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以文不英雄
1946年夏，《中国学生导报》社决定把总社设在上海，在重庆建立分社。重庆这一摊子完全留给陈以文负责，社址设在重庆管家巷28号育才学校办事处内。那是一个不到四平方米的小小房间，不过是个与有关的各方面联系的落脚点，并不能在这里办公。在育才学校办事处工作的钟歧青，参加分社核心组，在那里做联络工作。编辑工作是由青年组介绍的邓平等三人在陕西街一家香烟店里进行的。年底，陈以文通知钟歧青，青年组决定，要他到江北县去，在《中国学生导报》创始人之一王朴办的莲华中学工作。（后来齐亮为逃脱特务追捕离开重庆的时候，安排钟歧青等接续他在江北的工作。）1947年春，陈以文依照组织安排，把《中国学生导报》交给邓平，也离开重庆市，到农村去了。政治经济形势恶化，《中国学生导报》在上海未能办成，在重庆又出了19期，陈以文下乡以后，这个为众多青年学生所喜爱的报纸在1947年6月终于停刊。报社的人员，都转移到新的岗位去了。
陈以文在农村还惦记着《中国学生导报》。1947年8月，他为了向地下组织汇报农村工作情况，并为刚刚建立的武工队筹集经费、衣物、枪支、弹药，回了一趟重庆。他得知自己走后导报还坚持出版了好多期，很高兴，当然也为不得不停刊而惋惜。后来听邓平说：吴子见（吴盛儒，导报创始人之一）还在重庆，与陈然、蒋一苇等一起，自发地办了油印小报《挺进报》，在小范围内秘密散发，传播解放战争和民主运动进展的消息。重庆地下市委知道了，委员彭咏梧约见吴子见，想要利用《中国学生导报》在青年学生中广泛的影响，把它作为市委指导学生运功的报纸，半公开地恢复出版发行。于是，吴子见找到邓平，在彭咏梧的指导下，1947年11月3日又出版了一期。邓平冒着危险把报纸从印刷厂提出来以后，就到指定地点交给江竹筠，由她发送到青年学生组织“六一社”社员手中，秘密传递到各个大中学校。（邓平后来回忆说：“我正是这一天举行婚礼的，因此至今记得准确的日期。我去印厂取报的时候对爱人说：如果我到时候回不来，婚礼只好作罢了。”）出了一期之后，市委考虑这样干风险太大，而《挺进报》用手工刻印，短小精干，也已发到大中学校，而且辗转传抄，影响范围逐渐扩大，却比较安全。于是，决定不再办《中国学生导报》，而把处于秘密状态的《挺进报》作为市委地下报纸，建立了《挺进报》特别支部，彭咏梧任特支书记，江竹筠、刘国志参加这个小报的工作。《挺进报》经翻印传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陈以文知道了学生导报停刊后还能发挥这样的“余威”，为之欣慰。 1947年1月30日，吴玉章领导的公开的四川省委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谁燃起了这把火？》。社论中说：“在今天的国民党统治区里，已经燃起了一片燎原之火。”“是谁燃起了这把火？是国民党当局自己。有何为证？请看事实：1月25日《大公报》载四川征兵惨景：‘近来每值夜深人静，常有鸡鸣犬吠，妻啼子哭之声，杂乱而来。’‘乡民纷纷逃往他乡避难，有为生活所迫而沿途行乞者，啼饥号寒，惨不忍言。’”“这种现象，遍及国民党统治区，逼得老百姓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请问他们如果不采取武装自卫这条路，还有什么活命的办法？”
陈以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响应号召到农村去的。他在1947年春到上川东（川东西部）农村后，化装成徽州老胡开文卖笔墨的商贩，化名陈方生，背着蓝布包袱，手拿雨伞，走山串乡，在大竹等县境内山乡农民群众中活动。
