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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溪 2007-11-20 11:44

[转贴]大陆女情报员朱枫宁死不屈 台湾同行亦褒扬

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twls/2007-07-11/146699.shtml

www.taihainet.com 2007-7-11 台海网 


  台海网7月11日讯 两岸谍报风云从来不曾中断过,只不过为人所知的永远仅仅是沧海一粟。近来“朱枫”的名字再度被两岸的文史研究人员所提起,她是谁?在大陆的档案中,她是“牺牲在台湾的女情报员”,而在台湾白色恐怖的时代中,民众通常只知道有件大陆地下党“台湾省工委会蔡孝干”匪谍大案,而在该案中被枪决的“朱枫”则是被人遗忘有数十年之久。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大陆《文史春秋》2007年第4期中,时锋发表了一篇《中共历史上的三个女特工》,其中之一的朱枫(本名朱谌之),因为是国共斗争在1949年后“牺牲在台湾的女情报员”,所以较为两岸所注意关心,此外,较早前《南方人物周刊》也刊登台湾民间历史研究者秦风(原名徐宗懋)的《寻找‘共匪’朱谌之》一文,让这段被尘封已久的的历史再度见诸于世。

  据称,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45岁的朱枫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被国民党枪决,她的身份是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连同被处决的还有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副官聂曦、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在国民党的档案中称为“吴石案”,军事新闻社当时也公布照片。

  1949年10月24日,大陆在金门古宁头战役失利,档案指出,高层领导将失利归咎于情报失准,因此决定派人赴台搜集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准备。

  而当时大陆潜伏在国民党内最大的内线是被称为“密使一号”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共中央为取得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下达指示,时任华东局社会部部长的舒同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工作的女共产党员朱枫赴台与吴石联系。

  据称,中共华东局挑上朱枫,是因为朱枫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丈夫王昌诚人在台湾,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1949年11月27日午后,朱枫搭乘海轮以探望女儿一家为由作掩护抵达基隆,根据安排,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老郑(本名蔡孝干),另一人是吴石(吴墨非)。

  到台湾的第二天,朱枫与蔡孝干在台北双十路茶食楼立即接上了头,传达华东局领导的指示;一个星期后,朱枫在台北重庆南路又与吴石取得了联系。

  档案显示,吴石在书房里从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交给朱枫并说明:“朱谌之同志!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的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的机群种类、飞机架数……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

  三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一名海轮大副,他在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上工作。这些情报很快就从香港送到华东局,由舒同亲自递送北京,交到毛泽东手中。

  朱枫接下来与蔡孝干、吴石多次见面,陆续将台湾一些重要军事情报送回大陆。不过,1950年2月2日,吴石派副官紧急约见朱枫,通报中共台湾省工委在成功中学、台湾大学等处的分部已经于1月被国民党当局破获,蔡孝干被捕,已经供出大陆的秘密特派员就是朱枫,提醒朱枫必须立即离开。

  由于当时到香港的海空航线均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可以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于是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2月4日傍晚,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但是,蔡孝干不仅供出朱枫,还供出了吴石,国民党并从吴石住宅搜出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摸清朱枫的去向,两个星期后,朱枫在舟山被国防部保密局特勤处逮捕,随后被送回台北。

  1950年,大陆在台湾的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蔡孝干出卖,国民党保密局抓获了共产党台湾工委领导下的四百多名共产党员,在台湾当局多次劝降无效后,吴石、朱枫等人被处决,朱枫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随即被告知母亲已在台湾牺牲,并获颁烈属证明。

  秦风于2001年在《老照片》的一篇《战争后的战争》文章中,重新说明了当时军事新闻社所公布照片中的背后故事,外界也从此得知,有些白色恐怖的受害者,当时并不是以共产党员身份现身,只能以“左翼人士”称之的一段敏感历史。

  秦风还指出,从保密局事后报告的行话中,对于朱枫的部份,读来却像是颁给敌人的“褒扬状”,特别是与叛徒蔡孝干的出卖同志行为相比较时,特别强烈:“……(二)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由于秦风的文章引起朱枫二女儿朱晓枫的注意,因此秦风便代为协寻朱枫骨骸的下落,希望移葬大陆,秦风在找到陈志毅(后改名陈莲芳)后才得知,朱枫遭枪决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然后埋在台北某处,三个月后陈志毅写了一封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以便有朝一日连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并具函通知她来领,但陈志毅最后一刻却改变了主意,没有领回继母的遗骸和遗物。

  舆论认为,这名牺牲在台湾的中共女情报员,虽然也私下受到台湾情报人员的肯定,但是仍在历史的纠葛中,迄今似乎尚未能归葬大陆,谜团依旧尚未完全解开。

苗溪 2007-11-20 11:45
http://maobo.7x.com.cn/gushi/shiren/xin.html

新近公开的毛主席五言绝句诗一首
赞“密使1号”


1950年1月上旬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

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题解】随着海峡两岸逐渐解密的资料,尤其是中共“密使一号”吴石将军的资料公开,毛主席的五言绝句诗公开于世。这是主席惟一的一首赞扬吾党吾军情报战线英雄的诗。

1950年1月上旬的某一天,军委作战部李涛将几份绝密军事情报送到了毛主席手中。主席特别对那份《关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边看边在上面用红蓝铅笔标上不同的记号。怪不得最近各地土匪活动猖獗,原来是这位蒋总裁在那里同我们捣鬼呢!主席一阵自言自语后,很感兴趣地问作战部长:“这样机密的情报,你们是怎么搞来的哟?”

  “报告主席!”李涛即刻答道,“是华东局情报部专程派人送来的。他们最近派去一位秘密特派员,而且还是个女同志,与国民党军队的一位上层人士‘密使1号’接上了头。这情报就是那位上层人士提供的。”

  “哦,”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完,看样子很高兴。“这位秘密特派员,还有那位国民党军队中的‘密使1号’,都很能干哟!我建议,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

  “是,主席!我马上向总参传达您的指示。”

  作战部长正要转身离去,又被毛泽东叫住:“慢走,我要亲自写几句话给你带去。”

  只见主席沉吟片刻,便坐到办公桌前,挥笔在红竖格信纸上写下了几行苍劲的大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主席写好这几句话,交给作战部长:“你回去,别忘了给他们记功哟!……”

吴石(1894—1950),字虞薰,号湛然,闽侯螺洲吴厝村(今福州仓山区螺洲镇)人,少时在“螺洲公学”旁听,后入福州师范附属小学读书,毕业后考入福州开智学校,又转学福州格致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翌年参加学生北伐军。不久入武昌第二武备学校炮科学习,毕业考时各科成绩皆列第一,被保荐入保定军校炮科,1916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1917年,吴石回闽入第十一混成旅,参加驱逐军阀李厚基活动,后到广东,入“征南军”,为上尉参谋,第二年到张贞的“民军”为混成旅工兵大队副兼连长,不久升少校参谋。1924年为何遂的第十四师军械处处长,之后先后任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第四师参谋长、北伐军总部作战科长等职。北伐结束,方声洞回闽主政,委吴石为军事厅参谋长,不久被保送日本陆军大学学习,第二年改任参谋本部处长,专事日本情报研究,著有《日本作战判断》等书,为日本问题研究专家。1936年获少将军衔。抗战爆发后,吴石受命起草《对日第三次会战计划》和《昆仑关大战计划》,两战皆捷,日军为之胆寒。1942年,吴石升中将衔,回重庆入军政部任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主任。

抗战胜利后改任中央军事机构改组委员会秘书组组长,1946年任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吴石在研究史料中,还认真地研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著作,对中共颇有心仪,认为真正在抗日救国的是中国***。在国防部任职的同乡吴仲禧是中共地下党员,两人交往甚密。不久吴仲禧介绍吴石参加“民联”,直接受中共地下党员何遂(解放后,何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领导,单线联系,以其中将的特殊身份为掩护,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8年底,朱绍良主闽,调吴石为福州绥靖公署中将副主任。

  1949年8月15日,福州解放在即。蒋介石手谕电召吴石速赴台湾,吴石赴台前,中共地下组织给他的代号为“密使1号”。吴石抵台后,就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  

朱枫,女,1905年生,华东局情报部情报员。原名桂凤,改名湛之,浙江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今宁波市镇海区)人。出身富裕家庭。1914年入县立高级女子小学,1921年入宁波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带头参加反帝爱国活动。 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秋,与爱人朱晓光(解放后为上海市新华书店首任经理)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设随军书店。1940-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先后坚持在新知书店和书店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年夏,化名周爱梅,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晓光于次年春越狱成功归队。1944年初至沪,参加书店驻沪办事处筹组同丰商行。10月,同丰商行遭敌破坏,曾被捕押于日本宪兵队,经受酷刑,守口如瓶,后经组织营救出狱。1945年春加入中国共 产 党,调至中共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经理财务,兼管情报部门经费,巧妙周旋于国民党经、军、警上层人物之间,保护党的事业和同志安全。1948年秋,调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奉命去台湾执行秘密任务。

1949年11月27日,朱枫从香港抵台,到吴石将军的寓所,从他手中接过全是绝密军事情报的缩微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另外,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几天后,这批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华东局情报局。

由于叛徒出卖,1950年6月10日,吴石将军,这位中国共 产 党的忠实朋友,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祖国的统一而赴汤蹈火,视死如归的勇士在台北从容就义。与他一起就义的还有朱枫以及吴石的亲密朋友“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亲信随员聂曦上校。

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1973年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后记:

吴石将军的夫人王碧奎一起被捕,后被判刑9年,关在台北监狱。吴石将军临终前,在遗书中表达了对夫人的无限思念:“余与碧奎结婚,壮年气盛,家中事稍不当意,便辞色俱厉,然余心地温厚,待碧奎亦克尽夫道,碧奎既能忍受余之愤怒无怨色,待余亦甚亲切,卅年夫妇,极见和睦,此次累及碧奎亦陷羁缧绁,余诚有负渠矣。……思之不禁泪涔下矣!”

1950年6月10日,吴石在台北从容就义。临刑前望着大陆方向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

吴石将军牺牲时夫人王碧奎身边有一个上中学的小女儿和才6岁的小儿子,大儿子和大女儿都留在祖国大陆。王碧奎一直到1959年秋天才从台北监狱出来,生活相当贫困。1970年她的小儿子考到美国的大学半工半读,1980年她辗转抵美与儿同住,1993年2月9日以90岁高龄在洛杉矶去世。王碧奎留在祖国大陆的大儿子退休前曾任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大女儿从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退休。

  根据吴石和王碧奎的临终遗嘱,1994年,在台北当老师的小女儿捧来了爸爸的骨灰,小儿子从美国带来了妈骨灰,兄弟4人将父母合葬于北京香山,让他们的在天之灵相聚在祖国的首都。大儿子说:“父亲为新中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母亲也坐了9年牢,新中国的首都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只有在这里他们才能安息。”

石洪行根据《名人传记》1999年第四期等资料整理

苗溪 2007-11-20 11:54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rb/whzk/200602180143.asp

文化/文化周刊


[周刊] 我为什么要写《朱枫传》

2006-02-18 11:03:19   来源:南方日报  


  

  朱枫(朱谌之)烈士遗照
  钩沉

  冯亦同
  
  渐行渐远的历史,有时会因为某种机缘的作用,将它曾被人遗忘或故意掩盖的真实细节,如惊鸿一瞥似地“显影”于岁月的深潭——给同样偶然路过的后来者,以眼球的撞击和心灵的震颤,继而掀起情感、思索与行动的波澜……

  对我来说,阅读2000年12月山东画报社出版的《老照片》丛书第十六辑上署名秦风的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就是这样的“机缘”。因为那篇文章,是我见到的第一份来自海峡彼岸有关上世纪50年代中共地下党人被国民党当局残酷镇压的文图资讯,尽管它报道的是50年前发生在宝岛的政治事件,事件中的主角多已不在人间,但作为关心这段历史、渴望了解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的一名文学工作者,我还是为它所披露的事实深深吸引和感动了。

  1950年6月10日午后四时,台北马场町刑场上响起的枪声中,倒下了4名政治犯的身躯。他们是同一案件中的4名受难者: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原国民党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原国民党东南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聂曦;四人中唯一的女性叫朱谌之,中共华东局派往台湾与吴石和中共台湾省工委联络的情报人员。秦风先生的文章在叙述50年代国民党政府为巩固其在台湾的统治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异己分子、施行“白色恐怖血腥镇压”的诸多史实中,特别交代了这桩当年曾轰动一时的“吴石、朱谌之中共间谍案”的来龙去脉,还引用了“原来在国防部保密局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少将”于上个世纪90年代向社会公开的“绝密资料”——《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主办“吴石案”的保密局在“对本案之综合检讨”项下,有这样一段关于中共女特派员朱谌之的议论:


  朱枫、吴石等在国民党的军事法庭上。
  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指朱谌之)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以捕杀共产党人为己任的国民党保密局,在完成了杀人任务之后,竟对他们视为死敌的对手“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表示钦佩,而且将此种“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写进了“内部工作总结”,用以指导今后的“斗争”和对部属的“训导”,可见这位临危不惧、慷慨就义的女共产党人在生死关头的英勇表现,让杀害她的刽子手们也不得不为之叹服。

  《老照片》在发表秦风文章的同时,还刊登了两幅与上述案件有关的历史图片,其中之一是“1950年6月10日,聂曦被押下刑车”的特写镜头,另一幅是同一时间“吴石案”中4位“主犯”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在法庭栏杆前和军警包围下,聆听死刑判决时摄下的。这后一幅照片(见左图),特别引起我的注意,因为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目击”了早已消逝的历史画面,第一次看到了身陷囹圄的朱谌之烈士留在人世间的最后形影——

  这是一位端庄、颀长、纤柔的江南女子,穿一件碎花旗袍,外罩深色毛衣,眉目清秀的面庞上,刚刚梳理过的短发有几缕散落在耳际。此时此刻的她,已然经历了深入虎穴刺探军情的极度艰险,也捱过了落入虎口以死相拼的巨大危难;在保密局“黑狱”(借李敖著《白色恐怖述奇》之《蒋介石黑狱亲历记》中的用语)关押审讯的4个月中,更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考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正面临着敌方的最后判决。

  但见她,两拳相握,迎面挺身,紧靠在四周漆黑、阴森可怖的国民党军事法庭的围栏前,神情自若,态度从容,目光镇定地注视着前方,与身后站满了头戴钢盔、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警队列形成了鲜明又极不和谐的对照……

  恐怕当年拍照片的人也不会想到,他摄下的这个瞬间,如此真切地吻合了“保密局综合检讨”中的那段耐人寻味的文字,为这位临刑前的女共产党员“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作了一份形象化的佐证。

  我第一次知道朱谌之烈士的名字,是在1990年代中期,我从南京出版的《世纪风采》杂志上读到她的感人事迹。出身于浙江镇海一个富商家庭、毕业于20年代名校宁波女师的这位知识女性和寡居少妇,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走上革命道路的。以“入股”新知书店、援助李友邦创建台湾抗日义勇队少年团为起点,爱国热情的迸发、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以及艰苦环境中的锻炼,使她逐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经济和秘密工作战线上的忠诚战士与优秀党员。1949年11月27日,朱谌之奉命自香港赴台从事情报联络工作,1950年2月18日,在出色地完成任务之后,离台返回大陆途中不幸被捕,最后喋血台北刑场。她牺牲的时候,只有44岁,短促而又烙满时代印痕的一生经历,至今鲜为人知,因为秘密工作的需要和海峡两岸的长期阻隔,有关她的一切始终“尘封”在岁月的档案里,只有零散的片断浮现在知情者的记忆和亲友们的思念中……

  不久,我有幸结识了烈士之子朱明,后来又认识了烈士的女儿朱晓枫,原来他们都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得到了许多有关朱谌之烈士生平的宝贵资料和重要线索,更强烈地感受到了烈士遗属纪念、追思先人的深挚情怀和期盼能有一部传记作品真实记录烈士事迹的愿望。然而身为写作人的我,迟迟没能接受这份沉甸甸的嘱托,光阴飞逝中不少熟悉朱谌之、同她共过事的故交和亲友又在悄悄地离去。因此当新千年伊始,《老照片》上独家发表的秦风文章和据称是原国民党相关部门的存档照片映入我眼帘时,蛰伏在我脑海深处的写作冲动,被来自海峡对岸的这一线“鸿影”牵引着、牵引着,按捺不住地喷发出来……

  ——不能让时光之流带走这位名叫朱谌之的巾帼英雄的云水襟怀与松柏品格,不能让她走过的那条曲折艰辛、追求进步与光明、又充满了真情与挚爱的人生之路,永远地沉默和湮晦在“忘川”之中!

