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春秋》垂范后人纪念作家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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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1930年5月25日，中共福建省委在厦门展开一次震撼中国的破狱斗争，成功营救出40多位革命者，史称厦门破狱斗争。新中国成立后，厦门作家高云览以此为背景和素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小城春秋》。
　　高云览1910年出生于厦门，生前长期在新加坡、马来西亚从事进步文化活动。新中国成立后，高云览立即把他在海外所经营的公司，连同轮船资产等全部无偿奉献给国家。1956年6月，高云览先生因病医治无效，英年早逝。半年后，倾注他毕生精力的长篇巨著《小城春秋》正式出版，后又由作家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再版、新版，深受读者欢迎，风靡一时。被全国四次文代会列为“解放以来被广大读者所赞许的十部长篇小说之一”。作品还被改编成连环画、拍成电影；被译成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日文等文字。著名作家冯牧撰文评价称：“《小城春秋》与《青春之歌》一样，一南一北，互相辉映。”
　　《小城春秋》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神形俱备、令人难以忘怀的革命者形象，刻画人物性格并不雷同，显示了作者精湛的艺术感受能力和表达能力。小说不仅为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厦门的共产党人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留下鲜活的记忆，而且为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积累了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在高云览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我们对他的这部代表作进行学术研讨，具有重要的意义。

　　革命身份与本土经验
　　---谈谈高云览及其《小城春秋》
　　朱水涌

　　文学讲“我手写我心”，中国当代文学却有一道“革命者写革命”的特别风景。参加了延安保卫战的西北野战军的战地记者杜鹏程写了《保卫延安》，作为三野某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的吴强写了《红日》，参与保定二师学潮和护校运动的梁斌创作了《红旗谱》，从渣滓洞集中营死里逃生的罗广斌、杨益言描述了《红岩》的严酷斗争，原本就是剿匪小分队的曲波叙述了《林海雪原》的传奇，杨沫更是以自己的革命经历，谱写了一曲革命知识女性成长的《青春之歌》。高云览属于这个阵容中的一员，《小城春秋》属于这个系列创作中的一部。这批“红色”的创作，在“文学是社会生活本质反映”的导引下，充满激情、充满理想地抒写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革命历程和胜利，以斗争的喜悦叙述革命的胜利，又以革命的胜利印证和展示革命的历史必然，革命是这批“红色精典”创作主体的身份。高云览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厦门的破狱斗争，但作为一个厦门的革命青年，他当时目击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一幕。破狱斗争胜利后，他就有了表现这场斗争的冲动与灵感，并通过友人向地下党组织表明自己的创作愿望，地下党组织便让傅树生将一本记载破狱材料的油印册子给了他，交代他写成小说，于是就有了他以破狱斗争为叙事线索的小说处女作《前夜》。《前夜》可以看作《小城春秋》的叙事雏形，它出版于1932年8月，这一年高云览加入了“左联”和中国诗歌会。1937年后高云览开始了华侨生活和在新、马一带的革命斗争，至1948年以“通共”被捕入狱，最后以“红色商人”的罪名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新加坡。高云览曾自我表白“一片丹心，何贱头颅”，他说自己写《小城春秋》是在“写那些死在国民党刀下活在我心灵里的人”，正是高云览的革命人生经历与革命情怀，《小城春秋》才成为一曲表现一代青年“为事业流血，事业长存”的“革命的正气之歌”，成为当代文学前17年中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创作的“可贵收获”，在2005年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再次出版。
　　在当代文学史上，《小城春秋》一直与《青春之歌》一起被谈论，人们称它与《青春之歌》一样，“都是专门写城市地下斗争的，一南一北，互相辉映”。小说以1930年厦门的共产党破狱事件为背景，在破狱斗争和革命青年的爱情两条线索上展开小说的情节，通过何剑平、陈四敏、吴坚、丁秀苇等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斗争和爱情生活，展现了厦门小城的时代风貌乃至上世纪30年代中国革命的形势，概括和提炼了当年革命青年的思想、政治和精神境界。如果说《青春之歌》是以一个知识女性的革命成长作为叙事的核心，通过林道静与三个男性的关系变动与发展，呈现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革命成长和归属的阶级寓言，那么《小城春秋》则是以一群已经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的斗争和爱情，展现出激情燃烧的岁月所信奉和追寻的主流价值理想。无论是纯朴热血的何剑平、坚定成熟的吴坚，还是宽厚稳健的四敏、任性正义的丁秀苇，虽然个性特点有点差异，但都表现出17年文学塑造革命英雄的共性特征：在敌人面前的凛然不屈，视死如归，对革命的忠心耿耿，舍生忘死，在困境中的机智勇敢。而铸成这种英雄共性的，则是《小城春秋》所着力提炼的“为了祖国的荣誉，为了信仰”的价值追求和“假如幸福必须牺牲别人，就先牺牲自己”的道德情操。
　　作为一个厦门读者，我阅读《小城春秋》的愉悦更多来自小说对30年代厦门风情的捕捉和展现。在高云览丰富的阅历叙事中，30年代小小的通商口岸的厦门岛城，混杂着各色各样的人物，流浪汉、日籍浪人、角头歹狗、妓女、强盗、小偷、侦缉队，这些人群和革命与反革命两股力量混在一起，构成了小城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现实情景，这样的环境叙事，无疑在二元对立的革命斗争反映中增添了小说叙事的丰富性。小说开头的何、李两姓的宗族械斗，写来惨烈而富有闽南特色，不仅增强了叙事的色彩和情节的生动性，而且让情节在民间与革命的进展中体现出何、李两代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和价值追求。而吴七这个乡土形象的暴烈、耿直和肝胆，秀苇这个小城女性的单纯与多情，也都蕴含着闽南这块地域独特的文化性格与风情。《小城春秋》的这些描写与叙事，让一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具有了传奇色彩和浓厚的闽南地域特征，这样的一种本土经验的加入，无形中增添了当代革命叙事的文化蕴含。
　　中国当代革命文学的创作是个历史已然的现实，如何评价它的经验与价值，恰如陈晓明教授所言，需要保持一点中国立场和中国视野，在文化多样化已成为当今文化富有活力的基础时，本土经验也是我们文学创作和评价的一个尺度。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高云览
　　俞兆平