这年10月，在上海局与西南地下组织联系的钱瑛，决定成立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川东临工委），统一领导上川东（川东西部）、下川东（川东东部）、川南和重庆市的地下工作。⑥1947年底，川东临工委决定在广安建立上川东地区工作委员会，下面在一个或几个县范围内建立工作委员会（工委）。陈以文所在的大竹达县梁山边境，建立了上川东第一工委（以邓照明为书记，陈以文、王敏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是上川东建立最早工作最好的一个工委。（此外还有六个工委。）川东临时工委书记王璞认为，上川东第一工委在整个川东也是工作开展得最好的。
陈以文负责，在大竹县张家场建立了山后区委，自兼区委书记。他发挥了多才多艺、联系群众的特色，深入发动农民，抗征粮、抗抓丁、抗苛捐杂税。他和农民一道参加“兰交会”“山王会”等等民间会社，与他们歃血为盟，同饮雄鸡血酒，在这基础上组织秘密的“农民翻身会”，使之成为开展群众工作的骨干。有时候一个夜晚要到好几个地方参加这样的集会。他对老乡们用川东方言通俗易懂地宣讲全国形势，宣讲土地改革，宣讲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光明前景，教唱革命歌曲、扭秧歌。乡亲们很喜欢听他讲话，很乐意和他在一起。他帮助农民抵抗抓壮丁，与生产密切结合。常是一二十个青年组织起来，今天给你家干活，明天给他家干活，轮流在各家吃住。一旦发现抓壮丁的来了，呼喝一声，或敲梆击鼓，大家就四散逃走，躲藏起来，或者群起用锄头铁锹抵挡，用集体力量保卫自己。抓壮丁的人莫可奈何。陈以文总结了这种经验，加以推广。
这里聚集着许多到农村来的知识青年。最先到来的有曾在育才学校学习的陈尧楷、徐永培、徐相应等二十多人，其中有些人的家乡就在这一带。由于《中国学生导报》和陈以文推进导报社的活动在青年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导报社联系的不少大中学生和中小学教员，也到这个山区来了。陆续到来的有重庆大学、四川大学、育才学校、重庆市女中、文德女中的学生。（其中有原重庆市女中导报社员、后来上了重庆大学的宋廉嗣，已是陈以文的亲密女友。）新来的女战士主要做群众工作、文化工作、医护工作，也有拿枪杆子的。
陈以文和王敏等几位同志一起，用川东民歌《十把扇儿》的调子配了新词：（拼音为民歌的垫音，没有意义，但有韵味。）
你我庄家人 shilianlian，一辈子苦啊 liuliu，
穿不热和 shi aiyo ，吃不饱啊 gangercheng 。
说起苦来 shilianlian ，说不完罗 liuliu ，
好比大河水 shi aiyo ，舀不干啊 gangercheng 。
…………
想来想去 shilianlian ，路一条啊 liuliu ，
拿起枪杆 shi aiyo ，打老蒋啊 gangercheng 。
打倒老蒋 shilianlian ，好翻身啊 liuliu，
不受穷来 shi aiyo ，得解放啊 gangercheng 。
他们还创作了《一杆红旗哗啦啦飘》等歌曲。这些歌曲在山乡传唱，鼓舞了群众的斗争热情。
为了帮助大家学习，陈以文自己用铁笔钢板蜡纸刻写翻印《挺进报》和《土地法大纲》等文件。人们从那一笔不苟、工整秀美的字迹，看到他的心智和毅力。
