》共谈了八个问题,(一)斗争的主要任务(二)关于革命的“三结合”;(三)正确对待革命群众组织;(四)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五)关于镇反工作;(六)关于夺权中的问题;(七)关于保守组织;(八)抓革命促生产。《通告》的基本立场和对一些实质性问题的看法,在警备司令部三月二十六日《公函》的基础上,又有所前进,并且表述得更加明晰具体。如第二个问题中,指出了:“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基础……绝不许把他们当作陪衬,更不准把他们排斥在外”;在第四个问题中,明确宣布了“西南师范学院八三一战斗纵队、交通学院九一五战斗团等组织是革命群众组织”;在第五个问题中,提出了“在这次镇反工作中凡被错打成反革命的群众,一律平反”;第七个问题则再次重申不许保守组织“纠集原班人马打着‘造反’旗号,恢复原有组织,更不允许招降纳叛,改头换面重新组织,否则,立即取缔,对于首恶分子,必须……依法惩处。”
  第九期二版刊登的会议消息中,报导了市革联会常委会的六条决定。“决定”则从措施上对以上原则进行了落实,如:“立即对重庆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和肃反问题进行周密的调查和处理,抽调一百名红卫兵,由两名常委同志亲自率领到八区三县检查,迅速纠偏”、“立即调查处理沙市纱厂(即重纺六厂——笔者注。我之所以要特别注明这一点,因为紧接着,我将在这个事件中有一段九死一生的遭遇)等单位的问题,彻底打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保皇势力进行反夺权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凡是被保皇势力反夺了权的地方,革联会坚决支持并帮助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把权立即夺回来”。至于西师八三一,交院九一五等革命组织,革联会“现在公开认错,并听取他们的意见”。
  会议能够取得这些结果,应该说还是不错的。《山城战报》第9期的消息是这样报导的:“各革命组织的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充份发扬了大民主,发扬了敢想、敢说、敢造反的革命精神,用大量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在重庆的各种表现,同时对革联会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关于会场的气氛,只说了:“经过激烈的辩论”平平淡淡一语,而在我在日记中所记录的会场情况,却是非常激烈的:
  "4月7日-4月8日。革联会召开炮轰大会。各革命造反派组织纷纷上台发言,申诉(或者说是控诉吧)本单位资本主义复辟的情况。解放军有很大的责任。当然,问题也是直接涉及到革联会的。/会上,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血和泪的控诉激荡着人们的思想和感情。二轻兵团的一个代表跳上台去,大声说道:‘同志们,革联会是我们把它扶起来的,我们为它大喊大叫,为它鸣锣开道,可是现在它却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工具,没有为我们干一件好事。我们不要它了!大家一道起来把他砸烂吧!’/一席话,把同志们激怒了,大家在下面乱嘘、起哄:‘滚下去!’‘滚下去!’。师专唐宗明走上去:‘同志们静一静,静一静,我说,革联会是我们自己的,有错误,有缺点,我们炮轰它,帮助它改进,砸不是办法……’外院余朝文冲上去:‘同志们,刚才这个人发言是个大阴谋,我代表川外八二六表态,坚决砸烂革联会!’全场大哗,一群人冲上去,把余推开,迅速在话筒前排成长队,要求发言。/‘我代表2307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发言,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会是我们自己的,革联会好得很!就是好得很!’/‘我代表八一兵团表态,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不能砸,只能炮轰,只能支持,革联会就是好……’/‘我说,我是二轻兵团的,刚才那个人不能代表二轻兵团,只能代表他自己,我们二轻兵团的广大战士坚决支持革联会,革联会就是好,好得很!……’/发言,一个比一个激昂。情绪,一个比一个冲动。会场上,掌声雷动,口号起伏,支持派和砸派,在这个会场上迅速地分化、集结……”
  会议尽管吵得天翻地覆,但毕竟让多数代表对革联会达成了明确的共识,即消息所说:“大家一直认为,革联会是我们造反派长期浴血奋战的成果,革联会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决不能把革联会看得一团漆黑,一棍子打死。”会议的成功使得财贸系统815的头头王绍川,心满意足地代表革联会对大家的批评表示了“衷心感谢”。
  文革史家王年一在《“五一三”事件——一场大有来头的小型武斗》中说,1967年支左之初,绝大多数大军区的“支左”都因支错而挨批,弄得十分为难。“1967年4月,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就提出过:军队支左是毛主席的决策,我坚决拥护,但为了避免军队犯错误,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扩大一些,多吸收一些同志参加,以便给各地派出代表,直接领导三支两军工作,叫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免得搞错。如果这个办法不行,由各地派人到中央文革小组接受指示也好。这个登了会议简报的意见无疑是合理的,而且有代表性,但‘无产阶级司令部’未予采纳,大概一时也难以定夺,或者是怕背上包袱。各大军区经过调查研究,陆续表态,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支持了党团员多、出身于贫下中农和工人的多、复转退军人多、劳动模范多,并且拥护军队、比较讲政策和守纪律的一大派(如武汉军区支持了‘百万雄师’)。但是,都被“无产阶级司令部”认为是支持错了。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看来,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能依靠激进的造反派。于是几乎每一个大军区的负责人都向中央作了检讨”
  会议的结果无疑是对54军(即重庆警备司令部)支左成绩的充份肯定。他们能在上述背景下做到这一步,应该说非常可以了。作为革联会主任刘润泉当然十分满意。他在讲话中高兴地表示“会开得很好。”并说:“镇反工作要规定三条,不管任何人假借镇反为名,镇压左派,调查清楚后要严加惩办;二,如果有人背着革联会干坏事,调查清楚后要严加惩办;三,今后逮捕人要经过警备司令部党委批准。”54军参谋长耿志刚也到会助兴,他代表警备司令部全体指战员表态,称:“革联会好得很!我们过去支持革联会,现在支持革联会,将来还要支持革联会。我们坚决支持革联会,我们坚决保卫革联会,支持和保护左派广大革命群众。”
  就在会议开得热热闹闹的差不多同时,思想处于极度迷乱的我,为《山城战报》惹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祸。这就是在刊登革联会“关于目前重庆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告”的那一期报纸,我在第二版写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吹响进军号,迎接大决战”。出版时间是4月9日。按此推算,文稿应该是正开会前后写的。这篇文章的是非是这样惹出来的:
  对于当时的形势的解释,当初在八一五派内有这样一些提法:一是“二月分裂主义黑风”。这个提法实际上是在对中央二月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提出的,主要目的是要把当时气势还盛的砸派和刚刚被打倒的走资派、保守派捆在一起,以便冠冕堂皇地对831、915等大张鞑伐;二是“三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北京已经提出了反复辟反逆流,而在重庆,因西师831等被镇压而出现的保守派反夺权,恰好又发生在这一段时间,这个提法,于是就专指了保守派的反夺权。四月份开始平反砸派冤案,对保守派的反夺权给予纠正,旧恨新仇一股脑儿爆发,八一五派于是一下子就有了许多政敌:才被他们平反的831们是一拨。刚刚投入八一五怀抱而马上又被他狠狠一脚踹开的保守派,又是一拨。对八一五一贯耿耿于怀、站在一旁看笑话的保守派、走资派,又算一拨。面临几股反对力量,不知如何招架,乾脆一起对付,于是就有了第三个提法:“反对多边围剿”。文革那会儿,把自己说成受害者,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地位受到挑战,又很容易号召大家同仇敌忾,抵御外侮。这些提法力图和北京的正宗提法接轨以便为自己提供合法的理论依据,从另外一个角度,显然又力图把北京的正宗提法搅成了一锅粥:客气一点说,是鱼目混珠;说恶毒一点——用当时的说法——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只是当时,我的思想确实非常混乱,于是便在混乱之下,按照当时八一五内部流行的“多边围剿理论”写出了这篇社论,并且很快在编辑部获得通过并付印。这一次,又是我自己重演了“事后诸葛亮”的笑话。这件事情记录在4月9日的日记上:“晚上回校,我和《八一五战报》的同志们又一道讨论了形势,大家基本上同意了我的观点,否定了‘多边围剿论’,于是我急急忙忙挂电话给《山城战报》,阐明了我的观点,希望同志们马上考虑,如果这篇社论真有问题的话,该马上通知印刷厂停印。他们又同意了我的观点。”问题是,第二天一早,我匆匆忙忙进城,匆匆忙忙返回《山城战报》,日记记录:“奇怪,刊有这篇社论的《山城战报》已经在街上出售!我急忙向大家谈及这一事,并迅速挂电话给印刷厂和发行科,要求立即停止发行,并将已发出的报纸迅速追回。/可惜,事情已经迟了。这一天,街上已经出现了大标语:/‘《山城战报》4.9社论是大毒草,必须批判!’”