　　高云览的文学批评是他文学生涯整体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中可看出其批评的深刻洞察力和独特感悟力。从对现实的关注出发，他多采用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从艺术创作特质出发，他对已构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要作品，采用以印象主义为主的批评方法。
　　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是中华民族儿女奋起抗战的时期。在壮烈的民族战争的历史大环境中，高云览尤其注重作家及其作品的社会性内容，即他的价值意义、思想倾向和社会效果等，他多采用的是一种社会历史的批评方法。
　　1936年10月底，在厦门召开的“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大会”上，高云览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在会上作了《我们所以悼念鲁迅先生》的演说。他说：“我们是把这一位正义的战士，放在大时代的天秤上面，估量他，批判他，冷静地，客观地看他给与这时代到底有多少意义，多少利益，多少的重要性。”评判一个作家的价值，首先是以时代的天平来衡量，看他给与时代的意义有多少？这是文学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核心。
　　高云览认为，鲁迅的价值意义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不妥协不屈挠的精神，一是他为正义而奋斗的精神。他充满激情地说：“我觉得，鲁迅先生的一生就只有一个字：‘强’，倔强的强，自强的强。强这个字包括了他整个人生，整个生命，整个人格和他全部的价值。是的，他强，强就是他，为着正义；他强，为着大众；他强，为着中华民族解放；他强，为着不拍卖人格；他强，为着不拍卖了大众的利益；他强，为着不向黑暗势力的妥协。他强就强到底，死了还是一身的硬骨头。”把鲁迅不屈不挠的硬骨头精神归纳为一个“强”，加之一再的重复，强化了鲁迅这一精神要质。
　　文学社会历史批评侧重于文学的倾向性。20世纪30年代，以男女之间的爱恋为创作对象的文学作品盛行一时，这类作家以张资平、叶灵凤为代表，过分地渲染了人的感官欲念。高云览对这一倾向提出了批评，在《作品里肉的气息》一文中，他指出：“我以为张资平与叶灵凤倒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能同样以浓厚的肉的气息去挑拨读者，去刺激读者，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好处。”在国难当头、民族存亡之际，文学仍沉溺于声色犬马、放荡淫亵之中，这一倾向绝不能任其泛滥。但高云览并非一概否决文学中关于情爱的描写，他主张写作手法上要委婉曲折，有一种蕴藉的诗意之美。这也延续到他在《小城春秋》的创作中，值得我们重视。。
　　文学批评的另一向度是，注重文学批评与创作的审美特质。它强调批评家的直觉感悟性，强调批评家对作品自身的真切的体验与悟解，追求批评写作的诗性与美感等，在当时，这被称为印象主义的批评方法。
　　高云览曾写道：“当一个人被某一种情绪支配着不得不动笔时，他所驾驭的文字是不大愿意板起脸孔来反抗自己的感情的，不管这感情已经越过了理智的限制。”他看到了自身蕴藏着一种由情感激发的超理性的直觉感悟力。这种感悟力，往往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作家在批评中所特有的，从而形成印象主义的批评方法。这在《论郭沫若》一文中尤为突出：“沫若狂的却是二十世纪大都会底脉搏。他吹的是激越的喇叭，唱的是最尖或最浊的高音或低音；涂的是大红大黑的强烈的质色。他缺少中和，缺少温柔，缺少轻淡，缺少细腻。他是爱到极点，憎也到极点；静到极点，动也到极点；快乐到极点，悲哀也到极点；赞颂到极点，咒诅也到极点。他的极点就是极点。”这里，没有太多的理性判断，批评家完全沉迷于作品阅读时所产生的印象，并用音乐与色彩形象地描述出自身独特的体验。
　　印象主义文学批评倡导的是批评文章的“诗性”，即具有文学性的美感，而非僵滞的理性概念的推导。高云览本身就是作家，所以在批评文章中经常闪射出文学性之美。如，“论诗的技巧，沫若没有徐志摩的腻润，没有闻一多的琢磨，没有朱湘的谨严，没有戴望舒的幻美；但是沫若有个显然的特点是这几位诗人所赶不上的，那就是他的‘热’。他的热是火烫的，腾沸的，显露的，坦白的，粗豪的，也因此使他不得不抛开了腻润，弃置了琢磨，毁坏了谨整，拒绝了幻美。他无法可以使他自己蕴绪一点。”这里，他运用判断用词的准确、严谨，令人惊叹！“腻润”、“琢磨”、“谨严”、“幻美”、“火烫”，异常贴切地传达出不同诗人的艺术风格。而“抛开”、“弃置”、“毁坏”、“拒绝”等动词的使用，又显出了高云览在批评文章写作时字斟句酌的雕琢。这是在写评论文章吗？这是精美的散文，是诗性的再创作。