他练就了一双铁脚板，往往头天还在大竹张家场，第二天就在垫江小沙河出现。有一次，他把油印好的学习文件从垫江女中送到梁山阳平乡去，九十里路只用了六小时，跟踪的特务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他在鄂西的时候就常常长途步行，从鄂西到重庆也是翻山越岭跋涉而来。办《中国学生导报》的时候，常常夜以继日地在北碚重庆之间往返奔波。好几次把印出的报纸放在铺盖卷里，背起来连夜翻山走小路赶回北碚交给负责发行的同学们，既抢了时间又避免了特务检查扣留。到了山区农村，更是经常急匆匆地步行赶路。（记着，他是个早已患有相当重的肺病，不时累得吐血的人！）当地的警察局长说：“共产党里真有神行太保，陈以文就是。”反动当局把他说得神乎其神，悬赏五百光洋买他的头颅。
他一点也不高估自己，非常重视自我思想改造，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向当地群众学习，力求克服自己身上仍然存在的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他剃了光头，像当地农民一样缠上白布，脚踏草鞋，穿着当地农民的衣裳，夏日头顶草帽，雨天头戴斗笠，风里来雨里去，不顾疲劳地在贫苦农民中活动。农忙季节，还同农民一起插秧、除草、打稻谷。
他们执掌了一些乡镇长的职务，建立了“两面政权”，主办了一些中学小学，建立了一些秘密据点。还“抓上层”，争取开明士绅和在乡闲居的军官，争取地方团队以至土著武装、乡丁、袍哥大爷。部分群众初步发动起来。武工队建立起来，经常训练演习，学习时事政治。武工队可以公然带枪在乡镇街上走动，常常召开几十人上百人的群众大会。
陈以文经常同武工队队员一道工作、学习，一起战斗、行军，晚上一块儿滚地铺，白天行军路上一同高唱：“一杆红旗哗啦啦飘，一心要把革命闹！……”
1948年初，上川东第一工委已经建立了几支武工队，总共二百多人。其中大约一百五十人在陈以文负责的大竹山后区，另有几十人在邓照明负责的达县梁山边境的虎城南岳区。
1948年初，川东临工委就过分乐观，认为举行武装暴动的群众条件已经成熟，“只要我们一拉起来，这个天下就是我们的了”。于是，急于发动农民起义。下川东地区工委1月中旬在奉节、巫溪等县边境发动武装起义，虽然首战告捷，但很快就遭到蒋军一个正规团、两个保安中队围剿，八天就被打散了。川东临工委委员彭咏梧等就是在这时候，为了掩护被包围的同志们突围而牺牲的。
同时，川东临工委指示上川东第一工委，以达县、大竹、梁山边境的虎城南岳地区和大竹的山后区为中心，建立游击根据地，也打出武装起义的旗号。邓照明、陈以文等以再接再厉的精神，以最大努力执行川东临工委的决定。
上川东在华蓥山区，峰峦起伏，山高林密。抗日期间，农民群众出壮丁，出粮款，区乡保长肆意敲诈，民不聊生。抗战胜利后，政府曾许诺免征田赋一年，不久大打内战，撕毁诺言，更加疯狂地抓丁派款，苛捐杂税名目繁多，有的地方征粮已经征到民国六十八年（1979年）。农民十分痛恨专制统治。可是，也不能把这种情况看成“一堆干柴，一点就着”。这里接近重庆，是重庆的东北屏障，属于蒋管区的心腹地带之一，也是反动当局的兵源粮源基地之一。这里与川西不同，已经高度“中央化”了，蒋政权中央势力比地方势力大得多，占绝对优势。不但有庞大的中统军统特务网，而且历来有重兵把守，整个川东反动当局部署的军力大约有九万多人，而川东临时工委系统组织起来的武工队总共不过几百人，其中上川东几支武工队总共只有二百多人。力量如此悬殊，开展人民武装斗争谈何容易。上川东第一工委刚刚成立，扎根不深，立足未稳，农民群众不可能不考虑揭竿而起的后果，而且领导人多数缺乏军事知识和武装斗争的实践经验，说发动农民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只不过是上级少数领导人的主观愿望。当时，下级也处于盲目状态，上级作出了决定，下级只能尽力而为。
