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与夏明震

[attachment=2434] 在福建从事地下工作时的曾志（1911-1998），摄于1931年。
作者：陶斯亮

夏明震之死

　　1928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蒋介石的残酷镇压下转入低潮。国民党利用年轻的共产党所犯的幼稚错误,煽动土豪劣绅和愚昧农民暴乱,发动了“白带子反水事件”。暴民见共产党就杀,一时革命者血流成河,仅郴州县遇害的共产党人就有一千多。
　　我母亲的革命引路人,也是她的第一个爱人夏明震,被暴乱分子捅了几十刀,暴尸于河滩,现场惨不忍睹。这位才华横溢又英俊潇洒的共产党人,此时虽仅21岁,却已是党的郴州中心县委书记,工农革命第七军党代表。他们夏家满门忠烈,兄弟姐妹中有五人为革命壮烈牺牲,大哥就是著名“就义诗”的作者夏明翰。
　　年仅17岁的母亲,亲眼目睹了新婚丈夫被如此的残杀,受到极大刺激,愤怒几乎使她失去理智。但要强而任性的她,在为夏明震送葬时,却作了个事后令她痛悔终身的决定,她没有去送亲人最后一程,因为她不愿让人们看到她的眼泪,她宁可一个人躲起来让泪水绝堤。
　　紧接着郴州地区发生了彪炳史册的湘南起义,我母亲跟随朱德陈毅上了井冈山。岁月倥偬,六十年弹指一挥间,直到1988年她才重回故里。但当年烧炮楼的那个红衣小姑娘早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她此番回乡,是为了找到夏明震的墓,在人生即将进入终点时,想祭扫亡夫的英灵,以深埋心中的那份未了情。当初,她听说夏明震被葬在文庙附近的山上,可是现在哪里还有什么文庙!早已变成一条公路。她山上山下四处寻找,然而再也找不到夏明震的一丝遗迹了!烈士的骨骸可能早已当了铺路灰。“我心里至今还十分不安啊!后悔当初没有去送他那最后的一程。”母亲在她的自传中这样写道。
　　未能找到夏明震的遗骸,在母亲心中留下无限的怅然和遗憾。她向当时郴州的领导建议,希望能为夏明震修个墓,让烈士的英灵有个安息之地,也让后人知道,曾有一位卓越的共产党人,用青春和鲜血染红过这块土地。在夏明震墓前
　一晃又一个十年过去,1998年3月,在纪念湘南起义70周年之际,郴州人民在烈士陵园内,为夏明震立了一个墓。然而此时母亲已重病在身,我义不容辞地代母出席纪念活动,特别是要代她祭拜夏明震的墓。
　　1998年3月16日,我手捧鲜花,来到郴州烈士陵园凭吊夏明震。新修的墓碑是黑色大理石的,碑上镶嵌着夏明震的像。像上的夏明震穿着校服,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也真为难了郴州的同志,他们居然找到了夏明震在省三师的学生证,从证上复制下了这张珍贵的相片。妈妈曾对我说,夏明震高大英俊,但从这张模糊的像片上并看不出来,完全还是个中学生模样。墓后刻着夏明震的生平事迹,他“生于1906年12月24日,衡阳人,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年任湖南特委组织部长,1927年任郴州中心县委书记,工农革命军第七师党代表。1928年3月12日上午牺牲,年仅21岁”,后面还刻有与夏明震同天牺牲的黄光书、何善玉(女)、周碧翠(女)、焦玉才、陈代长等八位烈士。墓周还有白色汉白玉护栏,墓前有两根石柱,上刻一幅对联:犹生虽死招唤忠魂衡郴云树寄哀思；有弟如兄为求主义铁血头颅酬壮志。
　　从1922年加入共产党到1928年壮烈牺牲,短短六年,夏明震已为党立下了丰功伟业,是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我怀着无比崇敬无比虔诚的感情,将鲜花放在夏明震遗像前,并向他深深三鞠躬。我默默地对母亲说:你十年甚至六十年的心愿,今天我为你了却了!夏明震从此后不再是漂零的孤魂,他的英灵终于有了归宿。
　　我在凭吊夏明震时,周围里三层外三层地站了很多老百姓,人虽多却静悄悄的,这种庄严肃穆的氛围,让我感到,这次的代母凭吊也为郴州人民所看重。三个月后,妈妈无憾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87岁。但愿她在天国能找到她的夏明震。
　　在湘南起义七十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我和肖新华(肖克将军之子)代表革命后代讲话。我脱稿讲了这样一段话:“去年十一月,我去井冈山,在蔡协民烈士(年仅32岁就英勇就义)塑像前替母亲献上一束鲜花；今年元月份我回湖南祁阳,又代表母亲在父亲(陶铸)雕像前深鞠一躬；而今次来郴州,母亲一再嘱托,一定要代她凭吊夏明震的英灵。作为一个职业女革命者,母亲的一生有着太多的磨难,太多的坎坷,但她先后拥有的这三位革命伴侣,却使她的人生显得如此丰富多彩,而我,也为有这样杰出的父辈而感到无上荣光。”

　　谁是大哥的亲生父亲?

