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者按：现存红岩英烈纪念馆的同名文章删掉了原文的一些内容
编者按：担任长篇小说《红岩》的责任编辑，加工和修改《红岩》是张羽编辑生涯中极其重要的片断。他因此在出版界获得了一定的声誉。上海学林出版社在1985年出版的《编辑记者一百人》中，介绍了我国自“五四”前后算起，活跃在新闻、出版园地里的一百名编辑、记者，张羽是其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出版界的许多同仁认为，张羽的编辑经验应该成为后人的精神财富。
张羽的《我与<红岩>》发表在《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四期上，介绍他如何编辑《红岩》，及因编辑《红岩》带来的命运波折。当时由于篇幅所限，不得不作了压缩。为让读者更详细地了解事实真相，此次发表时，把张羽的原稿尽量恢复，并加上他当时的日记和他保存的《红岩》档案复印件。个别地方也作了些订正。
我 与 《 红 岩 》
《红岩》这部享誉中外的长篇小说，从1961年末问世以来，已经过25个春秋。据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底的统计，它发行了712.65万册，如果加上在此以前出版的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的印数328万册及刊有该稿初稿《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红旗飘飘》丛刊数十万册，累计印数达千万册以上。
在《红岩》出版后的数年间，以小说为依据进行再创作的文艺形式，包括电影、话剧、歌剧、说唱艺术、连环画，以及后来的电视连续剧等曾风靡全国。《红岩》以它特有的生命力步入中国文坛，成为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十分引入注目的一页。
中国青年出版社和《红岩》作者建立联系，距今已整整30年。从1957年4月《红旗飘飘》丛刊开始向作者约稿，经历了从小到大、从粗到细、从真人真事到艺术创造三个阶段：一是1958年2月，在《红旗飘飘》第六集发表了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二是1959年2月，出版了经补充、增订后的单行本《在烈火中永生》；三是1961年，从年初到年终，经过为期一年两易其稿、反复加工整理后的小说《红岩》出版。在这五年之中，经过作者的不懈努力、社会的大力帮助，也灌注了编辑部同志的不少心血。直接参与组稿、联系、审读、讨论到定稿的有社长、总编辑、编辑室主任、编辑、助理编辑达十人，即朱语今、边春光、江晓天、吴小武（即肖也牧）、阙道隆、陈碧芳、黄伊、王扶、王维玲及张羽。我经历了从发现题材及作者，到发表回忆录、出版单行本，直到完成小说加工、修改、定稿、出版，担任了这三个阶段的责任编辑，有责任向读者，向研究者介绍作品的成书、出版过程，并以此怀念和罗广斌同居一室、最后定稿时那些情思如潮的不眠之夜。
一，从《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发表到《在烈火中永生》出版
1956年夏天，中国青年出版社为了编辑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读物，在第二编辑室(即文学编辑室)里建立了传记文学组。创办了一个新型刊物《红旗飘飘》。全组是三个人，即：张羽、黄伊、王扶。文学编辑室副主任肖也牧也以一半时间投入丛刊，所以称“三个半人办刊”。
创刊伊始，我们制订了一个包括著名烈士和英雄人物的一百多人的回忆录或传记名单，向四方征稿。当我们正在安排第二期稿的时候，收到四川省长寿县读者赵山林的一封来信。信中反映了四川群众的意见：他们听了罗广斌同志介绍解放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血录，受到很大教育，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收集材料，“通过写小说的形式出版发行”，以便收到更好的效果。（见附件一）
我们在1956年制订选题计划中，本来就有一项是请罗广斌写《江竹筠传》。现在，读者推荐的题材和作者，正是我们要找的线索。他所讲的内容和我们原拟的选题相比，涉及的场面、人物更加丰富。因此，我们除向这位热情的读者回信致谢（见附件二）外，当即由王扶另拟一信，向罗广斌约稿，请他写一篇“中美合作所血录”回忆录。（见附件三）
