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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水 2008-07-11 22:02

[转贴]细说《红岩》作者们解放初期的第一次“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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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描”一件被人忽略的往事
———细说《红岩》作者们解放初期的第一次“文学”活动

作者简介：钱振文（1966—），男，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员，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后，人们对与胜利几乎同时发生的二百多个革命者被屠杀的惨痛事件进行了大量的讲述活动。与此同时，该事件被迅速地博物馆化，与此事件有关的物品、影像和文字记载成为正在北京筹备的革命博物馆的收集对象。所有这些活动的产生，都建基于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在大屠杀发生之前，以共产党为执政党的新中国已经成立。由组织机构进行的各种对大屠杀的表征活动固然是意在对这个惨痛的事件进行编码和秩序化，而个人主要是事件的当事者对事件的讲述也是意在表明自己在这个“有意义”的事件中所处的“有利”位置。

在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历史事件的各种书写中，最为著名的就是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岩》，正是由于《红岩》的出版和在其后各种改编本的广泛流播，这个发生在雾都重庆的令人震惊而又扑朔迷离的事件才广为人知。所以，小说《红岩》的写作就成为一般人们认为的对这个事件书写的起点。①而我在这里所要叙述的却是1949年11月27日重庆大屠杀刚刚发生之后人们对大屠杀进行的各种书写活动。重要的是，最早对这个惊人事件进行回忆的事件当事人并不是我们日后所熟知的《红岩》的作者们，而是一些名不见经传但所写文字相当生动的人们；同样重要的是，早在这个时期，日后《红岩》的作者们就开始对这场历史事件进行代表官方的讲述；而尤为重要的是，被认为是《红岩》作者们所写的文章实际上是对他人文章的袭用。可见的事实是，纯从写作能力上讲，《红岩》作者们并不见得就是记述大屠杀事件的最合适人选，他们也的确不是最早记述大屠杀的当事者，但他们却有机会或者资格对他人的记述进行规范和纠正。通过这些被人遗忘的早期文本的深入分析，我们有可能理解《红岩》作者们对他人的讲述是怎样进行规范和纠正的，谁是最有资格来讲述这一事件的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为什么罗广斌、杨益言在日后能够写成一部叫做《红岩》的长篇小说，或者说，一部关于重庆集中营大屠杀的长篇小说的作者为什么会是罗广斌和杨益言。

两篇回忆文章：对重庆大屠杀的个人记忆和“私人写作”

1949年11月底，被禁闭在重庆集中营的革命者开始被撤离大陆前的国民党军队分批杀害。11月27日，更发生了震惊世人的集体大屠杀，二百多个革命者被集中枪杀和火焚。大屠杀发生过后，白公馆和渣滓洞都有人侥幸生还。在惊魂甫定之后，他们中文化较高、有写作能力的一些人拿起笔来记下了刚刚发生过的梦魇一般的经历。一些个人回忆录式的文章先后出现在重庆的地方报纸上。如王国源的《逃出白公馆》，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等。当然，除了这些从血泊之中爬出来、可以说是死里逃生的人们之外，也曾经被禁闭在渣滓洞、但已经在此之前被释放的杨益言也在大屠杀发生之后迅即写出了《我从集中营出来———瓷器口集中营生活回忆》。

在这些文章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两篇文章。第一篇是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发表于1949年12月6日《大公报》第4版。这篇文章记述的是重庆白公馆集中营“11·27”死亡之夜的情形。注意，这里的集中营是“瓷器口集中营”，这里的大屠杀是“瓷器口大屠杀”，而并非日后人们习惯上所说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和“中美合作所大屠杀”。在整篇文章中出现的只有“瓷器口”和“歌乐山”这两个和政治无关的地名，而并没有出现什么“中美合作所”，甚至也没有“白公馆”这个名字。可见，把这些名字与大屠杀联系起来是后来人们有意追加的，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意图。这篇文章的发表日期距离大屠杀事件的发生只有8天，而它的写作时间应该是在大屠杀之后的五六天，可以想见，写作这篇文章，应该是作者在惊魂甫定、大难不死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显然，作者力求能够原汁原味地把那生死关头的一瞬刻写在纸张上。

与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非常类似的一篇文章是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这篇文章分七部分从1949年12月29日至1950年1月1日连续刊载于重庆《国民公报》。该文是对11月27日发生在重庆集中营另一个监禁点渣滓洞的残暴屠杀的翔实记载。钟林是1948年入党的中共党员，解放后参加了烈士追悼会筹委会的工作，负责帮助辨认、收殓遇难者的尸体。面对这些“几天以前，还是生活在一起的人”现在成了横七竖八的尸体，作者说：“我咬紧牙齿，立志要用我的口和笔来暴露这无耻的暴行和传述烈士们的英勇壮烈的事迹。现在，我的被匪特卡宾枪打伤的右手已经能够恢复动作了，我将不再只有用口来述说，虽然我的笔是那样笨拙，不能如意地生动地把这些写出来。”虽然作者是这样地谦虚，但他的笔其实并不“笨拙”，对那个难忘的夜晚的叙述“如意”而且“生动”。

这两篇作品的作者固然都有集中营的生活和九死一生的经历，是事件的亲历者。但除此之外，他们的写作经历和与新闻媒介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促使他们写作的由头。从他们的履历可以看出，他们在此之前都有过不短的写作经历，其中的任可风在40年代末期就开始在重庆的报刊上发表文章。解放初期，任可风在《大公报》当记者，钟林在《新华日报》工作。

相同的是，这两篇文章都是以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来叙述他们所亲历的个人经验，从他们事无巨细的描述可以看出，他们试图把真相原原本本地告知读者。在惊魂落定之后，他们经历中的每一个细节对于局外人来说都是有价值的，这是他们作为亲历者的资源和资本。在战火的硝烟刚刚弥散之际，他们这些在组织机构之外的写作活动显然还没有受到意识形态的严格控制，从而显得生鲜和粗粝，与在此之后《红岩》作者参与的对大屠杀事件的叙述相比较，无意识地暴露出大量不符合政治需要的“历史史实”，因此，它们具有特别的参照价值。稍后我们就会看到，同是从集中营血火之中侥幸生还的、在组织机构的框架中工作的罗广斌和刘德彬，怎样对这些第一批有关大屠杀的书写进行了“改写”和“利用”。

《中美合作所血债》：对个人记忆的占用、改写和规范化

解放了的重庆，虽然没有成为撤退前的国民党所秘密策划的“烂摊子”，但是，大门洞开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却在人们眼前展开了惨不忍睹的一幕。这样，处理这个不管是意料之内还是意料之外的令人惨痛的事情，就成为刚刚执掌政权的重庆市军政干部在计划欢庆胜利之前的头等大事。除了辨认尸体、安葬死者之外，还有一个摆在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对这些人“在政治上应有一个交待，特别是杨虎城、罗世文、黄显声、车耀先等有着全国性影响的人物的被惨杀，应当及早有所表示。即是说，应当开一个隆重的追悼会”。追悼会的日期定在了1950年1月15日。但是在此之前的筹备工作相当繁杂也非常重要，比如，要对集中营里的死难人员进行政治审查，确定死难人员的烈士资格；比如，要给死难的烈士们编辑简明的个人传记。当时，对死难烈士进行政治审查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当年重庆地下党的头面人物如萧泽宽、邓照明也只能是“参加”，日后《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刘德彬也“参加”了这个工作，但显然主要是“提供情况”的角色。当然，这个“提供情况”也不是随便一个脱险出狱的人都有资格的，即使是帮助辨认死者这种政治性不太强的工作，也只有钟林、傅伯雍等党员出狱者参加。除了帮助主持工作的党政领导确认死难人员的烈士资格之外，被组织信任的罗广斌、刘德彬进行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已经确定召开的“杨虎城将军暨一一·二七被难烈士追悼会”前后，编辑一本对大屠杀以及死难烈士情况作出全面介绍的公开发行的文字读物。如果说，对任可风、钟林他们这些事件的亲历者来说，把那个惊心动魄的死里逃生的过程写出来具有医学意义上的治疗作用，那么，把一个令人震惊和恐怖的死难事件由官方作出具体的说明和定性，对社会情绪一样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

罗广斌他们编辑的最初成果应该是报纸形式的“特刊”，后来，在报纸“特刊”的基础上又进一步编印了《如此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蒋美特务重庆大屠杀之血录》一书。在此基础上，中央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又编辑了《美帝蒋匪重庆集中营大屠杀实录》一书，作为革命史料丛刊第一辑由大众书店发行。

联系任可风、钟林、杨祖之（杨益言）等人的文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生产的两种平行的关于重庆大屠杀事件的“真实历史”：一个是当事人个人经历过的从死亡的深渊侥幸逃出的历史；一个是经过组织审查的作为政治神话向公众表白和宣扬的有关特务暴行的历史。有意思的是，这两种对历史的不同表述并非水火不容，因为，至今仍被人们认为的由罗广斌和刘德彬所写的《如此中美合作所》一书中的《中美合作所血债》一文，实际上是由前述任可风、钟林的文章修改而成。通过对刘德彬所说的“我和罗广斌同志合写的一篇文章《中美合作所血债》”的“细读”，我们便可以发现，这里所谓的“合写”，实际上是“合编”。因为，其中的《血染白公馆》显然是从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而来，只有很少的文字改动，大多数的文字是原封不动地转移过来；《火烧渣滓洞》虽然作了较大的文字改动，但底子显然是钟林的文章《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通过对两种性质不同的历史记述之间的“占用”和“改写”关系的发现，起码可以说明如下问题：1、在罗广斌、刘德彬他们接受组织的安排对重庆大屠杀事件进行规范化叙述之前，已经有不少当事人对这一事件进行了相对另类的书写，相对于《红岩》作者日后对该事件进行的影响巨大的小说写作，这些书写虽然不成气候，但还是让我们可以看到关于重庆大屠杀事件的不同声音；2、虽然说任可风、钟林他们的文章是对大屠杀的个人记忆和“私人写作”，但是，他们对事件的记述基本上还是在政治权威对事件进行解释的“框架”之中进行的，许多“不可告人”的“事实”，例如罗广斌在他同一时期写给市委的“内参”报告中所说的组织破坏的原因和狱中某些革命者的投降变节的情节就没有进入他们的视野。因此，他们的记述的个人性是有限度的。也之所以如此，他们的文本才有被罗广斌、刘德彬利用和改造的价值。3、虽然是利用现成材料的编写，但绝对不是说当事者是无所用心的、随便为之的。相反，这件工作和评定烈士一样，是一件非常严肃的政治工作。在此我们需要追问的不是编写者和原创者之间的著作权关系，而是“改写”者是怎么对原来的作品进行“改写”的。

