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 / <多余的话> [复制链接]

来源：中国老年 作者：　时间：2006-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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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清明，北京八宝山公墓，瞿秋白的墓前，早早地都会摆放一束鲜花，挽带写着：“爸爸安息吧”，落款是“独伊”。与身旁花团锦簇的他人墓前相比，瞿独伊的一花独祭，更显烈士墓前的苍凉与凝重。在女儿心中，父亲的温柔与笑容仍像在昨日，连同他笑赴刑场留下的诗句：“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爸爸清瘦，戴着眼镜，很温和。”在北京三里河的家中，瞿独伊对父亲的怀念仿佛一下让时光倒回七八十年前。“党的六大在莫斯科郊外一所别墅里召开，会余时间，爸爸总要带我去野外采集各种各样的花，拿回来夹在书中做标本。到现在我还能记得他的欢快的模样。”

  爸爸像个孩子似的唱歌跳舞

  迫于国内形势，1928年的中国共产党“六大”在苏联人帮助下在莫斯科召开。瞿独伊与父母到了苏联。作为党中央总负责的瞿秋白尽管很忙，休会时，仍不忘抽出时间陪女儿玩耍嬉笑，尽显一位文人政治家不羁的儿女情怀。瞿独伊回忆道：“那时我7岁。爸爸的身份都是秘密的，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工作，只知道他留给我的时间少之又少。但和他在苏联的那两年，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六大”结束后，瞿秋白留在莫斯科担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妻子杨之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没有人照顾的瞿独伊就被送进了孤儿院。父母来看望的时间很短，离去后小独伊总要大哭一场，再默默地到父母刚才待的地方坐下去，仿佛他们还在身边。

  进入国际儿童院上学后的瞿独伊把父母的每次看望当作过年过节一样的盼望。，学校离莫斯科很远，瞿秋白夫妇都是坐火车来。瞿独伊说，“只要我们在一起，爸爸像个孩子似的变换着花样逗我，有时逗得妈妈在后面笑个不停。有一次爸爸生病不能来看我，我就给他写信，爸爸马上给我回信：小独伊你会写信了，我非常高兴。你不病，我欢喜极了。我很想念你。那是我最想要的爸爸，那是我最想要的家，一家人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地在一起。”但很快，这种欢乐不再。瞿独伊回忆说，“一天，几个同学围着一张报纸议论着什么，不时看我一眼，只是不给我看。我抢过来一看，就惊呆了，报纸上说爸爸在中国福建的长汀牺牲了，我不相信是真的，因为爸爸离开我时说去南俄工作，并没说回国。但文章旁一张四寸大的半身照片，可不正是爸爸么?”14岁的瞿独伊失声痛哭。

  求证原国民党师长宋希濂，流着泪记录下父亲遇害经过

  在党内素有才子之称的翟秋白青年时的志向只是做一个报人和学者，然而革命大潮把他推到党的领导者位置上，使他原本要著书立说以笔打天下的志向搁浅，以书生意气手握枪杆子，起来闹革命；这也把他一心悉数给“独你一个”的女儿瞿独伊的满腔父爱，只能化作天各一方的祝福了。

  1935年中央红军撤离苏区，留下六七千人打游击，其中就有正受到排挤、在苏区从事扫盲识字办学校的瞿秋白。蒋介石组织重兵追堵西去的红军主力的同时，不忘对留下的红军进行地毯式搜捕，瞿秋白在这个时候被俘遇害。多年以后，瞿独伊为了解父亲遇难详情，带着女儿找到曾经囚禁并执行枪决瞿秋白、已获赦的原国民党将领宋希濂。

  瞿独伊说，“那是我一生中做过的最痛苦的事。宋希濂见了我也浑身不自在，但他还是如实地告诉我爸爸牺牲前的经过。宋希濂说他以‘优裕待遇，另辟间室’想软化父亲，但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父亲反客为主，说‘我从被认定身份之后就没有打算活下去。我感谢你在生活、医疗上的优待，但如果你想完成你的任务，那一定是徒劳的。好了，纸已戳穿，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

