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溪 |
2020-08-17 12:09 |
二 陈然在1945-1946年
迄今为止,对陈然烈士生平经历记述最为详细和可靠的,当属重庆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陈然烈士传略》。这部传记的作者是蒋一苇、陈崇基和林彦。蒋一苇先生是著名经济学家,他当年和陈然烈士一同创办《挺进报》,两人关系非常密切。陈崇基是烈士兄长,林彦是烈士的朋友兼战友。根据《传略》,陈然先后当过演员、汽车售票员、合作社营业员、仓库提运员和修理厂管理员。尽管他做售票员和营业员的时间都非常短暂(只有几个月),但《传略》对这两个工作何人介绍、因何离职等具体情况均有所介绍。然而,关于陈然1944-1946年在新妙(时间段根据2011巴文的说法)的任教经历,《传略》却只字未提。那么,《传略》对于1944-1946年的陈然又是如何记述的呢?
一个令人意外的巧合是,陈然在1944年一整年的活动,《传略》都没有直接的记载,这似乎能与陈然1944年在外地工作形成印证,但我们下面另有一节对这个问题加以专门分析,这里先按下不表,让我们先从1945年看起。《传略》提到,1945年初,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周刊号召蒋管区青年开展“民主青年运动”,对于这段时间陈然的活动,《传略》是这样写的:
“陈然积极响应这一号召,用‘读书会’的形式把周围的青年朋友组织起来。他们采取‘分头自学,集体讨论’的办法,共同学习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等。他们聚会时为了避免引起敌特的注意,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有时是装做聚餐、请客,有时是远足旅行……每星期聚会一次,讨论学习中的疑难问题,也交换对时局的看法……后来,这个‘读书会’逐步形成了一支‘民主青年’的有组织的力量。”
显然,陈然既然积极参加了重庆的读书会,而且和朋友们每周都聚会一次,那么他就不大可能是在外地工作。这是因为,涪陵新妙中心校距离重庆市区近70公里,即便是现在自驾车走高速公路,最快也要一个小时十五分钟,在道路交通和运输工具都远不如今天方便发达的的1940年代,单程可能就要耗费大半天的时间。另外,如果陈然真是常住外地为了读书会每周辛苦地在重庆和涪陵之间来回奔波,《传略》就不可能不有所记述。 对于1945年夏秋之际陈然的活动,《传略》就写得更加详细,兹引若干片段如下: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飞抵重庆,全市人民欢欣鼓舞。陈然和读书会的青年同志奔走相告……他们又聚在一起,以茶代酒,举杯预祝我党在谈判斗争中取得胜利。……在重庆谈判的四十多天里,陈然的情绪一直很兴奋。有两桩心事使他不得安宁:一是急切地想知道和谈的进展情况。他除了每天看《新华日报》外,几乎天天进城走访和《新华日报》有联系的同志,盼望能听到一些更直接的消息。二是热切盼望能见到毛主席……风闻毛主席可能到《新华日报》门市部看看,他就每天进城,到门市部去转几次,希望能幸运地碰上这个机会。”
重庆谈判始于1945年8月29日,结束于1945年10月10日。显然,1945年的夏秋之际,陈然一直在重庆市而不是涪陵的某个小镇上。也许有人会说,陈然会不会是在夏天回重庆过暑假呢?作为小学教师当然会有有这个可能,但是8月28日已经临近秋季学期开学,陈然怎么可能一直到10月上旬还不回新妙去任教呢?
如前文所述,笔者2011年第一次从网上看到涪陵新妙有关人士向当地党史部门报告陈然曾在新妙担任小学音乐教师的信息,曾经写过一篇博客对2011巴文中陈然在新妙任教的时间提出质疑,并认为这是爆料者说法中的硬伤。这几年有关方面又对陈然任教的时间改变了说法,把他离开新妙的时间提前了整整一年。例如,上文提到的2017巴文称陈然是在1945年的9月离开新妙的,这个说法虽然和前面引用的《传略》中关于陈然在1945年8月的活动依然矛盾,但硬伤的程度总算稍微减弱了一点。
关于陈然的生活和工作,与之一起生活的家人的说法无疑是最重要的证据。2006年笔者曾采访陈然之妹陈佩瑶女士,她回忆说:1945年上半年,父亲突患脑溢血,是大哥陈崇基和小哥陈然将父亲送往医院抢救的。若此间陈然在外地任教,怎么可能赶得上送父亲这一程?也许有人会说,父亲病情突发时陈然碰巧回重庆探家也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考证历史问题的真伪,一个小概率的巧合是很难作为违背时间逻辑和事件逻辑的证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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