《红岩》作者们“慎重”“改写”了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看出，文章的题目发生了一些变化。任可风他们的题目中一再出现的字眼是“逃了出来”、“出来”、“逃出了”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着眼点在于一个个体生命在一场大劫难中的命运。在《如此中美合作所》一书中，经罗广斌他们编写过的文章题目是《血染白公馆》、《火烧渣滓洞》，显然，编写者的意图重在揭露“蒋美匪徒”的暴行，而不是个人在这场暴行中的命运。当然，任可风和钟林的文章也都以大量的篇幅描写了发生在“11·27”的虐杀，但在此之后，也有相当的篇幅来描写他们侥幸生还的经过。

在钟林的《我从集中营逃了出来》中，全文七部分中的三部分是写“逃出”的过程。第五部分的开头写道：

门上电灯的熄灭，黑暗给我们作了很好的掩护，没有被打死的都轻悄悄地爬起来了，啊，我们室内竟还活着五六个人，这给我们增长了不少的胆气与希望。

两个难友爬到门口边去探望外面狗子们的动静，门外，罪恶的火无情地从几个发火点燃烧着，熊熊地，借着石油的助虐蔓延开来。整个院子被火照耀得通红，使我们并不困难地看清围墙内已经没有狗子们的踪影，为了要给这惨毒无耻的暴行保存一些活口对证人，我们希望能够侥幸逃出，这也是我们的任务；同时，就要临到的被火烧死的不可想象的惨痛，更逼迫着我们冲出了。

由此看来，“侥幸逃出”，是个很确切的说法。从任可风的文章可以看出，白公馆的幸存者是由于“刽子手们暂时集体地离开了‘白公馆’，到‘渣滓洞’去继续屠杀”。而这时一个“善良的朋友”来告诉他们这个消息并放走了他们；渣滓洞的幸存者则是这些大难不死的人在敌人撤退后在生的欲望支持下坚强地跑了出去。

这些“逃出”的经历对于一个亲历者个人来说，显然是重要的也是和在集中营中的受苦受难一样令人难忘的个人经验，因为这个逃出的过程正是一个人生死之间的分界线。所以，这些最初的关于大屠杀的文章以此为重心来结构他们的文章就显得自然而然。但是，在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看来，这个过程却显然是并不重要的，或者说，真实的出狱过程并不符合编纂政治神话的政治高度。所以，在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和刘德彬的《火烧渣滓洞》中，结构的重心放在了逃出之前“蒋美匪徒”的残暴行动上，而完全删去了没有很多“斗争”的“中性”的“出来”的过程。在《红岩》作者们以后的写作中，我们还会看出围绕着如何“出狱”所发生的同样的“沉默”或是更积极的“改写”。

除了上面重要的改写之外，我们可以从更细微的地方观察任可风他们的“原文”与罗广斌他们的“改编本”在其他地方的异同。

先看任可风的《血的实录》和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

任可风的文章开头写道：“一一·二七———这血的日子，歌乐山上的西风依旧走入重锁的囚门，灰色的囚室内笼满了暮意。”一下子就把读者的视线凝结在了11月27日这个看似平常但却孕育着血雨腥风的特殊的日子。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却在文章开始补充了在此之前10月28日陈然、王朴的被害、11月14日一批人的被害以及11月27日当天集体大屠杀开始之前黄显声将军的被害。这些内容显然是事后根据人们从各处汇总来的情况编写的，而并非都是写作者自己的所见所闻。

任可风的文章接下来是：“正在晚饭中，管理人员突然忙乱起来……”对比罗广斌的文章，这句话改成了：“‘犯人们’吃晚饭时，特务狗子们突然慌忙起来……”在这里，“管理人员”、“忙乱”这些有中性色彩的用语被改成了“特务狗子们”、“慌忙”这种带有贬意的词汇。

任可风文章中接下来的一段文字在罗广斌的文章中干脆被删掉了：“楼上忽然响着一片从来未有过的紧张的脚步声，不该当班的管理人员都全体出动，在楼梯上仓皇地上下着，图书管理员刘后总（一位新四军同志）腋下夹着行李，经过我们窗前，很激动地说了一句：‘我走了！’”稍后和刘后总有关的一段文字在罗广斌的文章中也被删去了：

未隔五分钟，狱外连续地响了几十排枪声。
“嘿！他们自己同志和图书管理员都要干掉吗？我们室中几个同伴同时奇怪起来。
“刘后总一定完了！”
“一定完了！”

这里的刘后总即刘厚总，又名刘侯忠，是1941年4月杀害新四军首领项英的大叛徒。后被国民党皖南行署关押。1942年冬，被押往重庆，关入渣滓洞看守楼下第六号牢房。刘厚总在监狱里管理图书，白天可在狱中天井走动，夜里则被锁在囚室之中。1949年11月，解放军逼近重庆，国民党军队于27日在渣滓洞执行大屠杀之前，把刘厚总放了。紧接着刘后总的事情，在任可风的文章中出现了这样一段狱中难友的对话：

“这是蒋匪撤退的前奏了。”
“天亮了，死也值得。”
“一定先从我们这一室开始执行！”
“没关系，陈然、王朴、涂孝文、邓兴丰、蒲眼镜（华辅），他们已在丰都城给我们设立招待所了。”

在罗广斌的文章中，其他文字没有改变，只是最后一句改成了“没关系，陈然、王朴……他们已在丰都城给我们设立招待所了。”这里，把“涂孝文、邓兴丰、蒲眼镜（华辅）”用省略号代替，不是因为人名太多，而是因为这里的涂孝文和蒲华辅虽然被集中营的敌人枪杀，但他们都有叛变投敌、出卖同志的经历。参加了烈士资格审查的罗广斌自然不会让他们的名字出现在“严肃”的“会刊”当中。

再下面是对革命者的对话语言所作的一些修辞上的“洁化”处理。如把革命者怒骂“监所主管人员”的“你个龟儿子，卖屁股的！”改成了“奴才！你们这群失掉人性的奴才！”把“老子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改成了“总有一天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还有一处删改，就是刘国鋕等人被拉到狱外枪杀，写到刘国鋕他们在狱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狱内也高喊同样的口号作为呼应。然后，在任可风的文章中的下边几行被罗广斌删去了：

“枪声响了，外面的口号声也随着停了，我们高呼：
“刘国鋕同志万岁！”
“血债要用血来偿还！”

这几句被删掉大概主要是因为中间的一行：“刘国鋕同志万岁！”实际上，当时在重庆集中营被国民党特务枪杀的革命志士中，除了共产党员外，还有民革、民盟等进步民主党派的成员，也有不少思想进步的知识青年，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经高呼过的口号是各种各样的，在解放后的文字书写中很快就被规范成一律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

现在再来看由刘德彬编写的《火烧渣滓洞》对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做了怎样的删改。

和罗广斌的《血染白公馆》不同，刘德彬的《火烧渣滓洞》粗略地看和钟林的文章没有原本和改写本的关系，但仔细审查，还是到处能看到刘德彬袭用钟林文章的踪迹，只是没有原原本本地照抄，而是在吸收钟林文章内容的基础上做了比较大的文字修改。要进行修订的原因不是钟林的文章有文字问题，而是钟林的文章太过个性化，因为作者显然是想把当时的历史情境和人们的心理变化尽可能具体、细致地再现出来。从一般的读者心理来说，人们会关心在那个生死时刻革命者的所思所想，而作者也显然是从“个人命运”的角度来运思的。因此，贯穿全文的是作者对自己从屠杀前夕到脱险成功全过程当中心理变化的细腻刻写。先是写在屠杀前夕的“愉快”心情，写革命者们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大好形势鼓舞下提出“保养身体”和进行关于“出狱后如何做事做人”的学习，然后写到27日大屠杀之前的一系列情形。因为他们错误地判断特务在撤退之前要把他们移交和释放，所以，把特务在枪杀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反当成是对上述错误看法的证明，作者一再述说“我们的心情是无比的愉快的”、“我们在最愉快的心情下，……”“现在我们都愉快地谈着……”所以，突然而来的激烈的枪杀就显得更其突然。接下来，作者写到从感到“必死无疑”到一次次的侥幸生还然后又一次次的希望破灭到最后终于“‘活’出来了”的“生死轮回”的过程。

刘德彬的文章也写了在大屠杀当中人们的心理情况，但他不是从个人体验的角度来描述，而是对“大家”的心情进行抽象的概括和分析：“他们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虽然也想到卑鄙的匪特们在他们末路穷途的时候可能来一个无耻的屠杀，但是，在牢中的政治犯们是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的，虽然大家都有着对在新社会里生活的强烈的憧憬和期望，虽然大家都不愿意死，但是在敌人的牢狱中生死只好由他的便了。而且，共同的理想已将实现，就在这解放的时候成仁就义，牺牲生命能够得着理想的实现，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了———在这样崇高的意念下，没有人去考虑自己的是否会被屠杀的问题。”

显然，刘德彬把革命者在生死关头的心理变化进行了“哲学化”、“道德化”和“政治化”的处理，把革命者没有想到会有一场大屠杀改写成“没有考虑自己的安全问题”，把由于错误的信息和判断而“没有人去考虑自己是否会被屠杀”的单纯心理问题改写成为在某种“崇高的意念下”产生的思想境界问题。

另外，对钟林文中的某些“自然主义”的“实录”，刘德彬也做了一定的删减和修订，如钟林文中的这样一段：

“不要打我的脚，我坐起来你打好了。”对面地下的愤怒的声音，蕴藏着深深的仇恨，好像是陈作仪的。
“碰碰，”狗子们那里等他坐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
“碰碰碰碰碰……”
“你妈的万岁嘛……”一个狗子狞笑着。
“碰碰……碰碰……”

在刘德彬的文中删去了“你妈的万岁嘛……”这句近似实录的“情景”语言，改成了：

“不要乱打，我坐起来你打头好了。”是陈作仪的蕴藏着愤恨的声音———他被打伤了脚。
“碰碰，碰碰！”狗子们那里肯让他坐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
“碰碰碰碰……”

作者身份和位置的无比重要性

现在我们可以对日后《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刘德彬解放后进行的有关重庆集中营大屠杀事件所作的第一次公开的文字活动进行初步总结。

在重庆解放之后，最初对大屠杀进行写作的脱险志士中并没有后来《红岩》创作团队中的罗广斌和刘德彬，而是任可风、钟林、王国源等更有写作基础和写作能力的人。并不像有的人后来所说的“在重庆解放前夕，囚禁在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集中营里的战友，绝大多数都被敌特秘密杀害了。我所认识的那些狱中会写作的老同志，没有一个幸存下来”。实际情形并非如此，任可风等人显然是会写作的。他们的文章，无论是结构的严整性还是语言的熟练程度都在《红岩》三位作者之上。正是他们这些从政治上讲可能不太成熟的文章显示出了对生活的敏锐感觉和文字上的生动鲜活，给我们留下了对那个惨痛记忆的更为真实的细节。但显然并不是会写作的人就能够写作。罗广斌和刘德彬的主要优势是政治上的可靠，因此，有资格和机会进入机构和组织的活动领域。虽然是编写，但他们的“成果”可以通过组织的力量流播到全国的范围，产生更大的影响。