　　一直以来,我都有个疑问深埋心间,就是大哥石来发的亲生父亲究竟是谁?是蔡协民还是夏明震?这是根据大哥的出生日期是1928年11月7日,而夏明震牺牲于当年3月份,母亲与蔡协民的结合是夏明震牺牲以后的事。如此推算,大哥应该是夏明震的遗腹子,但出生时的父亲是蔡协民,而真正养育他的是石连长。
　　对母亲而言,谁是大哥的亲生父亲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是革命先烈。特别是她觉得石家全家被国民党杀害,惟独保留了大哥这么一个红军后代,大哥理应传承石家香火。蔡协明是看着大哥出生的,又是井冈山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在井冈山有很高的声望,大哥拿到的烈士遗属证就是蔡协民的。一辈子在井冈山务农的大哥,一方面守候着石家的祖墓,一方面守望着蔡协民的英魂。他并不知道有个叫夏明震的人。
　　直到离母亲逝世前几天,我才下决心问个究竟,我说:“妈,你一定要回答我个问题,大哥是不是夏明震的儿子?这很重要,爸爸有我,蔡协民有春华,可是夏家几乎满门抄斩,都那么年轻,没来得及留下后代就遇害了。‘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只是烈士的豪言壮语,可如果大哥真是夏家的后代,那对在中国革命史上牺牲最惨重的家庭来说该是多大的安慰啊!”母亲沉默良久,突然说了句:“石来发长得就跟夏明震一个样子!”“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都是烈士后代么,不要搞那么复杂。”我真不能赞同母亲的逻辑,搞革命就可以不讲血缘啦?母亲留给孩子们的话
　　1998年的4月4日,是母亲87岁大寿。她知道这将是她最后的一个生日,清晨6点就起来了,擦了点头油(这可少见),换上一身干净的病号服,又让我用鲜花布置了房间。10点钟,全家人齐刷刷地来给她祝寿。
　　自1995年母亲病后,二哥春华和二嫂统惠就一直住北京家里,但这次我特意从井冈山请来了大哥石来发。我们兄妹三人共同为母亲祝寿还是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母亲今天有点激动,讲了不少话,她对大哥和二哥说:“我对不住你们,让你们吃了很多苦。春华残疾了,石来发至今还是个农民劳动者。但是当时我也是没办法,我也只是个小孩子,又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苦,没有办法养孩子,要请你们原谅!”这是我第一次听母亲向她的两个儿子讲这样的话,这话可能已在她心里埋藏了很久很久。我早看出她企图以关爱的行动去补偿,但晚了!她和他们都老了!从不说温存话的母亲,今天能讲出这么情真意切的一番话来,说明她心中始终在惦念着这两个苦命的儿子。她又对二哥说:“我给你办了残废证,你一直不用,你很有志气,很有自尊心,这点我很佩服。但是太自尊了也没有必要,应该求得别人的帮助。”春华几次哽咽流泪,他对母亲的感情太复杂了,可以说是爱怨交加,有一肚子的委曲,我很同情他。相比之下大哥简单得多,他诚恳地对母亲说:“你白养我们了,你病了我们都不能来照顾你,劳累妹妹一个人了。”母亲去世4个月后,我带着井冈山的两个侄子和侄孙女,特地到郴州为夏明震扫墓。夏明震若地下有知,那么,现在他不仅有儿子,还有两个孙子,一个重孙子,四个重孙女,还有两个第五代孙儿孙女。这正是:杀了夏明震,还有后来人!

岁寒	2008-07-06 11:17
转贴的时候还是注明一下作者为好。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陶铸和曾志的女儿陶斯亮。我记得老早以前读到过一篇文章，里面提到曾志的一个儿子被上级卖了100块大洋作为组织的活动经费，不知道是陶斯亮的大哥还是二哥还是另外的哥哥。

苗溪

2008-07-11 02:59

虽然我知道这话挺8的，但还是忍不住想说，顶楼这张照片真漂亮。
曾经看到过曾志中年的照片，都是精神焕发的样子，这一张还是第一次见，有一种朦胧的美感，刚刚看到时还以为是14、5岁的小姑娘，再看注释，是20岁时照的，那时的她已经结婚生子，又经历了生离死别，眼神里却还有女学生般的纯真，难得。