  作为补救措施,报社确实把4月9日出版的《山城战报》第八期收回了,在该社论的位置换成了上海《文汇报》4月7日的社论“在大批判中推进大联合”,重新印刷后重新发行,同时刊发了一则“紧急启事”,称:“本报四月九日第八期社论‘吹响进军号,迎接大决战’有严重错误,特紧急声明这篇社论撤消,已发出的少量报纸作废。并于四月十日将本报第八期改版重印。”这样,第八期的《山城战报》就有了两个版本和两个出版日期。如果用集邮爱好者的术语来说,就是多了一个“错版票”。这也算是文革小报历史上的一道风景线了。
  随着对革联会“支”和“砸”的斗争的明朗化,《山城战报》社论凸现出的思想迷乱也很快结束。那些天,几乎天天都有人来重大声援游行。有大学的,有中学的,也有工人和别的什么队伍,他们敲着锣,打着鼓,喊着口号:“向重大八一五学习!”“向重大八一五致敬!”,闹腾得重庆大学的校园夜夜不得安眠。“每闻风飙之起,常怀凌云之志”。躺在床上的迷乱的大学生们于是纷纷一爬而起,夹道欢迎。于是掌声、欢呼声、口号声汇成一片,响彻夜天。
  有一天晚上回校,正遇了这种情形,我于是也激动万分地挤在队伍里和大家一道呼口号,一道鼓掌。这时,我突然遇到挤在队伍中的薛英江:电机系的激进派,上面提到的“偏在寒中俏”战斗队发起人邹世友的同班同学,于是我问他:“你还砸吗?”他显然也很激动,回答我:“不砸了。”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得很乾脆:“砸派要把我们打成叛徒,那怎么行?”
  4月12日,重大八一五在风雨操场举行全团辩论大会。会议刚刚开始,便有人跑上台前写了一幅动人心魄的大标语:“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算是一锤定音了。人一旦陷入宗教狂热就必然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教义的的盲目崇拜,并任由这种盲目崇拜所掀起的激情泛滥,放纵自己而随波逐流。革联会既然是一月革命的产物,而一月革命又是比“十月革命”“更伟大的”的历史创举(《815战报》第十五期:“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对目前形势的再次严正立场”),再对它怀疑不啻是无知,而完全就是触犯天条了。这样一来,以后的行为只需要诉诸情感的神圣激发而不必再作任何理性判断。这一次辩论会,已经没有任何杂音。
  重大八一五需要用行动向世人宣示自己的统一意志了。四月十五日,周末,他们和师专八一五、重建八一八等沙坪坝区的造反派组织以纪念八一五事件8个月为名,举行串联游行。队伍由沙区出发,途经小龙坎、石桥铺、大坪、两路口直涌市中区,一路上,人越汇越多,到解放碑——日记载:“已经汇成了数十万人的洪流”——这个说法显然很夸张,不过,反正谁也没点过数,场面总之蔚为壮观就是了。第二天,八一五派又在尚未涨水淹没的长江珊瑚坝集会,日记载:“近百万支革派冒雨召开誓师大会”,这个“近百万”,显然也是很夸张的数字,同样也谁没点过数。会议题目是“向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动总攻”,实际目标当然谁都知道是要炫耀支革派的实力。我已经记不起54军的首长们是不是到了会。而李井泉诸人绝对是参加了。他们是会议必不可少的道具,因为:只要恶狠狠地把他们揪到台上低头示众,就表示了自己的大方向始终正确。
  作为对等的行动,为了表示自己的大方向也始终正确,砸派决定在下一个周日(23日)也开一个类似的大会,题目定为:“打倒刘邓陶,砸烂革联会”为此,他们向“伪革联”发出一份“勒令”,令其交出李井泉等诸道具供其批斗时使用。对这一道难题,革联会是很当一回事的,为此专门开了一个各革命群众组织的会议商量对策。已被激怒的八一五这次没有给八三一们好脸色了。秦安全代表重大在会上发言,称:首先,当前斗争的大方向是向刘少奇开火,砸派砸烂革联会显然是在转移斗争大方向;其次,砸派砸烂革联会,本质上是企图否定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最后,秦提出了一个很有震撼力的全新观点:砸派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为萧、李、廖翻案。萧、李、廖是指早在1963年5月在重庆市委20次全委扩大会就被搞掉的萧泽宽、李止舟、廖伯康。据说三人因为上书中央状告李井泉在四川的种种问题,而状纸几经辗转,又回到了李井泉的手上,对此,大权在握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李政委”当然决不轻饶,严令重庆市委对三个犯上作乱的胆大妄为之徒严加整肃。三人原均为重庆政坛的年轻才俊,萧为市委组织部长、李为副秘书长、廖为办公厅副主任兼团市委书记,都是市委书记任白戈的心腹爱将。无奈李政委催逼太急,任虽欲保挟过关已不可得,李甚至威胁任说,如不处理萧、李、廖,就得考虑他自己的问题了。六十年代的共产党市委书记只好上演一场挥泪斩马谡的苦戏。三人虽被统统革职,三年后的1966年6月,重庆市委为保自己过关,又旧帐重算,仿效北京批判“三家村”,把肖、李、廖这三只“死老虎”又拖出来作为重庆“三家村”的黑后台大批特批一通。不意仅过数月,市委头目便纷纷落马,而且连气壮如虹的李井泉自己也摇摇欲坠,这时的萧、李、廖,确实想和罗广斌一样乘机翻案,还一个清白男儿身。政治嗅觉十分灵敏的首都三司确实在三人身上也大动了一番脑筋。“北地东方红”早在1966年底即把李、廖秘密接到北京,住进地院,后又悄悄弄到成都,转入四川大学,要他们揭发李井泉问题,企图像刘、张一样,把他们作为中央解决重庆问题的秘密武器。几十年后,我曾问过八一五总团的核心人物黄顺义:对此情况,你们当时是怎么知道的?黄回答我说,他对此一无所知。那么秦安全哪儿弄来的情报呢?就不得而知了。重要的是,该情况的新鲜感和冲击力本身就让人耳目一新,这就够了。秦指出:在这次运动中,市委的实力派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而以肖、李、廖为代表的少壮派则并未受到多大打击,当前砸派的活动,实际上就是在为这些不甘于失败的少壮派翻案、反夺权!秦读书时一直是学生会干部。在饥饿年代度过青春期、个子普遍偏矮的一代人中间,秦算得是身材一流了,用现代术语说:帅哥。八一五总团勤务员当中,他出道较晚。八一五战斗团成立伊始,他一直被派往全市的红卫兵造反司令部工作,校内鲜为人知。他第一次回校亮相,是“124事件”后,在那次关于罗广斌组织“赴京告状团”和“联合指挥部”问题的辩论会,他的演说一鸣惊人,从此后,他便以办事稳健干练而在总团里声望雀起。他的演讲词虽无周家喻的煽动激情,但却事理俱在,逻辑严谨,很有说服力。一言既出,常常满座为之叹服。
  革联会的这次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砸派如果不用“勒令”,对革联会的称谓上不用“伪”字,可以考虑将道具给出。否则:坚决不给。
  作为报复,4月21日,西师八三一、西农八二六、川外八二六等组织,对北碚地区支革派召开的“向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发动总攻誓师大会”发起造反。大会地点依然是北碚解放台,正是八三一头目周荣一帮人的耻辱地,所以造起反来怒不可挡。其时,重大815宣传车正在会上奏乐助兴,八三一们一涌而上,顿时把车、广播器材及铜管乐器全部砸了稀吧烂。815的传单叙述此事,说那一批铜管乐器价值上万元。在当时,这是足以把人吓死的天文数字,显然太夸张了,不过说它值钱倒不假。再说,从造反一开始就一直掌握在重大业余文工团员手上的这批乐器,每次游行,特别开始,全重庆的造反派都还非常寒碜,这批铜管乐器在队伍前面一列队,一走步,一吹奏,确实为八一五大壮行色。感情很深了。如今这些宝贝被反目成仇的八三一们公然砸烂,八一五的愤怒可想而知。消息传来,正在重大集会的师专附中、一中等八一五派,立即和重大学生一起,杀气腾腾,直奔北碚示威而去。示威人等一律身着民兵装,腰扎皮带,有点北京高干子女在“红八月”搞红色恐怖的劲头,吓死人的。次日,不依不饶的重大及沙区学生上万,继续盛怒游行。被砸坏的宣传车、广播器材、铜管乐器等等,全数随队展示,作为砸派挑起武斗的如山铁证,在市中区上、下半城杀气腾腾地绕行一天。再次日,砸派在大田湾召开大会,就是上面说的“打倒刘邓陶,砸烂革联会”的大会,八一五继续以牙还牙,对本来就不甚庞大的游行队伍实施围堵、嘲弄、捣乱,弄得人数本来就不多的游行,整整折腾了四、五个小时方才了结。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是5月6日公布的。四月下旬,已经开始盛传被川大八二六(当然也包括西师八三一)捧红的刘结挺、张西挺经过漫长的等待和活动,即将正式成为四川省最高权力机关革筹组的组阁人,甚至一、二把手。对实力明显处于劣势的砸派,这消息不啻是一针强心剂。那时候,不知从北京什么地方已经传来了所谓“三十六条权经”的政治秘笈,其中有几条我至今记得。如第一条:“胸怀远大目标,坚定不移向前进,在命运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又如:“政治斗争无诚实可言”;又如:“政治斗争中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又如:“谣言重复三次就变成了真理”,还有什么“与其花十倍的力量去掌握一门技艺,不如花十分之一的力量去交一个精通这门技艺的朋友”;还有一条十分要命:“诱导对方犯错误”。作为少数派的砸派,显然想抓紧时间激化矛盾,刺激人多势众的八一五过于自信同时便过于脆弱的神经,诱导他们犯错误。4月27日,政法兵团心血来潮,公然开着队伍直接跑到八一五的腹地重庆大学示威挑衅,大骂八一五“右倾”、“叛徒”、发誓要“砸烂伪革联”。这一队区区人马,自然被重大学生轻而易举便赶出了大门:政法兵团要的正是这一点。离开重大,他们便径直开到市委大院静坐去了:强烈抗议伪革联挑动群众斗群众。1967年四、五月之交,革联会所在的市委大院,已经乱麻麻一团。政法兵团这次长达五天的静坐,把这种混乱推向了高潮。