虽然是“编写”，但罗广斌和刘德彬他们“严肃”的编辑过程却是一种权力的体现和权力的运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材料”的渗透和改造。因此，每一点对“材料”看似细微的“修改”其实都大有深意。比如，最早的几篇文章对禁闭和屠杀革命者的地方都是称为“集中营”或“瓷器口集中营”，但是，在罗广斌和刘德彬参加编写的“会刊”中却有了一个新的名称“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这一看起来很小的变化实际上却有很大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含义，是和建国前夕亲苏反美的“一边倒”外交政策相联系的。“集中营”只是一个中性的通用的称呼，而“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就有了政治的含义，就把这个“杀人的魔窟”和本来与屠杀毫无瓜葛的美国联系在了一起。在编辑“会刊”之后几个月，朝鲜战争爆发，从此之后，“反美、抗美、蔑美”就成为意识形态的主流话语，“中美合作所大屠杀”这个生拉硬扯的说法就成为做宣传工作的好材料，罗广斌他们在此后的一系列活动包括做报告、写作便都和这个无中生有的中美合作的大屠杀有关，甚至“反美”宣传成为他们进行这些活动的主要动机。

另外一个比较大的修改是，任可风、钟林他们的文章都是用的第一人称，围绕作者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体验来结构文章，而罗广斌、刘德彬他们的文章则是使用第三人称，目标是对这起事件进行“客观的”、“全面的”报道，虽然他们的讲述，既不“客观”，也不“全面”。但一个显然的事实是，从这个最初的文字活动开始，罗广斌他们的写作动机就不是为了记述自己的个人经历和表达作者的个人体验。但这并不是说任可风、钟林他们的记述就是“客观的”、“全面的”、没有政治倾向性的。虽然他们是经历过“11·27”大屠杀事件的当事人，但他们所“亲历的现实”已然经过了政治的调节和纠正，因为，他们对大屠杀事件的认识视角显然和罗广斌他们一样是政治的而非道义的和理智的。罗广斌、刘德彬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权力机构工作人员的身份和位置为他们把握政策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此，他们有能力剔除在任可风和钟林文章中的某些“瑕疵”，从而使得历史看起来更具连续性。这些“瑕疵”包括对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人物和蒋匪特务们所作的中性描写，包括一些有损革命者形象的“不洁”语言等等。

小美 2008-07-11 23:02
其实偶还挺理解一些“改动”的。 =）

不过，不知道那些最初的回忆文章还能不能找到？不会去图书馆翻报纸才能看到吧？

苗溪 2008-07-11 23:09
王国源的《逃出白公馆》，任可风的《血的实录———记一一·二七瓷器口大屠杀》，钟林的《我从渣滓洞逃了出来》，不知哪里能找到完整的原文。

小美 2008-07-11 23:48
引用第3楼marienbad于2008-07-11 23:22发表的  :
小美先去翻翻看，找到了就扫了传上来。


小美难为无米之炊

岁寒 2008-07-12 08:11
2008-07-02 12:20:48   来源:当代中国文学网   作者:钱振文   　        


             “深描”一件被人忽略的往事
               ———细说《红岩》作者们解放初期的第一次“文学”活动



作者简介：钱振文（1966—），男，北京鲁迅博物馆副研究员，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


本文选自博士学位论文《〈红岩〉与当代文学的生产》，导师：程光炜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答辩时间：2006年5月31日
答辩委员会成员：
主席：孟繁华教授（沈阳师范大学）
委员：陈晓明教授（北京大学）
      张健教授（北京师范大学）
      余虹教授（中国人民大学）
      孙郁研究员（北京鲁迅博物馆）

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决议：

钱振文同学的博士论文《〈红岩〉与当代文学的生产》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深入细致地考察了《红岩》的创作、修改、出版、发行、社会反馈等一系列生产环节，生动解剖出革命文艺生产与意识形态、文化制度、公众趣味、政治体制、历史环境以及特点环境中的个体处境、不确定性等等之间多面而复杂的关系，剖析出了革命文艺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因素、机制和奥秘。作者将个案分析与重大的理论问题关联在一起，进行了富有创意的个别与一般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论述。论文在具体个案的分析中对既定理论和结论的补充与质疑颇有创意，尤其是作者对《红岩》生产过程中的一系列复杂性因素的把握十分准确；同时，论文比较全面、完整地呈现出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文化状况，揭示出了一个时期里中国文学生产的普遍规律。论文所得出的观点、结论富有启示意义。

论文学风严谨。论文作者进行了出色的资料工作。该文所涉及到的绝大部分资料都是作者悉心搜求的第一手资料。由于作者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所以在写作过程中能够让事实说话，去伪存真，复原出历史的真实状况与演变脉络，揭示出当代文艺生产的诸多内部景观。
论文写作依历史时间循序渐进，结构完整，逻辑严密；文字表述明晰流畅，写作规范，表现了作者扎实的专业基础和理论研究能力，是一篇优秀的博士论文。

论文如能加强《红岩》的生产过程与同时期其他小说生产过程的比较以及对《红岩》的生产与一般意识形态的生产进行关联性分析，其学术空间还可以获得进一步的拓展。

钱振文同学圆满地回答了答辩委员会所提出的问题，答辩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同意钱振文同学通过论文答辩，并建议授予其文学博士学位。

岁寒 2008-07-12 08:13
看样子要想办法读读这篇在写作过程中就有耳闻的博士论文了
钟林和任可风的原文，好想看啊~~~看样子只有在重庆的朋友才能查到了

岁寒 2008-07-12 08:25
话说罗广斌同志“占用”了任可风同志的文章，但他对任的评价却很低。这大概就是不因人废言吧。

小美 2008-07-12 09:43
这是博士论文哦

苗溪 2008-07-12 10:06
引用第6楼岁寒于2008-07-12 08:13发表的  :
看样子要想办法读读这篇在写作过程中就有耳闻的博士论文了 [表情]


哦？就是他么？

引用第6楼岁寒于2008-07-12 08:13发表的  :

钟林和任可风的原文，好想看啊~~~看样子只有在重庆的朋友才能查到了


钱博士就在北京吧。

岁寒 2008-07-12 10:07
引用第8楼小美于2008-07-12 09:43发表的  :
这是博士论文哦 [表情]

节选。

岁寒 2008-07-12 11:10
中国青年出版社与《红岩》的生产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钱振文


【内容提要】本文运用文化研究和文化社会学的方法，以中国当代闻名小说《红岩》作为案例，对中国当代文学重要生产机构——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社会位置及工作程序进行了分析，说明出版机构在文学生产中的多重决定作用。

【摘 要 题】文学与出版

【关 键 词】场所/位置/话语网络/教育意义/重点稿

【正 文】

　　　　一、中青社的成立和中青社的位置

1950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以下简称中青社)的前身青年出版社成立。出版社由出版发行部和编审部组成，编审部下设青年读物编审科、少儿读物编审科和美术编审科。1953年4月，青年出版社和开明书店联合组成中国青年出版社，胡耀邦、邵力子、刘导生任董事会常务董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心(以下简称团中心)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述兼任社长，朱语今任党组书记、副社长，李庚任党组副书记、副社长兼总编辑。

中青社的成立作为一个事件需要关注的问题是：作为一个“场所”，在新中国成立后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中青社所处的位置。位置很重要，因为处于不同的位置，决定了不同的权力关系，从而决定了不同的话语生产策略和话语生产类型。中青社是团中心的直属社，或者说就是团中心的一个组成部分。出版社领导由团中心的各级领导兼任，如团中心第一书记胡耀邦兼任常务董事，团中心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述兼任社长等。中青社在政治场中的重要位置，决定了团中心的任务同时也就是出版社的任务。

实际上，成立中青社的目的就是配合建国之初建团工作的全面展开和“广大青年的迫切需要”[1] (P11)，因此，青年出版社的工作宗旨很明确，即配合团中心搞好青少年的革命化教育，帮助青少年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在《红岩》出版时任中青社社长的朱语今曾说：“我们之所以能在译者和美术工作者的帮助下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党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的出版方针。这个方针是要把出版当作教育的工具。”[1] (P8)这样，“教材”的出版，就成为中青社的中心任务和出版目标。当然，“教材”包括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用途。开始主要出版有关共青团的工作和青年修养的读物，从1952年起逐步增加了马列主义、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的书籍。在与开明书店合并后，中青社出版规模扩大，“教材”的领域也相应地扩大了范围，分别由四个编辑室负责：第一编辑室——青年读物编辑室，出版团的知识等类书籍；第二编辑室——文学编辑室，出版文学类书籍；第三编辑室——社会科学编辑室，出版历史、马列类书籍；第四编辑室——自然科学编辑室，出版自然科学普及读物。从中青社1950年至1984年历年畅销书目录可以看出，属于自然科学类的“教材”极少，大多数还是前三类。

当时，配合团中心教育青少年是文学编辑室的主要任务。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总编辑的李庚说：“从1950年到1957年，青年出版社一共出版了文艺图书442种。综观起来，最突出的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很多作品的内容，和时代和党教育青年的要求结合得很紧。”[1] (P14)文学编辑室最初主要的出版方向是人物故事。关于人物故事的作用，原中青社编辑黄伊曾说：“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当时，中青社文学编辑室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团中心培养一代社会主义新人的指示，着重抓了关于描写英雄人物的传记故事和传记小说的出版，先后出版了《刘胡兰小传》、《青年英雄的故事》、《董存瑞》、《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以及《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伏契克文集》等书，在青年读者群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五十年代一代新人世界观的形成，起了极良好的作用。”[2] 选择的人物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前涌现的革命英雄，这些人物所在的战争年代“像更稀少更富戏剧性的危机关头一样，具有充分地显示他的精神品质的机会”[3] (P80)。因而，这些非凡年代的英雄在“道德尺度”和“功绩尺度”上都比一般的常人要“高”，非常适合作为和平年代青年人学习的楷模和榜样。据中青社文学编辑室原主任江晓天回忆：“我们出的第一本书叫《刘胡兰小传》，作者梁星，九万字，这本书一出可了不得了，不断再版，印了上万册，很是轰动，很受欢迎。第二本书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这本书社会影响太大太强烈了。后来，就有意识地来抓一些英雄人物的传记，有意识搞得第一本是《董存瑞的故事》，然后是《牛虻》的翻译出版。这时，团中心领导改组，胡耀邦任第一书记，胡耀邦经常向中青社提出出书的建议，他亲自点名抓了《青年英雄的故事》，写关于志愿军英雄的小故事，比如罗盛教等。”（注：据笔者2004年12月对江晓天访问的口述资料。）《青年英雄的故事》是由团中心宣传部牵头组织编写的，宣传介绍了刘胡兰、董存瑞、王孝和、黄继光、罗盛教、丁佑君等六位烈士的事迹。此外，在1984年中青社编辑的“历年畅销书选目”中，“革命故事”书目还有《刘胡兰小传》(1951年)，《董存瑞的故事》(1954年)，《高玉宝》(1955年)，《向秀丽》(1959年)，《青年英雄的故事》(1964年、1965年)，《忆张思德同志》(1965年)，《人民的好儿子刘英俊》(1966年)，《一心为革命——王杰的英雄事迹和日记》(1965年)等[1]。