  宋希濂与瞿秋白进行三个小时舌战，最后无奈地说，“他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工夫白费的这段时间，他竞埋头写出长篇文章《多余的话》。”南京政府见审判毫无结果，发来密电，命令宋希濂对瞿秋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临刑前爸爸饮酒做诗，唱国际歌，高呼共产党万岁。”瞿独伊与女儿流着泪，记下瞿秋白慷慨就义的全过程。

  宋希濂向瞿独伊证实了瞿秋白并没有像“文革”中被诬陷的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在狱中，瞿秋白确实写了对往事回顾和剖析的《多余的话》。在这之前，不仅党内，连瞿独伊的母亲都不相信它是真的。瞿秋自在那篇文章里说他不愿意为官，只想当个知识分子，把他推到党的领袖位置上是个错误。瞿独伊说“爸已经知道他的结局将是如何，但他的文人秉性，还是决定把内心的话都说出来。茅盾伯伯说我爸爸“不想成为完人，也不想让自己死后在人们心中树立一个虚假的伟人形象。”

  但就是这“多余的话”，一下子改变了瞿秋白革命的前生和身后的清名，也彻底地改变了他的家人命运。

  我比妈妈还多了两顶“帽子”

  1941年瞿独伊和母亲从苏联取道新疆回延安，因道路被阻，在新疆停了下来。在那儿，20岁的瞿独伊与才华横溢的《新疆日报》编辑李何相爱，后结为夫妻。

  瞿独伊说，“当时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形势紧迫，‘新疆王’盛世才从亲共亲苏转尔反共反苏，借口共产党要推翻他的政权，把我们在新疆的共产党员和家属150多人逮捕入狱，直到国共和谈才被放出。

  到了延安，毛泽东接见了他们母女俩，“主席对我妈妈说，你就放心地工作吧，秋白过去被迫害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瞿独伊回忆说，“妈妈一直因为爸爸长期受迫害，现在总算在人面前抬起头来。”

  瞿独伊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记者，巧的是，父亲第—份职业也是记者。1920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驻苏通讯员身份赴莫斯科，仿佛父女俩心有灵犀，1950年瞿独伊受新华社委派，也被派往苏联，创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不同的是，瞿独伊是与丈夫李何一同前往。莫斯科分社就他们夫妇俩，译电、翻译、采购、做饭都自己动手，俨然就是—个“夫妻店”。

  “文革”中，因为中央高层领导看了《多余的话》，说句“以后少纪念瞿秋白，多宣传方志敏”，而被“四人帮”利用，认定《多余的话》是向敌人告饶，认为瞿秋白这位党的第二任总书记“晚节不终”。随后，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军事博物馆中关于瞿秋白的名字、照片、有关文物被撤。瞿秋白一夜间从党的领袖成了“自首叛变”的“大叛徒”。辞世30多年的瞿秋白墓碑被砸，墓被挖，遭鞭骨扬灰。瞿独伊与母亲杨之华一个蹲人牛棚，一个又被关进监狱。

  那时的瞿独伊已经回国，她说，“妈妈的罪名是吹捧叛徒瞿秋白、苏修特务、叛徒。我还比她多了两顶帽子：国民党员、军统特务。妈妈被关了6年，直到患骨癌瘫痪在床，我才被允许前去探望，但这时她已经不行了。”杨之华，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新中国女工工作的开拓者被送到医院只享受了三天的自由空气，一句话没和女儿说，就戴着一堆叛徒的帽子含冤离世。

