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里怡老人曾经是红岩村的工作人员。她的自述中谈到，党中央1948年曾经在重庆设立了秘密电台，事情的经过简要叙述如下：
1947年3月初，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全体工作人员被迫撤回延安后，她被分配到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周恩来、副部长李维汉），不久撤离延安，在山西临县调入中央机要训练班接受培训。1947年冬，童小鹏找她谈话，决定她带上秘电码回四川工作。12月初，她和被派往广东两江纵队的叶梅纹以及熊天荆（伍绍祖的妈妈）等人出发，历经千辛万苦达到河北的西柏坡。在此，她与华岗、唐麟、叶梅纹等去蒋管区工作的同志，一起受到董必武、刘少奇的先后接见，董必武还发给他们每人300美元作路费。
1948年春节，他们一行通过封锁线，潜入天津，又乘船到香港。然后郭里怡又随刘长胜（上海中央局负责人之一，解放后任全国总工会主席）乘船到上海。上海中央局书记刘晓（解放后曾任驻苏大使）和刘少文（上海中央局组织部长）先后安排郭里怡的行动，郭里怡经过批准去南京见其二哥郭奇，看到了重庆地下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李维嘉写给郭奇的信——说他生病住院了。郭里怡回上海后，将李维嘉的信交给了刘少文，刘说：“重庆可能出事了！”此事报告中央城市工作部后，回答还是让去重庆。
郭里怡和另一地下党员赵平乘飞机赴重庆后，住在棉花街李荣模同志家，赵平出去探听消息，回来说重庆地下党出事了，但是具体情况不清楚，便让郭去到李维嘉的哥哥李道源家看看。郭到李家后，李道源的妻子刘雅仪激动且惊恐地说：“你吓死我了，你怎么跑来了？出事了！李维嘉跑了，我们受牵连被抓，坐老虎凳、受了刑，我和李道源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没说，他们无奈就把我们放了。”刘雅仪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要郭马上离开，并给了郭一只金手镯（是地下党员李玉钿为营救被捕的刘国定而筹措交给李维嘉的），说是李维嘉让她保管的，在急需情况下用。郭里怡从李家出来，不断换乘黄包车满街乱跑，直到天黑才回到棉花街住处。见郭里怡久不回来，赵平十分焦急，听了郭里怡的汇报后说：“你以后不要出去了。”
几天后，赵平安排郭里怡搬到林森路附近的钱松甫、江洪夫妇家住，然后他即奉调回上海了。赵平钱松甫、江洪夫妇原来都是红岩村三楼的机要人员，是延安三局（中央机要局）派出来的。抗战胜利后，南方局在重庆埋伏了一个电台，和地方党组织没有任何横的关系，只与延安三局有联系，定时呼叫，但没有密码不能通讯。 郭里怡带的密码就是为了这个电台用的，他们很快与中央城市工作部联系上了。和钱松甫一起的还有一位报务员叫李希哲，也是从延安三局来的，负责报务， 郭里怡负责译电，钱松甫为电台的负责人。钱松甫通过电台向童小鹏汇报了重庆的形势及有关情况，童非常高兴，每次来电都有指示和祝贺、关怀。但是不久，童老电说：“赵平夫妇赴宁波被捕了”，要求电台人员立即撤离，特别命令郭里怡赴香港刘恕电台工作。
由于重庆没有直达香港的航班，郭里怡先飞到上海，住在哥哥家里，将刘雅仪给的金手镯卖掉，其哥哥又卖了一小捆棉纱，才凑够了去香港的飞机票钱（虽然知道上海中央局的联络点，但是按照组织原则，不能再去那里要钱了）。到香港启德机场，迎接郭里怡的是早在延安就认识的刘恕、鲁映夫妇，他们在钱之光的领导下一直改造到1949年底，才北上进入北京。党中央在重庆设立的电台负责人钱松甫于解放广州时牺牲，其妻江洪解放后在四机部工作。
党中央在重庆设立的秘密电台主要任务是什么？郭里怡老人讲，当时只知道是为了里应外合，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因为搞机要工作，不能问。解放后，才了解到是为了配合于江震领导的川干队从陕西入川。从中我们至少可以领悟两点：
一、地下工作有多条线，同在一个城市，有中央的、有地方的，还有地方不同系统的，但是他们不发生横的关系，这是地下工作的基本要求和常识。机要工作则有着更为严格的保密纪律。
二、1947年10月担任中共川东临委书记的王璞烈士，在香港接受了钱瑛的指示：发动武装斗争，配合在延安组建的川干队入川——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党中央在重庆设立的秘密电台这一史实，为王璞和川东临委先后发动的下川东奉大巫起义（主要负责人彭咏梧）、上川东梁大达起义（主要负责人邓照明）和华蓥山联合大起义（主要负责人王璞）的主要原因提供了有力的佐证。虽然数百名地下党员和革命战士在这三次悲壮的起义中英勇牺牲，或被捕入狱，于解放前夕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慷慨就义，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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