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旗飘飘 |
2010-08-05 18:09 |
由《色戒》想到《行走的树》看人性与爱国
《色戒》电影最近很红，它是根据作家张爱玲小说改编的。故事从1938年说起，那时的中国局势很纷乱，一群大学生应时在香港组成话剧团，竭力为国家募捐抗战。团长邝裕民对汪精卫等汉奸分子深表愤恨，逐组成了一个暗杀团，团员全部来自话剧团。他们选定的刺杀目标是一个叫易先生的汉奸。为接近有专人保护的易先生，团组织决定派有着脸蛋漂亮的女团员王佳芝打进易家，用色相诱引易先生，以制造暗杀机会。但由于准备不充分，事一直没成。三年后，邝裕民与王佳芝在上海相遇，再次谈及刺杀之事。那时易先生早已调回上海。为保证行动绝对成功，重庆方面来人作了专门指示，提供活动经费，也提供了万一事败时必须吞服的毒药。王佳芝用床上功夫成功让易先生上钩，并多次发生性关系。那天，在珠宝行，易先生终于进入暗杀团的伏击圈。这时，王佳芝面对易先生送上的漂亮钻石戒，竟为情所动，不自觉地吐了两个字：“快走！”精明的易先生见事不妙逃走了。王佳芝出卖了自己也出卖了同志，她和她的六七名团员被随后赶来的警察逮捕。易先生下令将他们全体送到南郊矿石场秘密枪决。影片结束。
看《色戒》电影让我想起由台湾女作家季季撰写的《行走的树》一书，其书来源于她的“印刻文学生活志”专栏集。书名《行走的树》取自于莎士比亚的戏剧《马克白》。该剧说的是坏事做尽的主人翁一朝醒来，居然发现柏南森林里的那些树木居然棵棵会自动行走。于是惊恐万状，觉得老天要惩罚他了。季季借莎翁故事为此书名以表达自己对一个从前热爱而今无限愤慨的卑鄙小人进行无情声讨与鞭挞。这个人就是她的前夫杨蔚。
杨蔚是一个经过特工专业训练的共产党员，被共产国际（受斯大林领导，后解散）派到台湾，专门负责收集情报工作。季季与杨蔚相识并同居是在杨蔚坐了台当局十年大牢出来之后的事。那时杨蔚不同凡响，历经危难而无惧色，让人乱目相看。出狱后，杨蔚已是人到中年，但他还是那么乐观，为自己不凡的身份和遭遇而自豪。他聪颖的文学才华很快赢得来自台湾云林乡下的文学才女季季芳心。然而令季季万万没想到的是：这肉做的人心会变，随人性变化而错综复杂。出狱后的杨蔚其较量锋芒不再指向他曾愤世嫉俗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戳向他身边那些挚爱他、同情他的亲朋好友。其中既包括林海音、朱西宁等老作家，也包括厚道慈祥的岳丈老人。当涉及“民主台湾同盟”案时，他便毫不犹豫地选择向当局告密，其结果是造成多人入狱，其中有作家陈映真等人，还有一些是无辜的、道德纯洁的、曾亲切叫他为“大哥”的文学青年。杨蔚这行为很自私，遭人吐沫。相反，与杨蔚一起被派遣到台湾的女特工梅英却让人肃然起敬。她为掩盖真实身份，在基隆港附近租了一所小屋，以卖淫，接待军舰上的嫖客来收集情报。杨蔚，作为志同道合的战友，经常光顾她的小屋，以送温暖之名时时侵占她的肉体。梅英结局很惨，最终一生贫病交加，默默死去。
季季在写这些回忆文字时说：“往事纷扰纠结，身心备受煎熬，常常在电脑之前俯案痛哭。我哭的是一个被扭曲的时代：在那时代的行进中被扭曲的人性，以及被扭曲了的爱、被扭曲了的理想。”
回到主题，现在我来谈人性与爱国。王佳芝既然憎恨汉奸分子易先生，那么她为何还要不惜一切努力地与他发生肉体关系呢？道理只有一条：王佳芝坚定认为，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为消灭汉奸，赔掉自己身子有什么了不起？身子是国家给的，在国家需要时返还给国家本是天经地义的事。青年人不爱国、不献身，谁来献身？尽管王佳芝在重庆来人面前表示过不满情绪，但她马上又否定自我，表示在这条道上走到底，牺牲性命也不后悔。