红旗飘飘

2008-07-11 16:48

[attachment=2441]曾志与丈夫陶铸以及女儿陶斯亮。

曾志革命生涯的三次婚姻：
　
　1927年4月，与夏明震结婚，1928年3月夏明震牺牲；
　　1928年4月，与蔡协民结婚，1932年10月，蔡协民和曾志挨批，蔡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曾到陶铸任中心市委书记的福州去，“临分别前，我提出了就此分手的想法，我们的夫妻关系实际上到此结束了。”（曾志，1999：145）
　　1933年初，曾与陶铸由“假夫妻”而真夫妻。
　　第一次婚姻是不自觉的。“我觉得这人太豪情奔放，锋芒毕露，所以印象不是很好。”（曾志，1999：29）一天夜里，夏明震工作后没有走，和衣躺在曾床边，第二天早上有人拿她开玩笑，人言可畏之际，夏一句“我是真心爱你的”，曾“心一软”。工作关系促成了第一次婚姻。
　　第二次已有恋爱的成分。“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到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但后来发现，蔡的感情非常脆弱，“有时甚至像个小男孩，难过得流泪。”所以“虽说蔡协民对我确实很不错，可我对他的感情并不是很深。”（曾志，1999：65、103、151）女革命者追求的是钢强的男子汉。
　　这就是陶铸对曾的吸引力。“自从与陶铸相处后，他对我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同样我也乐于同他相处，心里总是挂念着他。……而过去蔡协民外出时，我就没有这种揪心的挂念。”（曾志，1999：151）但陶在与蔡协民相反的方向上也是极端，“从延安出来后，我正式向组织上打了离婚报告，我忍受不了他的大男子主义。陶铸表示尊重我的选择。因日本投降后，时局突然发生变化，也就顾不上再扯这些个人的事了。”（曾志，1999：398）革命形势稳定了曾与陶的婚姻。
　　无论与谁结婚，无论有没有感情，曾都没有把自己和谁终生绑在一起。这首先是基于革命者的使命。与蔡协民结婚时，“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什么旧的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曾志，1999：65）1932年，蔡协民受到批判，政治生命实际上已经结束，婚姻当然也就不可能再维持，何况曾对他本来已有不满。党内很多高级干部的政治生涯出现逆转时，组织上都会劝说他的妻子与之离婚。在严密的组织体制中，一个得不到领导信任的人，甚至也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
　　另外一个原因是，伴随革命而来的牺牲、分离使两个人不能长相守。在闽东时曾并未想和陶铸分手，但陶铸被判了无期徒刑。“而那时我才23岁，我是共产党员、职业革命者，为革命随时都要作出牺牲；同时也早将‘三从四德’、贞节牌坊那种封建的东西，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对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权利作出选择。”为此而和任铁锋、叶飞交往密切。但她过于充分地使用了自由的权利，以至于闽东特委认为：“曾志作为党特委的一位负责同志，在恋爱问题上，以一种极不负严肃的态度。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要好，影响党内几个负责同志之间的团结，影响了工作。”（曾志，1999：208、209）革命者的婚姻只是口头承诺、组织批准和事实存在，既没有法律约束更不保证天长地久。闽东特委不是批评曾没有为陶铸“守节”，她有权利在陶铸尚存的情况下另行恋爱，只是不能同时与两个人好。因此决定撤销曾福霞县委书记的职务、留党察看四个月的处分。曾志本人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小资产阶级浪漫情调”。（曾志，1999：207）如果不是闽东特委的处分，曾和陶的婚姻早就结束了。不过，曾认为，特委批评的实际原因是由于曾与任、叶密切的关系使特委其他领导感到有被架空的危险。可以设想，如果曾志不是同时与党内两个负责同志好，特委也不一定给她如此严厉的处分。
　　“三从四德”是革命要破除的观念之一，当然不能进入曾的婚姻观念，没有这种旧的约束，维系革命者婚姻的纽带就是政治需要、组织安排。这对传统的婚姻观念确是一次革命，但由于这一外在约束一般也不考虑双方的感情基础，除非有一方的政治生命发生问题，否则离婚也是很困难的，这种新的婚姻约束机制与传统的伦理约束又有相同之处。