1947年秋，陈以文等就曾把武工队拉到明月山中开展游击活动。反动当局的大竹专员公署和大竹、邻水两县政府察觉后，几次派出保安团队来围剿，武工队员分散隐蔽在农民群众中，围剿未能得逞。
1948年1月，邓照明、陈以文等在虎城南岳区一个小村子里开会，川东临工委书记王璞也来了，制定了三个月的工作计划，按照川东临工委的决定，积极发展地下武装，开展武装斗争。会后，山后区武装斗争形成逐渐扩大的声势，武工队的游击活动在大竹、垫江、邻水交界地带活跃起来。这就引起了反动当局的警觉。
2月初，反动当局的大竹专员公署调集四川省第十行政区保安部队、大竹垫江邻水三县联防队，突然向张家场一带进攻。武工队得到情报，审时度势，避免硬拼，决定主动撤离。7日凌晨四点多钟，几支武工队在张家场外一个坡下会师，准备转移，与前来围剿的两个保安中队相遇，当即应战。神枪手陈尧楷等断后，边打边往山上撤，占据制高点。正在吐血的陈以文，由女友宋廉嗣照料，遭到敌人追击，情况危急。陈尧楷立即带领几个队员接应，掩护他们撤到山上。激战从早晨持续到傍晚，武工队钻进山林，居高临下，凴险阻击。来犯之敌不敢上山搜索，黄昏时候撤走。
深夜，在密林里，陈以文轻轻地呼唤武工队的负责人陈尧楷、徐相应，共同商议。看来张家场已不可守，大家议定立即沿山撤退，出敌不意地脱离了包围圈。陈以文决定，所有干部和女同志全部随武工队转移，他自己留下，隐蔽在群众中，见机行事。（陈以文与宋廉嗣分别的时候，才订了终身之盟，相约到重庆解放以后结婚，互相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拥抱。从此，她再也没有见到他。当时斗志昂扬，想不到这次离别竟成永诀。）
不久，敌军加大兵力，组成“堵剿纵队”，到大竹山后张家场一带和达县、大竹、梁山边境的虎南地区反复“清剿”，滥捕乱杀，血流遍地。华蓥山惨遭劫难。
陈尧楷、徐相应等本地干部和一部分外来干部（宋廉嗣在内），带领武工队撤离山后区，到广安等地继续战斗，有些人分散隐蔽。
2月9日，旧历除夕，陈以文送别了武工队和山后区全体干部、女同志，转到达县境内，想同在虎南地区的上川东第一工委另一部分同志会合。那边也被敌人包围着，过不去。他又吐起血来，只好到梁山境内一位同志家里休养了些天。
3月，经上川东第一工委决定，陈以文去垫江开辟新区。主要是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串联，发动群众抗丁、抗粮、抗捐，争生存，求温饱，并着意进行统战工作，团结地方上各界人士，不急于打武装起义旗号。
陈以文在垫江一带农村的工作，采取比较稳健的方式推进。夏天，川东临工委发动的华蓥山各县农民联合大起义又遭惨败。陈以文负责的垫江一带的地下组织则已经发展到梁山、忠县一带的广大地区。在几个县的边缘地带，在一些地下联络站之间，无论酷暑严冬，不管风霜雨露，他一如既往，迈起两条腿奔波不停，除了病倒稍稍休息，几乎一天也不歇下。
这年冬天，异常寒冷，斗争十分紧张，环境十分复杂，战友们工作上、生活上都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他尽力设法为生病的战友买药品、营养品、棉衣，却不顾自己身体病弱、衣服单薄。在艰苦的处境中，他仍然满怀胜利信心，向同志们讲全国解放战争和民主运动的长足进展，以乐观主义精神对待一切困难。不时哼着民歌，两个酒窝常含笑意，愉快地东走西颠，开辟工作新局面。在荒山僻野，处处传唱：“一杆红旗哗啦啦飘……”
