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1999年9月23日
韩公陶
50年前的10月1日，迎着东升的太阳，我们这一群在华北大学学习的女青年，身穿灰色列宁服，手持花束，早早地来到了天安门广场。
我们终于等到了新中国成立的这一天，这是多少年，多少辈，期待的日子终于来了，我们能够亲自迎接这日子的到来，该多么自豪呀！在这幸福的时刻，我又想起了还关押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中的江姐、李青林、陈作仪、朱麟、胡芳玉、周楷、程谦谋等战友，他们若知道今天新中国的成立，该有多高兴！
1946到1947年之间，我们在重庆发动群众参加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组织学生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抗议美帝暴行等游行活动，江姐总是默默地投来欣慰和激励的目光。1947年夏，江姐要去川东参加武装斗争，当时我与王珍儒大姐在北碚白庙子天府煤矿子弟小学教书，江姐将云儿交珍儒姐抚养。秋风瑟瑟的10月，江姐从川东到天府小学来看云儿，那天晚上，她向我和胡芳玉谈到川东的农民运动。她常常晚上化装成农妇到各村去和同志们联系，有时翻山越岭到村里、田间发动农民抗丁、抗粮。她说搞武装斗争的同志很勇敢，就是缺枪，就想法弄枪，有支游击队在一个夜晚就把敌人乡公所的枪支全部收缴了。有的乡公所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全体参加起义部队了，打开粮仓，发动当地农民分粮挑谷……江姐对革命饱含热情，对迎接解放充满了信心。第二天早晨，我和珍儒姐送江姐走，到了白庙子趸船上，她说：“云儿在你们这里我很放心，只是不要太娇惯了他，他吃得不错，营养也够了，比起乡下穷人家的孩子，他就是幸福的了。如果全国的孩子能像他的生活，全国老百姓能够一生粗茶淡饭，不挨饥受寒就好了……”江姐心中时时惦念着人民的贫困和苦难。
陈作仪同志从一个煤矿童工，历经艰险，在党的培育下，成长为工人运动优秀的组织者。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工人谋福利，国民党反动派逮捕他，强迫他承认煽动工人暴动、破坏抗战等罪名，并施酷刑，陈作仪同志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后得到当时云阳县委书记彭咏梧的营救，帮助他越狱脱险。1944年他到重庆观音岩小学工作，精明能干，热情助人，将这所小学变成了地下党的秘密招待所和服务站。后来又到基督教青年会搞总务和人事工作，更展开了革命活动为地下党同志安排职业，掩护革命工作，成为出色的地下联络员。还与《新华日报》张子英、赖卫民同志直接联系开展学生运动。
1947年2月27日深夜，国民党封闭了《新华日报》强迫送回延安。28日清晨他去《新华日报》找张子英同志联系工作时被捕，他机智地吞下了身上的密件，坚定地说是为国民党员董老代订报纸来的。争取到无保释放出狱后，有同志劝他回避一下，他毫无畏惧地说：“没关系，他们抓不到我的把柄，我要在这里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到底。”
1948年春，白色恐怖更严重了，他曾对同志说：“蒋介石疯狂反共，形势日益紧张，我有可能再次被捕或者被特务暗害。为了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幸福，坐牢、杀头无所畏惧。”朱麟同志、胡芳玉和我在天府小学教书时，我们一同办工人业余学校，常在深夜里为工人编写语文教材，教材定稿后，由朱麟用仿宋字刻印出来，字迹清楚漂亮。我们常到工人中去，了解群众生活，编写通俗易懂的歌谣。如他一挥笔就写下《王老二想不通》：
“王老二，勤做工，一年到头都是穷，王老二想不通。”
还有《床儿怕》：
“大雪纷纷下，柴米都涨价，板凳当柴烧，吓得床儿怕！”
有一次我们几个小学教员去矿井参观，深入到矿井一块较宽的地方时，看见有几个矿工围在一起谈话，朱麟立刻拉我到旁边悄悄告诉我：“你看中间那个正在说话的，就是我要找的周先生，想不到他就在这里当矿工！”朱麟曾向我说过周子成先生是他的小学老师，也是他革命的导师，他长大了，就惦着找周先生，日夜思念他，现在他就在煤矿搞地下工作，找着他，就找着了党，朱麟高兴极了。
1947年秋他到川东参加武装斗争，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失败后，他又负责山上与重庆的交通联络工作。1948年秋，他回到重庆筹集经费，谈到山上生活十分艰苦，“主要吃红苕洋芋汤，有时吃野菜拌辣椒，偶尔吃干饭也是八个洋芋拈颗米，有时连盐也没有。还经常转移，钻山林，衣服又单薄，常被树枝刺藤挂破扯烂。但一想到全国快解放了，什么苦也不怕。”
后来听说朱麟被捕时，正和三个农民开会，为了保护同志，他沉着坚定地斥责敌人：“这里是我负责，没他们的事，三个农民是我雇来挑东西的！”特务只好把三个农民释放了。他被扣上了手铐，投入监牢。
程谦谋同志被我们大家称为革命戏剧艺术家。1946年新中国剧社在重庆上演了一百多场的陈白尘的《升官图》，就是谦谋他们创建的。《升官图》尖锐深刻地揭露和讽刺了国民党官场的腐败丑恶，重重地打击了反动派，教育了广大群众。谦谋白天在剧社工作，晚上与我们在社会大学做同学。1946年12月24日晚，社大同学在管家巷28号，讨论如何对付国民党反动派要取缔“社大”，来学校抓人。有的主张学校改名，有的反对：“社大是李校长（公朴）用生命换来的，决不能改。”这时谦谋激动地站起来说：“万一特务要来抓人，我愿先出去和他们交涉，叫他们把我一个人捉去好啦！假如同学们都愿这样，社会大学永远存在！”
一个严冬的夜晚，几个同学围坐在炉边畅想未来，有个同学说：“但愿我们能活到解放的那一天。”谦谋却沉着严肃地说：“那不一定，也可能会有牺牲，不过，为了全国人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个人牺牲了也值得。”他卷曲的头发、长长的面庞，扬眉深邃的目光、直爽的性格，永远留在我们心上……
“韩公陶！”一声呼唤惊醒了我，站在面前的是人民日报副刊主编李亚群大哥。他长期在四川领导地下工作，奔走于巴山蜀水之间，到处流传着他的英雄传奇故事，我们这些年轻人都很钦佩敬爱他。后来他到新华日报工作，1947年2月27日突然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送回延安，他的妻子和孩子都留在四川，从此天各一方（转者注：李亚群当时的爱人就是参加过上川东武装暴动领导工作的刘隆华，小说《红岩》中双枪老太婆的原型之一）。我对李大哥说：“新中国成立了，你们一家很快就能团圆了！”他微露一丝笑容：“但愿如此！不过敌人会做垂死挣扎的，敌人是残酷的，所以说黎明前也是最黑暗的时候！”是的，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千千万万的同志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不怕艰险，团结奋战，用鲜血和头颅换得了新中国。在同志们被捕时，重庆警备司令部也对我发出了通缉令：“韩匪公陶已经潜逃”，而我已在党和同志们的掩护抢救下，逃出敌人的魔窟虎口，历经艰险到了解放区，今天又能参加开国大典，我是多么幸福——但愿山城很快就会解放，我将在天安门前与战友们相聚！
50年已经过去了，今天我已是70多岁的老人，但每当回想起开国大典时的激动心情，眼眶里依然会噙满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