同样，季季认为自己选择杨蔚，把一生许托给他，这是一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自己身上淋漓展现。爱杨蔚就是朝爱国的方向靠近了一步；爱杨蔚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理念。只是没想到出狱后的杨蔚会不近人情，变本加厉地报复这个社会，并且把所有关心他的人都作为泄愤对象。季季是一个悲剧人物，杨蔚同样也不例外。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杨蔚神采飞扬返回大陆故土探亲，当他看到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表现出对政治冷漠，对金钱崇拜，对理想主义不肖一顾的样子，心头苦苦念叨几十年的价值体系破灭了，神圣得不能再神圣的理想主义火种终于彻底死去了。他失望而又生气地说：“我不会再回去了！这社会变得那么资本主义。我对那里很失望，那可是我曾经流过血、奉献过理想的信仰之国呵！”
西方谚语说：“三十岁没激情，那是心灵有问题。” 王佳芝、季季、杨蔚，这些曾经热血沸腾的青年，眼前晃动的只有滚烫的“爱国”字眼，却独独忘记还有“人性”两个字存在。汉奸也是人，也有“人性”存在。对易先生来说，他这样卖命地追随汪精卫，他认为他也这是爱国的一种表现。当“人性”与“爱国”在现实世界里交相厮杀时，倒下的总是叫着“爱国”的东西。凡是反人性的事物注定没生命力的，而所谓“爱国”在这时往往会由最最神圣的字眼演绎成最最肮脏的货色。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读过一本书：《红岩》。甫志高为何会成为共产党的叛徒？当他加入党的组织时，除了有一种秘密感，更多的是刺激感。共产党要推翻国民党的理论作为一种时尚被他吸收。他没有自己做人的价值观念，所有能了解到的有限理论都是由党组织给灌输进来的，在心底既不开花也不结果。当被捕后面临生与死考验时，他方才觉得革命活是掉脑袋的活，不是《挺进报》上面说得那么灿烂。于是他宁愿放弃别人给的那个陌生理论以保全自己熟悉的生命。而许云峰则不同，马列主义理论都渗透到他的骨子里去了。他的信念就是要推翻国民党统治，那怕牺牲自己生命也无所畏惧。于是，撰写国情教课书者说：甫志高的变节就是叛党叛国行为，而许云峰的壮烈牺牲就是最好的爱党爱国行为。
我们忘记了最起码的“人性”。大家知道，在国统时期，凡参加共产党都是要杀头的。甫志高根本不具备共产党人的素质，还没上电刑就统统招供了，由此引出整个地下党组织被一网打尽的惨剧。对这样一个缺少毅志能力的人，组织上却非要争取他，名曰：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热血青年。身为地区书记的许云峰不是不知道参加革命党一旦遭到逮捕后的后果，他应该力劝甫志高退党。然而他没有这样做，他忘记了一条道理：不是所有的热血青年都是视死如归的。甫志高是个标准的热血青年，但同时又是一个怕死的热血青年。我们不能说他怕死就是道德败坏的青年。是人都怕死，死是人性恐惧的天生表现。在这里，我们同样不能刻意指责国民党手段残酷，你想要推翻它，它就要你的头，这是合乎逻辑的公平买卖。问题在于许云峰身上，他作为党的领导，只有斗争的觉悟，缺少人性的领悟。对于死去的其他战友，罪因固然在甫志高身上，但许云峰就是开脱不了。这是党组织滥竽充数所带来的恶果；也是共产党人在青年头脑中灌输凡是反国民党统治就是热爱国家的宣传后遗症。
几十年来，党国概念依旧不分。爱党就是爱国，爱国就是爱党。国家被神圣化，党也跟着被披上神圣袈裟，只有平民百姓还是那张平民化的脸。孙中山早年曾倡导“天下为公”的理念不见影子郑重落地。唐朝诗人柳宗元也曾说：“失在于政，不在于制”（见其《封建论》一书），但这话就是没人理睬。我们的教课书总是不失时机地宣扬“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英雄爱国气节。殊不知，在一个“国家”概念始终无法理清、被混淆的社会里，盲目鼓吹爱国精神其实就是一种反人性的荒谬行为。王佳芝的行为如此；季季和杨蔚也是；甫志高更是。我们，何尝又不是生活在这种氛围里呢？
西方谚语还说：“六十岁还有激情，那是脑子有问题。” 本命年的我不说了—— 一个活在自己臆念世界里的文字爱好者。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cfbbe701008b95.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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