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挺进报》收音机　你在哪里？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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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宜嘉　通讯员　冉启蕾）11月上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何事忠收到成都大学离休干部林蔚青的来信，林蔚青在信中反映，希望找到《挺进报》重要文物———收音机。

　　何事忠部长当即批示，尽力寻找那台收音机的下落。负责寻找此物的涪陵区委党史办在寻找多日后一无所获，希望本报读者能够提供相关线索。

　　《挺进报》消息来自收音机

　　1947年秋天，重庆地下党发行了《挺进报》，陈然担任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机关报《挺进报》的特支书记。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挺进报》报道的所有来自解放区和党中央的消息，全靠一台收音机。办《挺进报》的三个同志一个收听和记录新华社的广播，一个刻钢板，一个油印。后因叛徒出卖，陈然被捕，可是这台收音机去了哪里呢？当年的地下党员林蔚青正是转移这台收音机的人。

　　被转移到涪陵后无音讯

　　两年前，成都进行了红岩魂展览，许多人表示《挺进报》的实物太少，收音机只有一张画出来的图片。

　　林蔚青回忆，那台收音机是当时他拿给办《挺进报》的几位同志的。《挺进报》被破坏后，林蔚青又将收音机秘密拿给地下党员雷毅若、赖松转移。今年国庆节，他在公园见到了已经80多岁的雷毅若。雷告诉他，他离开重庆时，将收音机交给了涪陵地下党组织，从此再也没有消息。

　　冒雨走了80里转移

　　解放前夕任涪陵地下党县委组织部长的石德奎老人回忆，当时他将这台收音机装在一个麻袋里冒雨徒步80多里，送到了镇安镇大柏树村地下党员张光前的家。但此后他再没过问此事。11月18日，张光前的小儿子、51岁的张献民打电话称，父亲跟他提起过那台收音机，当年老三区党委委员赵汉民老人可能知道此事。

　　收音机不大　四周有铁钉

　　今年88岁的赵汉民老人表示，他记得石德奎将收音机送到了张光前家。收音机不大，四周钉有铁钉。解放后听张光前说，他将收音机藏在了他家屋后的“生基”里。但张献民家屋后的“生基”在改田改土时已被撬。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光前的堂弟张光玉讲出了一个重要情况。他说，1950年下半年，张光前派他们回来取解放前夕密藏在老家“生基”里的收音机。第二天早晨，大哥张光禄就用背篓背起收音机，乘渡船到了涪陵，亲自交给堂哥张光前，后来的情况就没有人知道了。

　　吁请知情人提供线索

　　因为张光前、张光禄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相继去世，使得线索全部中断。一位老同志讲，有可能会交给四川省博物馆。但四川省博物馆11月29日告知该馆没有收藏该收音机。涪陵区委党史办特求助本报，本报读者如知道相关情况，请拨打热线66099999，提供寻找收音机的线索。（来源：华商网－重庆时报）

有点乱。参加《挺进报》的先后有好几拨人，这里说的似乎是陈然、成善谋那拨儿的，但收听广播是电台支部的事情，这里却只字未提电台支部的人，看得人云里雾里的。

我看过一些资料，给《挺进报》提供电讯稿的有4部收音机：一是成善谋用的；二是陈为智家里用的；三是胡其芬在济民医院朱宝粹医生那里用的（好象是《反攻》廖意林放在那里的）；四是刘国鋕在何公馆宿舍里的。据说这几部收音机都为《挺进报》提供过新华社的电讯稿。
当然以后李累、廖伯康他们续办第3代《挺进报》时（按照蒋一苇是说法，狱中的《挺进报》是第二代），也有一部收音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些收音机的下落如果能有人说清楚就好了，不容易啊。如果能找到放在歌乐山烈士陵园该多好啊！

请问紫裳同学，李累跟廖伯康一起办过《挺进报》吗？好像《挺进报》那本书里没有提到廖，要不就是我记错了，那本书此刻不在手边。
P.S. 我记得李累他们办《挺进报》是在邓照明的领导之下，同时参加的还有唐祖美、程谦谋及其女友胡珂等人，《挺进报》和《巴渝鸿爪》里都有相关回忆。