红旗飘飘

2010-09-11 09:38

《小城春秋》与高云览的“小城书写”
　　夏敏

　　1930年国共两党在厦门的政治较量体现在厦门大劫狱上。高云览因受左翼文学及文艺为政治服务思潮的影响，成功地以小说形式复现了这一段历史。作者的叙事点是自己的家乡厦门，即作者标题定位的“小城”。当时国共斗争在不同城市或乡村同时进行，厦门呈现了自己的斗争特点。这与其地域性的文化传统分不开。厦门是五口通商以来的一个沿海新型城市，又是与侨台漳泉有密切关联的闽南都市，当时的革命活动不论在哪里进行，都是带着革命者建设新型国家的理想和抱负与居于统治的地位的国民党政府进行斗智斗勇。写不好就容易出现概念化和雷同化的东西。《小城春秋》受欢迎的原因就在于作者十分关注并准确把握厦门小城的历史人文特点，具有让人读起来倍感亲切的“厦门味”。这种触及小城文化生活传统的叙事叫做“小城书写”。
　　这些“厦门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呈现了厦门独有的人文景观。例如鼓浪屿、胡里山炮台、厦门大学、南普陀寺。来过或没有来过厦门的读者，看到这些名字就会产生关于这个城市的地域性想象。
　　其次，梳理了厦门的人群构成。当时在厦门活动的人员无非是码头上常闹不和的纪、吴、陈三大姓氏势力，还有同安人、日本浪人和“毁家兴学”的爱国华侨。
　　第三，记述了闽南城乡兼有的民俗活动，这是全书最具闽南小城特点的地方。它们可能是“买些乌龟到南普陀寺去放生”的习俗，可能是金鳄儿时拜田伯母为干妈的“认干亲”习俗，可能是赵雄等人儿时的“金兰结义”，可能是老百姓常唱的“咒官”民谣或是牢里警兵所唱的闽南民歌《桃花搭渡》，可能是观音庙演的布袋戏，也可能是街上叫卖馄饨的人“摇着铃铛响过去”的街头景观，是赵雄给吴坚相面时夸他“好一个贵人的相貌！印堂亮，天仓地库光明，多么清秀”，也可能是“四月梢，正是这里渔家说的‘白龙暴’到来的日子。这一天，天才黑，对面鼓浪屿升旗山上已经挂起了风信球，渔村里还没有回来的人家，烧香、烧烛、烧纸、拜天、拜地、拜海龙王”的盼船归来的习俗。
　　第四，使用了闽南特有的民间熟语。如“恶人自有恶人磨”“一根篙竿压倒一船人”，它们也可能是闽南的避忌语（如把死刑称作“过运”），或是民间的赌咒（如金鳄说“要是我，我中黑死症，活不过今年”，或者是吃监狱饭的人都忌惮挨犯人的咒骂，怕“触衰”，“犯煞气”。
　　作者选取上述厦门地方性知识作为小说的重要视角，其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为文学创作寻找空间定位，指出故事发生地是在厦门而非别处，这样做是为自己的“小城书写”寻找地域文化支点。厦门是著名侨乡，这里的很多民俗行为都与侨字有关，例如“刘眉非常盛意的拿出上等的武夷茶和南洋寄来的榴莲果招待客人”，这在其他地方很难看得到。（2）地方性知识强化了小说的生活化和可读性。因为人都是地域人，小说视角只有捕捉到地域，才能对同属于地域的读者构成吸引。
　　但是，对高云览本人来说，他并不认同狭隘的地域观念。他的华侨身份以及对“革命意识”的全盘照收，使他对地域性书写抱有“审慎的乐观”。一方面，他主张向民间学习，例如秀苇写了一首叫《渔民曲》的诗请教剑平，剑平批评她写得“一点也不像，千万不要以为用了一些‘哟哟哟’就算是民歌体式了，那不过是些皮毛。依我看，你这首诗，还脱不了知识分子的调调”，作者对厦门当地的人文传说和掌故也十分喜爱，不时引入作品当中（如十五章引述的“望夫滩”的传说）。一些革命者居然还拿民间文艺作品作为对敌斗争的武器，例如阿狮将闽南山歌《一只小船二枝篙》当作与剑平接头联络的暗号；另一方面，作者又常常将一些地方性文化，特别是一些闽南陋俗（如宗族械斗）作为批判的对象，作为革命者反封建的靶子。他首先极力反对厦门的宗族械斗，接受新思想的剑平和李悦反对两族械斗而化“敌”为友，陈四敏和朱蕴冬在“不相结亲”的族规下，冲击两族世代结怨而成为夫妻，如同《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现实版。再如吴坚的反妇女殉情，剑平的反“十二支”（类似于六合彩）等等陋俗，在这些年轻的革命者看来，旧体制下形成的旧习俗是需要彻底抛弃的东西。正如作品中剑平写给吴坚的信称：“让我们手拉着手，把旧世界装到棺材里吧”。
　　对于高云览那一代的作家而言，需要珍视和保护的应该是地方性传统中纯粹民间的东西，但是它一旦成为新思想的阻力，他们就主张抛弃。《小城春秋》就保留了这样一种思想倾向。