  ——她是怎样从一个富贵人家的千金小姐和深闺少妇,“毁家纾难”,投身于时代的烽火?怎样在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秋,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教育与引导,成长为一名忠心赤胆、百折不挠的革命战士,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祖国统一大业,义无反顾地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何谓“真实的爱”?何谓“伟大的感情”?1949年10月25日,身在香港,长期同家人天各一方、切盼北上骨肉团聚的朱谌之,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以后,决定接受党组织交给的重要任务准备离港赴台,在寄赠给爱人朱晓光的一张照片背面,题词留念,临别抒怀:

  她已深深体验着:

  “真实的爱”与

  “伟大的感情”,

  从此,

  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给

  梅

  留念

  一九四九.十.廿五

  同样是一张50多年前的老照片,一直由她称为“梅郎”的爱人朱晓光所珍藏。照片上的朱谌之身穿浅色短袖旗袍,面颊丰腴,眼含笑意,安祥地坐在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茶几旁——留影的这一瞬,距离她被捕牺牲、血染台北刑场的日子,只有七八个月时间,影中人写在照片背面上的那几行娟秀又挺劲的钢笔字迹,却成了生离死别的最后遗言、天人相隔的伤心见证!

  我没有能见到烈士遗物的收藏者、已故离休干部朱晓光老人,却在他位于北京朝阳门附近的故居客厅里,从他后代手中接过了夹在旧相册里的这张老照片。照片背面那一行行饱含着珍贵信息和深刻内涵的情感表白,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时光淘洗和人间的沧桑巨变,依然醒目清晰,甚至更加鲜明、生动了!真像是从遥远年代里跋山涉水而来、摘取自南国风雨中的一枚永不褪色的红叶,在它那如火、如血、如花、如诗的缕缕叶脉间,依然镌刻着峥嵘岁月里的人生故事,交织着烽火征途上的牵挂和思念,诉说着风云儿女的艰辛与悲欢,直到映照着伊人捧着一颗丹心含笑远去,投入海天怀抱,将满腔忠贞的热血倾注进了时空的汪洋和喷薄的晨曦……

  她的毕生追求,她的超越了庸常儿女情态的公而忘私和舍身取义,都可以视作是她对自己临危受命时这段肺腑之言的诠释与注解——她留在人世间的,不就是一份以平凡的日月和非凡的勇气,升华与印证这种“真实的爱”和“伟大的感情”的红色答卷?她以鲜血和生命写下的,不就是一位深明大义不让须眉的东方女性,在大时代的熔炉里赴汤蹈火、百炼成钢的人间传奇!

  追寻她的足迹,记录她的生平,传扬她的精神,是一项困难而有意义的工作。随着能够回忆和谈论烈士事迹的知情者越来越少,这项工作更迫在眉睫了。

  于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曲折和努力,便有了这部打开在读者面前的以朱枫(朱谌之)为主人公的长篇传记。

  (本文为冯亦同著《朱枫传·引子》部分,该书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苗溪 2007-11-20 12:07

http://www.tianyablog.com/blogger/post_show.asp?BlogID=79229&PostID=890989

左为位于镇海中学校内的朱枫纪念馆,右为朱枫(朱谌之)像
左为位于镇海中学校内的朱枫纪念馆,右为朱枫(朱谌之)像
法庭上(由右至左)聂曦、吴石(低首写遗嘱者)、朱谌之、陈宝仓聆听死刑判决
法庭上(由右至左)聂曦、吴石(低首写遗嘱者)、朱谌之、陈宝仓聆听死刑判决被绑赴刑场的朱枫(朱谌之)
被绑赴刑场的朱谌之
吴石中将的副官聂曦上校被押赴马场町枪决的情形
吴石中将的副官聂曦上校被押赴马场町枪决的情形
聂曦被枪决后的照片
聂曦被枪决后的照片


岁寒 2007-11-20 13:02
唉,我从《老照片》上读过一篇文章,说是前几年有一位大陆人士(可能就是楼上那个帖子里的秦风)试图到台湾寻找朱枫的坟墓,可是朱枫在台湾的亲属死活不肯配合,而且还坚称朱是“X匪”。

铿尔 2007-11-20 13:56
引用第4楼岁寒2007-11-20 13:02发表的“”:
唉,我从《老照片》上读过一篇文章,说是前几年有一位大陆人士(可能就是楼上那个帖子里的秦风)试图到台湾寻找朱枫的坟墓,可是朱枫在台湾的亲属死活不肯配合,而且还坚称朱是“X匪”。 [表情]



意识形态不同么~唉~

残阳秋鹤 2007-11-26 22:19
这些照片看了让人心碎。。 现代文明啊,人类全体都该下地狱,杀害同类的生物不下地狱谁该下地狱? 我坚信天堂中只有植物。 应该呼吁大赦国际禁止对谍报人员执行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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刽子手也真无耻,看聂曦的伤口,他临死前很痛苦。 因为没有一枪是一弹致命,而且很有可能死于张力气胸,腹部中弹,不过是让人疼痛难忍,而半张的嘴巴暗示这右胸中弹后的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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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美国捕获前苏联著名间谍,阿贝尔。。。(春天十七个瞬间)中主人公的生活原型? 阿贝尔守口如瓶,拒不招供,但是没有被处死,后来换俘回到苏联,可惜苏联对他也不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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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中国对谍报人员关爱不够。不知道上面这个事件中央和老毛有没有想尽一切,注意俺说的是一切办法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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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天下所有人有宽容心,少一点怨恨

苗溪 2007-11-26 23:51
引用第6楼残阳秋鹤2007-11-26 22:19发表的“”:
刽子手也真无耻,看聂曦的伤口,他临死前很痛苦。 因为没有一枪是一弹致命,而且很有可能死于张力气胸,腹部中弹,不过是让人疼痛难忍,而半张的嘴巴暗示这右胸中弹后的呼吸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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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意思,鹤鹤好像是医生啊,说句题外话,可否去聊天版看看那个丈夫拒绝手术致使妻子死亡的帖子,从医生的角度你怎么看。谢谢。

残阳秋鹤 2007-11-27 00:06
这个我们已经在俺的小说论坛闲情寄偶中有过讨论,有兴趣可以看这里
http://canyangqiuhe.uu1001.com/read.php?tid=198&page=1&fpage=1
从4-9搂就是聊得这个事

苗溪 2007-11-27 00:23
引用第8楼残阳秋鹤2007-11-27 00:06发表的“”:
这个我们已经在俺的小说论坛闲情寄偶中有过讨论,有兴趣可以看这里
http://canyangqiuhe.uu1001.com/read.php?tid=198&page=1&fpage=1
从4-9搂就是聊得这个事 [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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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阳秋鹤 2007-11-27 01:10
啊,怎么回事? 咪咪说已经开启了啊 (咪咪就是穆阑)我去问她

苗溪 2007-11-27 02:00
引用第10楼残阳秋鹤2007-11-27 01:10发表的“”:
啊,怎么回事? 咪咪说已经开启了啊 (咪咪就是穆阑)我去问她 [表情]

就是开启了啊,所以我需要知道邀请码呀。

残阳秋鹤 2007-11-27 02:10
咪咪说已经不需要邀请码了。。。只有提个问题,这样防止注册机器

残阳秋鹤 2007-11-27 02:15
嗯,俺试了一下,还是邀请注册。。晕,一会儿咪咪上来找她帮忙哈

苗溪 2007-11-27 02:45
引用第13楼残阳秋鹤2007-11-27 02:15发表的“”:
嗯,俺试了一下,还是邀请注册。。晕,一会儿咪咪上来找她帮忙哈 [表情] [表情] [表情]

嘿嘿,她一准呼呼啦。

穆阑 2007-11-27 10:29
已经可以注册了

苗溪 2007-11-28 09:51
又搜了几篇文章,第一篇对朱、聂是否交了人有疑问。

http://bbs.cjdby.net/viewthread.php?tid=194614
http://bbs2.xilu.com/cgi-bin/bbs/view?forum=jimsu&message=15160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751583/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484763010009fr.html

第一篇说聂交了吴,最后一篇说吴交了聂。

残阳秋鹤 2007-11-29 10:12
有没有哪位大侠帮忙给贴一下啊,俺实在是太忙了。。。如果帮这个忙,俺感激涕零。。。

铿尔 2007-11-29 11:16
引用第18楼残阳秋鹤2007-11-29 10:12发表的“”:
有没有哪位大侠帮忙给贴一下啊,俺实在是太忙了。。。如果帮这个忙,俺感激涕零。。。 [表情]



正想去冒充一下这个“大侠”呢,再一看,一个叫“MX”的大侠已经把事儿办了,
是苗苗吧?

苗溪 2007-11-29 11:23
引用第19楼铿尔2007-11-29 11:16发表的“”:
正想去冒充一下这个“大侠”呢,再一看,一个叫“MX”的大侠已经把事儿办了, [表情]
是苗苗吧?


岁寒授意的,这家伙自己又不去。
我看到那个博文下的跟帖最晚也是7月份的了,不知那位后人还会不会去了。

苗溪 2007-11-29 22:51
引用第19楼铿尔2007-11-29 11:16发表的“”:
正想去冒充一下这个“大侠”呢,再一看,一个叫“MX”的大侠已经把事儿办了, [表情]
是苗苗吧?

刚才过去那个博客看,我那个留言好像被删掉了

苗溪 2007-11-29 23:45
引用第22楼marienbad2007-11-29 23:06发表的“”:
[表情] 真的被删了,苗苗发的时候附上了论坛地址,大概博主拒绝其他链接吧。苗苗可以用新浪博客账号再发一次。

我在新浪没有帐号,有帐号的大侠再去贴一次?
这倒奇怪了,转载附地址是尊重原作者的体现,即使是转别的论坛的帖子,我通常也注明原址的,为什么要删呢?莫非他不喜欢内容?鹤鹤的观点又没有与他相左呀。

苗溪 2007-11-29 23:49
看其他留言,内容MS更敏感呢。

残阳秋鹤 2007-11-30 00:04
谢谢苗苗mari和铿铿岁岁。 好事做到底,再给贴一次吧。 不用链接看看。。。这个博克是何许人的哈? 有时候不一定是他故意删的,也许有毛病,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最新的帖子才七月。。。俺那里哪有敏感字眼啊? 那个再敏感。。。就是说大家都

yihong 2007-11-30 07:59
寻访1950年台北就义的地下党员朱谌之烈士遗骸


南方都市报

1950年在台北就义的中共地下党员朱谌之烈士遗骸寻访经历
这是一个寻找的故事。女儿寻找母亲,学者寻找历史,作家寻找英雄。
这是一场跨越数十年时空和海峡两岸的寻找,这场寻找,承载着太多亲情、政治、历史和民族的恩怨情仇。
1950年,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由于叛徒出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数以百计的党员被捕并遭杀害。其中最著名的地下党人,是原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吴石和他的联络员——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谌之(又名朱枫)。
49年后,台湾著名记者、民间历史研究者徐宗懋在尘封的资料中翻出了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并在台北向公众展出,在解严后的台湾引起巨大的轰动。
2000年12月,山东画报社《老照片》刊出徐宗懋的《战争后的战争》一文,披露了这段历史。这些首度在大陆刊载的照片,立刻引起了注意。随后,《老照片》收到朱谌之在南京的女儿朱晓枫的来信,那些老照片激活了她对母亲的思念与哀恸。
与朱晓枫同城的64岁作家冯亦同,这几年也在不倦地“寻找”朱谌之。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冯亦同在一本史料杂志上知道这个革命女性的传奇一生,立志为她写一本传记。
2003年2月7日春节期间,朱晓枫和丈夫以及冯亦同与徐宗懋在上海会面。在上海科技馆里,与朱家素昧平生的徐宗懋接受了朱晓枫的委托,寻找她母亲朱谌之的遗骸,这对他而言,是“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
徐宗懋最终没有找到这位烈士的遗骸,然而长达两年多的寻找,已让他饱尝历史与现实双重冲击的辛酸苦辣。他最后将这段经历的前因后果写成一篇长文,题目叫《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
今年4月,随着连战访问大陆,国共实现历史性和解,两岸关系迎来破局。在此背景下,这段一个台湾人寻找共产党烈士的故事

一个女儿的哀思
终于见到母亲临刑前的面容时,朱晓枫已经70岁了。而母女俩最后一次团聚,是在54年前。
她们的生离与死别都与台湾有关,但在1939年9月,朱谌之把9岁的女儿送进台湾少年团时,又怎会知道这一点呢?
这是台湾爱国人士李友邦将军创办的全国最著名的儿童抗日团体之一,在这里,朱晓枫一呆就是6年多,她学会了跳舞、唱歌和宣讲,14岁就入了党,能说一口流利的闽南语——这也是台湾给她最早的印象。
1946年2月,台少团解散,朱晓枫回到上海家中跟母亲团聚了三个月,这成了她一生中最幸福的3个月。那时,朱谌之在中共所办的一家纱布公司主管财务,每天中午,朱晓枫都去这家公司与母亲一起吃饭。
3个月后,朱谌之把女儿送到吴淞口一个渡船码头,给她一块金锁片,嘱咐她多写信,并把她的名字改成陈明珍,以防路上被国民党查获。这是母女俩最后一次见面。从这里,朱晓枫进入解放区江苏淮阴,后成为一名军医大学生。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正在华东军医大学的朱晓枫接到母亲从香港发来的信件,希望她到广州来见上一面。但朱晓枫却因纪律严谨不能请假,而错过这最后一次母女团聚的机会,这让她抱憾终身。
1951年,毕业分配到南京军区卫生部的她接到母亲遇难台北的消息,自此改名朱晓枫,作为对母亲的纪念(朱谌之又名朱枫)。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她只能在母亲留下的少数书信与照片里回忆母亲的温存。让她痛苦的是,清明节里想为母亲扫墓,但连可扫的墓都找不到。
这种失落怅惘在岁月流逝中沉淀成淡淡思绪,直到看到徐宗懋发表的那张老照片。

一段迷雾中的历史
“我一下子回到了50多年前的上海家中,母亲穿着在家里经常喜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一件毛绒背心,脸上仍是那样消瘦。我心里很难过,我在想,当时她脑子里,不知道在想什么,她可能在想我吧!但是,我说不出来。”照片中,朱谌之双手相覆,笔直靠在法庭栏杆前,看着正低头写遗嘱的吴石,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似乎她置身事外,身后团团簇簇的军警跟她毫无关系。这时死刑消息已经下达,马上即要五花大绑送往刑场。
“吴石案”是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制造的第一宗政治大案。1948年春夏之间,任国民党国防部高级将领的吴已经开始暗助中共,同意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并策反国民党军队。1949年6月赴台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前,吴特意将一对儿女留在大陆。不久,华东局特派地下情报人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进行联络。
刚到台湾的国民党面对飘摇政局,加强内部高压。1950年1月,中共台湾地下党负责人蔡孝乾被逮捕,随即叛变供出所有地下党员名单,其中四百多人被抓,书记以上未投降供出同志者悉遭枪决,中共台湾省工委会几乎彻底瓦解。
在吴石帮助下,朱谌之乘空军飞机从台北飞到仍在国民党控制中的浙江定海,准备坐船前去共产党控制的上海,被国民党保密局发现行踪,立即通知定海方面予以逮捕,几乎同时吴石亦被捕。在舟山沈家门羁押时,朱谌之从皮衣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四次把有二两多重的金属吞服,发现后被紧急送往台北抢救。
“朱谌之是国民党研究的一个活体标本,”徐宗懋说,“研究台湾政治史的人都读过台湾情治单位编印的内部教学材料《历年破获匪党组织叛乱案编录》,其中‘吴石案’综合检讨中对朱谌之颇多解析,甚至像是褒扬状。”
检讨说:“……(二)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朱谌之被杀害后,她的遗骸去向成了一个沉甸甸的谜。
与朱谌之同天就义的吴石中将,由其部下收尸入土。1975年吴石被大陆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夫人于美国病逝后,在世纪之交的一个吉日,其子女将父母骨灰遗骸一起奉回大陆,葬于京郊福田公墓。这越发让朱谌之后人想找到她的下落。

一批照片的重生
几乎每年春节,徐宗懋都会带孩子到大陆游玩,“培养他们对大陆土地的自然情感”。
徐宗懋从来不掩饰自己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强烈热爱与认同。
1980年从辅仁大学西班牙语专业毕业的徐宗懋,做过导游、广播记者,1983年底进入《中国时报》并一呆17年,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几次大的战争,从尼加拉瓜到洪都拉斯、利比亚、柬埔寨、埃塞俄比亚都留下了他的身影,他也成为台湾名噪一时的战地记者。
2000年他离开新闻界,创立了台湾文史工作室,开始投入他热爱的历史研究工作。“这些年‘台独’对中国历史的扭曲太严重了,我能做的就是从民间的角度来纠正这种扭曲。”
正是这种对历史的使命感使徐最终与朱谌之的故事结缘。1999年的一个夜晚,徐宗懋在一家报社的相片柜最底部翻出一个沾满灰尘的袋子,上面写有“奸伪”二字。打开以后,赫然看见的是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不过由于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公布过。后来,徐宗懋向该报购买了这批资料。
2000年,龙应台就任台北市“文化局局长”不久,即见到这些照片。颇想有番建树的她,决定以“文化局”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地下展厅举行特展。
“今天回头看,这是一个极为勇敢的决定,”徐宗懋说,“尽管过去10年台湾掀起一股平反风,尤其1993年六张犁公墓发现被枪决的左翼人士的坟地之后,过去白色恐怖的受害者也陆续公开站出来。但是,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某种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其结果必然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但这一关一定要过,一个强调人权是普世价值的社会必须要从自己最阴暗的地方开始,这个标准必须真正内外一致,否则那些漂亮的人权说词和承诺最终只是掩盖自己、打击政敌的工具罢了,过去的历史已反复证明了这一点。”