红旗飘飘

2008-07-11 16:52

[attachment=2442] 1920年的一个夏夜，当夏明翰在弟弟夏明震的帮助下，用斧子砍破窗棂，逃出夏府时，夏明震便坚定地对哥哥说：“你先冲出去，以后，我一定跟你走！”这年，夏明震刚刚14岁。1928年3月21日，就在哥哥夏明翰壮烈牺牲的第二天，他也在郴州事变中英勇牺牲，年仅22岁。
    夏明震是夏明翰的同父异母兄弟，1906年出生，在省立第三师范上学时，他积极参加学生进步运动，很快成为湘南学生联合会骨干成员。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年秋天，中共湘南区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夏明震等人被派往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结业后先后在长沙、衡阳等地抓农运工作，担任过省政治讲习所、衡阳农运讲习所等教员。1926年春，他回到衡阳，先后担任中共湘南区委组织部长、衡阳县委委员等。大革命失败后，他听从省委的安排和哥哥夏明翰的嘱咐，奔赴郴州地区组织暴动工作。1927年8月，他与曾志(夏明震的夫人)一同到郴州，夏明震受命任郴州特委书记、郴县县委书记，兼工农革命军第十师党代表。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农民革命唱了一曲嘹亮的赞歌，对农民的颂扬成为革命史的主旋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1928年的湘南，农民曾以暴力反对革命。
    湘南暴动后，国民党军队向郴州的红色政权进攻，湖南省委特派员席克斯、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提出了一个坚壁清野的“焦土政策”，即把从宜章到耒阳一线四百多里长的公路两侧各五里内的城镇及农村的人和财物一律撤至偏远的农村，然后把搬空的房子烧掉，片瓦不留，使来犯之敌难以生存。支持革命的农民原想从革命中得到好处的，现在革命要掉他们的房子，于是农民拿着此前用来和反革命斗争的枪、梭镖和大刀来和共产党斗争了。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共产党一定要烧我们的房子，我们就反对共产党，打倒共产党！”（曾志，1999：55）28年3月中旬，本来是要动员群众掉房子的大会上，农民们用梭标扎死、用泥土活埋了共产党人，手段是残忍的：
    夏明震面朝苍天，躺在那里，脸是青紫的，眼睛闭着，两只手还紧握着，衣服被撕开，胸前被刺了三、四刀，肩上、肚子上、脚上都有伤，大概被砍了几十刀，两腿伸直，一只脚光着。
    特别是那个妇联主任，赤身裸体躺在那里。两个乳房被割掉了，肚子上被挖了个碗口大的洞，肠子暴露着，外阴也被挖掉了。
    最惨的是两三百名少先队员，都是些十二岁至十六岁的孩子们。反叛的农民来了他们就往山上跑，反叛的农民哄骗说：
    “你们下来，就不杀你们。”
    天真的孩子们相信了他们的鬼话，一下山就被包围了。毫无人性的叛乱分子竟对手无寸铁的孩子们大开杀戒，好几十个少先队员最后惨死在血泊之中，尸体被丢在山沟里。（曾志，1999：60─62）
    农民运动历来有狂乱屠杀的一面，且手段原始，从大革命到“文革”都有充分的表现。它本身无所谓“革命”还是“反革命”，关键看为谁所用。政治家的本领即在于释放并利用这一股巨大力量，这个本领是逐步学会的。湘南事件后，陈毅代理郴州县委书记，公开承认烧房子是不对的，对参与叛乱的农民既往不咎，由此缓和了与农民的关系。革命成功的奥秘，就是最终成功地把这一难以驾驭的力量“组织起来”。“组织”不只是激活、集中，也是改造、约束，即使之符合革命需要。
    但湘南事件说明，农民并不只是被动的、受控的角色，他们内蕴的冲动和欲望也是党不能忽视的。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让群众的冲动和欲望有所释放。比如1947年晋绥土改，分局主要领导就在会议上说：“那种认为贫农立场不行，要无产阶级立场才行。我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员，我来领导你。如果这样讲群众路线的，就是不相信群众，脱离群众。今天看，出主意用干部这一套是吃不开了。要相信群众起来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对干部宣布我们组织中有坏人，如何办由群众处理，对任何人都如此，工作团干部，军队干部也是如此。处理干部先去问群众，不是先问上级，各级干部都要服从群众。现在……党内阶级异已分子，投机分子、恶霸占百分之十五至二十五，有的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有的起坏影响。要群众监督党，群众监督干部，群众教育党和干部，只有这样今后才靠得住。基本农会就是党，概念上要这样认识，因为一切都是通过农会，它实际上起党的作用。”这就出现了用对待地主富农的办法对待党员干部的做法，“把党内斗争和阶级斗争混淆起来。有些地方发展到乱打乱杀，错打死了党员干部和农民。”（龚子荣，1996）在晋绥党校，“竟召开‘搬石头’的会，会上指定一部分座位，挂着‘王八蛋席’的牌子，凡是家庭成分是地主富农的干部，让他们坐到‘王八蛋席’上去。”（杨尚昆，2001：250）
　　

岁寒	2008-07-11 17:00
请问4楼和5楼文章的作者以及文章出处，还有文中曾志1999年著作的详细信息（题目，出版社）。

红旗飘飘	2008-07-11 17:01
引用第6楼岁寒于2008-07-11 17:00发表的  : 请问4楼和5楼文章的作者以及文章出处，还有文中曾志1999年著作的详细信息（题目，出版社）。 “尽在烟云变幻奇”——读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作者：单世联 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2002

岁寒	2008-07-11 17:03
哦，下回转贴的时候还是同时说明一下吧，这既是对原作者的尊重，也给读者带来了方便。

红旗飘飘

2008-07-11 17:09

引用第8楼岁寒于2008-07-11 17:03发表的 :
哦，下回转贴的时候还是同时说明一下吧，这既是对原作者的尊重，也给读者带来了方便。

原文很长，可谓一部一个革命老人真实的党史回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历历再现，原打算选几个内容选贴过来，既然岁寒问询，大家有空可以看看根据曾志回忆录改写的这篇长文。

红旗飘飘	2008-07-12 11:19
[attachment=2456] 英雄的中华儿女陶铸夫人曾志回忆:我的三次婚姻 http://www.ce.cn/culture/people/200606/21/t20060621_7456245.shtml