红旗飘飘

2010-09-11 09:39

　好书是如何“炼”成的
　　姚楠

　　高云览先生创作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作家出版社1956年出版），广受好评。出版之初，佳评如潮；“文革”以后，再评不止……五十年后，仍然可读，形象生动。在纪念高云览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重读有关文献，我感触颇深。对于高云览先生创作《小城春秋》的事迹，认真学习，有许多体会。这里，略陈浅见，与师友们交流，敬请批评。
　　一本好书是如何“炼”成的，要经历钢铁成型般的锤炼之“炼”，要经历文化修炼似的提炼之“炼”。
　　一本好书是如何“炼”成的，我学习高云览创作《小城春秋》的事迹，有了新的体会。《小城春秋》的成功，不仅要在作品中寻找原因，还需要在创作过程里探索秘密。
　　高云览《小城春秋》创作的过程，至少有这样几点值得我们重视。
　　一、生命与激情
　　高云览在创作过程中，以生命的积极投入，诠释了作家与作品融合为一的最高境界。又以充沛的激情，赋予了人物形象鲜明的爱憎。我们知道，在他生命的后期，唯一的工作，就是写作、写作……除了写作，还是写作。一方面，他以全身心的投入，为了写作呕心沥血；另一方面，他克服着癌病疼痛的折磨，与死神赛跑。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临进入手术室，还在修改这部作品……
　　虽然，他没有能够全部完成这部作品的最后修改，但是，他以顽强搏斗的勇气，获得了作品的基本完成。他把全部生命投入了作品，达到了作家与作品融合为一的最高境界。忆及于此，引发我们的，是对于他的崇高的艺术创作精神的无限尊重。他胜利了，才有了这部完整的作品。他永生了，获得了我们永远的纪念。
　　二、生活与积累。
　　小说以真实的厦门劫狱斗争为题材，又融入了作家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感悟。如何把别人的历史，作为自己的文学创造，这其中，不仅是艺术描写的生动与形象，更有情感的真切体验，激情的充分投入。厦门的生活经历，南洋的实际颠簸，让作家有可能给这小说注入了锋锐的质感与灵动的细节。他是政治上的革命者，有斗争的实践。他是文学上的探索者，有前期的准备。从新加坡到大陆，革命实践给予他丰厚的养料。从30年代的中篇小说《前夜》，到50年代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他在不断的努力中坚韧而艰难地前行，走到了自己生命的、艺术的峰顶。
　　他没有拘泥于事件的本身，而是力求写出那个时代的许多侧面，从而，留下了宝贵的文学的历史记录。
　　三、学习与借鉴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从现实开始，既正视自己的文学基础，又有很高的追求目标。他保持清醒的自省：认为自己水平不高。同时，又为提高自己进行了扎实的基础准备。他大量购书、读书。六大柜书架，几乎囊括了古今中外的经典、名著。他有机会就与友人讨论文学，从《水浒传》《红楼梦》到《复活》《汤姆叔叔的小屋》，从果戈里到，从人物性格到生活语言。他甚至不放过女儿的同学来访，询问北方的口语。他有一个小本子，密密麻麻记录着方言与普通话的词语。
　　有评论说，他把对于古典文学的学习与借鉴，化为自己的创造，没有模拟之嫌]。至少可以说明，在广泛地学习与借鉴这方面，人们是普遍认可的。
　　四、勤奋与加工。
　　为了写好这部作品，他写作态度严谨，一丝不苟。在出版社已经同意出版之后，依然在医院的病室认真修改，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不断地修改，力臻完善。发现有缺陷的地方，不惜一次次推倒重来。我们知道，他的写作已经到第六稿，还在不厌其烦地细心修改。我们知道，他把3万字，加工修改变成了25万字。我们知道，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精益求精的攀登。
　　五、尊重与包容
　　《小城春秋》的成功，除了作家自身的创造性劳动以外，还包含了批评家在作品出版之前，对于作品的认真提醒与严肃批评。著名作家、学者阿英的批评，使他深刻认识到修改稿中公式概念和自然主义的某些问题，并且毅然予以清除。
　　同事里，有年轻的朋友无忌放言，有同龄的知音细心忠告。他虚怀若谷的胸襟，容纳了尖锐的意见，转化为艺术的磨砺。
　　尊重批评的意见，甚至是否定性质的意见。于是，就有了结构的重新布局，人物的性格调整，语言的精细加工……于是，就有了我们面前的这部精品。
　　“请对我这部习作进行尖锐地批评吧，不要放松任何一个缺点”！前辈作家高云览坦诚、真挚的话语，不仅敲击我的耳鼓，还震撼我的心灵。这是海纳百川的胸襟，这是不断提升的清醒！
　　向您敬礼，高云览先生！请收下一个晚辈读者的诚挚的敬重！