2000年8月,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参观《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特展,看着一幅左翼人士遭枪决的照片,神色凝重,旁边为“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
时任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同意了这项特展计划,并脸色凝重地出现在这个名为“1950年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展厅里。由于选题特殊以及新史料的出土,一时观展者云集,媒体亦作广泛报道。有人庆幸“没有出生在那个白色恐怖年代”,有人呼吁“但愿这历史的悲剧永不再来,让恐惧永远消失”、“愿今天台湾的人民记取教训,放下仇恨一页”,有人反思“这是中国人的不幸,为政者不可不慎,勿以众生为刍狗”。
事实上,反应最激烈的是“台独分子”。长年来,他们一直宣扬过去反抗国民党的都是“反抗外来政权”,但这项展览除了强调尊重人权之外,客观上也指出了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即两岸分裂是源于国共内战的民族创伤,颠覆了“台独”的论述。为此,“台独分子”连续几天在纪念馆外示威抗议,说展览“扭曲历史真相”,还对龙应台进行了诸多人身攻击。
“看来揭露历史真相确实会引发情感的挣扎,带来痛苦超过带来慰藉,但如果社会要继续前进,只能不断面对过去的痛苦,并在沉淀中获得心灵的解放,取得真正的进步。”
而这种面对、沉淀和进步,正是徐宗懋一直在努力想要达到的效果。


1946年5月,朱晓枫与母亲的最后一张合影

一个作家的寻找
就在徐宗懋发现那批老照片的数年之前,南京作家冯亦同也开始了他寻找朱谌之的历程。
今年10月,冯亦同刚刚完成朱谌之传记的写作,20万字。“最早我给书起名就叫《寻找朱枫》,我寻的是朱枫的精神,寻的是一个富家知识女性为了理想而慷慨悲歌的历程。”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冯亦同在一家史料杂志上开始知道这个革命女性的传奇一生。
朱谌之,原名朱枫。1905年出生于镇海名门,1921年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参加过“五卅”运动。1927年远嫁镇海籍沈阳兵工厂大技师陈某续弦,3年后生下朱晓枫。“九一八”事变后,全家回镇海居住,翌年夫病故。抗战爆发后加入中共领导下的新知书店(三联书店的前身之一)做书刊邮购、会计等,其间与同在书店工作的共产党员朱晓光结合。
1945年入党,1949年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去台湾的吴石重新建立联系,挑选了朱谌之作联络员,因为朱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其丈夫王昌诚人在台湾,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1950年1月14日,朱在台北发信给上海友人,称“凤将于月内返里”,孰料半个月后蔡孝乾被捕,“凤”从此不返。
那时,冯亦同在南京市作协主持日常工作,有意组织作家撰写朱谌之传记,但最终未实施。几年后,《战争后的战争》一文及朱谌之冷对法庭的附图,因其“强烈的现场感”,让他“活生生看到了一个坚定革命知识女性在特定年代的慷慨悲歌”。他当即决定亲自为心中的女英雄立传。
“可以说,徐宗懋给了我追寻英灵的一把钥匙,也是我非常重要的线索人。虽然由于两岸体制与意识形态不同,造成我们的立场与观察角度不完全等同,但我们的寻找是共同的,那就是还原朱谌之,给后人予慰藉。”
三方会面寻找开始
走进那片破败的公寓区时,徐宗懋匆忙的脚步开始滞缓。他按照地址,按响了一间房屋的门铃。一个穿汗衫的老头打开房门,一股酸腐气味随之溢出,可以看出这是一间狭〉木邮遥律杓蚵⒂行┰勇摇!扒胛誓峭跗酉壬穑俊毙熳陧省!笆前。惺裁词拢俊崩险咭豢诖空谋本┣弧!澳郧笆遣皇窃诰翊ぷ鳎俊薄懊挥校 ?/span>
徐宗懋热腾腾的心霎时被浇熄了,而就在他来这之前,他还兴奋得差点给朱晓枫打电话,说他找到了一个和她姐夫同名的人。他想那可能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了。
2000年和2002年,徐宗懋把这些照片和相关史料相继披露在山东画报社《老照片》和《凤凰周刊》上。
《老照片》主编冯克力回忆起当时说,在编发稿件时也有些忐忑,毕竟大陆媒体从未有详细披露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被破坏的经历。但他和同事激烈讨论后,倾向认为“把这段史实如实披露,还是对应了海峡两岸包括国共两党寻求和解的大趋势”,最后以标题《战争后的战争》发表。
“结果不但没有任何负面反馈,《老照片》读者还评出这是他们最近一年来最喜欢的文章。”冯克力说。
《老照片》随即便收到了朱晓枫的来信,2003年2月6日,朱晓枫和丈夫以及62岁的南京作家冯亦同从南京赶到上海。同一天晚上,徐宗懋赶到上海。
这是一个没有太多阳光却温暖喜庆的春日,几年后双方都还记得当时的场景以及天气状况。在崭新的上海科技馆里,徐宗懋一面给两个孩子讲解,一面和朱晓枫三人交谈。很奇怪,他们都觉得对方已经是自己的多年老朋友。
朱晓枫对徐宗懋说:“我已经老了,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死前能迎回母亲的遗骸。”

朱晓枫告诉他,朱谌之曾寄居在台北女儿阿菊(又名陈志毅,是朱谌之前夫与其原配所生)家中,被害后,应该是阿菊丈夫王昌诚(又名王朴)收的尸。两岸关系松动后,朱晓枫曾数次托人寻找,这些友人查到王昌诚25年前警务处宿舍的电话及地址,不过造访时才发现该处早改建为公寓大厦;此外他们也查过台北几百座政治犯墓碑中并无朱谌之的名字,因此追查姐夫王昌诚一家的下落成为唯一线索。
朱晓枫写下一张委托书:“……代寻姐夫王昌诚(王朴),约1945年前后赴台,1950年任台湾警务处电讯所主任。姐姐陈志毅(又名陈婉如、陈远馨、陈莲芳),1920年10月5日生,……。”
回到台北后,徐宗懋据此向台北“市府”申请寻人,市“警察局公共关系室”受理。大约两周后,承办人员来电,说他们过滤了16个“王朴”的名字后,发现其中一位年龄与省籍背景的老人相当符合陈述,并将其人的住址传真给徐,于是便有了本小节开头的那一幕。

迟来40年的纪念
通过户政登记查找遇阻后,“在没有其他有效资源和无钱聘请私人侦探的情况下,只能诉诸媒体了”。一个多月后,徐宗懋带领台湾TVBS电视台记者来到南京,在朱晓枫家中进行拍摄。
2003年台湾《中国时报》发表《返乡安息朱晓枫寻母遗骸》,同日,TVBS电视台播出对朱晓枫专访,随后两岸一批媒体转载。
但就像几颗石子丢进大海,徐宗懋没有接到一个反馈电话,台湾社会上似乎也没有反响,“也许,在经历多年反共宣传之后的台湾社会,还不知道怎么面对这种通过媒体公开寻找当年中共地下党员的做法,大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
大陆方面,善意的人们却焦急得不想再多等了。北京有关部门开始征求朱晓枫的意见:遗骸迎回大陆后,是安葬故土还是选择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朱谌之故乡浙江镇海中学的校长也打来电话,希望烈士能回到她出生的地方。1995年,朱谌之少女时代的书房并入镇海中学校区,立名“朱枫烈士纪念楼”,以供后人缅怀。
只有朱晓枫和她的家人才明白这些意味着什么。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谌之家属颁发了《革命烈士光荣证书》,但此前朱谌之的入党介绍人、新知书店负责人徐雪寒给朱晓光书信一封,内云“有关同志认为台湾未解放前公开纪念她是不相宜的。我也这样意见”。
当各种政治运动席卷全国的时候,身为国际书店总经理的朱晓光亦被打倒、揪斗,抄家者闯进他家将朱谌之珍贵的遗物查抄带走,还说:“有人在台北街头看见朱枫跟国民党军官手挽手地走路,她已成了国民党的特务……”
“这时父亲的处境非常危险,经常被揪到不同地方批斗,随时可能被打死。回家时,他就跟我们几个孩子说,如果哪天他失踪或死亡了,一定要坚信烈士妈妈绝对是真正的烈士。”朱晓光的女儿朱月回忆说。
朱晓枫一直珍藏着母亲的一张照片。离港潜台前1个月,朱谌之身穿浅色短袖旗袍,面颊丰腴,眼含笑意,静静坐在一张铺着方格台布的茶几旁定格了这个瞬间。这时她已经决定放弃原先与家人团聚的计划,奉命前去台湾接受新任务。在照片背后,她写下几行小字:
她已深深体验着:
“真实的爱”与
“伟大的感情”,
从此,
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文革”期间,朱晓枫因在台湾少年团呆过也受到“一般性审查”,但她无法忍受对母亲声名的污辱,开始写信给组织要求予以澄清。直到1983年4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调查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肯定“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并指出“十年动乱期间,凡对朱枫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该一律推倒,凡因由于对朱枫同志的诬蔑而遭到牵连的亲属,在政治上应恢复他们的名誉和享受应有的政治权利”。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隆重举行。

找到了彼岸的姐姐
2003年12月,深秋的太阳照在台北马场町纪念公园里那块突兀隆起的绿色土丘上。一个北京来的中年男子缓缓走近,他看到了刻在大理石碑上的碑文:
1950年代为追求社会正义及政治改革之热血志士,在戒严时期被逮捕,并在这马场町土丘一带枪决死亡。
现为追思死者并纪念这历史事迹,特为保存马场町土丘,追悼千万个在台湾牺牲的英魂,并供后来者凭吊及瞻仰。
在六张犁公墓,中年男子问管理人员:“这里有叫朱谌之或者朱枫的吗?”
这名男子是朱晓枫在北京的大女婿,他利用赴台访问机会代岳母实地凭吊、缅怀。朱晓枫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实现这个愿望。她其实是对寻找母亲遗骸不抱什么希望了。
2005年2月,徐宗懋突然想到了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林正修,他曾投身社会运动,去年底辞去台北市“民政局长”职务。徐宗懋觉得,除了他熟识户政管理人员,现在无官一身轻之外,还有他生性仗义执言,爱好文史,过去也举办过许多白色恐怖受难者的纪念活动,完全理解自己的追求。
“当时我有一种莫名冲动和预感,觉得这次会有突破”。果然春节后不久,林正修带来好消息:王昌诚已经过世,但陈莲芳(即阿菊)还在,他找到了。
4月19日大早,两人在一家老人健康疗养院门口碰面。林正修出示一份户籍资料影印件,上面写着:“陈莲芳,出生地:浙江省镇海县,父:陈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诚(殁)”这正是徐宗懋要找的人。
两人来到疗养院4楼,小姐客气地把他们引到一间复健房,阿菊正坐在健康椅上,从资料上显示她85岁了,可看起来脸色红润。林正修马上几句嘘寒问暖,老太太也以和颜悦色相报,接着跟他们到另外一间无人的小礼堂去谈。徐宗懋开门见山地说:“我受您的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我没有妹妹!”徐宗懋解释:“她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呀!”
“老太太好像一时还转不过来,觉得我提的名字很陌生,同时脸色变得凝重,变成面对来路不明人士的警惕。”徐宗懋便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老太太马上回应:“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徐宗懋赶紧从包里拿出朱晓枫的委托书。老太太看着上面有自己的名字,若有所思,脸色也渐渐缓和下来。她已经记起朱晓枫这个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过,她那时候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
这段往事开始在两人间架了一道桥梁,徐宗懋继续追问最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前来的唯一目的:“朱谌之被枪决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老太太说:“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那您妹妹来台湾,您会见她吗?”徐宗懋又切换了话题。老太太犹豫了,随后说她的女儿在公家做事,怕会影响到她。
“我清楚感到老太太心中有一道墙,一道钢铁般的墙。我何德何能,能够熔化或穿越那道墙。”话实在说不下去了,徐宗懋二人只好告别。

yihong 2007-11-30 08:03
香港《亚洲周刊》
  原题:追寻“匪谍”沧桑 探索国共和解
     一个女共产党员在台湾的身后事  

(从1949年开始,国民党在台湾枪决了数以千计的中共地下党员及左翼异见人士,甚至牵连了一些与政治无涉的老百姓。2000年,还是台北市市长的马英九,曾积极推动有关“白色恐怖”时代的回顾与反思,追溯当年被国民党枪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的历史,为逝者的亲人寻找先人骸骨提供方便。作为一名台湾的新闻工作者参与其中,本文的作者意外地发现了当年许多震动人心的秘密。)
  徐宗懋

  如今,两岸新世代大多忘却了你死我活的年代,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两岸人民不能再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要成为两岸和平双赢的推动力量。
  1她在台湾被判死刑
  上世纪50年代初,数以千计的中共地下党员在台湾被枪决,朱谌之(1905年~1950年)是其中的一位。
  2001年,我在大陆的《老照片》系列书籍中发表了文章《战争后的战争》,写的是1950年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被摧毁的惨烈过程,尤其著名的是,在“吴石案”中,国民党原“国防部”次长吴石、副官聂曦、原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共华东局派遣人员朱谌之,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随后被送往马场町枪杀。
  相关的照片首度刊载在《老照片》里,立刻引起注意。2002年,《老照片》的编者收到朱谌之在大陆的女儿朱晓枫的来信:
  “一年前,我看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第16辑中的一幅照片,照片真实地记载了我母亲朱枫(朱谌之)1950年在台湾临刑前受审的场景。这是我在50年后第一次看到当时的情景,一时间感慨万分……照片中的母亲,穿着一件在上海家中经常穿的小花旗袍,上身加了一件毛线背心,面庞仍然是那样的消瘦,身影仍是那么熟悉。照片中的母亲已面临死神,但她是那么镇定自若……她长期做着时刻有生命危险的地下工作,曾两次被捕,经受了严刑拷打以致拇指伤残,但信念始终坚定如初……母亲在全国大陆即将解放、为执行任务赴台前,在书信中盼望同家人团聚;在给我的3封信中,第一封信要我寄照片给她(因为工作,母亲已与我几年未见);第二封信要我近期到广州,等她从香港来见上一面;第三封信说她已要出发赴台,个人的事先放一放……母亲重感情,但能为了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母亲牺牲在全国大陆已经解放的1950年,她一天也没有享受过解放后的幸福生活,更没有盼到与家人团聚。”