由于叛徒冉益智告诉特务头子，说陈以文在青年学生民主运动中是怎样重要的一个发动者组织者，加以陈以文下乡后又成为农民抵抗专制统治的斗争的发动者组织者，反动当局早就把陈以文作为“要犯”通缉。这时候，更加紧了对他的缉捕。西南行辕二处派出的特务专员和垫江警察局长，拿着陈以文的二寸半身脱帽照片，到处悬赏捉拿“匪首陈以文”。甚至把他在老家湖北沙市晚春棉花行当店员的父亲陈仲庭老先生抓到渣滓洞监狱，硬说他是地下党的联络员，逼他交出儿子。⑨老人面对特务，坦然抗辩：“我们父子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我怎么知道他在哪里？你们胡乱抓人，要父抵子罪，天下哪有这般道理？你们敢把抓我的理由公之于世吗？更何况，我向来最了解自己的儿子，他为人光明正大，热爱受苦受难的人们，他又有什么罪？”一席话说得特务哑口无言。老人爱憎分明，一贯支持儿子的活动。他在狱中表现很好，热爱劳动，关心难友，利用有利对老人看管较松的方便，为难友们做了很多好事。难友们都很尊重他，称他为“难友之父”。这位老人被关了几个月，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948年春天被释放。
这年12月下旬，陈以文正在垫江周家场做统战工作，被一个伪装进步得到他的信任的特务分子向重庆行辕派驻垫江的特务专员告发。就在12月下旬一个深夜，垫江警察局派出的一个中队把他和正在议事的人们包围在一位同志家里。他和聚集在这里的同志们全部被捕，被押解到乡公所。
第二天，特务专员、警察局长赶来审讯。
“谁是陈以文？”
“我就是！你们悬赏五百光洋捉拿的人在此！”
“你们有多少人？还有哪些人是你们的同党？”
“我们的人很多，整个周家场、垫江县，都是我们的人。到处都有我们的同志。”
“好啊！来！”电刑用上了。
陈以文怒目相视，紧咬牙关，头上冒着汗珠，不吭一声。
特务专员、警察局长无法可施，又怕武工队劫牢，立即把他们押到垫江县城监狱。
特务专员、县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县特委会秘书四人特来会审，一再追问组织关系，得到的回答只能是一个“不知道”。他们火冒三丈，多次使用电刑，还是这样。
硬的不行，又来软的：“年纪轻轻的误入歧途，只要承认错误，认罪悔过就好了嘛，就可以放你们回去。”
陈以文的回应掷地有声：“为国家，为人民，为民主，危急向显示，我没有一丝过错要悔！勾结帝国主义、出卖祖国的是你们，陷害人民的是你们，整得老百姓无法安身活命的也是你们。你们才该好好改悔！”
电刑又来了。以文的手被烧破了，他强忍着，咬破了自己的嘴唇，吞咽着自己的鲜血。
刑讯逼供毫无所获。特务专员把陈以文等三人押送到重庆西南行辕二处，徐远举的阎王殿。拳打脚踢，种种刑罚，比县里更加凶残。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年底，三人同时被投入歌乐山渣滓洞魔窟。
几个月前父亲刚出狱，儿子又被抓进来。
陈以文被关押在楼上五号牢房。据得以幸存得同室难友刘德彬回忆：1949年除夕，五号牢房的十几位难友，静静地听以文同志传达辽沈战役的情况。他不仅能把战役的详细报道复述给大家，而且把当是新华社的述评一字不漏地背诵出来，就像手里拿着报纸在朗诵一样。
他还把自己熟记的《土地法大纲》等文件，用竹签蘸木炭粉泡的墨水，工整地写在从自己的衬衣撕下的白布上，供大家学习。
他在狱中一直乐观豁达，对人民胜利充满信心。他耐心地通俗地给大家讲哲学，讲自然辩证法，还帮助不识字的难友学文化。他在狱中还自学德文、俄文，也帮助难友学。在华蓥山创作的歌曲《一杆红旗哗啦啦飘》，也在监狱里教大家唱起来。1949年春节的狱中联欢会，难友们还合唱了这支歌。