  严格意义上说,砸派这次静坐质量实在不高,因为当时我在报社上班,天天路过看见,他们的静坐显得太随意、甚至还又点游戏成份,毫无悲壮可言。说游戏成份,是因为户外太阳大了,大家就到办公楼的门厅里去吹电扇,躺沙发;天凉一些,又到地坝来坐着聊天、唱歌,喊喊口号。“战友”声援、慰问来了,大家彼此热闹热闹,口号便叫得更响些,而“声援”“慰问”者一走,办公楼前的大坝上就仍然稀稀拉拉坐些人员休闲。既然对方没有激烈行动,革联会也就不想理会,一切如常,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般。整个过程只有八一五小股骚扰,其中,有六中32111者来贴过几条标语:“白天晒太阳,晚上看月亮:好耍”、“电扇+沙发=静坐?”、“祝政法砸牌把地球坐穿”、“静坐只能触及屁股,不能触及灵魂”——我对这次静坐的全部印象,好像就这些。
  问题是,这种长时间的不战不和终于让双方都觉得应该找台阶下了。于是突然传来消息,说砸派预谋,要在五月二日那天对革联会采取行动,准备冲击办公大楼了。时间是凌晨2时,重庆大学校园里的广播喇叭突然呼啸而起,数千学生于是紧急集合,稍事动员,便迅疾开赴城区,将市委大院里坐得迷迷糊糊的政法砸派突击合围,以几对一的悬殊力量将对方拖的拖,推的推,赶的赶,稀里哗啦便驱逐出境。事实上,警备司令部的军人早已等候待命,重大815刚把政法学生驱赶出门,他们便已出现在现场,以制止武斗为名将双方隔开,接着出动军车五辆将大街封锁起来。
  几十年后,我们重新审视这段情节,客观地说,815和警备司令部的行动配合得默契如此、严丝合缝,真正的预谋者显然是他们无疑。宣扬危机或者制造紧张空气往往可以凝聚军心、激励斗志:我记不起在“三十六权经”里是否有这一诀?反正八一五总团的学生领袖们肯定是这样做的。而实实在在面临危机的砸派,当然不愿忍气吞声受此窝囊气,于是迅速在全市动员,组织了数万人对市委大院实行反包围。当时,重大815的主要人员已经得胜返校,留下守卫的军人太少,无法抵挡砸派如潮攻势。入夜,军人已多人受伤,眼看大院即将失陷,支革派组织的数倍于对方的兵力又及时赶来——这一次,砸派见好就收。他们显然不愿意进行一场显然会丢掉的战斗。扔下一地的汽水瓶、废纸、垃圾,他们主动撤了。
  事情当然没有完,人的仇恨,和爱一样,一旦埋进心底,就会像种子埋进泥土,它要么它被遗忘、死亡、消解得了无痕迹;要不它就定然会顽强地破土而出,长得浓荫参天,长出比它自己大得多、多得多的累累果实。埋在砸派心里的仇恨,在1967年夏天的山城,催生了一片血雨腥风。
离线2049

只看该作者 18楼 发表于: 2006-10-18
  十五,沙市纱厂险遇
  前面说到,四月六日至七日,重庆市八一五派的权力机构革联会常委会作出了六条决定,其中第三条规定:“立即调查处理沙市纱厂(即重庆棉纺六厂,下同——笔者注)等单位的问题,彻底打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保皇势力进行反夺权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凡是被保皇势力反夺了权的地方,革联会坚决支持并帮助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把权立即夺回来”。事后,革联会确实很快这样做了。
  关于沙市纱厂“保皇势力进行反夺权”的情况,5月10日出版的第十期《红岩》报第二版“棉纺六厂资本主义复辟情况调查报告”一文(西师八三一化学系校外野战队四月十七日撰写)有如下叙述:
  六棉纺织兵团“于元月二十八日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权所掌握的党、政、财、文大权/但是……在四清运动中被列为四类干部的厂长王XX和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分子曾XX(保卫科长)、屈XX(厂办公室主任)等,惊魂稍定,又立即支使已垮台的工纠中的顽固分子,于二月二十三日拼凑了一个新的保皇机构——重棉六厂‘二七’分团……/六棉‘二七’分团,在革联会和区XXX部长的支持下,于三月十七日晚,借九龙坡区公安分局到该厂‘镇反’为名,行从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进行反夺权之实。当时区公安分局的政法兵团何XX说:‘把章交出来!如果他们夺错了,我们帮你们夺回来。’当晚革联会也去了三人,其中王庭学(一直隶属于八一五派的工人组织“二七兵团”一号头目——笔者注)也表态说:‘二七分团夺权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只是有些缺点和错误’……以后王XX(厂长)等一小撮混蛋,还拉大旗作虎皮,欺骗群众说:‘三月十七号夺权,警备司令部是支持的。当时就是早夺了两个钟头,若迟两个钟头,警备司令部还要派一排人来支持夺权。’”
  关于上述过程,和4月16日出版的第十期《山城战报》四版消息所报导的大同小异,没有原则上的分歧,在此不赘引了。关于反复辟夺权,《山城战报》的消息则有如下报导:
  “四月三日,市革联会组织六中三二一一一战斗团、三中抗大兵团、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等单位部份战士开始进厂,配合着该厂的广大革命战士,一面调查研究,一面大造声势,协同作战,在兵团战士的凌厉攻势下,几天之内,厂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的御用组织、纯‘工纠’变种——六厂二七兵团被打得落花流水,狼狈不堪。四月七日,兵团战士在毛纺厂红岩战斗团等革命组织的协助之下,把大权重新夺了回来,紧紧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手中”
  这篇文章肯定是我写的。之所以印象特别深,不为别的,就因为我觉得棉纺六厂太远:位于九龙坡对岸的李家沱。大学时期担任业余美术队队长,每年都要找借口组织同学到四川美院参观。从沙坪坝到美术学院所在的黄桷坪本来就够遥远了,而李家沱,从黄桷坪还要前行,到了九龙坡,还要乘船渡江才能到达。美院同学的写生画中有那么多薄雾漫漫的九龙坡、灰蒙蒙的长江和江对岸依稀可辨的李家沱,而我,直到文化革命闹得天翻地覆了,才因了纺织厂的公案,第一次去了那儿,周围的景色自然十分新鲜,所以我能肯定这则消息是我写的。连带的记忆是,为该消息配发的评论员文章:“革命尚未成功,刀枪不能入库”也是我写的。
  这则长消息的眉题是:“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长革命左派志气,灭阶级敌人威风”;正题是:“纺织兵团六厂战斗团痛击反革命逆流”。副题是:“他们重新掌权,扬眉吐气,振臂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消息和评论员文章共占了一个整版。顶头通栏是毛泽东语录:“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可谓气势汹汹了。
  相比之下,《红岩》报的调查报告对于造反派的重新夺权的记录就很显无奈,有点言不由衷了。报告只在最后一段轻描淡写地谈到:“虽然在四月七日,革联会的人来假惺惺地支持六棉革命造反军‘红日’纵队和纺织兵团把权夺回来了。这是真的支持吗?……现在工纠变种六棉‘二七分团’在高叫要砸烂革联会!他们又是真的反革联会吗?不!是周喻打黄盖,在演双簧,迷惑群众,革命的同志们!警惕啊!”