  2血淋淋的老照片
  那时,我还没有告诉朱晓枫,她看到的那些老照片是如何与世人见面的。
  1999年,我为了编辑《二十世纪台湾》画册,在许多单位的档案室搜寻有价值的历史照片。一天晚上,我在一家过去很有影响力的报社的相片柜底部找到一袋沾满灰尘的照片。打开袋子,赫然看见一批血淋淋的枪杀照片,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发布时间是1950年。这些照片是“国防部”发往特定新闻单位,以便刊在报纸上作为警示之用,或许画面过于血腥,绝大部分均未曾公布。后来我向该报购买了这批珍贵的照片,还不确定能否以某种形式向外公开。
  2000年,我向台北市“文化局”局长龙应台提到此事,把照片给她看,最后决定以“文化局”的名义在“二•二八纪念馆”的地下展厅举行特展。这是一项极为勇敢的决定。台湾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能客观看待不同政治颜色的献身者的程度,在长达50年滴水不漏的反共教育后,把共产党员以正面形象展示出来,无论其中强调何种人权或人道思想,结果都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但我们觉得这一关一定要过,一个强调人权的社会必须要从自己最阴暗的地方开始,否则那些漂亮的人权说词和承诺最终只是掩盖自己、打击政敌的工具。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次展览打破禁忌,客观陈述了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大肆枪杀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历史。由于选题特殊且披露了新史料,这个展览被媒体广泛报道,展览场每天都挤满了观众,说这是该纪念馆开馆以来影响最大的一次展览,应该不为过。
  参观者的留言板上出现了大量感言,也出现了许多立场殊异、相互抨击者,有人说这是替共产党讲话,也有人说这是用另一种方式帮国民党脱罪。反应最激烈的是支持台独的人,因为展览客观地指出一项基本的历史事实,两岸分裂是源于国共内战的创伤,颠覆了台独的论述。为此,台独分子连续几天在纪念馆外示威,说我们“扭曲历史真相”,还透过他们掌控的政府机器施压,对龙应台进行了诸多人身攻击。
  揭露历史真相确实会引发情感的挣扎,带来的痛苦超过慰藉,但如果社会要继续前进,只能不断面对过去的痛苦,以获得心灵的解放,取得真正的进步。
  3400多名中共党员在台湾被抓
  据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记载,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共高层由延安派台籍高级干部蔡孝干任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赴上海组织相关干部。从1946年4月起,首批干部从上海搭船进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干在当年7月进入台湾,陆续成立了“台湾省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等组织。
  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保密局”逮捕了“台湾省工委会”委员陈泽民,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逮捕了蔡孝干。意外的是,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拥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蔡孝干在一周内供出了所有同志,造成400多名中共党员被抓。国民党政权使出流血肃清手段,书记以上未供出同志者悉遭枪决。  朱谌之也是被蔡孝干供出的。她由大陆来台湾与吴石接触,取走了吴石转交的重要军事资料,向蔡孝干报告工作。后在吴石的安排下,朱谌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其控制下的浙江定海,准备搭船前往已由共产党掌握的上海。“保密局”得知情况,立即拘留吴石进行调查,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回台湾。
  4“母亲的遗骨能从台湾回大陆吗?”
  2002年,朱晓枫透过媒体写了一封信给我,感谢我提供关于她母亲朱谌之在台湾的详细报道和珍贵的照片,并问我能否协助寻找她母亲的遗骸,希望将先人的骨骸或骨灰迁回大陆。我感觉这件尘封已久的旧案可能会变成我的新任务,一个不可承受之重的情感任务。
  2003年春节,我带着家人到大陆旅游,在上海停留时,朱晓枫和她先生以及作家冯亦同由南京赶来看我。74岁的朱晓枫说,自己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迎回母亲的遗骸,此外,她还提供了一篇朱谌之的友人陈修良在大陆写的文章。
  陈修良的文章说,朱谌之本名朱枫,出身浙江镇海名门,就读宁波女师时积极参与学生活动,毕业后远嫁东北一富裕陈姓人家,此前,丈夫与原配已有子女数人,朱谌之又生下女儿陈悼如(后改名朱晓枫)。后来丈夫过世,朱谌之带着女儿回到镇海,与后来加入共产党的革命青年朱晓光结婚。
  抗战爆发后,朱谌之跟着丈夫朱晓光,在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因干练被派往上海、桂林等地,从事左翼文化宣传活动。1944年,朱谌之在上海遭汪精卫逮捕,不久获释,第二年,朱谌之加入共产党。1948年她被派往香港。1949年,中共华东局为了与去了台湾的吴石重新联系,要找一位适当的人选,他们选中了朱谌之,因为她前夫的女儿陈志毅与丈夫王昌诚在台湾,具有一定的社会关系。
  朱谌之突然接到上级的这项命令,只好取消返回上海的计划。
  据朱晓枫提供的情况,朱谌之当年寄居在女婿王昌诚(王朴)、女儿陈志毅的家中,如果收尸,应是王昌诚去。王昌诚一家的下落成了惟一的线索。
  受朱晓枫之托,我开始寻找王昌诚的下落,一开始只能从户政登记着手。我拿着朱晓枫的委托书,向台北市政府申请寻人,大约两周后,承办人员来电说,他们过滤了16个“王朴”,发现其中一位的年龄与省籍背景相当符合我的陈述。对方将这位“王朴”的住址传真给我。
  那天夜晚,我怀着万分期待的心情,循着地址找到一家专门安置贫穷老人的公寓。按了门铃之后,一个穿着汗衫的老头应门。那是一间狭小的居室,从门外可以看见房里有些脏乱。“您是王朴先生吗?”“没错,有什么事?”老头一口纯正的北京腔。“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务处工作?”“没有!”我心中的火焰顿时被浇灭了。
  5找到了王昌诚的夫人
  这次寻人受挫刺激我要继续下去。既然媒体具有强大的力量,我不妨改由媒体着手。2003年8月,我在台湾《中国时报》大陆版上发表长文详述此事,同时在电视台播出了对朱晓枫的访问,海外与大陆一些主流媒体也做了转载。
  不过,我还是没有收到王昌诚的任何消息。难道他们已移民海外?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王昌诚的家人读到了报道,但不愿出面。
  这段时间,我经过南京时,常和朱晓枫、冯亦同小聚。我说寻人的事毫无进展,实在抱歉,朱晓枫好像反而看开了,提到她母亲时反而有一股宽慰与笃定。
  为了追寻朱谌之的下落,我发出了许多报道,意外地使朱晓枫获得了更多关切,朱谌之也被赋予诸多荣誉,朱晓枫的内心已有一般人所没有的满足。母亲将流芳史世,永远活在世人心中,骨骸在哪里似乎已不那么重要了。
  今年2月,我突然想到托台北市前任“民政局”局长林正修帮忙。此君熟识户政管理人员,曾投身社会运动,生性仗义,举办过许多纪念“白色恐怖受难者”的活动。我有一种莫名的预感,觉得这次会有突破。
  果然,春节后,我接到正修的电话,说王昌诚已过世,不过陈莲芳(陈志毅的别名)还活着。王昌诚为朱谌之收尸,陈莲芳当然知道朱谌之葬在哪里,找到陈莲芳就意味着解开谜底。经过3年的寻求,答案终将出现。
  正修查出,陈莲芳白天待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里,晚上才回家。于是,一大早我们就在这家疗养院碰头,他向我出示了一份户籍数据的复印件,上面写着:“王陈莲芳,出生地:浙江省镇海县,父:陈傅良,母:朱氏。配偶:王昌诚(殁)”陈莲芳正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们上了4楼,告诉医护小姐我们要找陈莲芳,小姐客气地引我们到一个房间,老太太坐在一把健身椅上。根据资料,她已有85岁。擅于处理群众关系的正修马上几句嘘寒问暖,老太太也以和颜悦色相报,接着跟我们到另外一间无人的小礼堂去谈。我开门见山地说:“我受您的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老太太脱口而出,“我没有妹妹!”我解释说:“她是您同父异母的妹妹呀!”老太太好像还没明白,脸色变得凝重。于是我提到她的继母朱谌之,她马上说:“朱谌之跟我没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我于是赶紧从包里找出朱晓枫寻人的委托书,老太太看着委托书上的一堆名字若有所思,神色趋缓,她已经记起朱晓枫这个小妹妹:“我跟她不太熟,不过,她那时好像不是用这个名字。”
  这段往事在我们之间架了一道桥梁,我继续追问最重要的事情:“朱谌之被枪杀后,是您的先生收的尸?”老太太说:“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您知道埋在哪里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6疏忽了关键人物
  我的失望可想而知。我再问:“如果您妹妹来台湾,可以来看您吗?”老太太犹豫了,随后说她女儿在公家机关做事,怕会影响到她。我清楚地感到老太太心中有一道钢铁般的墙。话实在说不下去了,我只好告别。
  照陈莲芳的说法,现在问题又回到了当时的行刑单位、验尸的法医等,这些单位必然留下某些记录。正修说:“林郁芳是我的亲戚,他的助理可以跟‘国防部’查阅数据。”林郁芳是亲民党籍的“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委员。
  我回到办公室,还是感到不对劲,好像少做了什么。过去我一直把重点放在朱谌之和王昌诚上,没有考虑到陈莲芳。我突然想起来,朱晓枫曾提到陈莲芳的大姐陈兰芳还活着,身体不好,一直躺在床上,渴望见到妹妹,还写了一封信给她,但无处投递。朱晓枫复印了这封信给我,还让我翻拍了一些她们小时候在东北的照片,里面有陈家的全家福。此刻,这些东西都变得极有意义。
  我马上打电话告诉在南京的朱晓枫与冯亦同。在电话那头,朱晓枫说:“我跟她不太熟,可北京的陈兰芳是她的亲姐姐,陈兰芳88岁了,很希望能见她一面。”冯亦同的话更有含义:“找到还活着的人比死去的人还有意义。”我似乎也想明白了,陈家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盼着团圆,现在知道彼此还活着,岂不喜极而泣?
  于是我又赶回疗养院,陈莲芳和其他老人正在教唱室里唱歌,我耐心等着,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过了一阵子,老太太出来了,这回她显得亲切了许多。我拿出她童年时在东北的全家福照片。她说:“你怎么有这个……”接着凝视着照片,久久不能言语。慢慢地,她开口说起东北的事情,谈起了她的父亲。我说她的两个哥哥已经过世,可姐姐还在,身体不好,希望死前能见她一面。她显得惊讶,露出高兴的笑容,不过对于双方重新联系这件事却迟迟无法决定:“主要还是怕影响到我女儿,让我再考虑一下。”至此,老太太已不把我当外人,用惆怅的口吻谈到家里的事,谈到过去的事:“那些名字都是我的化名……”
  7两岸特工居一家
  听到这话,我脑袋里一片空白。后来几天我一直在骂自己笨,怎么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如正修告诉我,透过户政档案是找不到王昌诚和陈莲芳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想让人找到。两岸相互探亲通商已经快20年了,可王昌诚夫妇从没回过大陆,甚至刻意躲避亲人的寻访,发生在那个杀伐时代的事,正是一个共产党特工寄居在国民党特工的家中以执行重大任务,而两人是母女关系。我回想陈莲芳说的一些话,恍然大悟。
  其实,陈莲芳的忧虑在今天早已不成问题,问题是我们没办法让任何人的人生重来一遍。接下来的几个月,我来往在两岸间。事情已彻底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原本我向陈莲芳承诺,如果她不愿意,我不会把她的电话和地址交给北京的姐姐,但后来我违背了这个承诺,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阻绝亲情的权利,她们姐妹的任何事情都应由她们自己面对面来决定。
  据我所知,陈兰芳后来打电话到陈莲芳家,得到的是“没这个人”的回答。由于我的无能,原本家庭团圆的喜剧最终没有促成,也由于自己的食言,我再也没脸回去问陈莲芳任何事,只是偶尔想起小学时的课本:“海峡的水静静地流,上弦月啊月如钩,勾起了恨,勾起了仇……”我们曾经被这样灌输,两岸中国人流的鲜血好像只是为了换来更多的仇恨,这绝非流血的人所愿,我相信他们一定愿意自己的生命能换来更宽广的世界,敞开的心胸,宽容的情怀,一个理性与法律超越个人权力欲念的中国……
  8 陈莲芳为什么没去收尸
  台湾“国防部”对于我们通过林郁芳委员提出的档案查阅申请做出响应,还派人拿着原始文件亲自前来说明,其中确有新发现。
  与朱谌之骨骸下落有关的文书有两份,一是1950年9月底陈莲芳写给“军法局”局长的一封信,请求领取母亲朱谌之的遗骸和遗物,此时离朱谌之被枪杀已有3个多月。不久,“军法局”发给陈莲芳一份公函,同意所请。
  “国防部”根据这两份文书回函林郁芳“国会办公室”。他们觉得陈莲芳已领回了朱谌之的遗骸,不过他们也承认,没有发现陈莲芳签署的遗骸和遗物的领据,而吴石案中枪决的所有人士的遗体和遗物,都由其家属签下领据领回。
  我跟陈莲芳本人谈过话,加上眼前的文件,已经可以拼凑出大致的真相。我认为陈莲芳确实没有领回遗骸和遗物。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被枪决后,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然后埋在台北某处。3个月后陈莲芳写信向“军法局”陈情,希望领回继母的遗物和遗骸归葬大陆故里,“军法局”也同意了,但她改变了主意。为什么?是什么事或什么人阻止了她?到底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她自己也被牵连了吗?还是她的政治信仰最终战胜了亲情?
  我已经没有能力再追下去了,因为历史毕竟不能重来。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这个单位早已没了,相关文件也不知去向。
  到后来,我发觉自己真正追寻的并非朱谌之的遗骸,而是试图回答许多中国人心中都有的疑问,那是所有愿意付出生命让下一代活得更好的中国人都曾问过自己的问题。
  本来在这件事上,我的工作已画上句号,但是冯亦同建议我把整个过程平实无误地记下来,作为对中国社会的交待。10多年前,流行音乐制作人童安格有一首传遍大街小巷的歌《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作为落笔后的心情,我倒觉得应该是“其实我们懂得彼此的心”。


1939年,朱枫烈士与女儿摄于金华旅馆

yihong 2007-11-30 08:06


女钱之江,朱谌之。
1950年6月10日,戒备森严的台北街头笼罩着一片恐怖气氛。
  
  16时30分,阴霾低垂、空气肃穆的马场町刑场上,一位中年女子昂首挺立。微风吹乱了她的长发。罪恶的枪口开始向她瞄准。接着,人们便听到她一阵动地惊天的高呼:
  
  新中国万岁!
  
  人民解放万岁!……
  
  这位被台湾国民党当局称之为“当代特大间谍案”的女主角,身中七弹,英勇地倒在血泊中。她就是女共产党员、中共华东局情报部派遣的“秘密特派员”朱枫。
  
  这一年,朱枫只有四十五岁……
  
  
  受命入台
  
  20世纪40年代末,一场摧枯拉朽的风暴席卷中国内地。继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挥戈南下,横扫各路顽敌。仅仅几年光景,一个曾经由国民党统治的万里江山便成了人民的天下。
  
  然而,兵败内地的国民党军队并未被彻底消灭。他们加紧了对孤岛台湾的控制。台湾成了蒋家王朝的最后巢穴。由于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台湾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国民党军政上层机关里的一些“内线”与中共的联系亦被切断。
  
  高层领导当即决策,尽快取回重要军事情报,为解放台湾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经过研究,这项任务落到了朱枫的肩上。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从香港维多利亚码头登上了一艘开往台湾基隆的“风信子号”客货海轮。
  
  朱枫,又名朱谌之,早在1925年就在宁波竹洲女子师范参加过爱国反帝学生运动。1937年,她积极参加了浙东的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2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调到情报战线,在上海、香港做党的地下工作。
 母女团聚
  
  朱枫这次赴台,是以探望女儿一家作掩护的。
  
  “风信子号”海轮自香港启程的三天后,也就是1949年11月27日午后,终于在台湾的港口基隆靠岸。
  
  女儿、女婿,还有妹妹和妹夫,早就在码头迎候她这个远客了。
  
  这天晚上,她就住在女儿、女婿的家里。人们都已散去。夜深人静,涛声入耳。她久久难以入睡。
  
  她想到了这次来台的任务。为了取回并转送高级军事情报,确保任务的完成,根据组织上的要求,她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中共方面,是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的书记“老郑”(蔡乾);国民党方面,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吴墨非)。从这一天开始,一场不动声色的战斗就要在敌人的巢穴中展开了……
 虎穴忠魂
  
  朱枫到台湾后转送的第一批绝密军事情报,迅速通过香港传递到内地,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负责同志的手中。
  
  1950年1月上旬的某一天,这些绝密军事情报送到了毛主席手中。
  
  毛泽东默默翻阅着,面色沉稳而又严峻。特别是那份《关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主席一边看,一边在上面用红蓝铅笔标上不同的记号。怪不得最近各地土匪活动猖獗,原来是这位蒋总裁在那里同我们捣鬼呢!主席一阵自言自语后,很感兴趣地问作战部长:“这样机密的情报,你们是怎么搞来的哟?”
  
  “报告主席!”作战部长神情严峻,即刻答道,“是华东局情报部专程派人送来的。他们最近派去一位秘密特派员,而且还是个女同志,与国民党军队的一位上层人士‘密使1号’接上了头。这情报就是那位上层人士提供的。”
  
  “哦,”毛泽东十分认真地听完,看样子很高兴。“这位秘密特派员,还有那位国民党军队中的‘密使1号’,都很能干哟!我建议,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哟!”
  
