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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5-31 23:36 |
[转贴]杨益言《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一文及其评论
我见到的“中美合作所”
杨益言
（载《中华儿女》２００３年５月号）
1948年8月4日，四名便衣特务将我从重庆菜园坝一家工厂的三楼宿舍押下楼。一副银色手铐将我铐上，我看见手铐上刻着几个英文字："Made in U.S.A"。我被拖上一辆美制中型吉普车。车子摇摇晃晃，不知驶去了何方。
终于，我被押向山谷中的一处被无数岗亭监控着，又由电网、高墙
围着的一座监牢。当我被押进监牢办公室，全身再次遭到严密搜查，听见特务向我宣布"纪律"时，我看见室内的桌椅上都有白漆写着"中美所"三个字，我耳畔嗡嗡响起的却是特务警告的话音："听着，你的号码是258号；这就是你的名字。记住，你的名姓案情，不许向任何人说起。"
接着，我被押着经过一道小黑门、一处院坝，向一幢两层楼房走去。这楼房上下各有八间男牢房，院坝边有两间女牢房。我被关进了楼上第二号牢房，这牢房连我共囚有18人。
特务向我宣布"纪律"的声音，桌椅上那曾用白漆标记"中美所"三个字，不能不总在我脑际盘旋。
不需要任何人提示，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不是一般的监狱。它不许看报，不许通信和会见亲人。所有的看守特务，都是美军服装，携带美制枪械，连他们抽的香烟、吃的罐头也是美国造的。从牢门口通过电网、密密围着监牢的岗亭望出去，除了可以看见岗亭上的哨兵黑洞洞的枪口，和它随时可能敲响的竹梆外，就是光秃秃的山岩，谁也猜不出山岩的背后会是什么地方。每间牢房里的被囚者，每天只有10分钟时间"放风"去院坝走走，去院坝边厕所解便。也只有在这时，才能看见岗亭、电网，看见那幢男牢房和两间女牢房里被囚禁的无数难友的朦胧面影。
我现在究竟被囚在了何处，一个什么样的监牢?这自然是我想急切弄明白的。
我是在日本侵略军对重庆实施血腥大轰炸的年代上完中学的。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1944年，我在重庆求精中学---当年美军驻华总部所在地(它租用了该校部分校舍)，通过4个持枪美军宪兵的岗哨，进入当年设在该校的一个高考考场，考入了战时迁到川南的上海同济大学电机系。抗战胜利后，1946年10月，我随校迁回了上海。我和迁去上海继续上学的许多同代青年，眼见当年上海到处堆着二战美军剩余枪炮，到处是美军军车。放眼全国，又见美国图谋控制中国，正支持蒋介石将饱经战乱的全中国投入内战的血海，深感祖国命运和个人前途遭到严重威胁的我和许多同代青年迅即参加了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内战的爱国学生运动。当年这波澜壮阔的上海第二条战线遭到反动派残酷镇压，斗争中心由交大、复旦转到同济大学后，受党的委托，我成了上海地下学联油印快报的总编辑。这种名称随时变换的快报，不仅需要我在每间隔一刻钟就独自编刻一张新的油印快报蜡纸交由别人印刷，还需要写一些揭露反动派罪行的文字和小册子。1948年4月，刘逸鹏同志从狱中冒险传出了警告：敌特正追捕编写者。我只得暂时离沪，于4月下旬回到重庆。从审讯中才知我被捕的原因：是敌特从邮检中截获了几卷没有邮寄地址的，我在重庆编印的油印报《一二九通讯》，后又截获了一封我写给友人的普通信函；只因用了我住的那家工厂的公用信封，笔迹和寄油印报的笔迹相同，因而寻到了我。敌特认定我是地下党从香港派来恢复遭到破坏的地下党重庆市委出版的《挺进报》，因而逮捕了我。但敌特并未注意和追查我在上海的关系，这自然较易应付。因此，我那时最想知道的还是我究竟被囚在一个怎样秘密的监牢里?