魔女小刺猬	2009-03-04 17:22
请教：曾志抗战时候是否在第五战区活动过？并办有一家旅馆从事地下活动，曾与当时任33集团军参谋长的张克侠有过接触？

岁寒

2010-04-19 13:12

这几天在井冈山学习。在这里参观，不时可以见到曾志、蔡协民等人的照片，所以就把这个旧帖子翻了出来，顺便答覆刺猬的这个问题，我在网上搜到曾志的传略，其中有这么一段：

1938年10月的荆门，被日寇飞机狂轰滥炸后已成为一座死寂的城市。公路上来往的尽是从前线败下阵来的饥渴难耐的国民党溃军。
    曾志抓住这一时机，组织一批进步青年在路边不停地烧水煮粥，慰劳国军。没多久，她们的美名和事迹便在荆门、当阳、远安一线的国民党三十三集团军张自忠将军的方圆5百里的防区内，不胫而走，传为佳话。
    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张克侠将军，是中共特密字党员，人称“佩剑将军”。在他的帮助支持下，曾志索性办起了“军民合作大饭店”、“合作旅店”、“合作书店”等机构，使荆门这座死城起死回生。
    曾志还组建了运输大队，帮助集团军紧急运送5千袋军粮，解决了友军的燃眉之急。
    年仅27岁的“曾霞”(化名)在这个时期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水平、应变能力、胆识气魄，深受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张自忠将军等一批国民党将领的钦佩。
    曾志也很快得到了党组织和同志们的信任，她被任命为荆当远中心县委书记。她以抗日救亡宣传和工作作为掩护，秘密发展和健全了党的基层组织，建立了秘密抗日武装。
    曾志所组织开展的有声有色的活动，也引起了集团军内一伙势力的注意和猜疑。他们屡次对曾志跟踪、试探，甚至指使童子军到军民合作饭店骚扰、查封。多亏了张克侠将军的暗中保护，加上她英勇机智的斗争，使敌人抓不住把柄，无奈她何。
    有一次，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韦永成“热情”宴请曾志，拼命劝酒，企图将她灌醉后，套出她的真实面貌。她暗中告诫自己绝对不能醉！由于精神上的高度清醒，意志上的极力抵制，她反把对方给灌得趴下了。
    1939年，国民党下达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禁令，张克侠将军有意扣压了两天才下发，并让曾志看了禁令，要她格外小心。组织上也认为曾志目标太大，不宜继续留在荆当远地区，决定送她到延安学习。

http://www.fa-today.com/Cultur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445&Page=10

红旗飘飘

2010-05-12 12:14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  柯岩著

    人的一生，都在路上。在这漫漫的人生路上，无论是辉煌的，抑或是黯淡的，你都将遇到千千万万的人：有的长期交往，有的擦肩而过；有的令你赞叹，有的令你惶惑；有的令你鄙夷，有的令你无可奈何。当然其中也有许多或此事让你倾佩，或彼举令你心折的人；但是能让你刻骨铭心，终生仰慕，每一念及则令你肃然起敬如涤心肺者，滚滚红尘中，也就屈指可数了。

    于我，曾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其实我和曾志相识很晚，交往不密，是她人格的力量深深地打动了我，终生教育着我。当着外人，我象别人一样叫她大姐；在她家人面前的时候，我叫她曾妈妈。她曾多次反对说：就叫大姐吧。她的女儿亮亮也老憨笑说：我叫你小柯阿姨，你叫她曾妈妈，这不错了辈了吗？于是全体大笑。笑归笑，可不知怎么，多少年，还是这么叫下来了。

    记得初见曾志是在1962年夏天。广州会议刚开过不久，正是我们这些小知识分子兴高采烈，意气风发的时候，许多文友聚会在北戴河。郭小川一天忽然对我和敬之说：陶铸同志也在北戴河，咱们去看他呀。我忙问：曾志同志也在吗？郭小川点着头笑着说：可陶铸同志会客，她一般是不出来的。我说：你说我们就是想见她嘛。陶铸同志谁还没见过呀。郭小川说：你为什么非见她不可？我说：她是传奇式的女红军嘛。郭小川磨不过我，用手挠着头说：嚯，还知道得不少呢。试试看吧----也不知郭小川是怎么试的，反正是联系成了。不但联系成了，而且说陶铸请我们吃饭。大家都很高兴，只有我这个傻瓜还不住地问：曾志同志出来吗?啊？曾志同志出来吗？

    到了陶铸处一看，只有陶铸和亮亮。我非常失望，又不甘心，就不断地和郭小川嘀咕，郭小川只好去走亮亮的后门。亮亮那会儿好像刚上军医大，一个大学生，又爱好文学，对我们十分热情，不一会，就把曾志清出来了。

    怎么说呢？从那时到现在，长长的37年过去了，又是怎样翻天覆地的37年。多少痛苦，多少快乐。多少眼泪，多少刻骨铭心的记忆。可写到这，37年前的那个黄昏，仍那样清晰的呈现在我的眼前，就好像刚刚发生一样。