  正值大好时光准备像父亲一样报效国家的瞿独伊，所有理想与愿望都在父亲突然降临的“叛徒”的阴影下慢慢地被消耗殆尽。

  父亲又站到了历史上他该站的位置

  瞿秋白短暂的父爱带给女儿的是无尽的悲痛与艰辛，但就是这难以泯灭的记忆，深深铭刻在瞿独伊的心中。1980年乍暖还凉的日子里，瞿独伊找到父亲生前战友廖承志和父亲的学生陆定一等老一辈诉说心中不平，在他们鼓励下，瞿独伊向中央写信，开始为父亲“生前遭人妒，身后被人恨”的命运平反昭雪而奔走。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沿着瞿秋白曾经走过的路，一一去证实加在他头上的不实之词。
  瞿独伊说，“中纪委为父亲平反的调查没公布前，在文史界就出现了‘重评《多余的话》’，为瞿秋白平反的呼声，由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联牵头召开的父亲就义45周年座谈会，更是提前为他平了反，以慰父亲《多余的话》中未实现的心愿。原准备三四十人参加的座谈会，一下来了300多。爸爸生前在北京的所有好友都到了，茅盾伯伯刚做完眼睛手术，眼上还蒙着纱布，坐着轮椅就来了。”

  在党中央的关心和女儿不懈努力与生前的老友帮助下，瞿秋白终于又一次站到历史上他该站的位置。

  人老了，但歌声依然年轻

  瞿独伊的家里只有简单的几样家具，铺在水泥地上的塑料地板革有些年头，墙上挂着父母那张著名的“秋之白华”琴瑟合鸣的合影照片。一只书柜里摆满了有关瞿秋白的图书。俭朴得不能再俭朴的家，能看出这位85岁的不平凡老人走过的平凡之路。

  瞿独伊的老伴儿李何因病于1962年去世，半年后，他们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也因病追随父亲而去。如今惟一的女儿一家生活在国外，让老人深深地体味到了当年父亲想念在异国他乡的她一样的思念之情。
  父母得到平反，让1982年离休的瞿独伊对自己未来生活充满了希望，她开始收集整理父母的生平事迹资料，参与出版父亲的文集，累了，就去游泳、跳舞、自弹自唱苏联老歌。瞿独伊还曾获过北京老年交谊舞大赛一等奖呢!新华社社庆活动，自然不忘邀请这位老前辈参加。

  “我们在苏联儿童院的同学还不时地相聚，用俄语回忆过去岁月，尽情地唱歌跳舞。我们聚集在哪里，哪里就会传出歌声。”瞿独伊轻快地说，“人老了，但我们歌声依然年轻。”

《多余的话》一度让瞿秋白背负了“叛徒”的罪名，而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为什么就难以重叠在一起呢？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军杀害于福建长汀。

　　当年目睹这一悲壮场面的人这样描述说：瞿从容镇定地走出长汀的中山公园，边走边与同行者谈话。“信步至亭前，已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他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然后盘膝而坐……

　　大义凛然的壮举，瞿秋白理应雕刻在历史的英雄碑上。但是，历史的复杂却让他很长时间背着“叛徒”的罪名。这一切，皆因他在就义前夕写下的《多余的话》。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把曾经拥有过的浪漫、热情、执着、苦闷、困惑、坚定等等，都以本来的面目留在两万多字的自白中。这自白，后人读来所感受到的不是作者昂扬向上的斗志，而是内心的痛苦、忧郁、厌倦。刑场上的瞿秋白与《多余的话》的瞿秋白，就难以重叠在一起。

　　《多余的话》的部分内容于1935年由国民党“中统”主办的《社会新闻》首先发表，1937年《逸经》半月刊全文刊载。抗战初期，有人曾问中共有关人士买不买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原稿，中共方面认为是伪造的，没有买。但瞿秋白的文风也为熟知他的人所熟悉，他们对《多余的话》为伪造的结论心存疑问。

　　在瞿秋白就义10年后，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称，瞿秋白的“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55年，在纪念瞿秋白就义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决定将他的遗体从福建长汀迁到北京。6月18日，陆定一在瞿秋白遗骨迁葬仪式上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中说：“瞿秋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的政治活动家和宣传家”。“瞿秋白同志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无限忠诚的战土。他献身革命直到最后一息。他的高贵品质和毕生功绩将活在人民的心里，永垂不朽！”

　　但是，在给予瞿秋白上述评价的同时，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建国初年，瞿秋白生前的战友冯雪峰主持编辑《瞿秋白文集》。按理说，既然是文集，而瞿秋白又是党曾经的领导人，他关于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述也应收入书中，但是，中央却有指示：只出版文学方面的论著。理由是他的政治理论方面的论著，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很不够。而在动议编辑《瞿秋白文集》时，1950年12月31日，毛泽东曾为《瞿秋白文集》写了一篇序言。序言肯定“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认为“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