敌特对我宣布的"纪律"，显然对其他人也讲过。隔了些日子，从我掩护余祖胜用竹筷子进墙体和隔墙牢房的秘密通信洞钻通后，我和同牢难友余祖胜、刘德惠、杨虞裳等之间的一切障碍，仿佛顷刻便不存在了。他们都比我早几个月被囚于此，我问余："这究竟是什么地方?"余反问我："你见过'中美所'三个字?你还不明白---就是中美合作所的简称呀!"由此，他们还讲起了这里还曾有过的其他几个不同名称：渣滓洞、爱国青年感训大队、西南长官公署第二看守所。我这才知道：这幢男牢房原为煤矿工人宿舍，狱外的那片地是煤渣堆成的，故名渣滓洞；爱国青年感训队、第二看守所都只是一个个掩人耳目的化名。
1949年春，狱中难友为庆祝解放战争取得三大战役胜利，利用传统节日，举行春节联欢活动那天，在敌特加强警戒的环境下，我曾与被囚在楼下二号牢房，我中学的一位同学兰国农擦身而过时，有过一次极其短暂的谈话。他和楼下牢房的许多人已在这里被囚一年多了。他告诉我："中美所是军统和美海军情报机构合作建立的特务机关。军统名声太臭，它早已改名为保密局，实际上，它从上到下，还是那帮人。它在西南的特务头子不就是前不久来这里露过脸的徐远举?这里里外外的特务，谁不是中美所训练、装备的?"
望着电网和哨兵架设在岗亭里的机枪口正对着放风场上欢乐的人群转动的瞬间，一位我曾认识，不同牢房也不曾在这里和我说过一句话的周显涛这时告诉我："岗亭上的哨兵是内二警，是特务部队，但他们和特务看守隶属关系不同，他们相互之间是相互监视关系。"
这天夜里，被囚楼一室的罗广斌被押走了。余祖胜告诉我："大概是因为罗当天早晨带头唱了《义勇军进行曲》，联欢活动中又戴着铁镣跳了踢踏舞。"我问他："可能被押去哪里?""可能是白公馆。去年，许建业也是从这里转囚到那边去的。"余还对我说："山湾那边，不远，是美国情报头子梅乐斯的住地，叫梅园。再翻过一座山坡，是松林坡，半山岩就是白公馆。"
我仿佛明白了，又仿佛一点也不明白。因为，我毕竟未见到过这些名叫"中美所"的地方。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重庆。
刚组建的西南公安部、重庆市公安局、川东区公安厅当即将查明"中美所"情况列为最紧迫工作之一。"中美所"未被销毁和抢运走的档案大量被缴获：它解放前夕在"中美所"内屠杀革命者，对重庆实施大爆破的罪行，迅即被查明；曾架有四五十华里长的电网和外界隔绝的"中美合作所"旧址，电网被愤怒的群众拆除后，中美所的本来面目便赤裸裸地显现在了世人面前。
我考大学那年，曾在沙磁区住过几个月，从不曾听说过这里被电网圈了这样一个大特区；背靠歌乐山前的一串山谷和一片丘陵地上，它有着大小建筑物八百多幢，有大礼堂、阅兵场、训练中心、电台、气象台、军火库、车场，它们之间都有以中国各省命名的公路相连。"中美所"主任戴笠住的杨家山和他的副主任梅乐斯住址梅园的前后左右有着渣滓洞、白公馆、杨家山、蒋家院子等多处囚禁革命志士的秘密监狱。所有这些房屋都在它那个巨大电网和岗哨特别警戒和包围之中。
我最先看到这一切，是在1949年11月初，重庆刚解放的头几天，是和成千上万愤怒的群众一道走进这昔日的禁区的。它的十座军火库已被敌特全部引爆，到处留下都是已被爆破的美制军火。它的大礼堂也已被敌特炸毁，留下的只是一片瓦烁。渣滓洞男牢房已被敌特烧毁，留在原址的只是一些被烧卷曲了的烈士遗体：男牢房后面的墙下，躺着从牢房里冲出后，却又被敌特击中，牺牲在那里的十九位烈士的遗体；院坝摆着一具具棺木。我看见，梅园、松林坡、白公馆的位置和模样正像余祖胜曾告诉我的一样。但在松林坡，却到处可见烈士的血迹，和一个又一个掩埋牺牲者的大尸坑……当时，在中美所内寻到的牺牲者共331人。
另还有解放前夕因挺身制止敌特炸毁工厂，与工厂同时被炸死伤的职工达数百人。
敌特在重庆中美所里外实施的大屠杀和大爆破，一旦公之于众，便震惊中外，极大地激怒了广大人民。刚组建的西南和重庆公安部门，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协助下，成百上千的敌特刽子手、潜伏特务迅速落入人民法网；中美所没有销毁和抢运走的重要档案，全被缴获：在中美所松林坡用特制匕首秘密杀害杨虎城将军及其幼子、幼女，杀害小萝卜头及其父母的案件也被完全查清；他们的遗体分别从花台下和三合土室内地下全部寻到……
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西南局领导下，由西南局组织部、西南军区政治部、重庆市委和川东区党委组织部负责人，脱险者等各界组成了"重庆各界追悼杨虎城将军暨罹难烈士筹备委员会"。