  按常理推断,既然革联会那么一本正经,而且完全公开地把“二七兵团”打成“右派”,打成“阶级敌人”,——需知: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个人最高级别的政治定罪——罪犯可能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和宣判者“演双簧,迷惑群众,”吗?几十年后,如果要实事求地叙述这件事,我以为只能这样说:当权者为了表示自己对毛的忠诚,不能不把真心巴结他们的重棉六厂“二七兵团”一脚踹回他们原来的位置;“二七兵团”为了表示自己对毛的忠诚,不幸而成为了政治游戏的牺牲品;那个撰写调查报告的西师八三一化学系校外野战队呢,不幸的是,偏见让他们跑得比无知离事实更远。至于我,则因为这篇文章,莫名其妙经历了一场九死一生的生活故事。
  整个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4月17日,我和报社编辑冉隆太一道去灯泡厂采访。该厂保守派的“反夺权”在重庆的代表性仅次于六厂,而且对该厂造反派的“平反”——据说——是革联会军方代表54军首长白斌副军长亲自前去处理的,足见对此事的重视。行前,我和冉先找革联会军代表郝子义了解情况。郝,54军某处副处长,在革联会分管政工。郝身材魁梧,络须满腮,很有军人的棣棣威仪,与亲善平和的刘润泉相比,正好形成强烈反差。1967年烽火连天的8月22日,郝同另三位副处长、一位处长分乘三辆吉普从市区返回警备司令部听报告,途经两路口,遭遇占据山城宽银幕电影院的砸派枪手的袭击,驾驶兵颇多战地经验,在公路上绕“之”字作狼突虎奔,全速驶离射击区,皆因火力过猛,仍有多人中弹,死处长1人,伤副处长等5人。郝很幸运,仅击中腹部,大肠外流,经救治后无大碍。后54军调防云南,郝继续派地方支左,在昆明市革委会分管政工。另一副处长曾惠民股骨被击中,整条大腿截肢,后任昆明军区总医院党委书记。我在昆明时曾去看过他们,话说重庆当年,他们依旧感愤难抑。中印战争,打得那么厉害,54军牺牲者最大不过营职,而重庆一日,竟伤亡六名正副团级大员!对于砸派的怨尤,自然很难平抚。
  且说我和冉走进郝办公室,正好有二人坐在沙发上与郝唇来舌往,语多冲撞却似不激烈。见我进门,郝乘机顺水推舟,向二人介绍道:“他就是报社的,你们问他吧!”我正觉奇怪,二人已经发问了,说:“重棉六厂的文章是谁写的?”我快语答道:“我写的。怎么啦?”来人于是大声叫好,说今天要找的就是你!要找的就是你!你快快给我们平反!我明白怎么回事了。遂反问:“谁打你反革命了?”我毫不示怯,我说:“处理六厂复辟是革联会的决定,你找我有什么用?”“我们就找你!”目标既定,对方不依不饶了:“你把我们两千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坚定不移地大喊大叫:,“我们就找你平反!”
  只是,毕竟在政府领导机关,毕竟我的态度十分强硬,更重要的是,对方毕竟保守派出身,保守派在单位里一般都是领导的乖宝宝,敢于斗胆来市府找麻烦,已经就很难为他们了。二人和我纠缠半天,实在拿不出半点杀着,只好讪讪撤退。撤前,二人壮胆问我名字。我得意洋洋,宣布:坐不改名,走不改姓,我叫周某某。二人悻悻走了。
  大约第二天,革联会即通知我作为报社代表去六厂听意见。同行的是分管政法或者组织的军代表,李姓,瘦而高,不苟言笑,一付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这次是革联会派车专送,我们很快便到了九龙坡,渡长江,上了李家沱。六厂几百职工等候已久,球场上黑压压一片,我们一下汽车,要求“平反”之声便不绝于耳。为首的那天曾在郝办公室见过,他把我们领进一间屋子:很大,象是食堂,还没落座,跟涌的人便已将我们二人围得水泄不通,要求平反的口号声又铺天盖地,震耳欲聋。进场,落座,我莫名其妙想起了古老的三国故事:关云长单刀赴会。我记得当时我很平静(反正有军代表压阵)。再说,他们全是些老保,老保就只会嘴巴上嚷嚷而已,口号喊破嘴皮又怎奈我何?会场组织得糟糕透顶,看不出谁主持?谁拿主意?反正就任凭群众一个劲儿地乱吼乱叫。李代表正襟危坐,以逸待劳,我也正襟危坐,以逸待劳。老保们有点儿害怕惹出反军嫌疑,不敢怒对军人,于是呢,叫骂声便全冲我一个人来了。吼去叫来,无非还是要我平反,还是骂我黑笔杆、烂笔杆、臭文人、死文人等等。待到大家吼得差不多了,军代表这才一声断喝:“革联会派我们来听意见,你们谁说,谁就说呀!乱嚷嚷干吗?”
  满场顿时鸦雀无声。好一会,又有勇者带头吼叫,满场马上又此起彼伏了,口号声再度山呼海啸。待到又吼得差不多了,军代表再次断喝:“我们今天专程来听意见,你们乱吼什么?你们没诚意,我们现在就走!”
  这回没人害怕了,反正会场没人主持,军代表话音刚落,喊叫立刻启动,而且吼声更劲。军人已不耐烦,金刚怒目,拍案而起,宣布:“你们既不想说意见——小周!咱们走!”
  这一猛拍,真地个又把四周吓坏,会场再度鸦雀无声。军人已拉我出场,人们只得退潮一般乖乖闪出一条路,让我们大摇大摆走了。这时我才发现围攻者如此之多,从大厅一直挤挤地排到球场:我们的车就停那儿。工人们继续抓紧时机对我吼叫,依旧是要我平反和臭文人烂文人之类,只是加入了若干口水——就是没人动手。关上车门,我们便轰隆隆溜之乎也。我在心里暗自庆幸:多亏老保!多亏老保!