1955年底，为了加强传记文学和革命故事的出版，中青社文学编辑室专门设立了传记组。当年，在编辑张羽的工作日记中，曾列出了七十七项传记和回忆录的选题和约稿计划。其中的第五项是《江竹筠》，拟定写稿者为罗广斌等。差不多一年后，开辟了另一个传记文学的新领地，就是《红旗飘飘》。在革命传统教育“教材”的出版方面，《红旗飘飘》的出版是中青社出版史上的一个亮点，与稍后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堪称“双璧”。从张羽工作日记中可以看出，从1956年10月中旬以后，编辑部连续召开密集的会议，研究探讨传记文学工作，探讨研究的结果之一就是《红旗飘飘》的创办。创办这个丛刊的原因是，中青社的编辑们发现，在革命回忆录的约稿过程中，有许多质地很好的“矿藏”并不适合大规模地“开采”，写成的文章大多不能单独成书出版，弃之可惜，而丛刊的形式则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二、中青社的“重点稿”和“大盘菜”

当年，中青社编辑对一部书稿在进行初审后会写出不同的《审读意见》，有的是“修改后出版”，或“修改后作为重点书出版”。1958年以后，中青社逐渐明确了“大力提高书籍质量，不能单纯追求数量”和“抓重点书，搞‘大盘菜’”[4] 的原则。作为原则，“抓重点书”对出版业具有普遍意义，但值得追问的问题是：什么书可能作为重点书出版？什么书只能作为一般书出版？什么书可能作为可出可不出的书或干脆不能出版的书？它所依据的原则是什么？

根据福柯的“话语”理论，一个“话语”，就是一个我们可称之为“一个为知识确定可能性的系统”，或“一个用来理解世界的框架”，或“一个知识领域”的东西。一套话语作为一系列规则，决定了可以做出的陈述的类型，决定了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决定了什么事情可以被谈论和对这些事情可以谈论些什么。在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文化语境中，“教育”、“教育意义”是文学生产中很重要的要害词，在当时的文学语汇系统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它是革命话语生产链环中的重要环节，既规定了革命话语生产的内容架构，也是革命话语生产的最终目的所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一个时代文化生产的“知识型”和“话语场”，成为连接国家政治和文学生产两个场域的中介。“任何统治机构都试图把‘正当的’观念灌输到它所统治的人们心中”[5] (P391)，协助党完成对青少年的革命化教育和帮助一代新人成长，成为中国五六十年代文学生产的动力和功能所在。当时，国家频繁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运动，如“传统教育”、“革命化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等，教育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几乎每一次教育运动都是和现实政治任务相互配合的社会动员，如50年代初的反美和抗美；50年代中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50年代末期的“大跃进”和“献礼”运动；60年代初期的克服困难，渡过难关。通过文学艺术的形式进行教育和宣传被认为优于“主观的静止的”说教。有没有教育意义，有多高的教育意义，是判定一个素材或一部作品价值高低的核心标准，“有深刻的教育意义”、“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有反面教育意义”构成了文学作品由高到低的等级体系。这个体系系统地将文学的评价标准从审美的角度转换成政治伦理学的角度，思想性或政治的高/低取代了文学性或审美价值的高/低，成为判定作品价值的主要标准。而尽可能提高作品的思想高度，将作品修改得更有教育意义，则成为文学作品修改的主要用力方向。

岁寒 2008-07-12 11:12
譬如中青社出版的被称为“革命回忆录中里程碑式的作品”的《王若飞在狱中》，开始是《红旗飘飘》约的稿，但作者把它写成了一部“思想修养稿”，不像回忆录，刊物打算退稿。但是，编辑张羽审读该稿后，认为“材料充实，内容丰富，涵蕴着强烈的思想光辉。如能重新改写当会成为一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2] (P116)1960年2月25日到3月26日，张羽用二十多天的时间到内蒙古，在作者杨植霖的指导下，把原为四万字的稿子整理加工成七万字的新稿件。

因此，决定一部作品的成色和价值的标准，不仅看它写得如何，更看它写了什么，用当时的语言说，叫作“政治第一，质量第一”。这个看似有语病的矛盾说法表明，对于文学来说，它所表现的政治内容是最主要的，是前提条件，有了好的政治内容还要用好的技术形式来表现，而且，只有好的政治内容才能用好的技术形式来表现，因此，这里的“质量”并非是纯技术术语，而有着充分的“政治化”内涵。这样，“题材”，即作品的“内容”成为五六十年代文学生产的一种主要的规定性。“重大题材”或说“题材重大”成为重点书的要害所在，而所写的“内容”即所取的素材有无教育意义、有多大的教育意义，又是判定题材是否重大的标准和主要依据。对于“重点书”和“重大题材”，当年的中青社社长兼总编辑边春光总结说：“要出好重点书，就要抓重大题材。就我们出版社来说，就是抓有强烈的教育作用的作品。我们在选择重点时，首先要从当前的政治形势出发，从党教育青年的需要出发，从最大多数青年的需要出发。这几年，我们在文学读物方面，集中力量抓了反映革命斗争，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现代创作，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回忆录。最近一个时期我们又抓了进行阶级教育的‘四史’读物，出版了一些在读者中比较有影响的读物，如《红岩》、《红旗谱》、《红日》、《创业史》、《王若飞在狱中》、《在烈火中永生》等。目前出版的有关‘四史’读物，虽然还不够理想，但是由于适应了当前的政治需要，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如《血和泪的回忆》出版仅八个月，印数即达一百七十一万册；《三代人的脚印》去年九月出版，前后印了九次，共印了八十六万册。在政治读物方面，我们也着重抓了进行阶级教育和革命人生观教育读物。前几年出版的《团章讲话》、《青年修养十二讲》印数都在几百万册以上。去年下半年出版的《农村阶级斗争知识讲话》，至今已印二百一十七万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万恶的地主阶级》，半年内共印十八次，达二百五十八万册。”[4] 这段话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大堆书名和数字，在当时的文化时空必定有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看起来很像是“文物”的“‘四史’读物”，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文化征候和文化“遗迹”，它是与被我们后来“定”为经典的“三红一创”等文学读物，以及今天还经常见到的政治读物并列或单列的一类“读物”。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和“三红一创”是同属一个类别的“重点书”和“重大题材”，同样拥有广大的读者和庞大的发行量，这一堆数字让我们对《红岩》令人不可思议的发行量变得可以思议。这种并列和并置，让我们可以探究贯穿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文本之中的话语规则，从而把《红岩》等文学文本视为一套话语网络中的构成成分，正如福柯所说：“一本书从来没有断然分明的边界。它超越标题、超越第一行和最后一个句号，超越内在结构和独立形式，而陷入一个与其他书籍、其他文本、其他句子相互参照的系统中。它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结。……只有基于一个复杂的话语场，它(一本书)才得以显示和构筑。”[6] (P201)

　　　　三、作为“重点书”出版的《红岩》

《红岩》列为中青社的“重点书”，这从中青社的编辑档案中可以证实。在中青社出版的所有书籍中，《红岩》的档案卷宗是最厚实的，虽然这种“厚实”并不能说明一切。但中青社档案中的一份文件——署名“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抓重点书的一些情况和体会》却明白地告诉人们，《红岩》是中青社“重点书”中的“重点书”。这篇文章(1964年1月边春光在文化部召开的农村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怎样出好重点书？”第二部分是“《红岩》是怎样抓的？”很显然，《红岩》是作为中青社抓重点书的最大成果和典型个案来展示和剖析的。当然，这篇文章只是事后的总结。事实上，在事前也就是《红岩》成为事实上的“畅销书”之前，没有人能够明确地预知它出版后的殊荣。在责任编辑张羽五六十年代的工作日记中，几十年之后用红色毛笔勾出因而变得相对醒目的有关《红岩》的事情也不过是他诸多繁杂编辑事项中的一项，并没有过多的特异之处。在《红岩》刚刚出版之后，有关《红岩》的转载和评论也只是在与中青社同属一个行政系统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上运作，《红岩》的清样也曾送《人民文学》、《延河》等正统文学刊物希望得到刊用，但都被认为文学性不够而泥牛入海。《中国少年报》在《红岩》定稿之后也曾拿去两节，但被认为“不适合该报”而原样退回。实际上，即使在《红岩》的文学史地位已成定局的今天，中青社的一些老编辑还是认为《红岩》从文学上讲不是一部成熟的作品，还不到或者说还没有修改到出版的水平，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因而，假如当年的编辑们能够准确地预知《红岩》出版后的盛誉，他们就会把它抓得更紧，下的工夫更大。因而，《红岩》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当代发行量最大的小说，这一问题在文学的语境中并不能得到有说服力的解释，只有把它放入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场和话语网络中，才可能找到它的位置及其特异之处。

岁寒 2008-07-12 11:18
《红岩》的“阅读生产”和“《红岩》热”的生成

■ 钱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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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争鸣》　2007年第12期


　　《红岩》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不可忽视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它所创造的高达800万的发行数量，它是小说《红岩》的标志性成就，也是当代文学史论者每当谈到《红岩》时总要首先提到的一点。它成了人们多年后不能忽略《红岩》和还要提说《红岩》的由头。

　　“800万”在今天看来即使不可思议也只是一个干枯的数字，但当年这个数字的创造却是一个很是生动的社会事件。很多发生在“《红岩》热”时期人们对《红岩》求“书”若渴的故事，至今仍然让人津津乐道（1）。实际上，在800万这个“天文数字”背后是一场规模巨大的阅读活动。这个阅读活动是《红岩》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因为《红岩》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这种社会性的阅读活动中实现的。“文本的价值像其它任何价值一样，是关系的产物，是一种关系值，而不是永恒不变的东西。”（2）“《红岩》热”现象所表明的并不只是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某种特质，而是表明小说与当下的某种社会需要产生了高度的契合，正是这种契合使得读者能够很容易从当下的社会需要出发“读入”文本，并从文本中“读出”与社会主流话语一致的意义。《红岩》的价值就在于对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人们来说所具有的高度的“可读入性”或者说“可生产性”。