    当时，亮亮笑逐颜开地出来说：妈妈来了。她是那样满不在乎地一说，可我竟一下愣住了。因为虽早有准备，知道曾志很漂亮，也听说过陶铸在厦门第一次看到她时，吃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但总以为那是她年轻的时候，在那血与火的年代，正是残酷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她又是出名的勇将，是陶铸把她想象成母大虫的强烈反差的缘故。却原来，她真是这样美。我一直在美女如云的文艺界工作，眼睛早就历练的很毒，自是和当年的陶铸不一样；而她，也青春早逝，已年过半百，记得那天，她身着一件极其普通的月白色衬衫，浅灰色长裤，可气度却那样不凡。坐在北戴河陈年旧绿的纱窗下，和我们轻言细语地话着家常，是那样纤柔秀丽，又那样优雅脱俗，直能令你目不转睛。既很难想象得出她当年赤脚持枪奔走在福建的崇山峻岭叱咤风云的勃勃英姿，也很难看出现在是一个身居广州这样一个繁华大市日理万机的工业书记。

    那会我年轻，就那样不礼貌的盯着她看，只见或瞟一眼风风火火的陶铸，席间说了些什么，竟完全不记得。回去后，可就抓住小川不放了，让他反反复复的叙述有关曾志的一切，他所说的，我至今记忆清晰。他说她是如何的英勇顽强，在年轻时就活跃红军中，可谓身经百战；说她是如何的机智慧敏，在地下工作时怎样多次死里逃生，真是命如悬丝；说她是怎样自尊自强，因为陶铸一直身居领导岗位，整个战争年代，她几乎都和他分开工作；说她是怎样的情深意重，宁肯受处分也要把危险告诉被错误怀疑的同志；说她个人生活十分曲折不幸，但对革命却无限忠诚，无论是重病在身，还是被错误处分，都不计个人得失地默默为党工作，为革命丢失了几个亲生儿子-----他说得十分动情，我听得如痴如醉。之后，我又向多少革命先辈打听过她的情况啊。之后，我又和曾志有过多少接触啊。但是直到今天，直到此刻，直到我在含着眼泪一页页读着她的回忆录时，我才知道：她哪里是什么丢失了儿子？/她是为了革命，亲手把他们都送了人，其中一个，甚至是为了给党筹措经费，心甘情愿的卖了一百大洋----

        我不禁掩卷痛哭了。我们这些后来者常常自以为很革命，可是，对于革命前辈，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对于他们的艰辛困苦，他们的怀抱胸襟，我们更是体会不深。曾志很谦虚，她说她写这本书，只因为她是一个历史见证人。可是当我们读到那位伤残而不能重返前线的老红军背着小亮亮，历时一年，千山万水，顶风冒雪，忍饥挨饿甚至乞讨-----终于把她送还父母的怀抱；当我读到文化大革命旋风陡起，一向及其自尊的曾志对爱都汇来的陶铸说“我-----以后-----在不和你争论了”，当我读到陶铸那首《赠曾志》：“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亦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曾志把它深深地缝在衣角；直到陶铸病体支离被押解出北京，明知是死别，却只泪不掉，只含笑握手。陶铸头也不回，曾志目随万里-----这是多么深重的同事情，多么崇高的革命义，何等澄澈的壮士情怀，何等刚烈的铮铮铁骨。看着他们，想着千千万万和他们一样的先行者，我们还能无动于衷地安享由于他们的奉献而得来的一切吗？是的，他们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可是即使由于时代的进步，我们之中的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比他们有了多少进步，但在我们的后人看来，我们不也会有我们的局限性吗？是的他们是革命者。可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也是父亲和母亲。不妨试想一下，假如我们也处在他们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会比他们做的更好吗？我们肯象他们一样，只是为了后来人，而心甘情愿的毫无保留的奉献自己的一切吗？

    我奉劝人们读读曾志的回忆录，我还想请求哪位高明的导演把它拍成戏，拍成电影，因为它不但能让后人了解那段历史，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热情，还会扩大我们的人生视野，让我们知道世界上确有过这样一些人，这样一些无私无畏，完全忘我，为了真理，为了正义，可以披肝沥胆，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人。这些人绝不是像某些人所描绘的头脑简单的傻瓜，而恰恰是一些大智大勇的人，一些像我们一样有着七情六欲，有着极其鲜明个性的人，不同处只在于：即使我们真心实意地终身努力，恐怕也很难企及这些人。

    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在面对曾志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把她和屠格涅夫《门槛》里的那个少女叠印起来，无论她在对我说什么，我的耳际也会叠响着文中那著名的充满诗意和哲理的回答：深暗的浓雾里吹着雪风，从建筑深处透出来一股冷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的，重浊的声音：“啊，你想跨进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在等着你吗？"“我知道。”女郎回答。“寒冷，饥饿，嘲笑，憎恨，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我知道。”“好，你准备牺牲吗？”“是的。”“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的纪念你？”“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悯。我也不要声名。”“进来吧。”女郎跨进了门槛。"傻瓜。"有人在后面这样嘲骂。“一个圣人”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个回答。后来我也上了年纪，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每当和曾妈妈面对时，我眼前呈现的画面和耳中响起的声音就要比那更为鲜明和浓烈。因为我懂得，其实跨进这个门槛不是很难，难的是在跨进这个门槛之后。多少人在门槛里改变了初衷-----