"由于重庆学运工作发展迅速，数百名党员、“新青社”社员和他们所联系的众多学运积极分子，都迫切地需要了解形势、学习理论、武装头脑，因此急需提供大量的学习资料。为此，学运系统建立了一支秘密的地下刊物队伍，他们吸取《挺进报》失误的教训，不设刊头、没有固定的版式，字体、油墨、纸张经常变化，对地下刊物的编印、发行工作采取了更加隐蔽的方式，设立了数个收听解放区广播和编印地下刊物的据点。先是刘兆丰将一部美国飞歌牌收音机交由罗桢收听解放区广播电台的记录新闻，罗桢的父亲罗君辅是重庆教育界的知名老人，与邻里关系融洽，每天晚上罗桢开始收听新闻，他就坐在门口喝茶望风，为女儿的收听工作提供掩护。由于当时的电力不足，晚上经常停电，影响收听记录新华社的新闻，刘兆丰又从农村调来一部用干电池的直流式收音机交由李累收听，与罗桢的收听互为补充。李累的党组织关系也交廖伯康联系，他们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收听编写小组，定期在两路口罗斯福图书馆接头，交换稿件、分析形势。
收听记录的新闻稿，由廖伯康交给沙磁区特支书记王德裕，王德裕拿到石桥铺乡下的家里去刻印，刻印好后再交给廖伯康发行。沙磁区特支的秦志如，是民建中学的教师，在学校里单独住了一个套间，也是地下刊物的刻印点，他从廖伯康或王德裕手里拿到文件和资料后，一人或组织王以安、游芳序、王能仁等同志一起刻印、装订，经常从深夜工作到黎明，然后将印好的刊物再交给廖伯康或王德裕散发。另一个地下刊物的据点在南岸郊区的清华中学，该校有五名党员、七十多名“新青社”社员，还有若干“民协社”社员。该校的“新青社”社员、女学生刘天全的父亲与原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是世交，她经常出入于吕超家中，将吕家的一部收音机借到学校交给党支部书记汪国桢老师收听解放区的广播，精通多门外语的党员教师冯伴琴还收听、翻译塔斯社和其他国家的广播新闻，并选译了一些马列著作篇章，清华中学校长、进步人士傅任敢身兼重庆、长沙两所清华中学校长，他从长沙带回一些香港邮寄来的进步书刊给师生传阅，也成为地下刊物的资料来源。支部书记汪国桢将收集到的资料编排好后，交给学校里可靠的进步工友李儒明刻印成地下刊物，除供本校党员和进步师生阅读，大部分由刘天全借星期六与女同学一起回家之机，用装换洗衣物的提包带到政要豪门吕超的府宅，廖伯康再以老师的身份去取，然后传给其他组织阅读学习。"
以上可以说是第三代《挺进报》的初期，唐祖美、程谦谋及其女友胡珂等人，又是在李累下面的《挺进报》的具体工作人员，后来怕暴露而转移到乡下。

　　我怀疑我说的那个“挺进报”小组和紫裳说的廖伯康等领导的小组不是一回事，当然，民建中学的李累可能是先后参加过这两个小组的。

　　我的那本《挺进报》不在家里，刚才又翻了一下《巴渝鸿爪》。我提到的那个小组是在陈然他们这个支部被破坏之后，由邓照明领导恢复的一个出版印刷小组，林彦的《挺进报纪事》里也提到过他们（我没有这本书，但我记得似乎这本书里是管邓叫老赵的，因为邓的化名就是赵明吧？）。据邓照明的回忆，他本人将恢复《挺进报》的想法与李累商量（这里似乎与刘兆丰或者廖伯康无关），李同意，于是由李负责，唐祖美、吴宇同协助。负责收录新华社新闻的是李累（据《血火铸丰碑》，在与邓取得联系之前李累就一直收听新华社广播），负责刻印的是唐祖美（就在唐家进行），这个小组应该是在程谦谋被捕（48年12月下旬）之后就停止工作了。之后接替他们工作的有朱镜、宋禾、董夏民等人。