1957年11月15日，收到由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位作者根据报告整理而成的回忆录《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并附信一封。信中说：“最近我们抽时间把前一时期向青年作报告的要点整理了出来。作报告的时候，根据不同对象，有的只讲了其中一些部分，整理的时候，大体上仍保留了讲故事的叙述方式。现将整理稿寄上……”（见附件四）
这篇副题为《记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死难的烈士们》的回忆录，共分六节：《魔窟》、《考验》、《意志的闪光》、《挺进报》、《望窗外已是新春》、《最后的时刻》。它以短短的1万多字的篇幅，揭露了美蒋反动派在重庆歌乐山下这个特区里犯下的血腥罪行，抒写了一曲革命先烈奋勇斗争的悲壮诗篇。我在做了文字审订后，交付《红旗飘飘》第六集发表。
这是我们和作者建立联系的第一阶段。
不久，我调离《红旗飘飘》，去第五编辑室专门编辑单行本的传记、回忆录。1958年1月20日，在《红旗飘飘》第六集即将出版发行之际，我及时写信给罗广斌等同志，请他们以《在烈火中得到永生》为基础，加以扩充，撰写成中篇回忆录，出版单行本。
这次，作者的反应很快，3月4日即收到他们来信。信中表示“乐于把这个任务担当起来”，“字数约4—5万字”。后来，他们在11月6日把稿寄来了。原名为《圣洁的光辉》，定稿、出版时才改为《在烈火中永生》。
为了充分反映敌人在那座牢狱犯下的血腥罪行，我尽量选用了作者提供的照片，共10幅：渣滓洞集中营，白公馆集中营，蔡梦慰用竹签蘸着棉花灰调成的墨汁写下的《黑牢诗篇》手迹，美制手铐，美蒋特务在山坡上设的岗亭，焚烧后的渣滓洞牢房，冲出牢房牺牲在高墙下的烈士遗体，杨虎城将军的遗体，松林坡被害者遗体，以及被屠杀的成人和孩子。结合书稿中激越昂扬的文字，参看那些血染的图片，使人犹如亲临怵目惊心的魔鬼世界。我怀着悲愤的心情，在编完稿子之后，撰写了《编辑报告书》：
《在烈火中永生》编辑报告书
一、作者：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
二、稿件来源：约稿。
三、稿件内容和质量：
甲、罗广斌等三人在解放前曾被国民党囚在重庆“中美合作所”。重庆解放前夕，敌人逃跑时，把被囚的革命志士大部屠杀，最后，放火烧了集中营，企图毁尸灭迹。罗广斌和刘德彬就是在大屠杀时冒着生命危险逃出来的。这部稿件就是他们以亲身的经历，揭露“中美合作所”的滔天罪行；同时通过革命志士的具体斗争，反映革命者英勇顽强、至死不屈，以及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这是一部很有教育意义的作品。
乙、作者曾经写过一篇同名的作品，发表在《红旗飘飘》第六集上，这篇作品就是在原来基础上的扩大、补充和加强。其中新增加的有1、5、6、7、10五节(即：《在黑色的山谷里》、《日光、空气、水及其他》、《“监狱之花”的诞生》、《追悼会》、《铁窗里》、《坚强的人》)。
丙、总的说来，这部作品很真实动人，有浓厚的革命激情，充沛的乐观主义精神，爱憎分明的阶级感情。作品若能再细致些，当能发挥更大的鼓舞力量。但就现在的面貌来看，也有它本身的特点：雄劲，粗犷，朴实，饱满。读着它，像阵阵的战鼓震撼着人的心弦，使人油然地为作者的激情所感染，更热爱那些革命志士，更鄙视那些阶级敌人——美蒋反动派。估计这本书的出版，一定会在读者中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处理意见：
建议作重点书出版。装帧、设计尽可能好些。印数可力求多些。
妥否，请示。
张羽 1958年11月27日
1959年2月，《在烈火中永生》正式出版，同时，《北京晚报》全文转载。果然不出所料，此书一出，立即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
3月5日，中国青年出版社借用王府大街全国文联大楼会议室，开了一次座谈会，邀请著名烈士家属、革命干部、共青团领导人等发表对《在烈火中永生》的读后感。参加座谈会的有：恽代英烈士夫人沈葆英，欧阳梅生烈士夫人、欧阳立安烈士母亲陶承，刘谦初烈土夫人张文秋，彭咏梧和江竹筠烈士的战友吴子健，以及当时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导生和曾德林、廖伯康，团市委代表，东城区代表等共10多人。与会者对这本书备加赞扬，一致认为它是一本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应该向广大青年宣传介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场录了音，向全国广播了发言实况。顿时，在青年中掀起了一股学习这本书的热潮。有些读者提出要求，热情希望能早日出版描写重庆集中营斗争事迹的长篇小说。