  只是事情并没有完。
  事后第二或者第三天,上午,编辑部正开会,两个不速之客上楼来了,怯生生向众人发问,说周某某在不在?前次的上访者记住了我的姓,但对我的名字却只模模糊糊记了个音,故而来客所报二字都不正确。正主持会议的军代表问他们找谁,他们又重复了一次——军代表马上回绝了,说,报社没这个人!接着继续开会。二人无奈地下楼走了。
  过一会,又换了两人上楼,又问周某某在不在,依旧怯怯生生,依旧把我的名字报错了。军代表依旧很快回绝,二人又恹恹地下楼去。会议继续进行。只是我自个儿心里却暗暗有所预感,他们肯定是找我麻烦来了,编辑部就我一人姓周。而且来人肯定就是重纺六厂的。我担心意外事情就要发生。
  果然,下班下楼,窄窄地坝已被人群围得满满宕宕。其他编辑先走了,我、军代表和刘福最后出现,顷刻间被团团包围。有人已经辨出我来,于是大吼:“就是他!就是他把我们两千革命职工打成右派!”。我们三人是被分割围困的。对军人不敢造次,很快放行了。军人顺势把刘福拉走,接着来拉我,但已不可能。我被围得里尤其紧凑,局面是一人对数百,无法脱身了。我孤军奋战,问道:“你们要干什么?”今天的抓人行动组织得挺好,没谁乱吼了。为首的肯定告诉我:
  “要你跟我们回去!”
  我问:跟你们回去干吗?
  回答:给我们两千革命群众说清楚!平反!
  对抗是没有用了。我爽快回答行。但我必须吃了饭才能出发。
  大院里已看不见人来人往,没有谁可以对我施以援手,唯一的办法只有拖延时间,再寻机会。老保确实就是老保,为首者姿态很高地说了:“行,我们就等你吃饭。”他通知弟兄们原地等候,接着亲自带彪形汉子数位陪我一道前往食堂。一路上,首领明确威胁:把话给你说清楚,到了厂里,群众对你的态度不满意,发生了什么过激行动,我们是不负责任的。我毫不示弱,也威胁他:我出了事,你敢不负责!一路舌战,走进机关食堂,食堂早已空无一人。径直打了饭菜,我一个人便开始轻嚼慢咽。我当然吃得极慢,因为我根本不是吃饭,而是借机观察动静,拖延时间:情况已经清楚了,食堂所有大门都被彪形汉子封锁,逃跑已经完全不可能。
  几十年后,如果有谁要我说说市委机关食堂的印象,我想,那就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前市委书记任白戈。任早在七月份就被中央文革通过报纸点名,打下去,真正算得是“死老虎”了。其他书记常委什么的,全都宝贝似地被群众组织东一个、西一个地抓去监管起来,而他,谁都不想管,交给革联会一放了之,反倒有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他和我们在同一食堂搭伙,凭票吃饭。食堂大,至少有二三十张桌子,条凳多已损毁,后来者打好饭菜往往只能站着吃。不管有无空凳,任白戈反正是只能站着吃饭的,而且听炊事员说,领导早有交代,对于该罪大恶极的走资派,只能卖给低价位的菜,如清水白菜之类。我曾有意识靠近他吃饭以作近距离观察,有时乾脆就把菜端过去和他放同一张桌子站着吃。他的碗里果然每次都清汤菜肴,而他每次都吃得极负责,满嘴咂咂有声。他的心态绝对正常,我想,因此呢,虽陷逆境而身体依旧硕壮如初,只是胡须常不剃刮,如秋草之零乱,显出了有多落泊,像大字报漫画上的丑形。我如此观察他完全出于好奇。因为66年8月我曾写过一篇大字报,便描绘了此公的住房。那年代成年累月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艰苦奋斗,学习大庆“干打垒”精神,先生产后生活什么的。可此公常住人口好像就仨(他,夫人华逸,还有一个上音乐学院的宝贝女儿),却住了花园一院,别墅两幢,一中一西。其间小廊回合,曲径通幽,道不尽的幽静闲适。那时他已下台,人去楼空,胆大包天的中学生便逾墙而入,把他的公馆整个儿打开办了个展览,而这个展览让众多在“干打垒”和准“干打垒”里艰苦度日的山城老百姓大开眼界,一如当初党委组织大家看阶级教育展览,据说,有工人还当场大放悲声,说真是修了真是修了,如此下去,劳动人民真要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我曾就该展览会写过一份传单,题目就叫:《六十年代的地主庄园》,传单后被选入1967年11月革联会“斗批改指挥部”编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录》。传单专门提及,说任的屋子里有“电扇6台,梳妆台1个、收音机3架,地毯13条,缝纫机1台,海绵运动垫2张……”这一连串数字当时实在让人咋舌。重庆造反早、造反派多,任白戈公馆展实在功不可没。
  机关食堂给我印象深的第二件事,就是六厂人员抓我那顿午餐。彪形大汉严把各个大门,我还有何心思吃饭?因为故意延宕时间,所以对食堂就观察得特别仔细。我第一次发现食堂那么大,空旷,任何小小动作,都会引起空空回响。大汉们发现我饭已吃完,于是急不可耐地催促上路。其时,大院小路还不见人走影动,离上班时间一定还早,于是我又找借口说,六厂的事情具体由组织部门人员经办,必须找他们和我一起去才能处理。呆头呆脑的老保们又非常宽厚地同意了。
  大汉们再次跟我在大院里乱窜。当时,我满脑子都是抗日影片中游击队的“磨菇战术”,我别有用心地带他们到处兜圈儿玩,故意找些根本没人的房间,冬冬冬冬乱敲一气,确实无人应答,马上又另找一间再敲。左串右跑,对方终于发现了我的阴谋,不准我再敲了,只管紧催上路,并且继续预告说群众将会有过激行动云云。正在绝望,厕所却突然在我前面出现,我顿时惊喜万分:因为只有我清楚,厕所后的隔墙正在维修,扒开了一个大缺口,从正面是看不见的。我克制住跃跃急切之情,镇静地通知对方说:“行,我走。我去厕所解解小便,解了就走。”
  除了保守派工人的老实巴交之外,剩下的就是我的运气了。大汉们傻呆呆地等在路旁,我却已身手矫健地翻越厕所围墙,溜之乎也。墙后是市委领导宿舍区,一幢幢小楼掩映在初绿的林中,我如脱笼狡兔,破网游鱼,一口气急穿而过,心中说不尽的紧张与快愉。其实,翻过围墙那一刹那,我就确信已经脱险,但我还是跑得很快。我个子瘦小,体育活动的唯一强项就是长跑。这个好习惯一直坚持几十年,至今能在老迈之年保持旺盛精力,盖得益于斯。穿出宿舍区,下坡,是一溜烟的石阶,左边是科委机关,右边又是什么的,这些我全熟悉,跑到底,面前就是巍峨高耸的人民大礼堂了。正好有公共汽车开来,我跳上去,直奔望龙门码头,然后上轮渡,船行大江,长风浩浩,我大大松了一口气。
  我在南岸姐姐家住了一晚,第二天又回学校呆了两天。报社是有电话的。大约当时信息意识差,我没打电话,到第三天下午,径直便又回市委大院去了。从上清寺到市委大院,几百米长的路上人头拥拥,极多,走进大院,人更多,熙熙攘攘,像是赶农贸市场。反正那段时间来此走访寻事的人很多,我自不在意。匆匆忙忙登楼,刚进办公室,刘福就惊诧诧喊起来,道:你怎么回来了?我说:怎么啦?不可以回来?他说:你没看见下面这么多人?我说:看见啦。他一声长叹:坏了!那些人就是抓你的!在下面静坐好多天啦!声援的、轮班的,人越来越多了!