红旗飘飘

2010-09-11 09:41

史诗式的艺术结构浮雕式的人物群像

　　---重读高云览的《小城春秋》
　　罗关德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自茅盾1933年发表《子夜》以后，现实主义的史诗性结构就成为许多作家创作长篇小说的一种艺术追求。也成为20世纪中国近半个世纪小说创作的一种主导模式。包括《小城春秋》在内的许多“红色经典”就是一个鲜明的表征。即使是20世纪以降的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等，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史诗性艺术作品的强悍生命力。
　　高云览先生的《小城春秋》体现了史诗性长篇小说的格局。小说一开篇就以厦门同安民间何族与李族的宗族械斗，铺设了故事展开的社会历史背景；又以何族的何大雷为代表的亲日、媚日行径交待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特定时代现实状况。这使接下来叙写的以何剑平、李悦为代表的进步青年逐渐走向革命，并在斗争中走向成熟的全过程，获得了特定时代主潮的代表意义，体现了“宏大叙事”的艺术视野和胸襟。
　　从小说具体结构上看，前半部分主要围绕何剑平与丁秀苇的恋爱关系展开，但在实质上，它却具有青年投入革命，融入集体事业的隐喻性指向。这个部分写得如诗如画，人物刻画细致入微，心理描写颇为精到。小说的后半部分从第二十二章何剑平入狱开始，主要描写了监狱中的斗争。作者着力展现了共产党人不同的性格个性，以及共同的乐观战斗豪情。这个部分写得波澜壮阔，有张有弛，慷慨激昂。诚如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歌词所写的：“把你手里的红旗交给我，同志,/如同昨天别人把它交给你。/今天，你挺着胸膛走向刑场，/明天，我要带它一起上战场。”表现了共产党人革命信仰的传承和坚不可摧的强悍生命力。它也构成了小说鲜明的主题。
　　如果说小说的前半部分宛如一幅小城的明丽“春”景的话，那么，小说的后半部分就是一首豪迈的“秋”歌。整体结构上，前后两部分一横一纵，一张一弛，一隐一显，体现了史与诗的理想结合。
　　从小说人物塑造方面看，小说写作的背景正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占主导地位，以塑造工农兵英雄形象为主要目的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时代氛围的影响，作者未能突出个人英雄，也在尽量淡化人物的知识分子身份，而是着力表现知识分子的工农化――李悦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着力打造共产党人的群体英雄形象：这里有倾向革命的进步青年丁秀苇、书茵等；有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何剑平、吴七等；也有老练的共产党人吴坚、四敏等。从而形成了共产党人不同层面、不同性格个性的浮雕般的群像。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对中间人物刘眉、反面人物赵雄、金鳄等也做了性格的刻划。虽然着墨不多，但却栩栩如生，显示了作者长于性格塑造的深厚功力。这也是《小城春秋》能成为“红色经典”之一，至今仍拥有生命力之所在吧。
　　掩卷沉思，高云览先生的《小城春秋》堪称是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经典之作，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报告文学式的小说”；倘若不是受到特定时代小说创作模式的制约，我想，高云览先生的文学成就将会更大，进而，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中的影响力也将会更加深远。