二，《红岩》的前身《锢禁的世界》的艰苦历程
从解放之日起，重庆成立了“重庆市各界追悼杨学城将军暨被难烈士追悼会”,罗广斌和刘德彬越狱脱险后分别被组织分配到那里去协助工作，参加整理烈士传略，提供给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作参考。在这期间，他们读到署名“杨祖之”的文章《我从集中营出来》。杨祖之即杨益言，他是1949年4月由家人花钱保释出狱的，解放后经哥哥杨本泉(《国民公报》编辑)的帮助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此文。刘德彬和杨本泉曾是中学同学，他就介绍杨益言同罗广斌认识。
1950年1月烈士追悼会结束后出了本大会特刊，定名《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根据自己的回忆和搜集的材料，罗广斌写了其中的《血染白公馆》一节，刘德彬写了《火烧渣滓洞》一节。会刊在交《国民公报》印刷时，因人手不够，刘就找了杨益言来帮助校对文稿。1950年4月，刘德彬调任青年团重庆市市中区委少年委员，不久调任团市委常委、少年儿童部副部长（后任部长）。烈士追悼会筹委会工作结束后，经罗广斌、刘德彬等三位原地下党员向重庆市组织部书面介绍，杨益言被安排到青年团重庆市委机关参加工作。罗广斌这时也已经是青年团干部。从此，罗、刘、杨三人开始在一起进行对青少年的宣传教育工作。1950年7月1日，他们第一次以三个人名义发表了《圣洁的血花――献给九十七个永生的共产党员》。这是根据罗广斌写的《血染白公馆》和刘德彬写的《火烧渣滓洞》两文改写的。1952年底，刘德彬介绍杨益言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和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需要，他们被指派到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作报告，巡回讲演。这个三人班子又活跃在重庆、成都 、内江、泸州等地。三个人中罗广斌是一副利嘴，最能讲，而且脑子灵活，聪明，也最会写。所以三人出去做报告总是以罗为首，其次是刘德彬、杨益言。他们做了几百次报告，群众很欢迎。这些报告都为他们以后写作《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禁锢的世界》、《红岩》打下了基础。因为当时他们是做宣传教育，并非作严肃的历史研究，因此他们的讲演没有拘泥于历史细节的真实，已经有了艺术性的加工、渲染、虚构和夸张。（罗广斌在中学时就是有名的“故事大王”。）例如：江姐受刑本来是夹竹筷子，改成了钉竹签子；全文背诵《新民主主义论》实际上是背诵提纲、要点；江竹筠并未见到她丈夫的人头，而说成是见到了。这些带有艺术虚构内容的宣传讲演，实际上已经是后来小说《红岩》的雏形。
他们也想搞创作，起先他们说是为作家提供素材。其实这是谦虚的说法，任何一个作家也没有本事用别人提供的材料去搞创作。实际上他们也是自己准备搞创作的。他们已经有了分工：罗广斌写陈然、刘思扬、小罗卜头，刘德彬分工写江姐、老大哥、云雾山、蔡梦慰等，杨益言写龙光章和“水的斗争”。(许云峰的形象是后来不断发展起来的。)
《红岩》中的重点是江姐。她的原型江竹筠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是刘德彬的战友。江竹筠是1938年入党的，刘德彬是1939年入党的。江到川东开辟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同刘德彬在同一地方同一时间被捕，在同一船上被押往重庆。罗广斌也有条件写江姐，但是刘德彬更合适。因为江姐是罗的地下党领导人，单线联系，没有很多的相处。而江同刘则是战友，被捕、被押送途中一直在一起，这是主要条件。另外刘和江都是老党员，理解也较深些。刘是参加游击战争的，是川东地区的人，要写华蓥山的游击战争，他对生活背景也了解得比较多。罗广斌长期在成都长大，农村生活不了解。杨益言也是生活在城市的。由于刘德彬具备这几方面的条件，分工让刘写江姐。事实上，从结果来看，《红岩》留给人们的印象最生动感人、最饱满、最丰富、最坚实的人物形象是江姐，所以后来就有改编成歌剧等形式，而其他人物形象就没有。这三人分工后于1956年秋天开始一起写作，写出了个四五十万字的稿子《錮禁的世界》，这就是《红岩》的第一次稿。用的是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个人的名字。