　　如果我们不是满足于从今天的历史条件出发去臆断发生在60年代的那场文化活动，并且进一步希望能够对那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有所理解，我们就要试着回到历史的现场，尽可能地梳理这场活动得以发生的历史条件或偶然机遇。

　　
　　出版社的“示范阅读”和“宣传介绍”
　　
　　1961年年底，《红岩》排出清样并赶在年终之前装订出40册样书（3），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实现通常新闻业追求的那种“时效性”，即赶向中国共产党四十周年献礼。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样的时间安排，使得《红岩》成为业绩平平的1961年长篇创作的“颇有分量”的“压卷之作”（4）。

　　文学作品的生产是由多个环节构成的把关系统来共同运作的，出版社编辑将一部作品由毛坯活儿加工成成品，送入印刷厂，只是整个生产过程中一个环节的完成。如何将完成的作品送入读者手中，形成阅读和消费关系，是由把关系统的下一个环节——新闻界和评论界来完成的。但即使如此，出版社也不是无所作为。为了把自己的出版物尤其是其中的“重点书”打入新闻媒体和评论界，中青社有一套成形而稳定的做法，如在书籍出版前后联系报刊进行连载或选载，如在书籍出版后组织不同形式的座谈会，如由相关人员撰写书评或出版消息向报社投稿，如主动和评论界联系评论文章的写作等（5）。张羽编辑的《在烈火中永生》在出版前社领导就指示出版后要“好好宣传一番”。正式出版的同时即在《北京晚报》进行了全文转载；随即出版社又组织召开了由“烈士家属、革命干部、共青团领导人等”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的发言实况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录音后播放，这些出版后的措施很有效，《在烈火中永生》很快发行到一百万册以上。同样由张羽编辑的另一部“重点书”《王若飞在狱中》也是如此，在出版的同时即在《中国青年》杂志分两期进行了全文连载。

　　作为重点书的《红岩》当然是中青社的重点宣传对象。书籍出版前的1961年11月，《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就开始连载《红岩》中的部分章节。《红岩》定稿后，张羽又把其中的两节给《中国少年报》，把其中的江姐部分给了《延河》，把整个清样送《人民文学》。《红岩》在1961年年底装出40册，张羽首先送出的是下一个把关环节的专家包括报刊编辑和评论家。1962年初，《红岩》开始大量印刷，张羽写出了带有示范性质的第一篇《红岩》评论文章《冬夜围炉话〈红岩〉》，发表在1月13日的《中国青年报》。这篇文章以“主”、“客”两个虚拟人物对答的形式写成，从表面上看，这里“主”、“客”的交谈很像是和《红岩》的生产者无关的两个读书人很随意的谈话，这样的效果，能够避免“自卖自夸”的嫌疑。但实际上，这里的“主”，显然指的是作者（作者用了笔名张念苓）本人和他所代表的出版社，这里的“客”，是假想中的“读者”。因为是《红岩》的第一篇评价文章，所以作者（主）为读者（客）所作的介绍是从解读《红岩》的封面、插图、书名的直接意指和含蓄意指开始的，然后，分别介绍了《红岩》在情节安排、人物刻画、结构布局上的独到之处，由于是作品的生产者本人来写评介，所以能够处处说到“点子”上。2月中旬，张羽伙同黄伊到中青社的“定点单位”北大中文系，召集学生十人召开座谈会，听取读者的意见和看法（6）。张羽的这些做法是中青社对“重点书”进行宣传推广的常规做法，但他所能做的差不多也就如此而已。1962年春节过后不久，张羽的工作重点就已经不再是《红岩》。1962年2月26日，张羽出差上海，到自己负责约稿的华东地区进行约稿，这一去就是两个多月。

　　中青社的优势是他们的出版计划和出版活动可以与同为团中央系统的主流大众媒体《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进行密切的配合。他们的重点出版物在出版之前或刚刚出版的关键时候，往往会在这两份在广大青年读者中很有影响的报纸和刊物上进行连载或选载；出版之后则通过策划座谈会和发表书讯、书评等形式进行炒作，在报刊上发表参加座谈会的“典型读者”的“典型发言”，可以起到带动阅读和示范阅读的作用。1962年2月中旬，《中国青年报》召开了小说《红岩》的读者座谈会，2月17日，《中国青年报》在第四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座谈会的谈话记录（7）。当然，中青社的优势还在于它所隶属的机构团中央，共青团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指导青年进行读书活动（8），团中央可以把自己确定的书目列为某一时期或某一青年群体的必读书目，中青社的出版物当然有“近水楼台”的优势。

　　
　　《文艺报》的“年终盘点”和“初始解释者”的高度评价
　　
　　但即使如此，中青社的权力范围毕竟还是有限的，要想把自己的出版物确定为经典读物，通过更权威的专家把关系统的筛选、得到他们的评介和推荐是重要的一环。在这个专家把关系统中，“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文艺报》和《人民文学》是最重要的，它们是五六十年代的文学的重要论坛。坐镇这些“论坛”和与这些“论坛”有密切关系的文学权威们如李希凡、冯牧、张光年、侯金镜、罗荪、王子野等是决定一部文学作品是否合格和是否优秀的“大法官”，能否进入他们的“法眼”和获得他们的肯定评价，是一部作品能否畅销和得到读者“喜爱”进而成为经典之作的重要因素。日后进入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文学作品差不多都与这个很小的权威圈子的高度评价有关，或者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作为概念的“中国当代文学”差不多就是这个很小的圈子生产的（9）。在当代文学史上曾经走红的几部“红色经典”如《林海雪原》、《红旗谱》、《红日》、《创业史》等，就都曾经得到过以上所说的几位文学界权威在“两报一刊”上发表的肯定性评价（10）。《人民文学》的权威性和“审查”职能主要是通过选择优秀的长篇作品在出版前后进行连载或选载来体现的，对此，研究者李红强的研究结果认为：“目前众多版本的文学史选择‘入史’的作品，大都来自《人民文学》。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等‘短’篇文章自不必说，就是此一时期最著名的长篇小说，也几乎全在《人民文学》上出现过。”就长篇小说的连载来说，李红强认为：“就这一时段来说，长篇小说最为繁荣，《人民文学》则通过分‘等级’的连载、选载等手段，几乎将这一时期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一网打尽。……50年代中期以后，《人民文学》对年轻作家的长篇小说不再‘连载’，而是‘选载’，如杜鹏程的《长城线上》（《保卫延安》之一章），吴强的《胜利的序曲》（《红日》之一章），柳青的《蛤蟆滩的喜剧》（《创业史》之一章），曲波的《奇袭虎狼窝》（《林海雪原》之一章），金敬迈的《欧阳海之歌》等；‘连载’的作品是来自‘地位’更高的作家的作品，如赵树理的《三里湾》（连载于《人民文学》1955年1~4期），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连载于《人民文学》1957年1~4期），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连载于《人民文学》1958年1~6期）等。”（11）五六十年代的长篇小说生产有个规律，就是在出版社出版之前先在报纸、刊物上连载或选载，其作用有如今天的商家在推销产品中经常采用的免费试用，当然，这样做更主要的作用是先在报纸上探探风声，根据“读者”的意见再决定是出版还是修改后出版还是赶紧刹车。但选择连载的报刊不同，所得到的收益也就不同。能在最高级别的文学专业杂志《人民文学》上得到连载或选载，所得到的象征收益也就最高。它像一个衡器，用来衡量每一部就要出产的长篇小说的分量。

岁寒 2008-07-12 11:19
12月初，《红岩》定稿并签字付印，在出版之前，中青社把《红岩》的清样送给了《人民文学》（12），希望能够像《红日》、《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作品一样得到连载或选载（13），其结果和1956年《红岩》杂志对《红岩》初稿的说法差不多：文学性太差。（14）1956年，罗广斌他们的小说初稿完成后，罗广斌他们的“写作教练”杨本泉把稿子拿给了一些报纸和杂志，其中的一些章节在《中国青年报》、《重庆日报》等报纸得以连载发表，而《红岩》等文学杂志则认为初稿文学性太差而不予登载。五年后，几乎相同的情景又一次出现。1961年11月小说修改即将最后完成，中青社把稿子拿给一些报纸刊物，《中国青年报》从11月10日至23日连载《红岩》小说中描写许云峰的有关章节，同时，《中国青年》杂志也开始选发描写白公馆的有关章节，但在《人民文学》却被退稿。两次投稿的结果都是作品中的一些片断被时政性的报刊采用而被文学刊物退稿。联系1956年《红岩》初稿写出后在《红岩》杂志的同样遭遇，可以认为，《人民文学》编辑部“瞧不起这部小说”、“说选不出可以发表的章节”倒是多少符合实情。由此可见，即使经过六年之久的修改和中青社编辑们“迹近合作进行创作”的加工和润色，《红岩》的文学性仍然没有达到《人民文学》所要求的水准。

　　但是，一部让《人民文学》的编辑们“选不出可以发表的章节”的小说，《文艺报》的把关者却有不同的看法。1961年底，《文艺报》分管小说评论的副主编侯金镜带领“专职负责长篇小说”的年轻评论家阎纲躲到清净的北京颐和园，对1961年全年的长篇小说进行“巡视”和“盘点”，在阅读了全年生产的长篇小说之后，阎纲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红岩》是一九六一年的长篇小说中，值得向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们推荐的好作品。”（15）阎纲回忆当年的情景说：“1961年底，他（指侯金镜——本文作者注）亲自出马，带我到颐和园云松巢阅读全年的中、长篇小说，边读边议，耳提面命，帮助提高我的辨别能力、分析能力和鉴赏水平。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我写出《一九六一年长篇小说印象记》在《文艺报》发表，并写出《共产党人的“正气歌”——〈红岩〉的思想力量和艺术特色》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一篇在当时发生了影响，一夜之间形成‘《红岩》热’。写这篇文章时，侯金镜同志就叮嘱我：‘现在是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物质生活贫乏，我们要发展创作，把好的小说奉献给人民群众，使他们的精神生活变得丰富。’在他的鼓励下，我又应约写了《悲壮的〈红岩〉》的小册子。”（16）在笔者对阎纲的访谈中，阎纲补充说：“我们在颐和园看稿，这时候李希凡来约稿，我说《红岩》不错。我们觉得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在经济上很困难，不能在精神上也垮下来。我就给他写了《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发表以后很轰动，有人叫我‘阎红岩’。后来我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了一次，也是稿子中的内容。我觉得《红岩》写得好，它把矛盾冲突推向了生死关头，给人相当的震撼；而且作品有可读性，因为所描写的内容有神秘性。《共产党人的‘正气歌’》发表后，《文艺报》又组织了一个‘五人谈’（17），这样‘《红岩》热’就掀起来了。”（18）这个“五人谈”的组织和发表是和侯金镜、阎纲1961年年底的“看稿”有着直接关系的。1962年2月到4月，《红岩》大批量印出的第一个月，中宣部组织文艺理论家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的理论会议，这次会议也是中央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大会的筹备会。正是在这个文艺理论界“大腕”云集的会议上，侯金镜把《红岩》介绍给了所有的与会人员，并且在会议期间组织参加大会的王朝闻、李希凡、王子野、罗荪写出了“五人谈”。作者黎之曾回顾这次会议的情形说：