　　但耐人寻味的是，这篇短短的序言后来并没有收入书中，而是30年后人们重新编辑《瞿秋白文集》时在档案馆里找到的。虽然档案材料并没有揭示出不收入这篇序言的原因，但对《多余的话》心存疑虑恐怕是最合理的解释。

　　据陆定一回忆：60年代初有一天，李克农来找他，说《多余的话》的真迹落在一位民主人士的后人手中，已流出国外。他表示要卖，问陆买不买。陆仍认为《多余的话》是国民党伪造的，表示不买。可是不久，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时，“毛主席、周总理都在座，我向他们报告了这件事和我的看法。周总理说，‘我看过《多余的话》的原稿，确是秋白的笔迹。’总理的话当然是可信的。”

　　稍后，历史学界发生了对于《李秀成自述》的争论，戚本禹的一篇“大文”断言，李秀成尽管被捕后被杀，但他写下的自述仍是叛徒的供状。毛泽东以李秀成“晚节不忠，不足为训”的批语支持了戚本禹的观点。于是，有人就想到了瞿秋白《多余的话》，认为其与李秀成一样，“晚节不忠”。瞿秋白就逐渐不被人提起。到了“文化大革命”，《多余的话》就被污蔑为瞿秋白“叛徒”的铁证了。瞿秋白的墓也被疯狂的“红卫兵”砸毁。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中，人们没有忘记瞿秋白。1980年，经中央同意，有关方面举行了纪念瞿秋白就义45周年座谈会，重新肯定了他光辉的一生，推翻了以往《多余的话》是其“叛徒铁证”的不实之词。199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中，收入了《多余的话》一文。

引用第23楼苗溪于2006-04-29 03:20发表的“”:

.......

60年代初筹拍《鲁迅传》时，定下孙道临演瞿秋白，和这张照片很象的。

引用第42楼linling于2006-11-16 03:06发表的“”:
60年代初筹拍《鲁迅传》时，定下孙道临演瞿秋白，和这张照片很象的。

嗯。可以想象得出。你可有孙道临演瞿秋白的定妆照吗？

引用第42楼linling于2006-11-16 03:06发表的“”:
60年代初筹拍《鲁迅传》时，定下孙道临演瞿秋白，和这张照片很象的。

应该是很合适的,孙道临是那一代演员中最富于书卷气的之一。

上次在网上看到他的近照, 觉得老了许多, 比前几年的精神状态差了不少, 哎......

引用第43楼苗溪于2006-11-16 03:29发表的“”:
嗯。可以想象得出。你可有孙道临演瞿秋白的定妆照吗？

没有啊。。。

今天是瞿秋白诞辰109年的纪念日。

1935年6月18日，他如同一颗璀璨的流星划过天际，陨落在漫漫长夜之中，那年，他只有36岁。

当年秋白如果未写下《多余的话》，他在人们心目中可能会是另一个李大钊，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烈士的形象会非常单纯；如果他接受了国民党提出的脱离政治，做点文化工作的条件，他也许会成为另一个张国焘。因为在生命行将结束之前留下了这样一篇文字，他才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了独特的“这一个”。

瞿秋白骨子里是个文人，即使是投身政治他也无法摆脱文人的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中，没有哪一位像他这般具有浪漫而感伤的情怀。如果秋白没有留下这篇《多余的话》，后人不会如此深切地体会到一位文人出身的政治家承担着自己殊难胜任的重担时，精神上所承受的巨大重压和心中难以言表的苦楚，以及不得不周旋于政治激流中所导致他内心强烈的矛盾和冲突。人有时的确无法选择自身的命运，不论是出于自愿还是无奈，秋白悲剧的一生再次印证了历史的残酷。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几十年后，当中国经历了从反右到文革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反思其中的种种缘由，秋白这篇文字更显得弥足珍贵，从某种意义上说，秋白当年自认为是多余的话，被历史证明恰恰是最不多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