长达四五十万字的《锢禁的世界》（也称《禁锢的世界》，以下简称《禁》）是一部关于“中美合作所”中烈士斗争事迹的纪实文学作品，已经不是“一堆零星材料”或仅仅是“线索”）。1957年2月19日，青年团重庆市委《重庆团讯》第三期开始连载由刘德彬执笔的《江竹筠》（署名为刘德彬、罗广斌、杨益言），编者按说明：“选自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同志即将完成的，反映中美合作所集中营里革命烈士英勇斗争史实的，题为《锢禁的世界》中的几章”。2月28日，《重庆日报》开始连载刘德彬执笔的《云雾山》（署名刘、罗、杨），编者按中说明：“发表在这里的《云雾山》是作者所写的长篇《锢禁的世界》中的两个章”。4月4日，《重庆日报》开始连载《江竹筠》。4月25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小萝卜头》，署名罗、刘、杨，并加编者按说明选自“他们合写的长篇小说《禁锢的世界》（暂名）”。7月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江姐在狱中》，署名罗、刘、杨，编者按也同上说明。（以上内容参考了重庆《红岩春秋》杂志副主编何蜀同志采写的《被时代推上文学岗位的作家刘德彬》，发表在《社会科学论坛》2004年第二、三期。—编者注）
2月28日，杨益言执笔以罗、刘、杨三人名义写信将《锢禁的世界》中的1－18章，托《中国青年报》的一位同志送交中国青年出版社投稿。信上说：“兹送上《锢禁的世界》（暂定名）初稿中的一部分，共18章。这些章主要是写江竹筠、陈然等烈士的。因为机关工作较多，现在没有时间改完全部初稿，以后当陆续送上，请你们审阅。初稿将有中国青年报何才海同志分批转给你们”。（见附件五）出版社稿件科登了记，并复了信，如今仍有档案可查，但是没有留下处理的记录。
1958年7月，当时的文学编辑室主任江晓天在中国作家协会开会时，从作协“献礼”小组的一份简报中，发现四川报来的材料中有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合作写的一部长篇《禁锢的世界》，回到机关，马上叫吴小武给三位作者写了封信（见《江晓天近作选》第99页）。吴小武执笔起草了约稿信，于7月22日发出。信上说：
“听说您们已把它扩大写成长篇，这是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如果已经写好了，请即寄来一读。但不知您们写的是根据真人真事加以集中概括写成的小说，还是完全是真人真事的回忆录?若是小说，请寄我社第二编辑室；若是回忆录，可寄五编室。我们当以跃进的精神迅速处理。并望立即得到您们的回信。”（见附件六）
后来，江晓天得悉罗、刘、杨写的长篇不是《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的材料充实、篇幅扩大，而是创作小说，就把它列入文学编辑室的“献礼”规划中。1958年10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的社长朱语今，带着王维玲（原在总编室工作，已内定调二编室任秘书，协助江晓天处理一些日常事务——见《江晓天近作选》第99页。）去四川调查访问。根据二编室提供的线索和作者对象，朱语今专程到长寿湖农场访问了罗广斌、刘德彬和杨益言，鼓励他们解放思想，大胆创作。回京后，王维玲开始到二编室上班。
此后若干年里，无论是作者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还是重庆、四川文艺界知情人士都公认它是小说《红岩》的初稿。《红岩》的历史背景和主要人物形象都已在《禁》中初步形成。显而易见《禁》和《红岩》是一脉相承、不能分割的整体。因而《红岩》的写作时间应该从1956年算起。这在罗广斌、杨益言本人早期发表的文章里也是这样认为的。而不是从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朱语今出差重庆时“拍板组织”以后，才于1959年开始写作的。
《在烈火中永生》座谈会以后，我去西南、西北地区组稿时，又到重庆。我去重庆的目的，除了组织革命回忆录和传记稿以外，主要是向《在烈火中永生》的作者汇报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以及读者的要求，同作者进一步交流思想，交换意见；同时，受二编室委托，顺便向他们了解一下关于小说《禁》的写作进度。另外就是向陈联诗同志催要她的回忆录。