        而曾志，我们的曾大姐，曾妈妈。却不但跨进了门槛，而且矢志不移。无论是慷慨悲歌，还是衣单被薄；无论是枪林弹雨，还是生离死别，她都面不改色。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手握权柄，无论升降荣辱，还是黄金如雨，她永远是那么谦虚谨慎，艰苦朴素，严格自律，从容淡定。从一个纤纤少女直到白发苍苍，她永远是那么的正--------{省略一点内容}在她入党70周年之际，许多敬慕她的老同志自发的为她举办了一个纪念会，她却在会上反复的讲述自己革命几十年中的教训和错误；她临终时，叫亮亮帮她清理存款和现金，亮亮找出八十几个没用完的薪金袋，一共只有几万元。可她还是反复叮嘱亮亮说：袋子一定不要丢掉-----因为它们能证明：这都是我的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这钱是干净的，每一笔都是清白的，是我的辛苦钱，上缴给中组部老干部局，留给外地来京看病的困难的老同志用。”

    曾志过世后，亮亮在一只旧牛皮纸信袋上，看见妈妈写有这样一行字：我生命熄灭时的交代。打开信封，遗嘱写道：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京外家里人不要来京奔丧；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告打扰；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决不要搞什么仪式，静悄悄的，三个月后再发卜告，只发消息，不要写生平-----

        亮亮为了完成妈妈的遗愿，让妈妈死后真正成为一名彻底的丧事改革者，就真的让她这样走了。曾妈妈从从容容地，坦坦荡荡地走了，像清风明月一样静静的走了。于是，她也就像清风一样永远吹拂着我们，像明月一样永远照耀着我们，岁岁年年，直到永远-----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能像屠格涅夫一样说她是“一个圣人”吗？不，我不能。我只能说：她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愿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在人生的路上都能像她一样既追求崇高，又甘于平凡；只执著于自己的信仰，而淡泊于功名利禄。这样，在我们临终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就能像她一样说出“我的一切所得都是干净的，是清白的，清清白白的”了。

                      选自《2008中国散文年选》

红旗飘飘

2010-05-12 12:16

读柯岩《人的一生，都在路上》

《南方周末》6月26日刊登了陶斯亮写的记述母亲曾志的文章，今天，又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了一篇回忆曾志的文章《人的一生，都在路上》，于是，这个已随历史远去的女性，突然间走进了我的视野。

我是看了陶斯亮的文章，才知道曾志是老一代革命家陶铸的夫人，当然，她自己的传奇经历和在党内的重要地位已经足以使她光芒四射，而不仅仅因为，她是陶铸的妻子。

曾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历经各种艰难困苦。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3个小孩或忍痛送人或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而被迫卖掉，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1935年春，因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她孤身一人辗转在汕头、宜章、广州、上海等地寻找组织关系，打杂做工，经过20个月的艰难寻觅才在上海与党取得了联系。延安整风时，她被诬陷为“怕死鬼”受到审查，始终抱定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讲一句假话，直到甄别平反。“文革”中丈夫陶铸蒙冤被迫害致死，她也遭到批判并被遣送到粤北农村劳动。面对这种常人不能忍受的的磨难，她以顽强的毅力挺了过来。粉碎“四人帮”后，她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积极投入拨乱反正的斗争，为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她晚年对儿女坦露心迹：“只要为了党的利益和需要，我可以舍弃一切，包括生命。因为我不仅是一个女人，更是一名战士”，“ 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

曾志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即是那个有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的革命烈士夏明翰烈士的弟弟。她与夏明震1927年结合，1928年，因为中共及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为反击蒋介石军队对湘南起义红军的围剿，实行了残酷的左倾政策，强迫农民实行“坚壁清野”，烧毁湘粤大道两侧15公里内的民房，不给国民党军队利用，这些左的政策和强迫执行，引起了那些世代以土地为家的农民强烈反对，最终，忍无可忍的农民们将派去督促农民坚壁清野的中共干部们杀死了，而身郴州县委书记的夏明震也同时遇难了。

曾志的第二任丈夫蔡协民，曾任红军31团政委，她俩1929年结合了。可是后来中共发出内部秘密文件，指责蔡协民为社会民主党分子，决定将他清除出党，规定任何党组织和党员不得与蔡协民联系。被党抛弃的蔡协民为表达到党的忠心，来到厦门独自开展地下工作，后来被国民党逮捕杀害了。

曾志的第三任丈夫就是在“文革”中被与刘少奇、邓小平齐名打倒，当时被通称为“刘、邓、陶的陶铸，解放后曾任华南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重要职务。在“文革”中，陶铸最后被迫害而含冤在监狱中去世。1978年被中共予以平反。