  “是,主席!我马上向总参传达您的指示。”
  
  作战部长正要转身离去,又被毛泽东叫住:“慢走,我要亲自写几句话给你带去。”
  
  只见主席沉吟片刻,便坐到办公桌前,挥笔在红竖格信纸上写下了几行苍劲的大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主席写好这几句话,交给作战部长:“你回去,别忘了给他们记功哟!……”
  
  
  风云突变
  
  不知不觉,朱枫到台湾已有两个多月。这一天是2月2日,一年一度的春节就要到了。
  
  朱枫来台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按照上级的秘密指示,她准备尽快返回香港,返回内地。
  
  就在此时,吴石将军派他的副官前来紧急约见,对她道:那个化名“老郑”的地下党工委书记,已于一周前被国民党的“国防部保密局”抓获。现在,他已全面招供……而且首先供出“那边”过来的秘密特派员就是你朱枫……
  
  “是吗?”朱枫的脑海里不由地一阵嗡嗡作响,思维一片混乱。
  
  “当局随时都可能对您下手。情况万分紧急,您必须立即转移!一刻也耽搁不得!”副官道,“将军的意思,让您先到阿里山大酒店住下,他再慢慢想办法。”
  
  在突变的风云面前,朱枫迅速镇定了下来,混乱的思维也开始逐渐清晰。
  
  她马上给女儿、女婿留下一张字条,然后便迅速离开,转移至阿里山大酒店。
  
  到香港的空中、海上航线,已全部紧急封航。只有一架军用运输机后天飞往舟山群岛中的定海机场。那里离朱枫的家乡镇海很近,还有她的一位老同学可以掩护……看来,也就这么一条路了。
  
  吴石将军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样,朱枫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2月4日傍晚搭乘这架军用运输机,离开台岛,飞赴舟山……


  
  
  秘密接头
  
  到台湾的第二天,按照预先的约定,在一爿古色古香的茶食楼上,朱枫与“老郑”接上了头。“老郑”向她报告了台湾工委在西海岸发动群众、组织秘密武装的情况。同时还把工委掌握的一些绝密情报交到了朱枫的手中,并表示:工委将进一步开展工作,把接应大军入台的事情做好。
  
  一个星期后,她又与吴石中将取得了联系。
  
  吴石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骨干分子。解放战争期间,曾为中共地下组织提供了大量的绝密情报,同时还经常掩护中共地下党工作,为解放军胜利渡江、解放上海做出过巨大贡献。上海解放前夕,又被调来台湾工作,代号“密使1号”。入台后,他很快升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在将军的书房里,他起身走向书房的北墙,掀开了一个钉有蝴蝶标本的镜框,露出了墙上的秘密小保险箱。他迅速拧动钢门上的密码刻度盘,打开保险箱,从里面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她的手里:“朱谌之同志!这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国军’现有陆、海、空部队的番号、代号,各部队的官兵人数;火炮、坦克、装甲车等重大火器并各类枪械、弹药的配备、库存数量;三军战斗部队团以上军官、主要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的名册;另外,还有《关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五个勘乱区的负责人及十五个重点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兵力配备……现在,我全部交到你的手上,望你以最安全的方式、最快的速度,送回香港,送至内地。”
  
  三天之后,朱枫按照预先的约定,在基隆码头,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的手中。
“钦定”要犯
  
  气急败坏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恼羞成怒。已经叛变了的“老郑”,此刻又供出了吴石中将。经毛人凤密报,蒋介石震怒了,火急下达秘密手令。参谋总长周至柔不敢怠慢,立即将吴石将军逮捕。在对其住宅的搜查中,查到了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这样,台湾当局不但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枫的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了罪。很快,朱枫也被捕了。

  朱枫被捕后,被关在定海县城的一个监狱里。
  
  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她决心以死来表达她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她取出随身佩带的金链、锁片,还有海勃绒大衣衬垫里藏着的金镯,共有一百多克。她把这些金器分解、折断,全部吞进肚里,然后平静地躺在地上,等待死神降临……
  
  然而,巡查的敌人发现了她的异常。对于这位“总裁”钦定的要犯,他们哪里敢让她归天?
  
  于是,一架军用飞机将她从舟山运回台北。经蒋介石亲自指示,她被送往“荣民总医院”紧急抢救。
  
  死神没有将她收留。她将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蒋介石需要的不是她的命,而是她的悔过与合作。
  
  
  浩气长存
  
  为了通过亲情感化来促使朱枫回心转意,在毛人凤的亲自安排下,朱枫的女儿、女婿被允许第一批来狱中探监。
  
  一见面,女儿阿菊便泪眼汪汪:“妈,您瘦了!这些天来受苦了!”
  
  “没有什么!”朱枫不以为然地笑了笑“这些天来你们可好?”
  
  “好,好!”女儿、女婿一边点头,一边应道。
  
  望了望女儿的泪眼,朱枫道:“是妈妈连累你们了……”
  
  “妈,您一死,女儿可就没有妈了!女儿心里难过呀!”阿菊更加泪眼汪汪,“妈,他们说了,只要您肯悔过,在悔过书上签个字,他们就不会杀您。妈,您就答应他们吧!……”
  
  “胡说!”朱枫把眼一瞪,“妈妈岂是那种贪生怕死之辈!你要是再说这些话,我就不认你这个女儿,你也不要再来看我了!……”
  
  阿菊哭得更伤心。
  
  望着女儿憔悴的面容,朱枫心里也很难过。想到自己这二十多年也是东奔西跑,对她也没尽到做母亲的责任,朱枫又觉得有些内疚。
  
  女儿、女婿走了之后,奉命而来的游说者络绎不绝。
  
  然而,朱枫毫不为之所动。
  
  敌人没有想到,这个不识时务的朱谌之竟然如此顽固,他们彻底绝望了……
 1950年6月10日,朱枫被捕入狱已经是一百一十二天了。
  
  “哐啷啷!”牢门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在“特勤处”副主官章开觉的陪同下,跨进了这间“特别优待室”。
  
  朱枫缓缓回身,朝这大小两个头目冷冷扫视,嘴角牵起一抹轻蔑的笑。
  
  “够了!……”气急败坏的毛人凤一拳擂响桌面,朝眼前这位女共产党员厉声叫道,“朱谌之!实话对你说,奉‘总统’面谕,给予了你最高的礼遇、优待……其实,我们并不需要你的口供,不需要你提供任何材料……只想换你个回心转意、共赴国难。可你……”
  
  “我……怎么样?……使你们失望了?……”
  
  “我们的等待、忍耐,都是有一定限度的。我想,你也许猜得到,固执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你说的是要判我死刑吧?”朱枫哈哈笑了。“我个人的死算得了什么?‘青山处处埋忠骨’,‘人间遍种自由花’……”
  
  “你?……”毛人凤脸色骤变,朝身后“特勤处”副主官做了个手势。章开觉立正回应,忙向前跨上两步,打开手中黑色公文包,抽出一份文件,宣读:
  
  “将中-共女‘匪谍’朱谌之押出去!”
  
  朱枫轻蔑地笑了笑,然后便昂首阔步,走出了这间“陆军监狱”里的牢房。


yihong 2007-11-30 08:19


1950年6月10日,台湾,中共地下党干部(原国民党军联勤第四兵站总监、中将)陈宝仓被国民党当局押至马场町刑场处决。



1950年6月10日,台湾马场町,被国民党当局枪杀的中共地下党干部、原国民党军某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上校聂曦。




红旗飘飘 2008-07-18 09:22
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保密局”逮捕了“台湾省工委会”委员陈泽民,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逮捕了蔡孝干。意外的是,作为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拥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蔡孝干在一周内供出了所有同志,造成400多名中共党员被抓。

    又是叛徒惹的祸。作为地下工作领导者,掌握着这么多党员名单,似乎违反了“地下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

岁寒 2010-12-29 19:54
地下党潜伏台湾1年牺牲 60年后骨灰归乡(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29日13:42  青年时报 朱谌之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离别香港时合影。
朱谌之。
朱谌之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外甥女顾倬云摄于复兴公园。
  “外婆,我们回家了。”
  2010年12月9日中午12点45分,一架从台湾来的飞机抵达北京,台湾中国生命公司董事长刘添财胸前抱着一个白色圆桶状旅行袋走下飞机,进入贵宾厅的一个房间,一时间,整个房间的空气都凝固了。只听见刘添财对着前来迎接的徐云初说道:我们是来把老奶奶安置好的。徐云初踉跄着接过旅行袋,一瞬间眼圈就红了。
  那旅行袋里,是一只淡黄色的骨灰坛,盖子边缘已经破损,坛上写着“朱谌之”

  潜伏
  富家小姐毅然投身革命
  朱谌之,原名朱贻荫,小名朱桂凤,参加革命后也叫朱枫。1905年出生于浙江省镇海县的一户富裕人家,她的父亲朱云水曾是镇海的渔商工会会长,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富户。
  作为富家千金,朱谌之住的朱家花园是当年镇海著名的建筑,其中一栋非常美丽的带弧度的小楼是朱谌之的居所,那里曾被称为“潇湘馆”。现镇海中学校园内,保留了朱谌之故居。
  朱谌之受过非常好的旧式教育,琴棋书画,几乎样样精通。十七八岁,就在宁波月湖女子师范求学,那是一所管理非常严格的学校,女生不准与男教师接触、通信。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宁波后,女师的学生们也按捺不住了,她们纷纷成立学生协会,出席联合会,开展爱国宣传活动,支援上海工人罢工,为首的是朱谌之的同窗、老革命党人陈修良,正是在这一系列运动中,两人结成了生死友谊。
  曾师从沙孟海学习书法
  陈修良后来成为沙孟海的弟媳妇,知名共产党人沙文汉的妻子,而朱谌之还曾是沙孟海的座上客,跟他学习过书法并深受赏识。
  朱谌之当时叫朱桂凤,她请求沙孟海帮她重新起一个更为典雅的名字,应她的请求,沙孟海给她取名谌之,寓意忠厚老实,字弥明,意指拥抱光明,这个名字,朱谌之很喜欢,一直沿用到牺牲。
  不久,朱谌之远嫁沈阳,沙孟海刻了一方“弥明欢喜”的象牙印章送给她,朱谌之也曾为沙老写过小楷册页。
  变卖婚戒支持革命工作
  朱谌之一直不遗余力地支持革命工作,七七事变后,她毅然离开家庭,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先在家乡组织抗日宣传队、医疗救护队,并出资开办镇海工艺传习所,救济战火中流离失所的难民。
  1939年,朱谌之在把女儿朱晓枫送进台湾抗日义勇队属下的少年团(简称台少团)后,就跟着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去了皖南新四军的随军书店工作。当时,由于大后方革命出版物资和经济都很困难,为采购印刷物资,朱谌之变卖了结婚时的一枚3克拉婚戒,换来了3200元钱。
  跟随书店,朱谌之辗转在浙江、香港、桂林等多地,名为经营书店,实则也做对外联络和掩护的工作。书店,当时其实就是共产党人的秘密联络点。
  一家人为革命萍漂絮飞
  为了革命事业,朱家四口人几乎没有团聚的时候。丈夫朱晓光在回忆爱妻的文章里写道:“我和朱谌之相交18年,朝夕聚首,只有中间两个三年,大部分日子都是各自奔波,解放战争期间,更是连通信都无法实现。”
  朱谌之的女儿朱晓枫,如今已是满头银发的奶奶了。回忆起母亲的时候,说母女两人见面的时间非常少,都是来去匆匆,见一面就别离。
  尽管如此,朱晓枫却记得那年母亲送自己去解放区时的情景:“那一天,她送我到吴淞口的码头上,掏出一只金锁片交给我,说‘到了那边,要照顾好自己,没想到,这一次就成了永诀。”
  朱谌之的儿子朱明,回忆起自己寄养在上海淡水路时母亲来看望他的情景:为了掩藏身份,那时候,他管她叫外婆,却能感觉到这位外婆对自己特别的疼爱。“只要一有空,外婆就会来看我,经常问我学习情况,晚上,还会抱我去她的床上睡。”
  潜伏台湾一年英勇就义
  1949年10月,她受组织委托去台湾接受传递情报的任务。
  1949年11月,朱谌之以看望女儿并联系生意的名义,找到了当时中共地下党“台湾省工委”在台湾的最高领导人书记蔡孝乾。并在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那里,前后7次获取了包括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等情报。
  但正当朱谌之即将顺利完成任务回家之时,蔡孝乾被捕并叛变了革命。朱谌之紧急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浙江舟山,准备搭船前往已由共产党掌握的上海,却终于没能躲过搜查,1950年2月18日,朱谌之在舟山沈家门被捕。
  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在台湾马场町刑场被枪杀,死时,年仅45岁。 
  寻找
  线索一:一张老照片
  “听说你恋爱了,他是怎样一个青年?因为你没有告诉我,晓光也只是随便提了一句,相恋是很自然的事情,只要对方是志同道合而个性适合的人,我是很高兴听到的。”
  这是朱谌之写给女儿朱晓枫的家书中的一封,尽管已是60年前的回忆,朱晓枫掏出母亲遗留的信件的时候,脸上仍然涌起了温情。
  朱谌之被杀害后,她的遗骸去向成了谜团,由于当时情势敏感,家人一直未去认领尸体。那么多年过去,朱晓枫和朱明也几乎放弃了寻找。
  转机出现在一组老照片里,2000年12月,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刊出由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搜集到的一组老照片,其中有一张是朱谌之临刑前的情景。
  经过多方打听,朱家和徐宗懋终于取得了联系,委托徐寻找母亲的遗骨。“可是,尽管徐宗懋在台湾多方打听,还是找不到母亲当年的遗骨踪影。”朱晓枫说。
  线索二:一份老名册
  2009年,为了寻找自己在戒严时期失踪的父亲,上海的潘蓁在台湾辛亥革命第二殡仪馆提供的一份名册中,看到了“朱谌文”这个名字,由于字形相似,曾经看过朱谌之传记的潘蓁通过朋友联系上了朱家人。
  因为不敢确认死者是否就是朱谌之,朱家辗转委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的教授朱浤源寻访遗骨下落。
  热心的朱教授三次冒雨前往几个有可能的公墓,根据编号,最终在11号墓区找到了“朱谌之”的骨灰坛子。证实名册上的登记是连笔错误。
  怎么把骨灰运回来,却成了摆在亲属们面前的难题。由于朱晓枫年事已高,无力奔走,便委托女婿李扬全权办理。
  “如果通过海基会和海协会的程序,估计两年都办不下来。”李扬在税务总局工作,通过朋友的关系,他采用了民间移灵的做法:大陆人在台湾去世,可以通过两岸的殡葬协会来办理遗骨的送回。
  “而让我们感动的是,台湾中国生命公司的刘添财自告奋勇要送朱谌之回家。”
  60年后潜伏者终于归来
  4月,在台北市第二殡仪馆工作的雷元荣钻进阴暗的骨灰塔,取出尘封的骨灰罐,在骨灰塔中幽闭了60年的烈士遗骨终于得以重见天日。
  12月9日,朱谌之的遗骨被送回北京,由朱晓枫的女儿徐云初和女婿李扬前去机场迎接。接到的朱谌之烈士骨灰,被暂存在八宝山烈士陵园。
  烈士遗骨究竟要葬在何处?目前,镇海方面传来消息,希望能让朱谌之安葬在家乡;北京的福田公墓,也成为烈士遗骨的一个可能安息地。
  “我个人希望母亲的遗骨能一部分葬在南京陪伴我和我死去的父亲,一部分送回镇海老家。”朱明说。

红旗飘飘 2010-12-30 23:39
昨天我也看到网上这篇报道了。另,从网上找到叛徒蔡孝干一点资料,没想到还是一个老红军。
蔡孝干(1908年—1982年),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也是唯一随中共红军进行长征的台湾人,参与过1928年台共的创办。出生于彰化县花坛乡。   蔡孝干早年参加台湾文化协会,因此左倾,之后曾任公学校代用教员,后前往中国入上海大学就读,之后回到台湾。后蔡孝干有意将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共产党合并。   1928年蔡孝干前往中国厦门,经漳州到江西瑞金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随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入延安,是唯一参与长征的台湾人。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干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干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标志着岛内的台共活动有了相对统一的组织领导。蔡孝干到达台湾后,与陈泽民、洪细樵、张志忠等人一道完善党组织,开展联系潜在台共人士和左翼积极分子等活动,并在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学生事件发动大规模反美示威。但是在1950年被国民政府逮捕后蔡孝干一周后叛变,并且供出中共在台人员,使得中共在台组织完全瓦解。据龚德柏《蒋介石黑狱亲历记》指出,蔡孝干为“台共四大金刚”最无用最无志之人。他在南所时,即曾大呼与其有染的姨妹马文娟,后来主持人谷正文即将马文娟送进蔡房中以供寻旧欢,在使马投降,之后经马操纵,蔡孝干也就投降。

红旗飘飘 2010-12-31 00:35
朱谌之 :中共台湾地下党的“江姐”
    
    国民党保密局在“吴石案”档案的“综合检讨”中,对吴石着墨不多,反而对华东局派遣人员朱谌之颇多解析,反映国民党眼中所见的朱谌之。  
    
    检讨说:“...(二)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我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进行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之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被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五)朱匪因与匪台湾省工会书记蔡孝干及女匪干严秀峰联络,暴露身份,致遭失败,影响匪帮之‘策反’即搜集情报工作甚大,而致此之由,实缘发生‘横的联系’,所构成之严重错误。”
    
    保密局的正式公文档案虽然指出朱谌之工作上的疏忽导致失败,但仍掩不住对朱的人格表示“诚有可取法之处”,至于承办人员李资生对朱谌之的描述笔调虽然浮夸,但仍有一情感的轮廓,他写道:“朱小姐虽然是一个被党重视的女干部,可是她的思想上的素养,显然不太够,她对于什么马、列、史、毛的理论是没有深刻认识的。据她自己所说,与共产党人士交往的情形,以及过去她替党工作的经过,甚至于她入党的经过,都可以证明这位共产党员并不是一个理智的党员,而只是情感的党员。情感重的人,可以对人好,也可以改变她的好,朱小姐就是这样一个人。保密工作人员把握了她这样一个弱点,只需要用情感去征服。生活上的优待,谈话上的安慰,接触上的温和...。”
http://military.china.com/zh_cn/history4/62/20080403/14766134_4.html