我于1959年4月11日晚抵达重庆，住在重庆团市委。听说罗广斌、杨益言已从2月起，由重庆市委批准，得到三个月的创作假，现在正在埋头创作。次日清晨，我到他们的住处去访问，看到罗、杨二人正关在楼房尽头的一间狭长房间里紧张地工作。他们把已写好的章节给我看。罗广斌谦虚地说：“我们本来不会写小说。可是想起死难烈士的遗言‘只要这里能有一个人活着出去，就一定要把这座人间地狱的真实情况告诉全国人民！告诉人们，我们是怎样和美蒋反动派进行斗争的。’我们的心就不能平静。”罗广斌说：“他们见我们年轻，就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亲历的事详细告诉了我们。我们是幸存者，有责任完成他们的委托。虽然我们不会写，但也要学着写。本来是想写点材料给专业作家写作时作参考，但没有人承担，只好由我们执笔了。看来，作报告还容易，一动笔才知道比我们早先设想的要复杂得多。新的困难又需要我们去解决”。
下午，我到重庆文联访问了陈联诗同志。这位饱经风霜、面容憔悴的传奇人物在会客室里彬彬有礼地接待了我。她把她写的20万字的回忆录交给了我。晚上，我和罗广斌谈起陈联诗的回忆录，引起了他的强烈兴趣。他要我迟半天寄往北京，让他当晚先翻阅一下。[在我1959年的记事本上这样写道：4月12日访曾克、陈联诗同志。拿到稿（注：陈联诗自传），晚交罗、杨先看。晚访廖伯康同志。4月14日，给江（晓天）发信（注：寄稿）。]罗广斌后来在信中告诉我，陈联诗就是他在小说中创造的双枪老太婆的原型。回想起来，这位面庞清癯，看上去质朴、文弱的老人，原来竟是当年华蓥山地区神出鬼没、威震敌胆的中华英杰。
在重庆期间，适逢团中央学校部在那里开会，与会同志以及几位越南友人要参观“中美合作所”旧址，罗广斌特来约我同往。我有机会亲眼观察了《在烈火中永生》中描绘的“特区”场景：歌乐山的复杂地形，曲折的盘山公路，隐伏在山坳上的白公馆，袒露在山峦环抱中的渣滓洞。当年敌人的电台、射击场、酒吧间、舞厅，已随着他们的失败而销声匿迹，但他们留下的围墙的断垣、残破的岗楼、碉堡以及迫害爱国志士的各种刑具，却作为美蒋反动派血腥罪行的见证，供人们参观，提醒人们永远不要忘记过去。
车过白公馆时，罗广斌告诉我，那里现在还关押着一些战犯，所以不让参观。他诙谐地说：“这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进渣滓洞后，我和罗广斌及团市委学生部长陈家俊一起到旁边一个残留的岗亭下合影留念。后来，罗广斌曾告诉我，陈家俊和他在西南学院，在秀山中学曾长期并肩战斗过，他在小说中写的成瑶，就是以她作模特儿的。（附照片）
接着，由团市委同志陪同，我又到上清寺人民小学，去看望了在那里读书的江竹筠烈士和彭咏梧烈士的儿子彭云，送了他一本《在烈火中永生》，表示对烈士后代的慰问。
在罗广斌、杨益言这次修改《禁》稿时，刘德彬没有参加。那是因为“反右”斗争后，刘德彬被以“工团主义分子”、“严重右倾”等“错误”受到了留党察看一年、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并不是有人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刘德彬的风格》中说的那样：“党需要我写的时候我就写，党不需要我写的时候我就不写”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实际上他是很想写的，但那时候受了处分，剥夺了他写作的权利，有什么办法呢？历史地来看，这本身是一件冤假错案，是属于平反的范围，并不是表现刘本人的风格问题。有人这样解释，表面上似乎是在表扬刘德彬，客观上却为某一地区已经造成的历史错误或党的政策上的失误作辩解、粉饰。
在小说《禁》即将进入编辑加工的过程，1960年9月初，我被从五编室调往二编室。我是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连人带工作（编革命回忆录和人物传记单行本）被从二编室分到新成立的五编室的。但我在五编室的二三年里，干了不少事情。黄伊同志在《无名集》中介绍我时说我“以‘等外之民’的身份干出了第一等的工作。”在这一个时期,经我之手,编辑出版了何香凝的《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蒋秦峰的《在毛主席周围》，李天焕的《气壮山河》，陈茂辉的《一个红军的经历》，魏巍的《女将军》，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在烈火中永生》，以及《老共青团员回忆录》等。现在，《禁》需要责任编辑，就把我又调了回来。只是把我一个人调回来，五编室还存在，过了一段时间，五编室才同三编室合并。无论是当时的二编室主任江晓天还是二编室和五编室内我的老同事都知道我是因担任《红岩》责任编辑才被调回二编室的。