曾志之所以使我倾慕，是因为她不仅仅是一位经历了无数血雨腥风的女革命家，也是一位美丽的知识女性。柯岩在文中用屠格涅夫的散文《门槛》来形容曾志：

我看见一所大厦。正面一道窄门大开着，门里一片阴暗的浓雾。高高的门槛外面站着一个女郎……，一个俄罗斯女郎。
    浓雾里吹着带雪的风，从那建筑的深处透出一股寒气，同时还有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问着：
   “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作什么？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在等着你？”
   “我知道。”女郎这样回答。

   “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于死亡？”
   “我知道。”
   “跟人们的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击。”
   “不仅是你的敌人，就是你的亲戚，你的朋友也都要给你这些痛苦、这些打击？”
   “是……就是他们给我这些，我也要忍受。”
   “好。你也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灭亡，甚至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惜。我也不要名声。”
   “你甘心去犯罪？”
    姑娘埋下了她的头。
   “我也甘心……去犯罪。”
   里面的声音停了一会儿。过后又说出这样的话：
   “你知道将来在困苦中你会否认你现在这个信仰，你会以为你是白白地浪费了你的青春？”
   “这一层我也知道。我只求你放我进去。”
   “进来吧。”
   女郎跨进了门槛。一幅厚帘子立刻放下来。”
   “傻瓜！”有人在后面嘲骂。
   “一个圣人！”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了这一声回答。

曾志很美，是那种婉约的美，据说陶铸第一次在厦门见到她时，吃惊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因为他很难把这么一位出名的勇将和眼前这个纤柔秀丽、优雅脱俗的女性联系到一起。

曾志就如同《门槛》里的俄罗斯少女，不但毅然跨进了门槛，而且矢志不移，无论慷慨悲歌，还是枪林弹雨、生离死别，她都永远那么从容淡定，清明纯正。我也常常问自己，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一生，我现在依然没有完全想清楚，但我想，我内心也许一直向往着那种为了理想矢志不渝的一生。有了这种可以为之牺牲生命的理想，那么牺牲，也一定是一种蔑视恐惧的幸福。

               来源：http://meghlj.blog.sohu.com/93945861.html

红旗飘飘

2012-11-18 16:11

与毛泽东有特殊同志感情的女人——曾志 [复制链接]

    曾有那么一段时期,曾志可以像兄妹一样同毛泽东随便讲话,嬉笑调侃,甚至赌气争吵。
    因为曾志在革命队伍的资历老，且在衡阳三女师与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是同学，在井冈山与贺之珍是同志加姐妹之情。
    曾志，一位二十世纪初出生在宜章城郊王家冲村的小女孩，一位天生靓丽、性格叛逆的女性。她七岁由家庭包办，许配给了吴姓，与“小丈夫”双双同行，乘轿子前往长沙读书，住在父亲与小妾的家里，因“娘姨”歧视，十一岁的她竟挥棒敲向后母的头，然后逃到“公爹”的家中。“公爹”去逝，她一人前往长沙读书，途中遇到衡阳三女师的学生，小学没毕业的她，便在衡阳参加三女师的入学考试，竟以第三名的成绩被录取。三女师没毕业，她怀着“花木兰”的英雄梦，投考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这里唯一的女兵，与男人一样摸爬滚打，组织上为她单独挖了个小茅坑。她十五岁入党，先入党后入团，成为我党历史上的一大传奇。她十五岁自主解除包办婚约，十六岁被“党组织”逼迫结婚，十八岁丈夫牺牲，跟随朱德上了井冈山，从此与毛泽东相识，跟随毛泽东革命近五十年，与毛泽东吵过架，斗过嘴，却始终崇敬毛主席，无怨无悔。

    她是与毛泽东交往最深、交往最久、走得最近的几位党内女同志之一。正因为如此，在“文革”打到“刘、邓、陶”后，作为陶铸夫人的曾志，并未象其他被打到的中央领导人的夫人那样遭受心身的摧残与折磨。
    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到陶铸的问题，并联系上曾志。毛泽东当时就不高兴地说：“曾志有什么问题？陶铸是陶铸。”足见毛泽东对曾志是何等的信任和关照。因此，曾志在文革期间，基本上来去自由。1973年，曾志在临潼干休所写信给毛泽东，要求回归部队，穿上军装。毛泽东看了曾志的信，批示说，曾志愿留在陕西，便在省委安排工作，不愿意在陕西工作，便调回北京。于是曾志回信，愿意调回北京。1973年3月8日，曾志离开陕西回到北京。

   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在遗体告别仪式上，曾志在毛的遗体前满含悲痛地向毛泽东的遗体作最后的告别，表达了她对这位兄长般的伟人的崇高敬意……

    后来，曾志的女儿陶斯亮总问曾志一个问题：爸爸死得那么惨，你怨不怨毛主席？曾志说：这是一个很肤浅的问题，我跟随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

http://bbs.redne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476745

失败膏黄土	2015-02-09 04:38
陶铸当年在广东搞土改奉行极左政策整死了不少人，后来被整死也是活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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