　　向海外侨胞展现的烽火图与民族魂

　　---高云览抗战时期报告文学的独特价值
　　张瑷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内形势剧变，应和时代要求，报告文学成为战时文艺的主流。高云览也曾加入到报告文学“轻骑兵”队伍中，成为一名驰骋于抗战第一线的光荣战士。
　　高云览1939年春天到达重庆后，他常常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中冒着生命危险冲进灾区，亲眼见证并实录大残杀下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景象，当他在火海与死尸中间穿越时，忍不住直言诉说：“我看不下去，想转过脸去，但终于把我的眼睛，钉在这些狼籍的血肉上面。是的，我应当看，应当听，应当感受这残酷和仇恨，我应当不回避，应当面对着它，牢记着今天的血。”（《空中野兽在重庆残酷轰炸徒增我复仇之决心》，载《南洋商报》1939.5.29）
　　高云览在《陈嘉庚先生在祖国》、《陈嘉庚先生对祖国的影响》等报告文学中，详尽记述了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抗战时期的爱国行为和社会活动，宣扬他的正义立场和英明思想，特别是高度评价了陈嘉庚精神对祖国的深远影响。这些报道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反响，“广大侨胞争相传阅”，“南洋各地许多大报也立即转载”，广大侨胞“更加具体了解他们所拥护的侨领是一位明辨大是大非，极富正义感的老人，一些不明真相的华侨也从中受到了教育，更加拥护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了，人们对他赞扬的声浪更高了。”（高迅莹《高云览传》，海峡文艺出版社2000）。这些作品，对我们今天深入研究陈嘉庚精神，也是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
　　高云览在急迫匆忙中写下一篇篇报道，这些报道因为青年时代深受现代新文学的影响和滋养，也有热情积极的文学创作实践，特别是加入“左联”后，很快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文艺战士，从社会思想到文学观念都有了显著进步。因此高云览的新闻写作中自然介入了文学因素，是有其鲜明的写作倾向和风格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鲜明的思想倾向和感情抒发赋予作品强烈的感染力。纯粹的新闻报道力求冷静客观，不宜主观介入或抒情言志，报告文学虽然也把客观性与真实性作为文体品格的首要特质，但是其审美价值却又主要体现在作者的参与精神和对事实的文学寓意。因此，优秀的报告文学蕴涵作家的思想深度，也饱含作家的爱憎情感。高云览本身具有诗人的赤子之心和火热情感，他善于把观察的目力伸入现实社会的深处和细微处，及时感应时代的召唤，把握生活的脉搏，并且从中提炼出作家自己的认识和思想。在他的字里行间，常有遏制不住的愤怒或哀伤奔涌流淌，也常有一些精辟议论发人深省。这些特点提升了高云览报告文学的审美价值。
　　其二，长镜头与特写镜头的运用增强了报告的现场实感，使人如临其境，看到燃烧的烽火，逃难的灾民，流血死亡的惨景，战场拼杀的士兵……获得亲眼目击式的感受。这样的镜头式描写还具有动态感，有助于将事件的客观叙述或人物的精神展示推向高潮，从而丰富了文学表现力。
　　其三，灵活随意的文体形态体现出融合性的艺术风貌，避免了一般新闻报道的呆板化、模式化倾向。在高云览的报告文学中，他把通讯、时评、特写、随感、访谈、记游、散文等诸文体的写法交叉组合、融为一体，却又不是刻意为之，显示出拙朴而自由的叙事风格。他的文本对于短篇报告文学的艺术发展，是有启示意义的。
　　（篇幅所限，以上研究文章编者有所删节）
　　【责任编辑王永盛】