我参加了筹委会宣传部的工作。为寻找烈士遗物，参与接待烈士家属和战友，编写纪念特刊，又曾不止一次去中美所旧址寻访。我曾看过西南公安部缴获的中美所1945年12月25日由美方照会中方的备忘录，以及敌特杀害革命者的秘密文件。我所见到中美所的有关事实，均见1950年1月15日出版的烈士追悼大会纪念特刊和同年2月出版的专刊《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专刊的文字均由追悼会常委会审查通过。专刊刊载有在中美所集中营被害的烈士名录，也刊有护厂烈士名录(中央革命博物馆于同年8月曾以《美帝蒋匪重庆集中营罪行实录》为书名，由大众书店将专刊全部内容公开出版)。
1951年3月，在重庆市团委工作的我又有了一次深入审视这段历史的机会。西南军区战斗文工团团长陈播告诉我：贺龙司令员要该团以此为题材创作一部话剧，他们不熟悉地方生活，希望我和罗广斌抽出一月时间，陪文工团编、导、演同志去深入察看"中美所"，提审在押敌特，查看有关敌档。
这项工作一直是由陈播带队去的。经过现场深入察看后，文工团同志无不义愤填膺，深感意外。一是对它规模之大，组织的严密感到震惊，它那曾装备、训练了10多万特务的训练中心，大礼堂、阅兵场、狼犬室、军火库无不应有尽有，它那曾停过2000辆美制军用十轮大卡车的车场用地，竟占据了超过一所高校的用地(现西南政法大学就用的这片地)。二是它为控制中国和亚洲而不择手段采取的种种阴谋伎俩，令人震惊。中美方开始虽以共同抗日而合作，且以中方为主设立这一机构，但特务的训练装备、电讯、气象、心理战和国际派遣(派往东南亚各国特务)，则由美方控制，并借合作之名，美方以隐蔽方式渗入并插手控制中方特务组织和情报，它以种种名义掩护行动，不留下任何名义和痕迹：随着二战胜利曙光渐露，美方出于在战后控制中国和亚洲的需要，其图谋即已大变，中美所特警班就是这时开办的：二处的用刑特务，多曾由这特警班训练过。与其合作的军统特务机关，此后也曾采用多种类似隐蔽方式以掩人耳目，如军统局改名为保密局，将其一部并入其他公开机关，如以国防部二厅、警察总署等名义继续其特务活动。渣滓洞集中营曾有"爱国青年感训大队"之说，也不过是敌特用以掩人耳目，公开向其国防部领取经费的伪装而已。它惟一掩盖不了的事，就是庞大的中美所留下的血迹斑斑的史实。
这次重访中美所旧址，给我深刻印象的还有提审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的一幕。
西南公安部那时刚将白公馆利用起来，改作战犯看守所。穿军装的陈播等坐在两边，穿灰布中山装的罗广斌和我坐在审判席上。我当年只曾见过徐远举巡视渣滓洞监狱时昂首阔步、不可一世的气概。这时却瞥见，徐走进这间审讯室时，便低下头，在门边的矮凳上坐下。问他："叫什么名字?犯了什么罪?"徐就张口道："我，徐匪远举……奉美帝、蒋匪之命，犯下了滔天罪行。"
徐解放前夕，在重庆指挥中美所内外屠杀和爆炸后，乘飞机逃离重庆。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起义，将尚在昆明，正拟逃台的徐捕获。1951年初，被转囚至这里。徐这时显然还不愿意彻底交代。但许多直接有关敌特均已落网，徐供认的内容，和已缴获的敌档和已捕获的敌特供词基本一致。徐系中美所里外大屠杀、大爆炸的直接指挥者，其公开职务为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其秘密身份为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且以公产组组长身份管理着庞大的重庆中美所留下的所有"公产"；大屠杀由二处行动科长雷天元实施，全市大爆破由中美所训练的杜长城率队执行……
以上，是我23～26岁时直接见到的。前文提到的余祖胜、杨虞裳等，均在大屠杀中牺牲。和我有前述相同经历的幸存者，解放初有50多人，现多已离世。据我所知，现仍健在、分布在北京、南京、重庆和各国各地的尚有仲秋元、唐弘仁、罗志德、劳洪、周特生、周仁吉、毛晓初、孙重、傅伯雍、郭德贤(女)、盛国玉(女)、凌春波、金承林、李泽海、杨明、牛小吾、唐增润等。当年直接参加烈士追悼会专刊编辑工作，现尚健在的，还有杨本泉。
尽管半个多世纪来，我还曾多次接触到中美所有关史料，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前述这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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