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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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u/49ee16cd010005tm 一九四四年夏天,复旦大学的陈以文、杜子才与重庆的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取得联系,刘光和朱语今同志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指导着大后方的青年运动。他们认为重庆地区大、中学校很多,青年学生是能成为革命先锋的,但需要正确的引导和领导。办一个学生们自己的报刊起这样的作用很合适,正好配合大后方蓬勃高涨的民主运动的需要。于是‘中国学生导报’应运而生了。以复旦大学新闻系为主的‘导报’社的编辑部、经理部和财务、推广等组织建立起来了。
但是,关键问题是如何通过报批登记这一关?还有经费和印刷发行怎么办?总干事杜子才和付社长陈以文上重庆找到了我三哥李湜请他合作。三哥早已参加过‘蚁社’和救国会的活动,和民主人士及职业青年关系较多。他当即表示愿意参加‘中导’,和大家共同搞好这个事业。于是他们奔波活动,终于请到三民主义同志会(民革前身的一个组织)的负责人甘词森教授当发行人,打通一系列关系办成审批手续。
三哥原在印刷厂工作,自然承担联系印刷发行更方便。我记得他又和大哥李庚当初那样,常常把印刷好的‘导报’,一捆捆地堆在七星岗我们的家里,然后转送出去。妈妈和姐妹们都习以为常!
三哥又利用我们家与民主人士的熟悉关系,多方吁请给以经费上的资助。沈钧儒、史良、曹孟君等都曾慷慨解囊。陈以文也曾通过薛葆鼎找到其它民主人士相助。‘导报’的所有工作人员全是自愿的义务兵,不但没有工资,还得掏自己的腰包提供或贴补经费!这是真正的革命精神和热情啊!
我们江苏医学院,我和陈宁庆常常是夜晚利用晚自修的时间渡江到夏坝复旦大学参加‘中导’的会议。一间不大的教室,昏暗的灯光映照着一个个充满激情的年青脸庞,激烈地争论着,亲热地欢笑着!有时候几个人找一处僻静的茶馆,躺在竹椅上像是歇凉摆‘龙门阵’,实际上把任务就决定或传达了。陈以文、杜子才、戴文葆、吴景琦、陈其福、陈照、吴纨、朱天、王朴、束依人……现在,这些同志有的已年逾古稀、有的已经病逝或早已牺牲,但是他们的身影面容和名字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当时,陈以文忙着与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同学联系,发展‘中导’的订户,实际上就是不断扩展着学生中的进步力量,进行党的秘密活动。苏医他来得很勤,我和‘苏声社’的同学都是‘中导’社员,他帮我们把进步同学的活动引向政治性的斗争上来。‘中导’在苏医的一百多同学中竟能推销四十余份!它以新闻、通讯和文艺等形式反映学生的生活和斗争,喊出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这张小报传达了党的声音,体现了党的领导。每月的发行量达五、六千份,在大中学校中影响很大。
我们在它帮助下抵制了国民党征集青年军的行动,相反,当以文来告知党正号召青年学生到中原解放区去的信息时,苏医三年级有十名同学却决心投奔中共的革命队伍去!他们是郑仲一、刘奕仁、霍自新、萧继何、阎承锐、徐彤斐、王俊、方慰云、章棣和熊律之。大家典卖衣物告别亲人或瞒过家庭,一起和沙坪坝中央大学的王世宁、宋锦祥及育才学校的杨爱荪等数十名大专同学,分批分头地乘小木船下川东,翻山越岭穿过巴山小道和鄂西乡野进入中原解放区。陈宁庆当时双膝关节炎,休学到邻水县农村教书。我家里认为自己不要急于去,应当继续学好医将来更有用,我听从了哥哥的意见。当时欧洲第二战场开辟,接着苏联红军进兵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上空爆炸。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牲利了!全国人民多么欢欣鼓舞啊!为了避免内战,毛泽东主席亲自飞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十天后接见重庆民主青年代表时,三哥代表‘中导’去参加。那天晚上回来时兴高彩烈地对我说;我见到了毛主席,他和我握了手。他的手好大啊!
我在薛葆鼎家第一次读到毛主席的诗词《心园春•雪》不知他从那里抄录来的?是一张毛边纸用很漂亮的书法写的,贴在他卧室墙上。这在当时都是令大家特别兴奋的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