在重庆为办报奔波，在华蓥山游击生活中苦斗，他都曾因肺病吐血，却很少给人讲他的身体状况，不愿意别认为他的健康操心。在渣滓洞，他又吐血了，知情的同志给他弄来一些治肺结核的异烟肼片，他却转送给别的患肺病的难友了。身体日益虚弱，还坚持天天早晨练八段锦。
1949年11月14日傍晚，渣滓洞监狱岗亭上响起来急促的梆子声，门外开来三辆卡车一辆吉普。车上跳下来十多个手提盒子炮、肩挂卡宾枪的凶恶的家伙。在看守长陪同下走进监狱大门进入牢房点名提人。
点到陈以文的名字，同一牢房的难友们不禁伤心落泪。陈以文平静如常，和难友们一一握手告别，坚定地说：“同志们，天快亮了！斗争到底就是胜利！再见！”他搀扶着另一位被点名的老大哥唐虚谷，跨出牢房。从楼上下到平时放风的地方，还回头向难友们频频点头，目光扫视一个个牢房，深情地向难友们示意告别。然后，走出监狱大门，登上刑车。
与陈以文同时担任上川东第一工委委员的王敏（王全彰，原育才学校重庆办事处主任），是在1948年冬天转战到广安以北的营山县境的时候，被一个伪装积极的叛徒告发而被捕的，也被关进了渣滓洞监狱，也与陈以文同时被点名叫了出来送上刑车。
“国际悲歌歌一曲”。傍晚，他们和江竹筠、齐亮等，还有也曾帮王朴办学的李青林在内，三十位同志慷慨高歌，高呼口号，被杀害在走向电台岚垭的荒僻的小路上。鲜血染红了将枯的野草。他们的遗体都被抛进镪水池，销尸灭迹。不知曾有多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战斗的志士，在这里一同化为一池暗红的血水。人们不能不想起，这里还有那位为争民主求真理而遭难的著名教授费巩先生。
陈以文一生虽然短暂，却非常充实，而且光辉四射。他总是忙个不停，把欢乐带给同志，把苦难留给自己，从没有好好休息过一天。他有一位心心相印的女友，却来不及谈恋爱，更说不上结婚。牺牲的时候还不满27岁。
这样一位真正的英雄，在相当长时期却没有被列入歌乐山烈士英雄谱。在有关的展览中，基本上看不到介绍他的事迹。为什么？
因为有一位当时上川东的负责人1948年底到香港向钱瑛汇报华蓥山斗争情况的时候，提到大竹后山区1948年2月那次战斗，说：敌军离陈以文只有几十米了，喊“抓活的”，陈以文和小宋（宋廉嗣）还在后面慢慢地走，手里的枪也忘记了打；还说他要同志们抬，一放下就栽到水里了；自己脱离了组织……这位领导人当时在另一地方，不曾参加这次战斗，不知这是听谁的小报告，不加考察，竟然完全相信了。打小报告的人显然对陈以文的基本情况并不了解，只是看到一点表面现象，扑风捉影，瞎说一气。事实是，陈以文当时肺病很重，正在吐血的时候还在第一线坚持战斗。在强敌进攻下撤退的时候，武工队指派宋廉嗣照料着他。他身体非常虚弱，自然走得很慢。当时有人断后，根本不需要他放枪，旁观者怎么能知道他“忘了放枪”？他身体虚弱得倒了下来，同志们当然要抬着他后撤。所谓“自己脱离了组织”，其实是他为了不拖累大家安全转移，才决定自己冒险留下来暂时隐蔽在群众中，很快就去虎南地区找上川东第一工委的同志；只是由于敌人封锁，过不去，才转移到别的地方。
这样歪曲了陈以文形象的汇报稿，见之于文字，流传下来，就成为“历史记载”，就成为后人评判一位烈士的根据。好可怕的小报告，好可怕的轻信！
转者按：大家看一下橘红色字体的那部分，这位上川东的干部会是谁呢？去香港见钱瑛的上川东干部只有邓照明，而邓当时也的确没有参加过大竹山后区的那场战斗，他为什么要这么评价陈以文呢？而从他写的《巴渝鸿爪》看，他对陈以文和宋廉嗣的印象应该是不错的啊！
小美，请你特别注意一下关于《中国学生导报》的那部分，里面提到了邓平回忆的关于江姐的一个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