红旗飘飘

2010-09-11 09:44

              来源：  http://www.xmwenxue.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17
                                                 作者：高迅莹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80周年，也是现当代著名作家高云览诞辰100周年，这个巧合让人联想起在左联成立的第2年，即1932年6月，年仅22岁的高云览，向往上海革命风暴，披着文学和革命人生观铠甲，闯到上海参加左联的情形。当时，丁玲正在把高云览寄给她的署名健尼的《前夜》转交给地下共产党员宣侠父创办的上海湖风书局。宣侠父冲破国民党的残酷文化“围剿”阻力，力将《前夜》给予付梓，8月10日，高云览这部处女作问世了。10月，高云览由闽南同乡杨骚介绍加入左联，随后，又以健尼之名加入“中国诗歌会”。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盟员的他，内心极为兴奋，以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投入左翼文化运动中，他在自传里表述道：
　　“那时，经常联络的是叶以群、穆木天、杨骚、白薇、蒲风等同志”他们在一起讨论怎样推动和发展革命的诗歌运动，特别是“对诗歌人众化问题讨论得最热烈。”每逢有革命纪念活动，他们就到大街上去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和我感情最好的一个叫阿涛，这个工人小伙子，质朴而诚恳，诗和小说写得不错，那时丁玲很关怀他，我一见了他就从心里喜欢。”
　　左联于1930年3月成立，1936年春解散。短短6年里，它在继承“五四”新文学传统，介绍与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培育进步文艺队伍，创作反映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粉碎国民党反革命文化“围剿”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左联这些业绩和精神的印记是永远无法磨灭的。
　　高云览加入左联后即选择了文学创作道路。他在左联这个革命文学团体大熔炉里得到锻炼成长，在左联精神激励下一步步走向成熟。纵观高云览的经历和作品，使我们感受到，他的一生始终受到左联精神的鼓舞，他的作品闪烁着左联精神的光芒。
　　高云览于1910年农历5月14日出生在厦门一个没落华侨的小商家庭，他的本名是高怡吕，用过的笔名除高云览，还有高健尼、高法鲁、高仆约、高友庆等。因家境贫困，上小学缴不起学费，常饿着肚子去上学。小学毕业后失学两年。1926年得到地下共产党员陈三民的关照，赴上海泉漳中学念书。在这里，他受到共产主义启蒙教育，钻研社会科学，喜爱普罗文学，常到上海艺术大学听课，并开始发表一些文艺短评。1927年由教师李鼎新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年半后，其父突然逝世，辍学返回厦门，担起家庭生活重担，做记者，当教员，甚至当只求一饭、无薪水的“药局生”。由于政治迫害一再火业，常处于衣食无着状态。
　　高云览早在加入左联之前，于1930年目击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轰动全国的厦门劫狱大事件，心灵深受震撼，满腔激情的他，很想以此事件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和省委宣传部长兼军委书记王海萍得知后，同意满足他的愿望，即派地下党员傅树生将一本记载劫狱事件的小册子交给他，并嘱咐不可把真实情形写出去。受此重托，高云览激动不已，不顾自己仅有20岁阅历，更不顾特务鹰犬四处侦察，悄然躲到厦门周边的同安县马巷镇启智学校，白天教书，晚上就关在一窄小的杂物间里写起来。1931年他完成了上面提到的《前夜》。这部中篇小说虽然以劫狱为线索，但远远没能把那气壮河山的史诗写下来，他深知没有完成党交给的重托，此事，一直牵挂着他的心，直至终生。
　　1934年至1937年，高云览主要在厦门侨南女中和厦门中华中学教书。他经常向学生介绍鲁迅的著作，推荐左翼作家的作品。这期间，他结合当时的形势，写了三个具有较强烈的时代气息的独幕话剧：《夕影》---控诉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残酷。《没有太阳的早晨》---鞭挞渔霸的冷酷和残暴，赞扬渔工反剥削、反压迫的自发斗争。《晚边》---反映一个流氓无产者所经历的精神毁灭悲剧，从反面证明只有反抗斗争才是劳动人民唯一的出路。他把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戏剧社”，自己当导演，将这三部话剧先后搬上了舞台，最初在校内演出，后来被邀请到校外公演，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轰动了厦门文艺界，新闻媒体纷纷采访他，常有评论刊出，1937年6月3日厦门《江声报》登了一篇《中华话剧公演观后》，称赞高云览“是我们厦门戏剧工作者最勇敢最努力写作的一个人。”从小说创作转向戏剧舞台与剧本创作，他在文艺道路上有了新的追求和探索，显示出他广阔的艺术兴趣和才能。
　　1936年10月29日厦门举行“厦门文化界追悼鲁迅先生逝世大会”，高云览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用《打回老家去》这首曲调谱写了挽词：
　　哀悼鲁迅先生，
　　哀悼鲁迅先生，
　　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