　　会议的主题是：一是研究当前的文艺现状和理论问题；二是起草纪念《讲话》的社论（由袁水拍、陈笑雨、李希凡和我）；三、各自写出纪念《讲话》的文章，并参加社论的讨论。

　　新侨会议安排了四个专题发言：陈荒煤介绍电影的情况和问题；张光年介绍文艺理论的情况和问题；陈冰夷介绍苏联文艺情况；侯金镜介绍文学创作的情况和问题。

　　侯金镜人品文品都好。为人善良、淳厚、持重；为文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他观点鲜明，但并不声颜厉色。讲话微有口吃，反而加重了每一句话的分量。对新人新作充满热情。由他介绍文学创作情况，自然是最合适的人选。

　　侯着重介绍了一九六一年的长篇小说。

　　……
　　侯热情赞扬并深入分析了《红岩》的巨大成就。他并在这期间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发言在《文艺报》上发表。（19）

　　《红岩》的责任编辑张羽在他的日记中曾记载：“中央召开《座谈会》讲话20周年筹备会。何其芳、王朝闻、张天翼、张光年、陈荒煤等17人让人来买《红岩》各一册。”（20）今天看来，《红岩》日后能够卖到八百多万册，恐怕和这次卖出去的17册有很大的关系。《红岩》的机遇在于，它赶上在文学生产整体水平偏低的1961年出版，所以能够被“把关者”侯金镜、阎纲相中。《红岩》的机遇还在于，在它大量印出的最初阶段，赶上了这样一个“理论会议”，并在这个会议上通过侯金镜的一系列推介活动使之成为文学权威们关注的对象。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初始解释者”（21）（primary definers），阎纲和王朝闻、罗荪、王子野、李希凡、侯金镜在权威报刊《人民日报》、《文艺报》推出的评论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确立了《红岩》的“意义”和“思想高度”，使得《红岩》的出版成为1962年初引人关注的事情，对于其它新闻媒体的及时跟进也起到了示范作用。

　　
　　党报党刊的“文化参与”和“广大读者”的“倾向性阅读”
　　
　　从1962年3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阎纲的评论文章开始，全国各地的报纸开始连篇累牍地发表有关《红岩》的评论文章和“读后感”，这样的势头一直延续到了1962年年底。发表评论文章的报刊几乎包括了全国所有的省市级党报，不少报纸的评介采用了开辟“专版”、“专栏”的“重点报道”的形式，如《四川日报》从3月11日开始在第三版发表了一系列和《红岩》相关的文章，每篇都在题目位置刊发一个以小说《红岩》封面制作的小刊头；如《云南日报》从1962年3月22日开始在第三版“文化生活”专版就开设了“《红岩》人物赞”专栏（22），《浙江日报》在副刊开设了“红岩风格赞”（23）专栏，《新华日报》的“新华副刊”开辟了“我读《红岩》”专栏。在各地发表评介文章的同时，不少地方的报纸如《重庆日报》、《成都晚报》、《河北日报》、《河南日报》、《浙江日报》等开始对小说进行连载。这样，《红岩》的名字和小说《红岩》极富象征意味的“青松、红岩”封面图案成为1962年报纸副刊上一再重复出现的象征符号，以至于我们可以把1962年的报纸副刊称为“《红岩》年”。

岁寒 2008-07-12 11:21
        到1963年，报纸评论文章开始明显减少，但随之出现的是在《文学评论》、《哲学研究》等专业杂志上发表的学术性更强的文章和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悲壮的〈红岩〉》、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永葆革命青春——从〈红岩〉中学习些什么》的小册子，这些学术文章和带有总结性的读物是《红岩》开始走上经典化过程的重要标志。

　　在对《红岩》的各种评价中，“教材”、“教科书”是一种普遍的说法。1962年2月17日《中国青年报》专版的“编者按”中就说《红岩》“是一部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品德教育的生动教材”；1962年2月25日《大公报》上发表的吉墨寅的文章题目即是《〈红岩〉——鼓舞革命斗志的教科书》（24），《文艺报》1962年第三期“《红岩》五人谈”中罗荪的文章就直接以《最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为题，文章说：“《红岩》是一本用生命写下来的书，是一本杰出的共产党员的最生动的教科书。”（25）朱寨在评论文章中说：“《红岩》不仅吸引了广大的读者，而且深深地激动了他们的革命心弦，激起了他们参与当前国内阶级斗争的政治热情，激起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作岗位上的更大干劲，我们从出版社编辑部那里读到很多《红岩》读者表白这种心态的来信。从读者的来信里可以看出，读者把《红岩》当做了一部生动的革命教材。如果说‘文学作品是生活的教科书’的话，那么《红岩》是一部革命的生活教科书。”（26）其实，“革命教材”在五六十年代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中青社的整个出版方向就是“革命教材”，它的不同的编辑室就是以所出“教材”的不同种类来划分的，文学编辑室的职能就是生产“文学样式”的“教材”而非其它的什么东西，在“文学”和“教材”两者之间，前者只是远不如后者重要的表现形式。在写作技巧相对复杂而难以掌握的“文学样式”的“教材”还不成熟的时候，写作难度相对不大的“革命回忆录”就是五六十年代一种重要的“文学”样式。即使到了《红岩》出版后的1962年，“革命回忆录”仍然是报纸上常见的专栏（27）。
　　
　　罗广斌、杨益言他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把“小说”形式和“教材”功能进行了最好的结合，他们毫不可惜地完全舍弃了原本属于小说内在特征的以“个人经验”来取代“集体传统”的传统，甚至不理会小说传统中情节、主人公这样的基本要素，转而完全把精力投放在了对所提倡的核心价值观的演绎和解释。《红岩》传达思想的“教科书”性质最明显地体现在小说中人物所说出的那些带有哲理性的语言（28）。但是，小说所传达的“思想”毕竟主要是通过故事和人物的言行体现出来的，这种方式传达的思想形象隐晦，因此，普通读者要想有效地吸收“教材”中的“思想”，就需要权威专家对作家埋藏在故事背后的思想进行解析，这些专家有从故事中抽象出思想的能力。从《文艺报》发表“《红岩》五人谈”开始，文学界的权威就一直在对这部“教科书”进行解读。而在所有的专家解读活动中，最集中的成果就是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2月编辑出版的《永葆革命青春——从〈红岩〉中学习些什么》，如果说《红岩》是一部“教科书”的话，那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永葆革命青春——从〈红岩〉中学习些什么》就是针对“教科书”的“辅导教材”。在翟向东为该书所写的“序”中，作者说：“天津人民出版社为了帮助读者加强对《红岩》的理解，不止于了解故事的情节，更重要的是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育，约请一些同志撰写了这本《永葆革命青春》。”（29） 该书所收的18篇文章显然经过了精心的策划，每篇集中阐释在《红岩》中表现出来的“革命精神”、“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某一个方面，如第一篇《飞翔吧，永远向着东方》，阐释的是《红岩》故事中体现出来的“每一个革命者应该首先解决的政治方向问题”，即“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对革命前途的信赖问题”（30）；第二篇《颂革命烈士的自我牺牲精神》，阐释的主题从题目即可看出；第三篇《至人无忧，斗争最乐》，阐释的主题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等等。本来，《红岩》就是对革命理论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的形象化、具体化，而《永葆革命青春——从〈红岩〉中学习些什么》则是从形象再回到抽象，目的是防止读者专注于小说中的故事情节，而影响对其思想内涵的领略。

　　除了专家解读文章，报刊上发表的更多的文章是普通读者（其实是次一级别的专家）的“读后感”。这些“读后感”和专家们的解读活动所致力的目标是一样的，都是从人物和故事中升发出一种“思想”。只不过普通读者所“发现”的“思想”往往是大理念下的一些小道理，分析的对象也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一些小细节。这些小道理，有的是革命者应该具有的某种精神品格，有的是革命者应该掌握的某种斗争方法。如作者冯健男通过分析甫志高在家招待工人余新江时两个人的对话，来解析甫志高叛变革命的内在原因，“甫志高由共产党员一变而为共产党的死敌，自然还有别的原因，但他喜欢龙井、香片之类的爱好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所以，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所以说，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很自然的事情。”（31）如作者筱山在《李敬原刻蜡纸的启示》一文中说：“《红岩》真是一本好书。读了一遍，还不过瘾，再读第二遍、第三遍才好。一句话，爱不释手。如果有人问：‘你读了一遍，有没有受到启发？’我会立即答：‘有，有，李敬原同志帮助成岗刻写蜡纸的那件事，对我启发最大。’”作者从这段小情节所得到的最大“启发”是革命斗争的一个工作经验和工作方法，即对于一个领导者来说最好的领导方法是：“亲自动手，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因此，作者建议大家，“仔细读读这段书，学学李敬原同志的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32）当然，这些革命道理的解析是和对小说人物的分析结合在一起的，小说所表现的革命精神和小说中的人物是相对应的，因此，《浙江日报》开设的“《红岩》风格赞”和《云南日报》开设的“《红岩》人物赞”内容上是相似的，都是分析人物所体现的某种或几种风格，这些风格如“忠诚”、“乐观”、“坚强”、“勇敢”、“智慧”等等都是党性内容的具体化，《红岩》中的主要人物如许云峰、江姐和非主要人物的区别就是从他们身上可以体现出多种党性。除了正面人物以外，反面人物甫志高也是众多读者经常分析的对象，不过常常是把他和另外一个正面人物如工人余新江、陈然、知识分子刘思扬等进行对比，从对比中来显示出美与丑、是与非的区别。