我回到二编室，一方面要继续完成《王若飞在狱中》的修改工作。同时，二编室交给我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负责审读、修改、加工、定稿《禁》。我是从《禁》第三稿正式开始接手的。在此以前，也就是第一稿和第二稿都没有实际进入过责任编辑的工作，我也只是关心过稿子的进程并提过一些意见。江晓天曾指定由编务王维玲同作者经常联系，组织作者参观访问，为作者请创作假，也参加稿子的讨论等，奔波于京渝线上，做了不少前期的准备工作。江晓天同志因为“右倾”问题而受批判时，还为小说提过不少意见。当他谈到小说众多人物中江姐这个人物写行较好时，罗广斌说，关于江姐、华蓥山斗争部分是刘德彬写的。陈碧芳同志也对稿子的修改发表过很好的意见。
我所以欣然接受《禁》的责任编辑这项任务，是由于我已经两次担任过同一题材的回忆录的责任编辑，对它的基本内容已经比较熟悉，在重庆已看过部分原稿，对此稿的前途已略见端倪，寄予了希望；和作者短期相处中，他们的热情、努力给我留下极好的印象，我相信这次合作会是愉快的；同时，《禁》中描写的人和事，涉及的地下斗争、工人运动、青年运动、文化斗争等领域，我大体上都有些粗浅的感性知识并怀着强烈的兴趣，希望能有描写这方面斗争的作品问世，因此，我愉快地接受了这项任务，并立即投进了编前的准备工作。
我首先阅读了解放初期重庆烈士追悼会印发的《“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反动派重庆大屠杀之血录》等有关资料，重新研究了三位作者在10年间先后完成的反映重庆集中营斗争的五个稿本，即《圣洁的血花》、《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在烈火中永生》，以及《禁》第一稿(蓝色打印稿)和第二稿(铅印稿)。他们在1950年写的《圣洁的血花》中，指名道姓地提到了三十几位烈士。从这篇1万字的作品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它带着作者刚从火网中冲出牢狱时的悲愤，怀着对战友的深切怀念，声讨、控诉敌人的血腥罪行，字字含血带泪。它是一篇不事修饰的战斗檄文、向敌人讨还血债的宣言，有着深厚、质朴的特色，充满了感人的力量。
几年后连续发表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和《在烈火中永生》，文字篇幅增加了，而描写的人物却减少了。作者已经开始注意到用比较多的笔墨去刻画人物的形象，而不只是去揭露那场屠杀，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作者对自己所作的几百次的报告内容又作了反复的提炼、充实、加工和调整，进行了从生活到艺术的最初试验。但是作品虽然保持了生活的特色，有其特殊的魅力，由于限于思考的时间和艺术的素养，难免还带有简单、粗糙的弱点。
当我读了总计约80万字的《禁》第一稿和第二稿之后，感到可喜的是作品从狱内到狱外、从城市到农村、从地下斗争到武装斗争，描写的生活场面宽阔了；虽然人物众多，但描写细致了；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奇特多姿。但由于作者写作经验不足，对这样的长篇巨著还缺乏驾驭能力，因此结构布局有些零碎、松散，表达的角度、选取的生活画面受到某些人宣传过的“写真实”的影响。对于监狱的日常生活，小说采取了过多的自然主义的描写手法。例如：摆出了各种刑具，描写了受刑者的惨叫、呻吟、身上的鲜血、口中的泡沫、扭曲的肢体等等，给人以阴森、恐怖、低沉、压抑、绝望的感觉。正如作者后来认识到的，当时是“坐在渣滓洞里写渣宰洞”，因而“满纸血腥，不忍卒读，让人喘不过气来”。
基于以上情况，要修改好这部作品，不是动动枝节、修修补补、做点文字订正工作可以应付得了的。而是要研究作品的全局，在理论探讨、主题深化、题材开掘、形象塑造，以及语言表达方面作全面的改造。
1961年1月15日，作者把重新构思、认真修改过的《禁》第三次稿的第一部分（1—8章）共10万字，从重庆航寄北京。附信说：“已寄出的稿件，在人物、情节、描写、文字以及个别结构上，都感到还需要很大的加工、修改。如第一章，现在仅表现了我们想写的内容，但并不满意，尚需反复修改，才能使这本书有一个较好的开头”。（作者当时并不知道责任编辑是谁，只知道原来经常同他们联系的是王维玲，因此，他们给编辑部的信一般都寄王维玲收。这也是王维玲作为编务正常的工作范围。）随后，第二部分、第三部分的稿子也陆续寄来。我在审读后，均先后写了发表意见的信。现将我和作者就《禁锢的世界》第三次稿的一、二、三部分交换意见的信件依次罗列于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