红旗飘飘 2011-01-02 12:40
红色女特工潜伏台湾牺牲 六十年后魂归大陆(图)
  
  女特工还乡

  “听到妈妈死讯的那天,我一点不觉得突然,因为我知道妈妈所做的就是随时随地都有可能牺牲的工作。”60年前,当得知母亲朱枫在台湾被害时,朱晓枫说她根本没有觉得特别意外,“母亲之前被捕过几次,早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1950年,朱晓枫刚满20岁,作为一名军医,她供职于南京的华东军区卫生部。失去至亲让她痛彻心扉,可她却没有向组织打听母亲牺牲的具体情况,“没必要去打听,也不能公开纪念,我知道有纪律。”朱晓枫说,尽管她也想着早日把母亲的骨灰接回大陆,可由于种种原因,她也只能是“苦苦地在心里想着”。这一想就是60年。

  在各方友人努力下,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的骨灰从台湾回归大陆。“妈妈终于回来了。”80岁高龄的朱晓枫轻声念出这句时,心中感慨万千。

  □快报记者 张瑜 文 快报记者 路军 摄

  “妈妈是位时髦开放的新女性”

  2010年12月31日下午,记者来到朱晓枫在南京城东的家中时,她与老伴徐锡城正在收拾刚下完的一盘棋。“最近天气预报说在降温,外面太冷,我们就在家里下下棋。”朱晓枫笑着说。午后的阳光从窗户斜射到这间简朴的房子里,却依然难抵冬日的严寒。尽管房间里摆放着一只取暖器,可室温却不太高,两位老人都穿着厚厚的棉衣。

  朱晓枫,南京军区总医院退休医生,今年80岁,与82岁的老伴徐锡城一样,两位老人的身体还都特别健康,说起话来也都中气十足。朱晓枫的女儿、女婿都在北京工作和定居,南京的家里就只剩他们两位老人。“在干休所的大院里,很多老战友都住在一起,我们有时候会去老朋友、老战友家串门聊天,大多数时间我们老两口就在家下棋看书。”朱晓枫说,这样的晚年生活让他们觉得平静又满足。

  虽然在许多场合,母亲的名字都被冠以“朱谌之”,但是朱晓枫更愿意称母亲为“朱枫”,因为这是母亲在党内的名字,而她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母亲而改的。

  “妈妈算是大户人家的富家小姐,她的父亲是浙江镇海著名的渔商。”朱晓枫说,受到当时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外祖父对儿女们的态度是非常开明的,所以她的母亲朱枫作为大家闺秀,不但接受了琴棋书画等传统的教育,而且还能进洋学堂接受了西式教育。

  尽管接受了很多进步思想,可朱枫还是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远嫁给了东北沈阳的一位工程师陈绶卿,也就是朱晓枫的父亲。朱晓枫出生后,当时她的名字叫陈明珍。抗战开始后,朱晓枫随父母辗转回到镇海,可没多久父亲便因病去世了。从这之后,朱枫逐渐接触到一些抗日的积极进步人士,包括她的同学、老师和朋友们。而朱枫的第二任丈夫朱晓光,成为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小时候就是逃难,从东北到镇海,抗日战争爆发后,我们又去了武汉,那边有我的一位姨母。”朱晓枫说,“那段抗日流亡的生活特别艰辛。”去武汉那年,朱晓枫才七岁,至于战争、打仗等很多事情她根本搞不懂,只能是跟着大人们颠沛流离。

  “我其实也不懂妈妈所做的那些事情,就是见他们一些人聚在一起唱革命歌曲、演话剧等,他们主要就是宣传抗日,可在我们小孩子眼里,却觉得特别热闹。”朱晓枫说,她还记得当时母亲出演的一出剧目叫《放下你的鞭子》,就是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参加抗战的。

  “在我印象中,妈妈算是个很开放的新女性。”朱晓枫记得当年母亲朱枫的打扮都特别时髦。“她喜欢穿洋装,比如背带裤,习惯剪短头发,人看上去显得干净利索。”朱晓枫给记者拿出她母亲当年的一些老照片,照片上的朱枫端庄典雅,显现出大家闺秀的气质。一张照片上,朱枫身着旗袍站在朱家花园中,姿态优雅淡然;在另一张照片中,短发造型的朱枫双目炯炯有神,尽显英姿飒爽之气。

  不过,这些老照片中,朱晓枫与母亲的合影却特别少,她只找到一张母亲抱着弟弟与她的合影照片。“主要是我们一家人平时聚少离多,很少有全家人聚在一起吃个团圆饭的情况,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忙。”朱晓枫说,1939年,母亲朱枫考虑到她和朱晓光都忙着抗战事业,就决定把她送去浙江金华的台湾抗日团体“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跟着一群台湾人上课学文化。

  一个革命家庭

  受妈妈影响女儿14岁入党

  在小孩子的眼中,与父母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应该是最幸福不过的。可朱晓枫小时候却很少有这样的机会,特殊的时局背景下,整个国家的形势动荡波及了当时的每一个普通家庭。

  看着别的孩子都有妈妈经常陪在身边,朱晓枫却不会太羡慕他们。“我从小跟着妈妈到处逃难,我的适应能力特别强,属于性格比较独立的孩子。”朱晓枫说,“妈妈把我放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呆着,而且我觉得在少年团的那些日子挺快乐的。”

  朱晓枫说自己之所以能进“台湾义勇队少年团”,完全都是母亲朱枫的功劳。抗战期间,台湾被日本人占领后,很多台湾进步人士退出台湾,转而来到浙江、福建一带组建了“台湾义勇队”,跟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几十个孩子,孩子们被编成“台湾义勇队少年团”,集中在一起读书上学。当时“义勇队”的负责人之一李友邦(亲共人士)因为是朱枫的朋友,所以朱枫就把女儿送到“少年团”里读书。

  “‘少年团’的经费都是国民政府发放的,不过他们招募来的老师却都是共产党员。”朱晓枫说,因为时局动荡,“少年团”老师们的地下党身份肯定不能暴露,平日里老师们教授语文、算术、外语等纯文化课,也不会刻意去宣传别的内容。“可我能感觉出那些老师们有点不一样,他们身上的气质跟我妈妈很像,而且跟妈妈还都是朋友关系。”

  朱晓枫在“少年团”上课,可她并不知道母亲朱枫具体在什么地方在做什么工作,只知道母亲抗日去了。朱枫经常会不定期去“少年团”,“她偶尔会给我带点好吃的好玩的小东西,然后我给她唱唱歌跳跳舞,她看着就特别开心。”朱晓枫说,有时候母亲朱枫去李友邦的家里,会找人把她喊到那里,大家也就匆匆见一面就各自离开,“我要学习上课,她要忙事业,大家的时间安排都很紧张,所以都没有太多时间见面。”

  “在我印象中,妈妈从来没直接表达过对我的要求,没有说希望我以后过怎样的生活,要我去走什么样的道路,她从来也不会刻意强调什么。”朱晓枫说,“她知道我的生活学习环境是怎样的,所以,从来不会担心我的未来会走偏。”

  “从1939年到1945年,我一直在‘少年团’读书,算是经历了自己的小学和初中阶段。”朱晓枫说,她当年特别喜欢看书,而且还做过班里的宣传股长。“我记得我们看的那些图书都是进步书籍,后来听说有一本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书,大家都争抢着去借来看。”

  虽然母亲朱枫没有明确指引着她去做什么,“少年团”的老师们也不会公然在课堂上宣扬共产党的思想,不过在朱晓枫十几岁的年纪,那些积极进步的思想却已经悄然生根发芽。朱晓枫的老师很多都是地下党,而且“少年团”中也

  有着秘密的党组织,她就是在这时候入党的。“1945年我不满15岁,语文老师潘超(音)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其实我比妈妈的入党时间还要早。”朱晓枫说,虽然入党了,可她只知道自己和语文老师是党员,至于组织中都有谁,她根本无从知晓。“不过,我大概能猜到几个人,从平时的言谈举止中观察到的。可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互相不会涉及到这样的问题。”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要整体返回台湾,作为“少年团”的成员之一,朱晓枫也跟随大家一起去了台湾。“当时我也没有自己的打算,因为没法联系我妈妈,所以就跟着大家走了,反正到哪儿都一样,我从小就习惯了远离家人的漂泊生活。”

分多聚少

  母亲把女儿送到解放区

  与“少年团”的台湾同学们生活6年,朱晓枫说她已经成了大半个台湾人,她可以熟练讲闽南话和普通话,所以到了台湾并没有感觉到水土不服、语言沟通障碍等不便。这期间,朱晓枫住在了母亲的朋友李友邦家里,一住就是半年。“当时国民党刚到台湾,正要收拾日本人留下的残局,急需招聘一部分人做老师。我的同学都开始自谋职业,教师职业一度非常抢手,可我却一直没事情做。”因为,朱晓枫知道她不会在台湾久留,母亲朱枫和李友邦为她在大陆积极安排工作。几个月后,朱晓枫顺利搭乘飞机返回了大陆。

  “我直接来到了上海,我妈妈当时在上海的一家贸易公司做总会计师。”朱晓枫认为,在上海的几个月,是她们母女俩最快乐的时光,朱晓枫最真切地感受到了与母亲在一起的天伦之乐。“那算是简单的快乐,虽然是母女,可直到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才算是真正了解了对方,知道大家所从事的到底是什么事业,明白她有着怎样的政治信仰和精神追求。”

  母亲去贸易公司上班时,朱晓枫也会跟着去公司的楼下学习打字,中午饭母女俩一起吃,到了晚上再一起回家,遇到母亲加班,她就会一直等着。空闲时,朱晓枫会跟母亲出去逛法国公园,一起参加母亲的朋友聚会,那段日子的幸福和开心是让她永生难忘的记忆。

  “我知道她是地下党,在公司做事也不过是掩护,但是这种身份是不能公开的,妈妈虽然没有交代我不能说出去,但我自己心里有数。”朱晓枫说。有一次,朱晓枫在马路上遇到了一位当年“少年团”的指导员,就把指导员带回了家。“我妈妈后来跟我说:以后不要随便把不太熟悉的人带回家。我就明白了,家里应该是秘密场所,不能随便暴露。”

  其实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朱枫一直在为女儿去解放区寻找机会。1946年6月,朱晓枫被母亲送到上海的吴淞口,然后从这里辗转到苏北的淮阴。“我后来才意识到,这其实就成了我和妈妈的永别,因为从那之后,我和妈妈就再也没见过面了。”朱晓枫说。

  刚到解放区没多久,国共内战开始,朱晓枫彻底与母亲断了联系,后来她所有的有关母亲的信息,都是间接从他人口中获知。

  在解放区,朱晓枫进入到建设大学读书,组织上在听了朱晓枫的个人情况汇报后,让她重新入党。“1947年,正好华东医科大学来我们学校招生,学校开始动员我们班里的同学去学医。”朱晓枫说,其实她不想学医,她想学习文科,可最后还是服从组织安排,“弃文从医”成为华东医科大学的首批学生。1949年9月,朱晓枫这批同学在开国大典之前毕业,随后被分配到南京的华东军区卫生部,开始从事传染病、流行病防治方面的相关工作。

  牺牲60年后

  母亲终于魂归大陆

  虽然一直没有母亲朱枫的消息,可朱晓枫心里明白,她母亲一定是在某地秘密做着与党相关的工作。直到1950年,组织上有关领导找到朱晓枫谈话,这才说到母亲朱枫在台湾牺牲的消息,此时距离朱枫被害已经一个多月了。

  此时的朱晓枫刚满20岁,听到这个消息后她表现得特别平静。“妈妈一直在秘密做着地下党的工作,她做的事都是很危险的。我知道她牺牲之前,就有两三次被捕的经历,其中有一根手指头还因为受刑而残疾了。”朱晓枫说,对于母亲的死讯,她完全以平静的心态接受,组织上说不会进行大规模的公开纪念活动,她也完全表示理解。正是在这时,她将陈明珍的名字改成了朱晓枫,以此来纪念她的母亲朱枫。

  “到底她是怎样牺牲的,在哪儿,因为什么,这些具体细节我很想知道,可我不会去问,认为也没必要打听。”60年后,谈起当年的这段经历,朱晓枫已经非常平静,“就算打听到又能怎样?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可能允许我们去台湾看望的。”朱晓枫说,她与母亲从小就聚少离多,呆在一起最久也就是上海的那三四个月。平时习惯了集体生活的朱晓枫没有表现出撕心裂肺的悲伤,虽然心中极其痛苦,可她知道自己的生活还得继续。

  母亲朱枫当年牺牲的细节,朱晓枫还是在书报等史料上看到,这让她心中特别感慨。“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妈妈在台湾的时候,当时是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的直接联络人,他们合作将重要情报送回大陆。因为有人叛变,吴石和妈妈他们都不安全了。为帮我妈妈脱身,吴石帮她安排了飞机到舟山群岛中的定海(当时舟山还未解放),可没多久吴石就被捕了,我妈妈也被抓。”朱晓枫说,妈妈是很有气节的女英雄,被枪杀之前还曾经吞金自杀过。

  中国人都有“叶落归根”的传统,可母亲的遗骸到底在台湾被如何处理,对于朱晓枫来说,却成了最揪心的牵挂。后来,组织公开举行了纪念朱枫的座谈会,相关资料记载也陆续见诸于世,但是并没有人提及如何接母亲遗骸回家的想法,朱晓枫几乎已经放弃了再去台湾寻访母亲的念头。可是,当有一天家人无意中看到朱枫在台湾的史料照片后,他们就根据这些线索再次开始寻找朱枫的消息。“海峡两岸多位友好人士都给予了我们特别大的帮助,这次妈妈能回家,真是不容易。”朱晓枫感慨说,2010年12月9日,母亲朱枫的骨灰终于从台北运送回了北京。

  “我没遗憾了,总算了结了心愿。”朱晓枫说,目前她还没去北京,不过骨灰已暂时存放在八宝山。至于以后会将母亲的骨灰安放在哪儿,现在还不确定。“妈妈的老家也就是宁波当地政府曾表示过,想把我妈妈安葬在宁波。”朱晓枫说,“我们考虑,安葬在北京比较好些,毕竟我女儿在那边,我也方便去看望。”不过,朱晓枫也表示,宁波政府方面的热情她完全可以理解,或许她能接受这样的解决办法:将朱枫的骨灰分成两份,一部分葬在北京,一部分葬在宁波。

  在朱晓枫看来,重回大陆已经是最圆满的结局,无论最后如何安葬,母亲朱枫回家的愿望总算实现了。

  “妈妈这一生特别传奇,我们都很敬佩她。现在关于妈妈的很多史料还在收集整理中,我听说宁波方面还想将我妈妈的事情写成剧本,然后再拍电视剧。”朱晓枫觉得这应该算是对母亲很好的纪念方式,她说自己也盼着,希望能早日看见母亲的形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

  链接

  红色女谍朱枫

  朱枫,原名贻荫,小名桂凤,是家中的“四小姐”,1905年12月出生在浙江镇海。其父朱云水是镇海当地著名渔商,渔业公会会长,家境富庶。朱枫从小兼习中西方教育,1921年考入宁波女子师范,参加过“五卅”运动。学生时期,就与陈良修(宁波最早女共产党员)成为好友,并拜师沙孟海(中国当代著名书坛巨擘,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之一)学习书法字画,其后来的名字“谌之”,即为沙孟海所取。

  1927年,朱枫远嫁东北,成为张作霖兵工厂大技师陈绶卿的继室,并生下女儿朱晓枫。陈绶卿病故后,朱枫嫁给第二任丈夫朱晓光,并在朱晓光和周围同学朋友的影响下,开始走上抗战道路。1938年,朱枫在湖南生下她和朱晓光的儿子朱明。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枫全家一起到武汉避难,在武汉期间,朱枫参加了武汉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后几经辗转,她又来到浙江金华,并开始接触到台湾爱国志士筹建的“台湾抗日义勇队”,还资助过“义勇队”。1939年秋,朱枫与朱晓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开设书店为新四军供应书刊。1941年,朱枫化名周爱梅,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去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最后,在朱枫的努力下,朱晓光越狱成功。

  1945年春,朱枫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名地下党,她在中共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经理财务。1948年秋,朱枫来到香港,在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共急需派人进入台湾,并与台湾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在考察人员过程中,组织认为朱枫有台湾的社会关系,所以成为最合适的人选。1949年,朱枫接受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的派遣任务,积极准备秘密赴台。可这些行动却不能透露出去,在朱枫寄给丈夫朱晓光的照片背面,她写道:“我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和‘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以探望女儿作掩护,从香港赴台。随后,朱枫以李琴云的化名寄居在女儿家中,联系到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后,开始与吴石(国民党“国防部”次长,中共秘密联系的同志)秘密接头传递情报。在台期间,朱枫设法获取了大量极其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并成功转到香港,然后送往大陆。就在顺利完成任务,即将返回大陆之前,台湾的地下党两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而台湾也开始实施戒严,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被关闭。