　　《挺进报》一书中收有唐祖美的回忆文章，有无李累的我忘了；如果有李的，就可以看到情形到底是怎样的了。当然，也有可能李累他们这个小组从一开始就与廖他们小组有合作关系。不过，从渊源上看，廖他们那个似乎不能算是“挺进报”小组，当然，这是我姑妄言之了。我印象中，无论是《挺进报》还是《挺进报纪事》，都没有把廖伯康罗桢他们的刊物放进“挺进报”系统中。

　　从《新华日报》撤离到重庆解放，进步的地下刊物种类不少，其中有进步群众自办的，也有中共领导之下的，它们都是进步力量的组成部分，但我觉得没有必要都往《挺进报》上去靠。

引用第5楼岁寒于2006-12-19 08:53发表的“”:
　　我怀疑我说的那个“挺进报”小组和紫裳说的廖伯康等领导的小组不是一回事，当然，民建中学的李累可能是先后参加过这两个小组的。
　　我的那本《挺进报》不在家里，刚才又翻了一下《巴渝鸿爪》。我提到的那个小组是在陈然他们这个支部被破坏之后，由邓照明领导恢复的一个出版印刷小组，林彦的《挺进报纪事》里也提到过他们（我没有这本书，但我记得似乎这本书里是管邓叫老赵的，因为邓的化名就是赵明吧？）。据邓照明的回忆，他本人将恢复《挺进报》的想法与李累商量（这里似乎与刘兆丰或者廖伯康无关），李同意，于是由李负责，唐祖美、吴宇同协助。负责收录新华社新闻的是李累（据《血火铸丰碑》，在与邓取得联系之前李累就一直收听新华社广播），负责刻印的是唐祖美（就在唐家进行），这个小组应该是在程谦谋被捕（48年12月下旬）之后就停止工作了。之后接替他们工作的有朱镜、宋禾、董夏民等人。
　　《挺进报》一书中收有唐祖美的回忆文章，有无李累的我忘了；如果有李的，就可以看到情形到底是怎样的了。当然，也有可能李累他们这个小组从一开始就与廖他们小组有合作关系。不过，从渊源上看，廖他们那个似乎不能算是“挺进报”小组，当然，这是我姑妄言之了。我印象中，无论是《挺进报》还是《挺进报纪事》，都没有把廖伯康罗桢他们的刊物放进“挺进报”系统中。
.......

抱歉！这个问题我有点“走板”了——算是我姑妄言之了。以后有机会我找廖伯康老人请教一下，他是否与李累的《挺进报》有关系，然后再告诉你。
我的想法是：从我掌握的资料看，当时，重庆地区（仅限于市郊以内）只有两份党的地下刊物（性质如同原来的《挺进报》为市委的机关报），一份是邓照明直接交代李累续办的《挺进报》（我不知道是否写了刊名）；另一份是刘兆丰、廖伯康领导的无名地下刊物。后来，李累的组织关系也交给了廖伯康，廖就是李累的上级了，而李又是《挺进报》的主要工作（编辑）人员，廖也应该是后来的《挺进报》的上级领导人之一。廖和罗桢等人办的地下刊物因民建中学的据点破坏而停止了，只在另外的地方出版大篇幅的理论学习材料，有点类似原来的〈反攻〉——这是否在邓照明和刘兆丰商量过？我觉得应该商量过的。
造成我这种想法的原因是由于许多历史定论有缺欠，如〈红岩〉的作者没有刘德彬、编辑没有张羽的名字，〈革命烈士诗抄〉没有责任编辑刘令蒙的名字，但是在我看来他们依然是事实。当然我的想法不应该在这里混淆视听，因为“宣传有纪律，研讨无止境”，以后引以为戒吧。

我觉得廖、罗他们的地下小报与那些署名或者头衔什么的似乎不是一回事。我上面已经说了，地下刊物都为革命做了贡献，但没有必要都称为《挺进报》的第X代或者前身什么的。曾经看到有位老先生雷子震自认为他与刘国鋕办的地下小报《山河报》就是《挺进报》的前身，这也是一种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