  全编辑部的人都为我没被发现而庆幸,又为我如何脱身而忧心忡忡。很快商量对策,最后,想了个主意,立即派人行动。编辑们下楼去,不知在哪儿找来一架很长的竹梯,悄悄绕出大院,进了报社侧面的一户居民院内,从那儿把竹梯迅速架了上三楼:我于是神不知,鬼不觉,援梯而下,穿出居民院,出门,上坡,又踅上市科委旁那片山坡,顺三天前逃命的路径再度直奔望龙门码头,再次渡过长江避难去了。
  重棉六厂的二七兵团,后来正式成为了坚强的“反到底”派,即砸派。
离线2049

只看该作者 19楼 发表于: 2006-10-18
  十六,重庆问题解决前后
  重棉六厂抓捕我的事情发生不久,我便返回学校了。并不是害怕他们再找麻烦,不是的。而是:当时北京已传来消息,说中央认为重庆情况特殊,其问题将在四川问题解决后单独处理。这消息当然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毛主席党中央确实太关心山城人民了!还有鼓舞人心的是:总团勤务员秦安全通知我立即回校做资料工作,以备上北京参加会议。我自然喜出望外,兴冲冲返回学校了。据日记载,时间是5月1日,打那时离开《山城战报》,我就再没有以该报编辑人员的身份回去工作过了。
  事实上,还在四月底,为了配合四川省和重庆问题的解决,重大815就派出了阵容强大的“百人赴京战斗队”开赴首都开展活动。领队是吴庆举。他非常喜欢主持这类具有悲壮色彩和轰动效应的活动,而且在这类活动里,他总有自我牺牲和独胆英雄一类的上佳表现。1966年9月3日,重大815绝食两天而后徒步上京,数千人呆在北京展览馆及几所中学里孤立无援,凄凄惨惨切切,那一次,便是吴带领一帮人去府右街中央文革接待站苦守多日,终于等来了那位虽为国人却必须随时带翻译说话的夫子陈伯达接见,老头的福建话谁也听不懂。那一次,吴在中南海门口守得确实太漫长也太可怜,以至有一天他自己已痛感顶不住了,遂从府右街捎回一封信,倾吐满腔苦水,甚至对此次北上行动表示了许多绝望。这封信连夜向寒卧北展地铺的数千同学宣读,当即便有意志脆弱者失声痛哭。那一晚我也在,九月秋凉,辗转无法入睡,便和几个同学起而谈议,直到东方之既白。此时,军号忽然响起,紧催集合,一脸乾瘦的总团勤务员黄顺义跳上石凳,声色俱厉地向众人宣布:昨天晚上,吴庆举的信把形势估计错了!现在,我们重新估计!黄激情充沛,演说进到高潮,他总喜欢把话停下来,嘴唇咬得紧紧的,全身凝然不动。他的坚定把大家重新鼓动起来,一直顽强坚持到陈老头接见,算是给刚出道的815挽回了许多面子。返回重庆已是子夜,数千人在山城绕行示威,一路高呼“我们见了毛主席!”把睡意朦胧的重庆市民搞得云里雾里。1967年4月的重大815当然老练多了。其时,北京舆论几乎一边倒。清华《井冈山》报、北地《东方红》报等配合四川、重庆问题的解决大造舆论。《山城在浓雾中》、《妖雾迷漫嘉陵江,黑云滚滚压山城》之类耸人听闻的文章就累累登在那一段时间的显赫版面。仅仅读读标题就足以吓人一身冷汗。同样自命不凡的815决定披挂北上,对首都三司进行正面抗击。临行前,在815广场举行仪式,宣誓出发,威威乎激烈壮怀,有点北上抗日的感觉。他们满以为威师所至,一定所向披靡。其实呢,这一次的遭遇并不比1966年9月那次好,甚至可以说糟糕得多:既然北京的“救世主”们在重庆被815砸过抄过,现在你送上门来,首都三司当然决不手软,要来个一报还一报了。815到北京不过几天功夫,北地“东方红”就两次派人光顾他们的住地东大桥接待站——东大桥是新落成的一片住宅区,居民还没入火,政府就临时安排上访人员呆下了——首都造反派冲进住房,把他们从重庆带来的告状材料一抢而空,撕毁战旗,还“绑架、毒打我赴京汇报战士”。好在“重庆崽儿”生性刚烈火暴,素多亡命之徒,住地被砸,百十号人立即开到中南海门口去宣誓,把胆儿壮足了,又开去北京地院找“东方红”抗议示威。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寡不敌众,自然少不了又被一顿好打——事后,告状团的同学对我说,他们正在无可如何之时,突然间一彪单车队呼啸而来,一色黄军装、一色铜扣皮带、一律红色无字袖标。飞车队迅速实施包围,继而皮带如长鞭上下,对准“东方红”们便一阵乱打:815趁机溜了。后来知道,飞车队原来就是恶名昭彰的“联动”份子。刊登于《815战报》第十九期头版、写于4月27日的《告首都人民书》,以及刊登于《815战报》第二十一期头版、写于5月3日的“誓词”,除了向首都市民介绍伟大的重庆一月革命和815的忠于毛的拳拳苦心,同时也倒出了在首都遭遇的这段冤情。“重庆崽儿”的强硬态度确实发挥了作用,我作为参加解决重庆问题的代表赴京工作,曾和赴京战斗队的同学们一起住东大桥,十来天,“东方红”就一直没再来找麻烦。815在窗台上堆满了砖头、石块。墙上两条字体斗大的对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横批:“坚决自卫”。那画面,分明就是一个月后重庆大规模武斗在首都的试用版。告状团的主持人吴庆举已在几年前作古,而另一些总团勤务员对此事都依稀莫记。我只能根据仅有的文字资料和自己的记忆对告状团的活动记略如上。
  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决定(俗称“红十条”)是5月6日公布的。紧接着果然接到正式通知,指示重庆问题单独处理。要驻军、革联派和砸派三方派人上京与会。两派群众组织各出代表35名。
  革联派的代表是9日晚10点乘20次特快出发的。所有代表先在重大党委办公室集中,统一做了交代,然后齐赴车站出发。会上到底交代了什么,现已无法记忆。我只记得上车后我和后来担任重庆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熊代富临座。两天多车程,随时随地都能聆听他讲大好形势,讲革联会地位如何之固若金汤。熊系冶金系二年纪学生,性格素多稳健,为人为事周到慎密,在重大八一五总团内部,他和秦安全属同一类色彩,具体日常工作也就他二人做得较多。熊的谈话给人总的感觉就是字字有据,很权威。革联会如此优秀,如果中央不承认,事情就绝对邪门了。
  54军政委谢家祥、副军长白斌、参谋长耿志刚等是10日飞京的。其时,我们列车正在路过我的家乡成都,日记记录了当时的心情:“早上,车过成都……街上一片荒凉,站内也一片荒凉/我们在想,重庆是光明的重庆,重庆的革联会有很大的成绩,甚至可以说是一面红旗吧。这次去,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毛主席既然指示重庆问题要单独解决,那么,一定不能与四川问题的决议那样处理/欢笑的车轮,铿铿锵锵地载着我们充满希望的心,驶向北京……”
  我们11日晚抵达北京,其时,军方代表已经向全军文革作过了长达三小时的汇报,并整理了书面材料上报周恩来和中央文革。赴京告状的重大校业余戏剧队的张田春和美术队的傅运政、彭支云等人到车站接了我们,那一晚,我们就在东大桥接待站和同学们一起过了夜。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北京的春天,风沙满天里弥漫,空气乾燥,第二天一早就发现鼻子出血:所以我对那段生活记得很清楚。熊代富、秦安全等一早就去54军将领的驻地,当是面聆机宜去了。我非核心成员,在东大桥和同学们玩了一天。
  解决重庆问题的第一次会议是我们到后的第三天,即13日进行的,地点是人民大会堂,会议主持人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汪东兴、王力、关锋诸人与会,群众两派各选十人出阵。砸派七人先行发言,而后革联派三人发言。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现在已无任何具体可供回忆的材料,我的日记只有如下几句:“我们取高姿态,而砸派以谣言含量达90%的咒骂向我发起攻势。我们摸了他们的底,心里更踏实了,决定下次全面反攻。”这些情况很可能是参加会议的勤务员们告诉我的。
  几十年后,重读这些日记,以为自我感觉不错的我们,其实幼稚得实在有点可以。政治领域的所有结果,其实都不能用神圣、正义之类的概念来议价的,而是上层集团利益和实力之间的平衡和妥协。特别文革。学生充其量只能成为上层行为的背景点缀而已。重庆问题怎么处理?说穿了,得看文革派和军方在分配权力方面如何讨价还价?而毛准备如何从中平衡?从事后知道的情况,这次会议砸派由谁出席?由谁发言?发些什么言?都是由首都三司圈定的,而首都三司背后无疑是中央文革浓厚的影子。同理,815谁出席?谁发言?发些什么言?也一定有军队在幕后提词。事实上,接见第二天,即5月14日,便有了四川省革筹小组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四人关于处理重庆问题的八条意见上奏。这些意见如此快捷精准,和后来公布的中央关于重庆问题的决定丝丝入扣,他们一定是在得到了上面的授意才能如此写出。让群众代表到接见厅去象征性地发发言,不过是给热血沸腾的造反群众下点毛毛雨,安慰安慰罢了。