  后来,吴石为帮助朱枫离开台湾,通过军用飞机将朱枫送到还在国民党手中的舟山,想让朱枫通过舟山辗转回来。可在1950年2月2日,地下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在严刑拷问下,他供出了朱枫、吴石等人。很快,吴石被抓,继而朱枫也落入敌手。朱枫在舟山被羁押时,曾试图吞金自杀,但却被监视的人发现救下。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吴石一起在台北街头同时被枪杀,临刑时她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当时朱枫身中7弹,时年46岁。

http://news.sohu.com/20110102/n278637560_1.shtml

红旗飘飘 2011-01-27 14:02
http://www.5281520.com/html/50-5/5262.htm  注:一篇更为详细的烈士被捕经过及骨灰返乡情况文章。

1950年被枪杀的中共女交通员朱枫骨灰返乡
   2010年12月9日12时40分,台湾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胸前抱着一个白色桶状旅行袋,走进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的一间贵宾室。
  早已守候在贵宾室的徐云初和丈夫李扬,以及几位民政干部和学者朋友都默默站起来。徐云初从刘添财手中接过那只白色旅行袋,用近乎耳语的声音说:“外婆,回家了。”

  刘添财千里迢迢从台湾护送回的骨灰,是1950年与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一同被枪杀的中共女交通员朱谌之(即朱枫)的遗骸。

  1950年1月14日,朱谌之从台湾寄来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凤将于月内返里一行。”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条归家的路,她竟然走了60年……



1949年10月,朱枫赴台前于香港留影。
  带血的老照片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朱谌之身中6枪,壮烈牺牲。与她一同被害的是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以及曾任吴石副官的上校聂曦。

  60年前,这起涉及国民党在台级别最高将领的间谍案曾轰动一时。在“间谍案四要角”中,朱谌之是中共华东局派遣到台湾、专门联络吴石的交通员。她在党内的名字叫朱枫。

  朱枫牺牲一个月后,已经成为某军区总医院医生的女儿朱晓枫得知了噩耗。

  “在这之前,我妈妈被组织上派到香港工作了一段时间。临近解放时,她本来已经移交了香港的工作,准备要回上海跟我们团聚了,可又接受了去台湾的任务。她在信中说:‘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提起往事,已年过八旬的朱晓枫一脸悲戚。

  1949年,朱枫前夫的女儿陈莲芳(别名陈志毅、小名阿菊)在台湾生了小孩。名义上,朱枫是去台湾探望女儿和小外孙的。可朱晓枫知道,妈妈一定是接受了不同寻常的任务。“妈妈没有说,我们也不问。”在长期地下工作中,母女间早已有了默契。朱枫在给家人的信中说,去台湾两个月就回来。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永诀。

  得知母亲牺牲的噩耗,朱晓枫既惊讶,又有几分思想准备。“干地下工作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

  关于母亲牺牲的经过,她仅从《参考消息》上转载的海外文章中略知一二,更多的细节无从查考。

  岁月悠悠,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朱晓枫一直把对母亲的怀念珍藏在心底最深处。而那段壮烈往事,似乎也要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直到2001年,朱晓枫在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老照片》第16辑上,看到了朱枫就义的照片。

  照片上,朱枫被国民党士兵五花大绑,平静地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她身上穿的小花旗袍,还是在上海家里常穿的那件。”朱晓枫的心拧成了一团。

  时隔半个多世纪,第一次看到母亲临刑前的最后一刻,朱晓枫的心情无法用言语描述。她给《老照片》写了一封信,一则想表达对挖掘史料者的谢意,另外还想知道更多关于母亲牺牲时的细节。

  经联系,朱晓枫得知,这帧照片的提供者是笔名秦风的台湾著名文史研究者徐宗懋。1999年,为了编辑《20世纪台湾》画册,徐宗懋在台湾许多单位的档案室里搜寻有价值的老照片。一天晚上,他在一家曾颇具影响力的报社的档案柜底部,发现了一个沾满灰尘的档案袋,发布单位是“军事新闻社”,时间是1950年。

  打开袋子,徐宗懋赫然看到一批血淋淋的枪决照片,朱枫等人受审和就义的照片便在其中。后据徐宗懋考证,照片本来是要刊登在报纸上做警示之用的,但由于画面太过血腥,大部分从未公布。

  2003年,在正准备撰写《朱枫传》的南京作家冯亦同的帮助下,朱晓枫和老伴在上海见到了在大陆度假的徐宗懋。也许因为照片的缘故,徐宗懋与朱晓枫等人一见面,就感到十分亲切。

  谈话中,朱晓枫内心升起一种强烈的愿望——寻找母亲遗骨,迎奉她归葬故里。

  恰逢其时的来信

  60年了,朱枫的骨灰还在不在?怎样才能找到它?朱晓枫毫无头绪。她只知道,当年母亲是以探望阿菊的名义到台湾的,最有可能为母亲收尸的就是姐姐阿菊和姐夫王朴。

  1949年2月,朱枫在给前夫的长女陈宜的信中问道:“阿菊他们现在不知在哪里,我很想写信给王朴,如果你知道或者他们来上海,你告诉他们我在香港的地址,叫他们写信来,有机会到公司来看我。”

  阿菊大名陈莲芳,虽然不是朱枫所生,但从七岁起就由朱枫抚养,母女感情甚笃。当时,阿菊已跟着身为台湾省警务署电讯管理所主任的丈夫王朴(又名王昌诚)到了台湾。而朱枫彼时在香港一家中共地下党办的贸易公司做财务工作。除了明里做一些贸易工作外,她还兼做迎来送往的地下交通工作。

  没想到,不久阿菊真的给朱枫来信了。信中阿菊说,她刚生了小孩,不能到香港看妈妈,不过欢迎她去台湾小住。

  对于当时正苦于寻找交通员的中共华东局驻港负责人万景光来说,这封信犹如雪中送炭。

  1949年初,解放军在大陆已势如破竹,全面解放指日可待。华东局开始着手加紧对台工作。负责人万景光后来被国民党保密局称为“中共对台湾工作的主角”。

  当时的香港鱼龙混杂,纠结着各方势力。很多民主人士通过香港转向北平,也有不少国民党要员取道香港前往台湾。已经被任命为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赴台前在香港秘密会见了化名为刘栋平的万景光。这次会面中,一直思想左倾的吴石,接受了为共产党搜集军事情报的任务。而万景光则表示会在短期内派一名可靠人员到台,专门负责为吴石传递情报。

  负责联络吴石这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第一要绝对可靠;第二要有合理的赴台身份。一时间,万景光为这个交通员的人选大伤脑筋。由于交通员迟迟没有敲定,海峡对面的吴石只好冒险让自己的副官聂曦前往香港传递情报。

  朱枫所收到的这封信,正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赴台理由。而朱枫本人的履历,也足以让万景光放心。

  朱枫是浙江镇海一个大户人家的四小姐,虽然受过新式教育,思想却并不前卫。在父母之命下,早早便嫁了一个比自己大将近20岁的工程师陈绶卿做继室。几年后,陈绶卿染病离世,年纪轻轻的朱枫成了寡妇。每天除了照顾丈夫前妻和自己生的几个女儿外,朱枫只有“学写兰花,消磨光阴”。虽说衣食无忧,但那时的她却非常苦闷。

  《镇海的女儿——朱枫传》的作者冯亦同对记者说,如果不是抗日烽火,朱枫可能会像许多旧式妇女一样寂寂无声地了此一生。但民族救亡运动燃起了她的革命热情。她参加抗日宣传队、上街散传单、救护伤员、表演抗日剧目,在这一过程中,她还与第二任丈夫、革命青年朱晓光走到了一起。从此,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家庭妇女,成长为一名革命者。

  此后的数年中,朱枫一直在党组织开办的新知书店工作,夫妻俩聚少离多,儿子朱明只能寄养在前夫的长女陈宜家中,女儿朱晓枫也早早地被送到了爱国将领李友邦办的“台湾义勇队少年团”读书。朱晓枫对记者说,抗战后期,她一路随着“台少团”来到台湾,而母亲则一直在日伪控制下的上海秘密工作。1940年,为了给书店采买纸张,朱枫变卖了寄存在银行中的惟一一枚三克拉钻戒。

  “在几年的地下工作中,朱枫曾两次被抓进日本宪兵队,遭受拷打,拇指还落下残疾,却从来没有屈服过。”朱晓枫说。



  赴台

  接到指令后,朱枫曾大为踌躇。

  曾深入研究朱枫经历的冯亦同认为,朱枫去信询问阿菊近况时,完全出于亲人间的牵挂,谁知阴差阳错,阿菊竟给她发来了入台邀请。万景光也正是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才决定让朱枫做联系吴石的交通员的。

  冯亦同对记者说,刚刚接到任务时,朱枫颇为犹豫。在这之前,她刚刚给在上海的丈夫朱晓光去信说,很快就要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回上海了。自从分别后,朱晓光随着革命队伍一路北上,而朱枫却因为工作需要越来越南下。在香港的朱枫,时刻关注着内地的战事。一旦解放,她便可以回上海与分别几年的爱人和女儿团聚了。

  这时候又要去台湾,这让极重感情的朱枫举棋难定。

  一直是朱枫老上级和革命领路人的徐雪寒曾在文章中回忆说:“(1949年)六七月间,接到她的来信,说华东局有关部门要调她到台湾去,问我的意见。我知道多年以来,为了革命工作,她与爱人和女儿天各一方,渴望回来团聚。我答复她说:可以将个人意愿如实向组织说明,但最后还应服从党的决定。”

  个人的感情最终服从了组织的需要。不久,朱枫便在给爱人和女儿的信中写道:“这个时候,个人的事情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先去做。”

  1949年11月25日,朱枫使用朱谌之的本名,以探望女儿的名义,踏上了前往台湾的轮船。

  冯亦同对记者说,临行前,朱枫曾寄给丈夫朱晓光一张照片,从照片背面的留言可以看出,朱枫是怀着极高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前往台湾的。照片中,穿着短袖的朱枫,安详地坐在铺着格子桌布的茶几旁。照片的背面写道:“她已深深体验着:‘真实的爱’与‘伟大的感情’,从此,将永远快乐而健康!”

  不辱使命

  11月27日,经过两天的颠簸,朱枫乘坐的轮船抵达基隆港。她顺理成章地住进了阿菊家。

  根据组织上的安排,朱枫在台湾只能单独联系“两条线、两个人”,一人是中共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另一人便是“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朱枫在台的主要工作,就是联络吴石传递情报,再通过蔡孝乾把吴石提供的军事情报传递回去。

  蔡孝乾出生于台湾彰化,生长于日本奴役下的台湾,自幼就萌生了反抗外来侵略的革命思想。1924年,16岁的蔡孝乾来到大陆,在瞿秋白的熏陶下,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1928年他返回台湾组建台湾共产党,不久又回到大陆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蔡孝乾是惟一一名参加过长征的台湾籍共产党员。抗战胜利后,身为台湾人的蔡孝乾回到台湾,成为了中共在台湾的最高负责人。

  为了撰写《朱枫传》,冯亦同查阅了很多原始资料。岛内有“活阎王”之称的保密局特务谷正文,上世纪90年代曾出版一本名为《国防部历年侦破匪叛乱案汇编》的书。在这本《汇编》中,冯亦同看到了关于“吴石、朱谌之案”的来龙去脉,甚至连他们使用的暗语都被一一记录下来。

  住进阿菊家后,朱枫以“陈太太”的身份找到一家名为“三荣行”的南北货店,并称自己受香港“刘老板”(即万景光)之托,给郑先生带信。所谓的“郑先生”或称“老郑”,就是蔡孝乾。

  朱枫向蔡孝乾转达了“刘老板”关于“生意”上的事情,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女儿家,大约逗留两个月,希望蔡孝乾能协助她完成情报传递工作。蔡孝乾告诉朱枫,岛内形势险恶,党内已有重要人物被捕,他们随时准备撤离,并提醒朱枫要提高警惕。

  朱枫表现得非常沉着。回去后,她马上拜访了自己的主要联络对象吴石。

  在书房会面后,朱枫把“刘老板”的信交给吴石,并对他说,刘先生说以后你有什么材料,都可以交给我。这是信上不便写的,所以由我口头传达。

  吴石从北墙上的一个秘密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只小圆铁盒,郑重地放到朱枫的手里。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绘制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置图》;各防区的《敌我态势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现有海军基地并舰只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

  3天之后,在基隆码头,朱枫按约定把已经到手的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了中共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一位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间的“安福号”海轮大副手中。很快,这批绝密军事情报被传递到华东局情报部和总参作战部。

  按照1950年“吴石案”刚刚结束时,刊载在香港《新闻天地》上署名李资生的文章《吴石间谍案破获始末》中记载,朱枫大概每周联络吴石一到两次,最固定的时间是每星期六下午四时,有时候星期三下午四时,她也会去一趟。而每周日上午十时,她又必定会和“老郑”会面。

  不知不觉,朱枫到台湾已有两个多月,她先后与吴石联络过六七次,又传回了国民党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武器装备,各部队官兵人数,主要军事机关长官名册以及某驻防区的军事态势图等。



  神秘的出境证

  就在朱枫频繁往来于吴石和蔡孝乾之间传递情报时,岛内风云突变。

  1950年1月下旬的一次联络中,朱枫没有如约见到化名“老郑”的蔡孝乾。她从蔡孝乾留下的字条中得知,化名“老吴”的“台工委”主要负责人张志忠被捕。蔡已经隐蔽起来,他希望朱枫赶紧想办法撤离。

  危急时刻,吴石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这样,朱枫便以探视病亲的名义,于1950年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赴舟山。

  在向朱枫发出警告后不久,蔡孝乾便落入了保密局的罗网。蔡孝乾在台湾有许多落脚点和掩护身份,保密局的暗探并不知道他的行踪,但他们得知“老郑”一直与他的小姨子住在一起,并以兄妹相称。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跟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子形影不离,这成了蔡孝乾的致命破绽。

  经过户口排查,特务们发现了一名叫“邓昌华”的中年人与其妹“邓莉”的户口登记记录。特务们感到这个“邓昌华”就是他们要找的“老郑”。特务们找到住址后,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可他们不死心,经过几天的埋伏,终于等到了“老郑”。

  特务们从蔡孝乾身上的一张10元新台币上发现了两个电话号码,其中一个正是朱枫女婿王朴家的。经过几天的审讯,蔡孝乾供出了朱枫。

  此时,身居高位的吴石并没有暴露,但一张不起眼的出境证却给他引来了杀身之祸。

  原来,蔡孝乾感到岛内形势危急,急于送他的小姨子马文娟回大陆。为此,他托朱枫通过吴石办一张出境证。吴石让太太王碧奎把办出境证的事交待给聂曦。很快,出境证办好了,可事态急转直下,蔡孝乾来不及取证就被捕了。

  这张留在警务处、无人领取的出境证成了特务们的线索。他们发现,出境证上的照片竟然就是蔡孝乾的小姨子。

  追查之下,这张出境证竟然是聂曦受吴石太太王碧奎之托办的。保密局立刻拘捕了王碧奎,几番套问之下,王碧奎承认这张出境证是经常来家里的一位“陈太太”托她办的。通过这张神秘的出境证,保密局特务画出了“陈太太(朱枫)”、吴石与“老郑”的关系图。

  就义

  1950年2月6日,保密局的特务追到王朴家时,朱枫已于两天前乘飞机到定海去了。

  此时,舟山群岛仍在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中,作为首府的定海县城更驻扎着许多国民党士兵。特务们了解到,朱枫在定海应当有两个去处。一是她在定海的妹妹家,另一个是位于舟山群岛最东端沈家门医院的朋友处。

  朱枫原打算到达定海后,马上找船去上海。可是临近春节,几天都没有渡海的民船。朱枫只有一天天地住在有50张病床的沈家门医院,焦灼地等待。

  1950年2月18日,阴历大年初二。被困沈家门14天后,朱枫没有等到渡海的民船,却等来了敌人的包围。最初,特务们并没有发现朱枫的踪迹。随着时间一天天推移,一个陌生女人长期滞留在医院中,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在确定这个女人就是他们要找的“陈太太”时,特务们收网了。

  被捕之后,朱枫料定台北方面出了问题,大概吴石或蔡孝乾已经暴露,否则敌人不会兴师动众地到定海抓她。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没有完成,自己又成了阶下囚,等待着她的将会是残酷的审判吗?