　　不管是专家也好，普通读者也好，他们对小说的解读实际上都不过是对作者在小说中所传达的“现实”和所表现的“思想”的一种“重说”和“复制”。如重庆读者殷白在《读〈红岩〉》一文中就读出了这样的信息：“《红岩》表现了成批的共产党员的被捕，不是由于行动路线的错误，斗争策略的失算，或者由于这些革命者个人性格中有什么弱点，而仅仅是出于革命斗争中的不可避免（革命队伍中出现叛徒，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也是不可避免的）。要革命，就会有牺牲。为了整体的胜利，局部的牺牲是难免的，有时是必要的。《红岩》旨在描写革命全局胜利中的局部牺牲的伟大意义”（33）。而历史的实际情况和殷白从小说中所读出来的东西几乎正好相反，重庆地下共产党员的成批被捕，正是由于重庆地下党“行动路线的错误”和“斗争策略的失算”。重庆地下党遭到破坏后，中共南方局领导曾对到香港汇报工作和接受指示的重庆地下党幸存干部说：“误用‘攻心战术’，轻敌冒险，是‘左’倾思想与做法。在农村搞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策略上是过左的；从组织纪律上讲，也是不对的。因为过去作过规定，要搞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要得到上级党的批准。”（34）而且，如果重庆地下党主要领导没有急功近利的思想，这场在革命胜利前夕发生的给革命带来很大损失的毫无意义的大屠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由此看来，小说在描写过程中对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了很大的涂饰甚至是歪曲，而殷白对这种歪曲后的“事实”的“重述”看似误读，实际上是阅读的历史规定性的表现。因为，“阅读总是历史性的，它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生，为解释者所在群体的需求所塑造。……阅读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的烙印，是文化决定了我们观察世界的方式（或曰眼界），为我们划定了一条分界线：在一个给定的文化语境中，什么东西可以被说、读、写、看，什么东西不能。……阅读什么，如何阅读，必须得到期待、驱使或允许。”（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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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期待、驱使、允许”的还不仅是“阅读什么”，即能够“看出”和“复述”小说的对话和情节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更“有意义”的是“如何阅读”。被要求和鼓励的经常的阅读方式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实际和联系当前的生产斗争实际。大多数的“读后感”并不只是复述自己对小说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之后产生的“感想”、“启发”、“心得体会”。这时候，《红岩》成了一块“试金石”和“照妖镜”，一个人从小说中读到了什么和产生了什么感想，也就标志着这个人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的高低程度。这种情形正像丹尼·卡瓦拉罗所说的：“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证实了这样一种观点：读者是一个文本性的功能（textual function）——读者是可读的。费什一方面强调文本由解释者产生，另一方面又认为读者自身就是文化背景的产物——具体说来，是读者所属解释群体的解码程序的产物。任何一个群体都会采用某种阅读策略，并将其逐步灌输给群体成员，以便指导群体成员的解释活动。由于读者成了受其群体决定的文本，读者与文本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模糊了。与此同时，文本成为了读者，它们期待着按照文化群体所能接受的方式得到解释，我们阅读文本时文本也在阅读我们。”（36）《红岩》出版后，正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红岩》中的头号反面人物徐鹏飞的原型徐远举，就被管理所领导要求“认真阅读，并希望他能写出读后感，以小说中所反映的历史进行对照，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当年的罪行，更加坚定思想改造的决心。”（37）当然，被期待和督促按照特定的方式阅读小说并写出“读后感”的并不只是被当做战犯的当年战争的参与者，普通读者也在媒体的期待和“邀请”下写作“读后感”（38）。之所以有如此的要求和期待，是因为青年人也被认为需要不断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努力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在读者夏祥镇的“读后感”文章中，在对比学习了刘思扬的思想进步过程后，作者就说：“我们青年人，在革命道路上，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不断地改造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39）
　　
　　作者们除了经常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解析小说中的思想之外，一般还会联系“当前斗争和生活”的实际情况，来说明《红岩》所描写的革命精神在今天的教育意义。很多读者都会联系60年代初期宣传所说的“国内外反动势力给国家造成的”种种困难，把《红岩》中的革命英雄在更艰苦的条件下勇于克服困难的革命精神和善于克服困难的革命智慧当做学习的榜样。1961年初，在毛主席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从古代笔记小说中选编了几十篇人和鬼魂斗争的故事，但编辑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让人消遣娱乐，而是如编选者所说：“是想把这些故事当做寓言、当做讽喻性的故事来介绍给读者们的。”编选者是想借这些故事说明“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一切实际存在的天灾人祸”等“类似鬼的东西”都是“看起来可怕但似乎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可怕的事物”（40）。对这本书，作者黎之说：“据我所知毛最初提出编不怕鬼的故事是说不怕帝、修、反，不怕国内困难。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41）在同一年年底出版的小说《红岩》虽然在内容上和《不怕鬼的故事》大相径庭，但人们的确是把书中的“反面人物”当做“鬼魅”来阅读的，这样，1961年年底出版的《红岩》和年初出版的《不怕鬼的故事》不期然地构成了一种呼应。作者陆石说，《红岩》正是一部“不怕鬼的英雄谱”，“它写出了革命者的气魄：一不怕鬼；二不怕死；三不怕困难。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不要怕鬼。《红岩》写出了这个精神。”（42）这样，我们可以认为，和《不怕鬼的故事》一样，《红岩》也是一部“讽喻”之作，一部在国家遭遇严重困难之际鼓舞人民群众斗争意志的寓言。

　　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看出，“革命历史小说”的写作和阅读的动力与目的是出于现实需要。从民主革命最后取得成功的过程中挖掘可以利用的精神资源，来调动全体国民的政治热情，投入到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当中去，是这些小说回顾历史的动力和目的所在。而“革命历史小说”所承担的这种文化使命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的。正是通过阅读，把革命前辈和需要接受教育的广大读者联系了起来（43），把“革命传统”和“当前斗争”联系了起来，正是这种“联系”潜力的巨大使得人们把《红岩》称为“最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44），因为是“共产主义教科书”，使得 “老是顾不上看小说”的读者沈千，“这一次却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四十万字的《红岩》。”（45）这种阅读效应，正如朱寨在1963年的一篇带有总结性的长文中所说：“《红岩》不仅吸引了广大的读者，而且深深地激动了他们的革命心弦，激起了他们参与当前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政治热情，激起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工作岗位上的更大干劲，在精神上给予他们一种战斗的力量。”（46）

　　
　　注释：
　　（1）如曾德林曾回忆当年他经历过的一件“十分感动”的事：“1963年初，我随团到西藏慰问边防部队，在同一个驻防在国境线上的连队的指战员开座谈会时，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他们没有提出任何物质上的问题而竟提出看不到《红岩》，要求能帮助解决。”（见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第71页。）

　　（2）马海良：《文化政治学——伊格尔顿批评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页。

　　（3）张羽日记1961年12月19日—31日记载：“《红岩》赶在年终前，装出四十册。给罗寄四册，向洛新一册。各报刊、评论者送出。”

　　（4）1961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计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草原新史》（乌兰巴干）、《姊妹船》（陆俊超）、《他是个矿工》（陈见尧）、《宽广的世界》（肖木）、《金色的秋天》（刘勇）、《多浪河边》（周非）；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巨人的故事》（韶华）、《风雨旗》（敬信）、《炉匠老大》（朱赞平）；山东人民出版社的《红旗飘扬》（张扬）、《民兵爆炸队》（翟永瑚）、《沂蒙山的故事》（知侠）；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三家巷》（第一卷）（欧阳山）、《醒了的土地》（李乔）；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朝阳花》（马忆湘）、《红岩》（罗广斌、杨益言）；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黎明时刻》（鲁荻）、《勇往直前》（汉水）、《红心向太阳》（纪宁）。资料来源，见仲呈祥编：《新中国文学纪事和重要著作年表》（1949－1966），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1961年的长篇小说创作数量有限，质量也一般，日后写入文学史的就只有《红岩》和《三家巷》，且《三家巷》是再版书。和1958年、1959年、1960年相比都要少得多。其中的一个原因大概是大量的力量都集中在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上，《红岩》本来也是向十周年献礼的产品，如果《红岩》如期在计划中的1959年出版，1961年的长篇创作将更其可怜。

岁寒 2008-07-12 11:25
        （5）对中青社书籍出版后的“宣传介绍”，当年中青社的编辑黄伊说：“宣传介绍可以分为一般宣传和重点宣传。一般宣传包括给报刊发出版简讯，刊登新书目，撰写新书评介；重点宣传包括主动召开各类座谈会、专题讨论会，有计划地组织一批重点评论文章，在有影响的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和播映等。”（见黄伊：《编辑的故事》，金城出版社，2003年版，第82页。）

　　（6）张羽日记1962年2月10—25日记载：“①去北大开座谈会，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十人，谈《红岩》，黄伊同去。中午在校外食堂就餐。午后2时许返社。对刘思杨、甫志高提了意见。看似理解水平问题，团报文章也有影响。⑧中央召开《座谈会》讲话二十周年筹备会。何其芳、张天翼、张光年、陈荒煤等17人让人来买《红岩》各一册。”

　　（7）该版编辑的“编者按”说：“《红岩》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书中英雄人物的光辉斗争事迹，气势磅礴，惊心动魄，悲壮感人，是一部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品德教育的生动教材。为了帮助读者更好地学习这本书，我们邀请了一些同志举行座谈，下面就是这个座谈会的部分发言纪录。”（见《中国青年报》1962年2月17日，第四版。）

　　（8）《红岩》作者之一杨益言在一篇文章中说：“50年代初，它（指中青社——本文作者注）刚诞生之时，我还在共青团的团龄之内，我在共青团重庆市委工作。它所出版的书刊，它在全团推动和辅导的读书活动，不仅给了我工作上以极大的帮助，更在精神上给予了我以多方面的营养和启迪。可以说，要是没有这一切，那是很难想象自己该怎样去进行团的工作的。”见杨益言：《祝贺·感谢·希望》，中国青年出版社编《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三十五年》（非正式出版物），1985年。

　　（9）当然，进入文学史的作品并非都是得到正面肯定和评价的作品，有相当的文学史叙述是关于引起争论和在政治运动中成为靶子的作品。但即使是这些作品，能够成为文学史的论述对象，也和这个“两报一刊”对它们的论述有关。如有关萧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等作品的激烈批评就是首先在《文艺报》展开的。

　　（10）这些评论作品如侯金镜的《一部引人入胜的长篇小说——读〈林海雪原〉》（载《文艺报》1958年第3期）、方明的《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图画——读小说〈红旗谱〉》（载《文艺报》1958年第5期）、冯牧的《革命的战歌，英雄的颂歌——略论〈红日〉的成就及其弱点》（载《文艺报》1958年第21期）、《初读〈创业史〉》（载《文艺报》1960年第1期）、李希凡的《漫谈〈创业史〉的思想和艺术》（载《文艺报》1960年第17、18期）。
　　
　　（11）见李红强先生的博士论文《权威期刊与特定年代的文学生产——〈人民文学〉（1949－1966年）研究》，2004年。

　　（12）张羽工作日记中记载：“12月12日－18日，①……⑦18日，《红岩》清样一份给《人民文学》。江姐部分给《延河》。⑧和《中国青年》宋文郁通话，《红岩》该刊下期发13章”。

　　（13）就《红岩》清样送《人民文学》和没有能够在《人民文学》刊登的事情，我曾经向当年中青社第二编辑室主任江晓天了解情况，他说没有刊登是因为《人民文学》只刊登短篇作品，没有刊登长篇小说的惯例，所以就没有登载《红岩》。这个说法是可疑的，如果《人民文学》不登载长篇作品，中青社不会不知道这个惯例。从阎纲写的《一九六一年长篇小说印象记》开列的名单，可以看出，1961年《人民文学》选载的长篇有《大波》。