  14日那天午后,我应召赶去西苑宾馆。54军的耿参谋长正就中央重庆解决问题的意图向815的代表吹风。中央的意思,简单说来就是肯定驻军而绕过革联会,以驻军为核心重新组建革筹小组。山城数月,两派群众诅咒发誓、闹得你死我活的,不就是对革联会这个心肝宝贝,一个要“誓死保卫”而另一个要“坚决砸烂”吗?815巴心巴肝,喊了如此众多口号,写了如此众多文章、对口词、打油诗、甚至还有歌曲,什么“新山城嘿战鼓敲,一月革命卷风暴,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了权,滚滚长江拍手笑……革联会就是好,革命红旗永不倒!”现在被中央一句话,便像扔废纸团一样,轻轻松松扔一边了:对于稳操胜算的八一五们,简直无异于噩耗惊雷。这帮政治上的榆木脑袋们完全不明白,肯定驻军,不就是绕着圈子肯定了815吗?他们就知道否定革联,就是否定了自己而肯定了砸派。耿话犹未了,满屋已乱成捅开的马蜂窝,一片嗡嗡营营。好像要找谁而又不知道该找谁拼命似的,大家就发疯似地向楼下跑。耿参谋长闪到楼口,大张双臂阻拦:其实,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要到哪儿去?只知道楼梯是唯一的通道,于是就死命往下挣。耿个子不高,但壮硕结实,稳站如钟,确然将大家拦住了。我们几个站后排的人已先冲下楼,正遇春风得意的张西挺站在大楼门口等车。看见这帮凶汉涌来,她一定吓坏了。我们确实认为发现了最佳的泄怒对象,都冲上前去揪她。张且战且退,跳上汽车便绝尘而去。
  我已记不起后来两天是怎么渡过的。大约还怀抱着某种侥幸心理吧,以为这一切的发生,皆因中央不了解重庆的真实情况所至。我们还有机会向首长报告的,而且相信最后结果定然会对革联会有利。可惜,中央首长们那样忙碌,哪有闲功夫和你们罗索?两天后,5月16日,周恩来、康生、杨成武、王力一干人等在人民大会堂西北厅第二次接见驻军及两派代表。关于重庆问题的中央文件已经敲定。两派群众代表进场之前,周、康、杨、王等已经先见过了54军领导谢家祥、白斌、耿志刚和重庆军分区司令唐兴盛等,想必该宣布的都已宣布过了,该交代的也都已交代过了。根据笔者保存的那次接见的记录稿,周恩来一走进群众代表的等候处就开宗明义宣布:“四川问题比较急,张国华、梁兴初都回成都去了。今天结束重庆问题。”接着点名让八一兵团的张益代表815派发言,紧接又让江陵厂砸派代表发言,江陵代表一说完,周恩来就说了:“你们写了不少材料,很多事情都弄清楚了,不要耽误久了。”接着便开始宣读中央决定,并逐条作出解释。“决定”凡五条,其意略谓:一,重庆市各革命组织应当把斗争矛头指向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李井泉、重庆最大的走资本主义当权派任白戈;二:“应当实事求是地估计和对待重庆警备司令部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错误。……他们在这些工作中是有显著成绩的。他们支持的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的缺点错误在于……没有完全顶住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变成镇反运动的方向路线错误……错误地支持了一方,压制了另一方;”三,“立即建立”由54军副政委蓝亦农为组长、副军长白斌为副组长的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吸收各派群众参加;四,“对被错误宣布为‘非法组织’或‘反动组织’的革命群众组织要平反,对错捕的革命群众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要释放,并恢复名誉。”;五,要拥军爱民,云云。
  我的日记记载了会外人当时的活动:“在人民大会堂门口,两方的同志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是决定双方政治生命的最最关键的一步,结论会怎么样呢?”站在这儿的造反派们应该说都是些重庆最自命不凡的人,而现在,他们却成了最不自信的人。站在夜幕里沉默不语的大会堂巨型圆柱之下,就象惶恐的囚徒喘喘不安地等待终审判决。中央领导们对群众代表的接见实际是从17日凌晨1点10开始,至3时33分结束的。双方群众都已无法忍受这种漫长等待的折磨,回驻地去了。
  参与接见的两派各十名代表,他们躬身其中,对事件的真谛,比一般群众当要先知先觉些。笔者比较了中央的正式决定和前面提到的张、梁、刘、张四人的意见,虽然大意无甚出入,而正式决定对驻军的肯定程度,却还有甚于四人意见。如:四人意见仅仅说驻军在“三支”“两军”工作中是“有成绩的”,而正式决定却明确肯定:“有显著成绩的”;四人意见说到驻军在处理革命群众组织问题上“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式决定就乾脆将此话删了。难怪事后,砸派一个代表曾说,听完五条,心里明白权还在54军手里,一下子懵了:怎么会是这样呢?而从接见的记录看,815的代表周家喻,当时信誓旦旦地向周恩来和康生表态要解放全人类,要到保守派产业军去做工作,当算是明白人了。但局外的同学们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千里之外的重庆,事情更加糟糕,局面失控到有点象好莱坞大片里峰回路转的悬念故事。
  留在重庆大学校内主持工作的,是勇者激情有余而智者柔韧不足的黄顺义。八一五所有人员心里都堵满了乾柴,星星之火就足以点燃燎原烈焰,而黄的失控理所当然成为了最早的火星。5月17日那天上午,他和同僚们异常紧张地一起守候在电话录音机旁,瞪大眼睛看着总团的女值班员将北京来电逐字逐句记录纸上。四周如此安静,只有磁带机嘶嘶旋转。当最后一句话记录完毕,中央文件终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革联会”的字样,勤务员们顿时傻了眼。他们的感觉肯定和那位砸派代表的感觉雷同:“怎么会是这样呢?” 问题是,他们对于领袖毛、对于共产党、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狂热崇拜,几个月来,已经那么根深蒂固地物化为了对革联会的崇拜。对于革联会的否定,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否定,对他们来说,都无疑于整个世界的颠覆。天崩地裂,大家不知所措了。马上召开总团会议传达辩论:吵得一团糟!接着在阶梯教室召开小组长会辩论:同样一团糟!下午,乾脆在风雨球场召开全团大会辩论,情况更严重了。动力系四年级学生杨宪腾第一个跳上台,他的发言劈头盖脑第一句就是:
  “给老子啷个搞起的!”
  杨出身一个十分可疑的家庭。父亲在共产党接管大陆前夕跑了台湾,留下孤儿寡妇苦度日。按当时标准,算是标准的黑五类狗崽子了。可他活得十分性情,很轻松,文革中该造反他照样造反,该骂谁他照样骂谁。这种性格使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以“低姿态”为宗旨的《横眉》报的主编。毕业分配时,有人告他一状,说他骂过“林彪是奸臣”“江青是慈嬉”而被弄来“学习班”和我们一起写交代。虽然当时我们都竭力帮他开脱,但内心里却对他的口无遮拦深信不疑。5月17日杨的演说火色一定很足,出格的话一定多多,这是肯定的了。接着柴天琪发言。前面说过,柴是学校专业辩论组的组长,他的演说想必更具煽动性。革联会是八一五的圣殿,圣殿倒了,大崩溃似的惶乱势不可免。大家认为100多人到北京工作,做了这么久的工作,结果弄得中央还不了解真实情况:告状团的人首先就该打屁股。至于中央呢?一贯英明伟大的党中央为什么也糊涂如此?无线电系李姓学生曾怒而在六宿舍前写出标语:“处理重庆问题的五条意见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进军号”,算是极而言之了。最后,留下唯一的、天真烂漫的悬念就是:这五条毛看没有看?林看没有看?重大八一五在当天发表了一个“对当前时局的严正声明”,反映了当时的集体惶恐与迷乱。“声明”继续自以为是地宣布“重大815战斗团始终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继续毫无意义地为不复存在的革联会招魂,同样自以为是地宣称它“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产物,是“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山城数百万革命造反派同志浴血奋战的结晶。”“声明”发誓要“坚决支持革联会,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一月革命万岁!革联会的革命精神万岁!”“声明”还怒气冲冲地警告:“山城砸派从二月黑风以来,就一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你们必须改弦更张,悬崖勒马……否则,坚持下去,就必然会走向自己的反面,矛盾就会转化。”最后,他们高呼“革联会必胜!砸派必败!”