  一则忧虑,一则受寒,朱枫在狱中发起了高烧。2月26日晚上,高烧难耐的朱枫向看守要了一杯热水。趁看守不注意,她取下贴身挂着的一个带金链条的金锁片,又撕开大衣的肩衬,取出藏在里面的一只金镯子。黑暗中,她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又把金镯子折为两段,分四次和着热水吞入腹中。

  第二天,当看守打开牢房门时,发现朱枫已经在床上蜷成一团,昏迷不醒。这样重大的要犯决不能让她不明不白地死去。看守们找来医生,给朱枫灌泻药。可她吞进去的二两多金子,并没有排出。

  保密局特务立刻用飞机把朱枫送回台北。到台北医院后,医生们给朱枫照了X光,清楚地看到几块金子仍在她的胃里。医生们决定继续给朱枫用泻药,实在不行就要开刀。服药一夜之后,再照X光,金子已经从胃进入肠道,又过了一天全部排出。

  等待着朱枫的,将是比死亡更加可怕的审讯。

  此时,曾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蔡孝乾已经彻底叛变,他不但供出了与朱枫和吴石的联络,还把吴石向中共传递的军事情报和盘托出。此外,他把所掌握的中共台湾工委各级组织和党员的名单也一五一十地招了。

  蔡孝乾的叛变,不但造成吴石暴露,也使得在台400多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中共在台湾岛内的组织力量瞬时崩塌。而叛徒蔡孝乾却在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后得以苟活,并成为了国民党在台特务机关的少将。

  1950年6月10日16时30分,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共华东局女特派员朱枫、“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中将陈宝仓、上校聂曦,被杀害于马场町刑场。

  当年负责抓人的谷正文在事后的“对本案综合检讨”项下,对于中共女特派员朱谌之有这样的评论:

  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外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朱匪于被捕夜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对应付事变,早作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之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

  1951年7月,朱晓枫收到了陈毅、潘汉年签署的上海市人民政府《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吴石将军被追认为烈士。他也是周恩来临终还萦怀的两个人之一,另一个是张学良。



  找到阿菊

  随着两岸关系逐渐从冰封状态回暖,朱晓枫曾试图寻找过母亲的遗骸。她托友人打听到了多年前王朴在警务署宿舍的电话和地址。可友人实地探访发现,那里早已改建成了公寓大厦,线索就此中断。

  时光荏苒,2003年见到徐宗懋后,当时已经74岁高龄的朱晓枫对他说:“我现在老了,惟一的心愿就是死前可以迎回母亲的遗骸。”

  后来,徐宗懋回忆说,虽然他认识不少历史人物的家属,但从来没参与某种后续调查。他感到压力不小,但面对一个老人的请求,徐宗懋又怎么忍心推辞?

  不过,当时他并没想到,这将是一场历时七年的追寻。

  接受朱晓枫的委托后,徐宗懋打算从户政登记着手,寻找王朴。两周后,台北的户籍工作人员过滤出16个“王朴”,最后发现其中一人在年龄和籍贯上很像朱晓枫的姐夫。徐宗懋拿着地址兴冲冲地找到“王朴”。

  “您是王朴先生吗?”徐宗懋问。

  “没错,有什么事?”开门的老先生一口京腔。

  “您以前是不是在警务署工作?”

  “没有!”

  此王朴并非彼王朴。徐宗懋“一颗热腾腾的心顿时被浇熄了”。随后,他登寻人启事,写文章,甚至把一个台湾的摄制组拉到南京,为朱晓枫做了专题节目,但这些努力都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

  转眼两年过去了,寻人毫无进展。眼看着一个非亲非故的人为自己的事情奔忙,朱晓枫感到很过意不去,甚至想就此放弃,但徐宗懋并不灰心。

  2005年,在一个朋友的帮助下,他找到了阿菊的下落。

  那一年,陈莲芳(阿菊)已经85岁了。她的先生王朴在几年前过世,如今陈莲芳白天都在一个老人健康疗养院,晚上才回家。

  在友人的陪同下,徐宗懋在疗养院找到陈莲芳。陈莲芳虽然已经85岁了,但看起来还很精神。徐宗懋开门见山说:“我受您妹妹朱晓枫的委托来看您!”

  “妹妹?我没有妹妹!”老太太冲口而出。

  徐宗懋解释,朱晓枫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老人脸色凝重。当他进而提到继母朱谌之时,老太太马上反应说:“朱谌之是共匪,跟我没有关系,我们一家都是国民党。”

  从老太太激烈的反应中,徐宗懋感到了那个时代留在她心里的压力。







红旗飘飘 2011-01-27 14:04

  “朱谌之死后,是您先生收的尸吗?”徐宗懋问。

  “没有,我先生为了这件事还被关起来查了好几个月,尸体是‘政府’处理的。”

  “您知道埋在哪里了吗?或火化后放在哪里?”

  “不知道,这件事我们都不知道。”

  好不容易找到了阿菊,可她却一问三不知,惟一的线索也断了,徐宗懋感到万分沮丧。

  后来,徐宗懋在“国防部”的原始档案中发现,1950年9月底,陈莲芳曾经向“军法局长”陈情,请求领取母亲的遗骸与遗物,以便有朝一日归葬大陆。不久,“军法局”回复,同意陈莲芳的请求:“……据请领取朱谌之遗物一节,准予具领……”可不知什么原因,最终陈莲芳没有去领朱谌之的遗物,也没有过问骨灰的处置。

  从文件中,徐宗懋看到,1950年6月10日朱谌之遇难后,遗体即由台北市“卫生局”火葬管理处派人送去火化,此后便再无记载。

  陈莲芳没有为母亲收尸,朱晓枫并不怨她。“那种年代,他们一定也承受了很大的政治压力。”朱晓枫表现出一种只有阅尽世事的老人才会有的豁达。

  “朱湛文”还是“朱谌之”

  阿菊没有去领骨灰,追访朱枫遗骸的最后一点线索也断了。徐宗懋几年的寻找搁浅了。迎奉母亲遗骸回家,难道只能成为朱晓枫的一个奢望了吗?

  转机出现在2010年初。

  2007年,当《镇海的女儿—朱枫传》一书出版后,一位在上海的潘蓁先生曾致电冯亦同,他说自己的父亲解放前夕以教师的名义前往台湾做地下工作,几十年来音讯皆无。近年来,他一直在朋友的协助下寻找父亲的骨灰。他愿意为寻找朱枫烈士的骨灰出一份力。冯亦同当即表示了感谢,但他并没有对这份热心给予太多的期望。

  没想到,2010年初,冯亦同接到了潘蓁的电话。潘蓁说,他在一份名为《政治受难者墓区整建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上看到编号233的无主骨灰罐名为“朱湛文”。“朱湛文”会不会就是“朱谌之”呢?

  “以前都是连笔,‘讠’很有可能被看作‘氵’,而‘之’也很可能被误认为‘文’。”冯亦同说。他马上把这个猜想告诉了朱晓枫和徐宗懋,大家都认为,很有道理。

  在随后的邮件中,潘蓁提到那份“迁移名册”是几年前辛亥第二殡仪馆为所留存的612个台湾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无主领取的骨灰罐所造的。朱枫烈士的骨灰也许还保存在辛亥第二殡仪馆。

  得到这个信息后,徐宗懋托自己的好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专家朱浤源教授以学者的身份到殡仪馆代为查询。

  朱浤源教授看到这两个名字后,直觉感到这个“朱湛文”一定就是他们要找的“朱谌之”。

  2010年1月10日,他第一次来到辛亥第二殡仪馆管理处。在管理处的档案中,朱浤源发现“朱湛文”的名字并非233号,而是新编的77号。虽然有了号码,但能否找到骨灰罐,殊无把握。

  从朱浤源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到,纳骨塔是一个白色的谷仓型建筑,200多个无主骨灰罐套着白色编织袋,杂乱无章地堆放其中。在台湾最冷的二三月间,朱浤源与管理处原承办人员雷元荣,三次冒雨上山进入纳骨塔中寻找。经过一个一个地翻检,他终于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写着77号的骨灰罐。

  朱浤源大喜过望,他立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徐宗懋,但此时他并不能确定77号骨灰罐就是“朱谌之”的。因为每一个骨灰罐外都套着编织袋,编号是写在编织袋上的,必须打开编织袋才能确定名字。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只有拿到家属的委托书,他们才能打开编织袋查验。

  2010年4月,朱浤源利用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的机会,见到了朱晓枫的女婿李扬。得到了朱家的委托书后,朱浤源再度上山查验。可当工作人员打开77号骨灰罐的编织袋后,却发现骨灰罐上写的名字并不是“朱谌之”。朱浤源一下傻了眼,难道几个月的努力就这样白费了吗?他感到万分沮丧。

  后来,朱浤源向殡仪馆管理处反映了情况。管理处的刘处长非常重视,他决定在清明节扫墓高峰过后,对纳骨塔内所有的无主骨灰罐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查,整理那些错置的骨灰罐。

  一个一个翻检后,朱浤源终于找到了写着“朱谌之”的骨灰罐。原来承办人员在登记时看错行了,所谓新编77号,其实仍是原来的233号。记者在李扬展示的照片中看到,白色编织袋下的黄色陶罐上赫然写着“朱谌之”三个红字。

  李扬对记者说,朱教授在给他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由于阴气极重,他和雷先生都感到了3天的不舒服。“我们都祈祷朱谌之在天有灵,保佑我们找到她,使她的遗骨可以回到故乡。”

  朱教授、雷先生和徐宗懋的古道热肠,让海峡对岸的朱晓枫一家非常感动。“如果不是有很强的同情心,谁会愿意翻检骨灰呢?”李扬说。



  曲折回家路

  骨灰终于找到了,下一步就是怎样运回来。开始谁也没想到,运回来的难度竟不亚于寻找。

  2010年5月,朱浤源拿着李扬提供的委托书找到辛亥第二殡仪馆管理处,要求代表家属取回骨灰。但管理处表示,朱谌之的骨灰是当年国防医学院存放在这里的,他们只有保管权,没有处置权。朱教授又找到海基会。海基会的回信说,“此系特案,不予办理”。

  这时,朱浤源也受到了来自单位领导的压力,领导让他不要再过问此事。李扬感到不应该让朱教授承受这份压力,于是决定自己想办法运回外婆的骨灰。

  “我考虑要办成这件事需要两个证明文件。第一,要证明朱谌之的骨灰存在;第二,要证明我们是她的亲人。”李扬说。

  当时,李扬已经拿到了台北殡葬管理处出具的确认朱谌之骨灰的文件。那么,如何证明朱晓枫是朱谌之的女儿呢?这件事让李扬感到很头疼。身在南京的朱晓枫更感到费解:“我是她女儿,她是我妈妈,这还需要证明吗?”可是程序就是程序,一丝也马虎不得。

  朱枫是在解放前去的台湾。目前,惟一能找到的朱枫的身份证,是1946年在上海办的,还用的是化名——朱静。既没有朱枫的身份证,也没有她赴台的证明,又没有朱晓枫的出生证明。“怎么才能证明她是谁,我是谁呢?”

  思量了很久,李扬想到,朱晓枫的档案里会不会记录着她母亲的名字呢?如果可以把档案借出来,给公证处看一看,不就行了吗?可是到朱晓枫档案所在地——某军区后勤部政治部一问,李扬发现此路不通。原来,军人档案按照规定不得外借。

  这下难倒了李扬,难道就此放弃吗?他不甘心。

  他辗转把启运烈士骨灰的事,反映到江苏省司法厅的有关领导。领导一听朱枫的故事非常感动,认为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应该支持。在江苏省司法厅的协调下,军区终于同意破例外借档案了。在朱晓枫的档案中,赫然写着:母亲,朱谌之。凭着这份人事档案,朱晓枫得到了证明她与朱枫关系的公证书。

  有了必要的证明材料,李扬却不知道应该找哪个部门办理此事。“一般人谁会遇到这种事儿呢?”李扬笑着说。

  由于朱枫烈士是在台湾牺牲的,李扬想大概应该找海协会试一试。海协会的有关领导看了李扬提供的材料,又听了朱枫烈士的故事,深受感动。此前,海协会与海基会之间从来没为民间个人事务发过公函。不过,感动于烈士的事迹,海协会研究决定破例向海基会发一个公函。

  一个月后,李扬收到了海基会的回函。“措词非常客气,同意家属去取骨灰,而且附上了13页的赴台说明。”李扬说。

  他和妻子徐云初花了整整一个晚上来研究这13页说明。研究来,研究去。李扬发现受种种原因所限,他们无法满足“赴台说明”中提出的要求。也就是说,他们无法亲赴台湾取回朱枫的骨灰。

  难道就此作罢,让之前这么多人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吗?李扬不甘心。他又找到海协会寻求帮助。

  海协会的同志告诉他,不久之前,一位台湾女艺人在辽宁出车祸身亡,她的母亲来到大陆,顺利地把女儿的遗体运回故乡。此后,两岸开通了一个专门为运送亲人遗体或骨灰的快速通道。可不可以试试这条路呢?

  受到启发的李扬找到了负责此事的民政部下属的殡葬协会。“正会长、副会长坐了一排,我又把朱枫烈士的事迹和家属迫切想迎奉烈士骨灰回家的事情说了一遍。”李扬对记者说。会长们听完后,非常感动,当场表示一定要促成此事。

  他们商量了一下,觉得殡葬协会在台湾的会员单位中国生命集团应该能办这事。于是,一个电话打到中国生命集团董事长刘添财处。刘添财表示,他们正有此项业务。

  此后的几个月中,李扬又补充了无数公证和手续。中国生命集团的工作人员也多次往返于所在地高雄和台北之间。11月底,一切手续齐备,朱枫烈士的骨灰终于可以回家了。

  抱得忠骨还

  2010年12月9日那一天,已80岁高龄的朱晓枫并没有到北京迎接母亲的骨灰。但那一天,身在南京的她,心早已飞到首都机场那间小小的贵宾室中。

  朱晓枫9岁就离开母亲投身“台少团”,与母亲聚少离多。在她的记忆中,与母亲最幸福的时光,就是1946年从“台少团”回到上海,与母亲朝夕相处的三个月。那三个月中,她们同吃、同住。她看着母亲忙碌于各种工作,闲暇时候她们则会去看看电影,逛逛公园。

  她与母亲最后的分别是在1946年的夏天。在吴淞口,朱枫送女儿登上前往苏北解放区的船。

  “虽然知道去了解放区可以吃大锅饭,共同劳动,母亲还是不放心,给了我一块金锁片,让我需要的时候,就掐下来一点,备急用。”

  朱晓枫站在吴淞口一艘很小的船头上,向母亲挥手。能去解放区,她特别开心,母亲也是。她以为重逢就会在不远的将来,没想到与母亲再一次“团聚”的路,竟走了漫漫60年。

  这样漫长的旅途,也非朱枫所能逆睹。在即将赴台之前,朱枫给爱人朱晓光的信中,温情脉脉地回忆着二人短暂而甜蜜的爱情生活—

  我常常想起霞浦路吃茹粥,五岱洋种菜挑粪,嘉陵江畔月黑风高的晚上,你从安乐旧木桥边候我,在集中营探访时的感觉和宪兵队出来后你对我的感情……还有在安陆云梦通过封锁线,我曾经黑夜掉在田塍下面,你一次次把我拉上是那样温情地,这都使我不能忘却。

  “我们后半生该有了快乐。”朱晓光在回信中这样憧憬着他们的未来。

  而今,历经沧桑变迁,世事流转,忠魂终归故里。

  本版图片由徐宗懋提供  本报记者 黄加佳

  感谢《镇海的女儿——朱枫传》的作者冯亦同先生为本文提供的资料支持。





若水 2011-04-20 13:17
中国宁波网   2011年04月19日
http://news.cnnb.com.cn/system/2011/04/19/006907961.shtml

红枫寄情思
朱枫烈士墓设计方案出炉

  镇海新闻网讯(记者张 亮 通讯员张静君)近日,记者从区民政局了解到,备受瞩目的朱枫烈士墓已完成规划设计,并开始施工,预计6月10日朱枫归葬前完工。

  据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建的朱枫烈士墓位于镇海革命烈士陵园北侧,主体由墓墙和小型纪念广场组成,设计上力求突出朱枫烈士的革命精神。墓墙和地坪采用白色花岗岩,墓基采用印度红大理石,墓墙宽约5.4米,高约3.3米,相当于一层楼的高度,正中雕刻朱枫烈士头像。纪念广场面积约200平方米,用于举行相关祭扫活动。尤其醒目的是,墓墙边计划栽种一棵挺拔的红枫,以树喻人,彰显朱枫烈士英勇无畏的革命形象。

效果图



红旗飘飘 2011-10-29 17:17
“ 1949年10月31日,“国民党保密局”逮捕了“台湾省工委会”委员陈泽民,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逮捕了蔡孝干。蔡孝干在—周内供出了所有同志,造成400多名中共党员被抓。国民党政权使出流血肃清手段,书记以上未供出同志者悉遭枪决。”

  不知是陈挺到50年1月才供出的蔡,还是被捕即叛变了,直到两个月后才抓到的蔡?

失败膏黄土 2015-02-09 11:31
毛主席1950年1月在苏联,难道这诗在苏联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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