　　（14）对于《红岩》清样在文学刊物的遭遇，作者之一杨益言回忆说：“在小说最后定稿之前，《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已决定选刊一点。中国青年出版社出于宣传的目的，把稿子送给了全国几家重要的报刊，想让它们也选载一点。他们没有想到，得到的答复却是：‘没有可以选用的章节’，‘只有政治语言，没有文学语言。’他们把这个意见坦率地告诉了我们。老罗却一点也不气馁，说：‘我们写的本就是严肃的政治斗争嘛！怎么能不用政治语言?!’。”（见杨益言：《他，还活在我们中间……》，刘德彬：《〈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页。）对于《红岩》和《人民文学》的距离，编辑张羽写道：“罗广斌同志在辛勤写作的时候，文艺界从没有人关心过他们的创作。他们是无名小卒，周扬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小说排出清样后，送到周扬所直接控制的《人民文学》杂志，征求意见，看可否发表一两个章节。清样送去两次，那个杂志的负责人正热衷于发表吴晗之流的反党毒草，瞧不起这部小说，说选不出可以发表的章节。”（见张羽：《不许诬蔑〈红岩〉》，上海交通大学红岩战斗队《〈红岩〉与罗广斌》第一、第二集，第32页。）张羽的这篇文章写于1967年，张羽写作该文的目的是为正在重庆受到攻击的罗广斌和《红岩》辩护，以便使这部和自己的命运休戚相关的小说摆脱与所谓“周扬修正主义黑线”的关系。其实，《红岩》没有能在《人民文学》得以刊用和周扬毫无关系。

　　（15）阎纲（署名为“本刊记者”）：《一九六一年长篇小说印象记》，《人民文学》1962年第二期。阎纲的文章在对1961年小说生产的总体情况作了简单介绍后，第一个单独介绍的作品就是《红岩》，他说：“罗广斌、杨益言合写的《红岩》，使记者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在《红岩》之后，阎纲也对李六如的《六十年的变迁》、胡正的《汾水常流》、周非的《多浪河边》、徐光耀的《小兵张嘎》、汉水的《勇往直前》等作了单独的分析。值得注意的是，阎纲这篇文章的两幅配图用的是《红岩》小说中的木刻插图，这也说明作者和编辑对《红岩》的重视。

　　（16）阎纲：《文学八年》，花山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74页。

　　（17）“《红岩》五人谈”专题包括：王朝闻《战斗的心理描写》、罗荪《最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王子野《震撼心灵的最强音》、李希凡《一部冲击、涤荡灵魂的好作品》、侯金镜《从〈在烈火中永生〉到〈红岩〉》，发表于《文艺报》1962年第三期。
　　（18）本文作者2006年2月14日对阎纲先生的电话采访。

　　（19）黎之：《回忆与思考——所谓“全民文艺社论”和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一期。

　　（20）见张羽1962年2月10－25日的工作日记。

　　（21）这里是借用的传播学的概念。“初始解释者”的原义是指对特定事件、情景与问题确立和发布最初的解释的官方部门，“初始解释者”代表对某一新闻事件官方的正统的看法。相对于作为“初始解释者”的新闻部门就是“次级解释者”，“次级解释者”只能在“初级解释者”的解释框架下进行报道。（见〔美〕约翰·费斯克等：《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22）该专栏发表的文章计有：3月22日，《烈火金钢许云峰》，作者文华生；3月 26日，《成岗和“诚实注射剂”》，作者文华生；3月29日，《写给“疯老头”华子良》，作者黄登科；4月2日，《在斗争里成长的刘思扬》，作者文华生；4月26日，《红岩苍松齐晓轩》，作者黄登科；4月30日，《暴风雨中的海燕——江姐》，作者文华生。

　　（23）“红岩风格赞”专栏的文章如下：6月17日，《在又一种考验面前》，作者魏桥，说华子良的忍辱负重的精神，“革命斗争是复杂的，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6月24日，《革命者的警惕性——从刘思扬智斗“红旗特务”想起》，作者海虹，“刘思扬这几想，强烈地启示我们，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性，不要在安逸的环境里生惰心，松戒备”。8月15日，《光华永耀》，作者张有煌。8月22日，《致江姐》，作者孜牧。8月30日，《无限忠心无限爱》，作者 高盐。

　　（24）作者在文章中说：“《红岩》的前身，是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根据这些无产阶级战士的英雄事迹，《红岩》塑造了光辉的英雄群像。这些英雄身上焕发出了‘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而我以为最宝贵的是‘忘我’、‘慎独’和革命的乐观主义。”

　　（25）罗荪：《最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文艺报》1962年第三期。

　　（26）朱寨：《时代革命的光辉——读〈红岩〉》，见《文学评论》1963年第六期。

　　（27）如《解放日报》1962年5月1日有张英的《红旗在前》；5月3日有上海港务管理局《海港风云》编写办公室的《团结就是力量》；21日有魏克明的《洞中十一日》等。实际上，当时的许多报纸都经常开设有“革命回忆录”的专栏。中青社出版的“回忆录”和“红旗飘飘”丛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有不少在报纸上连载，如张羽编辑的《在烈火中得到永生》、《王若飞在狱中》、《我的一家》等就都曾经在报纸上得到连载或转载。马铁丁在1959年第19、20期的《文艺报》上就撰文高度评价革命回忆录，文章的题目就是《时代的声音，生活的教科书——革命回忆录读后记》。

　　（28）在1962年7月15日的《新华日报》副刊版上就有一篇小文章《〈红岩〉人物语录》，专门辑录了这类哲理语言。如“△……我们共产党人有更丰富、更崇高的感情，那就是毛主席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许云峰） △不能把对党的忠诚，变成对某个领导者的私人感情，这是危险的，会使自己迷失政治方向！……（许云峰）△……你还得注意身体，我们的日子还长得很呢！我们这一代，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亲手建成共产主义社会。那时，你还是要像今天这样年轻有为才好。（江姐）△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应该敢于和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而不是逃避这种斗争。灰尘不扫会越积越厚，敷敷衍衍，终会为历史所抛弃。（许云峰）△人民革命的胜利，是要千百万人的牺牲去换取的！为了胜利而承担这种牺牲，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骄傲和愉快 ！（许云峰）”

　　（29）《永葆革命青春——从〈红岩〉中学习写什么》，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

　　（30）《永葆革命青春——从〈红岩〉中学习写什么》，天津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页。

　　（31）冯健男：《龙井、香片和冷水》，《人民日报》1962年8月21日，第六版。
　　
　　（32）筱山：《李敬原刻蜡纸的启示》，《新华日报》1962年7月15日。

　　（33）殷白：《读〈红岩〉》，《四川日报》1962年8月19日，第三版。

　　（34）邓照明：《巴渝鸿爪——川东地下党斗争回忆录》，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

　　（35） 〔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第56页。

　　（36）〔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第60页。

　　（37）任可：《徐远举与〈红岩〉》，《文史精华》2001年第7期。

　　（38）1962年5月19日的《陕西日报》“秦岭”文艺副刊发表了作者金正、小蕾的《为了崇高的理想——谈华子良的形象》，文后的“编者按”说：“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欢迎的长篇小说《红岩》，被誉为‘革命的正气歌’，它描绘了十几个高大、感人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华子良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革命的文艺作品塑造了许许多多像华子良这样的英雄形象，他们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每个人读了《红岩》后都受到极大的鼓舞，有深刻的感受和体会，为了使大家交流学习这些英雄的心得体会，我们准备陆续发表些读后感。希望大家拿起笔来，写下自己的感受。”

　　（39）夏镇祥：《在严峻的考验面前》，《贵州日报》1962年5月3日，第三版。

　　（40）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不怕鬼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页。

　　（41）黎之：《回忆与思考——所谓“全民文艺社论”和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新文学史料》1997年第一期。

　　（42） 陆石：《不怕鬼的英雄谱》，《中国青年报》1962年2月17日，第四版。

　　（43）作者江平在《读〈红岩〉随感》中说：“比起烈士们所经历的艰辛和曲折的生活道路，眼前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又算得什么！”（见《湖北日报》1962年4月8日，第三版。）作者徐立尧在《忍辱负重赞》的文章中先对《红岩》中华子良的“忍辱负重”精神进行了一番解析：“忍的是由于失败而蒙受的损失、痛苦，敌人的折磨、摧残；负的是革命的重担。任何时候，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革命者，把一切艰难困苦，毅然担当起来。”然后就是由此所受到的“教育”、“启发”：“当然，在今天，我们不再忍辱而生，但是，我们却还需负重。就是说，在任何时候都要听党的话，自觉地承担一切任务。见到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埋头苦干，竭尽忠诚 。”（见《人民日报》1962年7月12日，第六版。）作者益木在《为保卫红旗而贡献问心无愧的一生——长篇小说〈红岩〉读后》一文的最后写道：“现在，凶焰不可一世的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已被驱除殆尽，我们再也不是生活在天是棺材盖、地是棺材底的活棺材里，而是沐浴着毛泽东时代的幸福的阳光。和革命前辈比较起来，我们的生活实在太美好了，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的一些困难真是算不上什么，我们完全有条件对党、对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见《宁夏日报》1962年3月31日，第三版。）

　　（44）“最生动的共产主义教科书”是罗荪在《文艺报》“《红岩》五人谈”中文章的标题。

　　（45）沈千：《任何时候也不忘为党工作——读〈红岩〉的一点感想》，《湖北日报》1962年5月25日，第三版。

　　（46）朱寨：《时代革命精神的光辉——读〈红岩〉》，《文学评论》1963年第三期。

　　（作者单位：北京鲁迅博物馆）

若水 2008-07-12 15:33
引用第7楼岁寒于2008-07-12 08:25发表的  :
话说罗广斌同志“占用”了任可风同志的文章，但他对任的评价却很低。这大概就是不因人废言吧。 [表情]


刚看到这篇文章时，也是不禁想起解放初期罗同志对任可风的评价……。
看来钱博士对《红岩》颇有研究，谢谢岁寒，辛苦了
哪位在重庆或四川的朋友能设法找找文中提到的三篇文章吗？期待……

岁寒 2008-07-12 16:20
文章在资料方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苗溪 2008-07-12 17:32
好长，慢慢看。


引用第19楼岁寒于2008-07-12 16:20发表的  :
文章在资料方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嗯，从他引用的文献可以看出，还是满严谨的。

小美 2008-07-13 00:02
引用第19楼岁寒于2008-07-12 16:20发表的  :
文章在资料方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确实, 资料方面下了功夫了.

yihong 2008-07-13 01:41
引用第19楼岁寒于2008-07-12 16:20发表的  :
文章在资料方面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是下了大功夫的,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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