  陡然降临的绝望使八一五丧失了起码的政治理性,洋洋洒洒数千字,通篇竟然没有半个关于中央“五条”和拥护“五条”的字样。这个严正声刊登与5月19日出版的《815战报》第二十一期。
  与此相反,5月17日成了砸派的节日。他们同样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反正“伪革联”没有了,他们就算大获全胜,于是大游行,于是喜洋洋,满街都是他们欢呼五条的标语,满街都是庆祝“伪革联寿终正寝”的口号,文化宫的大门前扎起了两座纸做的“伪革联之墓”,倒吊着纸扎的象征革联会的“癞格宝”,不少顽童还用竹竿吊着真正的癞蛤蟆满街欢跑。
  砸派的欢呼极大刺激了八一五脆弱的神经,于是轻而易举地落入了敌手的圈套。五月十八日,八一五派迷迷瞪瞪地举行一个更大规模的反击示威:“誓死捍卫革联会”。好像国破家亡,要复仇,要救亡了。整个气氛极其悲壮,极其严峻。重大八一五队伍自然最引人注目,走在最前边的是一群体工队员,人高马大,个个手握军用皮带,杀气腾腾地簇拥着一道革联会的金字招牌,上面还扎着红绸,接下来是巨幅标语:“强烈要求张国华、梁兴初到重庆答疑!”整个游行队伍中仍无一条关于拥护中央五条的标语,反之,革联精神万岁之声震天动地:对中央的不满分明写在每一张杀气腾腾的脸上。
  一贯以大方向正确自居的八一五气还没出完,神还没有缓过,砸派的大标语已经铺天盖地而来:重大815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罪该万死!坚决揪出重大八一五炮打中央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
  54军肯定是急了。十分明显,重大八一五一旦滑坡,整个重庆的局势将不堪设想。5月20日,驻军副政委蓝亦农、副军长白斌、韩怀志、参谋长耿志刚一行人等,火速前往重大发表演讲,稳定大学生情绪。虽然中央文件刚刚批评了他们支一派、压一派,可大会上,驻军代表还是公开接受了重大815的袖章,并表示“能作为一个815战士,我感到很光荣。”并明确宣布,他们是来“向同学们学习,趁这个机会给同志们作个汇报”的(白斌语)。军人的态度如此真诚谦恭,学生们还有什么好说呢?于是不断高呼“毛主席万岁!”高呼“重大八一五永远忠于毛主席!”高呼“向解放军学习!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上任伊始的革筹组长蓝亦农在讲话中首先对中央文件经“毛主席批了的、林副主席看了的”这个真实性作了确认。他说:“八一五总团的同志……要我们打包票,我们所有的军的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的,一致打包票。”接着像幼儿园阿姨那样给大家讲了一个津津有味的故事,说54军参加1962年的中印之战,大胜对方,缴获枪械无数,他们在5000多米的喜玛拉雅山上把敌人散落的武器收起来,擦好——上级却通知他们把这些战利品全数交还对方。“指挥部的同志有的哭,有的气……当时想不通,我是作政治工作的,很发愁。这时马上来了一个电报,说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作政治工作的就很高兴了,就把这句话传下去,全体指战员没说二话。大家议论这是为什么?说不出道理,只晓得毛主席说的就是对的。”这个故事顿时赢得满堂彩。他还在演讲中明确宣布:“(军队)过去坚决支持你们,今后坚决支持你们、相信你们!(记录稿此处注明:全场高呼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今后“如果不依靠你们,不相信你们,(我)就是光杆司令”。对已经笑逐颜开的大学生,他又面授机宜,说:“看问题要看得远,看一千里,革联会是临时的,过渡到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是更上一层楼”——这句话后来演化成了八一五派有名的口号:“革联会开新宇,革筹组更上一层楼”。
  接下来,白斌副军长的演说更从感情上对学生们进行了煽动。参加过当时会议的人,至今还记得白讲的一件事,说三中抗大兵团给54军军部打来电话,“他们一面打电话一面哭,心情很沉痛,说希望我们给重大八一五作一些工作。重大八一五是重庆八一五的旗手,这个红旗不能倒。说我们三中抗大兵团看着他们。我们思想上也想不通,但五条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的,我们就要坚决照办(记录稿此处注明:全场高呼向三中抗大兵团小将学习!毛主席万岁!)。……这是中学生将了大学生的军,这个军将得好!三娘教子,子教三娘,为什么中学生不能教育大学生呢?完全可以。(记录稿此处注明:全场高呼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是不是大学生更书卷气呢?相比之下,八一五的中学生们确实更懂得实惠,下面这句有名的口号也出自于当时的中学生:“方糖也甜,圆糖也甜,砸派有个铲铲权”(笔者注:铲铲为四川俚语,空空如也之意)。
  几十年后,重读这些演说和激荡满场的口号,必须承认,中国军人确实不愧为政治工作的典范、一流的煽动家。当然,当时的大学生,思想水准和娃娃差不多,两者一结合,效果自然很快显现出来。就在这一天,重大八一五发表了“再次严正声明”。除了继续重申“重大815战斗团始终掌握了斗争的大方向。”革联会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产物,是‘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是山城数百万革命造反派同志浴血奋战的结晶。”除了抽象地继续表示要誓死捍卫一月革命的伟大成果,继续高呼一月革命万岁、革联会的革命精神万岁之外,已经不再具体地要誓死捍卫什么,这些条文的位置也在声明中往后挪了。第一条是:对中央五条“最最坚决拥护”“最最坚决执行”;第二条是坚决拥护由蓝、白、唐等人组成的市革筹组的正确领导。从“严正声明”到“再次严正声明”,时间间隔不过前后三天:这个弯子实在也转得太急了些,不免有点羞羞答答,言不由衷。“再次严正声明。”不像两天前的“严正声明。”那样气壮如牛,放在一版的显著位置,而放到了四版的尾巴上。第一版刊登的是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7)159号,即“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五条原文,接着是一个号召学习的通知,为了淡化五条,在号召学习“红五条”的前面还故意加上了号召学习“五一六通知”的内容。要大家明白:“毛主席是舵手,八一五跟着走,毛主席说了算,八一五照着办。”工科学生就是工科学生,政治家们应有的厚脸皮,他们半点没有。以上这些,都发表在姗姗来迟的5月26日出版的《815战报》第二十二期上。
  21日,八一五派在大田湾召开大会,与会人数号称25万。会议主题是:“坚决拥护中央五条”、“革筹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产物,是山城八一五派英勇奋斗的胜利。革联会好,革筹小组更好。”革筹组长白斌到会讲话。大会通过给毛泽东的致敬电。
  热热闹闹折腾了几个月,这一个回合算是尘埃落定了。“中央五条”,从而革筹组的存在,已经无可置疑:这使两派都面临了新的、巨大的难题。大凡执着于宗教信仰的人,当厄运骤至,他们要么处变不惊,从容应对;要么果敢拒绝,以死相争。815和砸派都是些信仰坚定的人,他们对信仰的执着不亚于任何狂热的宗教徒。问题是,他们的上帝和远在虚空的上帝不一样。天堂里的上帝因为他的虚无而让信徒有可能按自己的观点去任意诠释,从而实现心灵上的安慰;真实存在的上帝就不一样了。他健在,身体还非常健康,他随时都要亲自发表“最高指示”,这些指示变化莫测,甚至自相矛盾,让你既不能从容,更不敢拒绝,剩下的,就只能是尴尬和无奈。骄矜自负的八一五这边,原来,他们所感知的砸派,就是颇似小丑的徐光明、和他那个只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的《红岩公社》,而如今,在他们必须遵循的红头文件里,砸派突然间成了和他们平起平坐的一大派,他们必须学会与之平等生活。再说砸派(后来很快更名为反到底派),他们和成都的川大八二六一样坐过牢,在云诡波谲的政治搏奕中做过太大的风险投资,他们应该得到巨额回报了。川大八二六原来不就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一个小小支队吗?而现在一转眼却成了把红成压得喘不过气的政治主流。西师八三一呢?相比之下,他们收获的利润就太可怜了,充其量就平了个反,让他们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依旧两手空空,依旧什么实权没有。枪杆子还在八一五一边。他们依旧生活在枪杆子的阴影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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