　　他是我们时代的号声。
　　唤起大众争生存!
　　他反抗帝国主义；
　　他反抗黑暗势力。
　　一生到老志不屈，
　　始终为了革命而努力。
　　哀悼鲁迅先生，
　　我们的导师!
　　他把中华中学学生组成一支歌咏队，带到大会吟唱这首挽歌。左联诗人蒲风提倡过诗歌大众化的具体工作之一是“旧瓶装新酒模仿旧形式，用歌谣时调教育大众锻炼自己。”(1)他采用了。追悼会上，他以《我们所以悼念鲁迅先生》为题，作了慷慨、沉痛、热血沸腾的即席演讲，摘几小段：
　　“……‘五四’新文化运动出现了一大批英雄、勇敢的战士，而像先生那样永远站在前头，为着正义，为着大众，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奔走呼吁，由生到老，由老到死，不妥协，不屈不挠，不变节，不向黑暗势力赔笑脸，像这样的人竟找不到一个。”
　　“他死了，他的精神反而从此永远不死，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上，活在后代子孙心上。……青年失去这样伟大的导师，民众失掉了一个代他们说话的人，中华民族失掉这样一个勇敢的战士，尤其是这国难加深，民族危急加紧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忘记他呢?他不是这样简单就完了的，他的精神，将成为一根人类进化的鞭子，鞭策着这代和后代的子孙向前迈进的。”
　　“先生不单是一个反抗黑暗势力的正义作家，而且是一个反抗帝国主义的勇敢战士，我们追悼他，我们纪念他，就要继承他的意志，继续他的精神，把日本帝国主义从华北赶出去，从东北赶出去，这一场追悼会的意义才不会落空，而先生在地下才不会不瞑目了。”
　　之后，他写了《纪念鲁迅先生》《关于纪念鲁迅先生杂话》两篇散文，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鲁迅先生热爱、崇敬之情愫，极力强调鲁迅先生是一个正义感强于一切的人，称先生一生，“除了对正义点头外，终不曾随便装过一次笑脸。”“因此必然有反对者，必然有敌人，这正是他伟大之处，正是值得纪念他的地方。”
　　1937年末，他在中华中学一次全校周会上，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抨击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向全校师生高呼：“生死已到最后关头!团结起来，共同对敌，才是唯一的出路!”反动教官立即跳上台大吼：“这是煽动战争!囊外必先安内!”由于和教官针锋相对，势不两立，他被反动当局剥夺了自由，言行受到严格监视，往来信件：严加检查。
　　1938年初，高云览流亡到马来亚，蛰居蔴坡中华中学。这一年，他加入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抗敌后援会”，积极投入抗日救国运功。他以笔作刀枪，在《南洋商报》副刊“狮声”和《南洋周刊》等刊物上，一连发表了18篇散文、杂感、评论，在华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反映最强烈的一篇是《三万三千一百九十二颗炸弹》，在这里，作者对日本法西斯罪行之愤怒，犹如火山爆发，喷泻不止：“……一想起那侵略者的炸弹颗颗落在我们的领土里，落在我们没有设防的城市里，落在我们手无寸铁的难民区里，落在我们反侵略的呐喊声里，这条血账便越拉越长。历史上的民族，从来没有比今日被欺侮的中国更不平的，历史上的人类，也没有比今日中国人民更愤怒的!”然而，他坚信地激昂道：“……法西斯军阀想拿17分钟有一颗炸弹的恫吓来消灭中国的抗日，这政策是完全错了!它炸死的不过是极有限的人命，却加强了无限的抵抗的人心。日本的炸弹只能炸着它未来的墓穴，准备它崩溃那天自己埋葬!”《翻脸》、《汉奸往见上帝记》、《奸商与汉奸》等篇章，对汉奸咬牙切齿的憎恨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如《软性贩卖者和文化汉奸》一文，他写道，对汉奸“恨不得拿起脚上的钉鞋，对准那张没廉耻的脸，直踩下去，踩到破烂了才解气。”他斩钉截铁道，对汉奸，“每一个国民都有权利去踏烂他们的脸”，而且“钉鞋要尖，踏下去要使劲。”
　　一年后，高云览看到国民党由消极抗战转为积极反共，平、津、沪很快就沦陷了，面临国破家亡，他再也坐不住了，毅然辞去蔴坡中华中学职务，决心去“战地服务”，“将敌人罪行笔录以传世”。(2)他获取到《南洋商报》特派记者证后立即回国参战了。自1939年至1941年初，他与张楚琨历经了1年零8个月的记者生涯，走遍了祖国大西南、大西北几个前线战区和后方，在被日机炸成火海的重庆长沙他冒着炮火硝烟采访，在西北青纱帐里他与抗日将士促膝交谈，到多所野战医院给予伤病员亲切关怀慰问，到三处俘虏收容所里体察日本战俘改造前后的变化。这期间，他在重庆结识了曾是东京左联领导者的郭沫若，经多次的采访、交谈，也就在多处篇章中留下了郭沫若演讲、朗诵、赞叹的身影，留下了可贵的《论郭沫若》、《杂话郭沫若》；最使他兴奋不已的是，他与张楚琨同国民党特务来回周旋，避开监视，机智巧妙地谒见了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参谋长、林伯渠老、叶挺将军。得到周副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信任和教诲，令他俩无比感奋，时刻铭记在心，直至终生。
　　左联时期大力提倡报告文学，抗战爆发后，报告文学更加蓬勃发展，高云览以他炽热的爱国情怀担负起创作报告文学的历史使命。他以充沛的激情，把一年来所亲历、亲见、亲闻的活生生事实撰写成34篇报告文学。这些篇章的主题大致是：
　　揭露、声讨日寇残暴罪行。在《日本在桂南的“自杀”》和《重庆的五月》篇章中，他揭露日寇的烧光、杀光、抢光政策，在广西许多县城他找不到一条没有烧过的市街，只看见“废墟和瓦砾堆”，耳闻目睹“那被拔尽了头发和胡须的老头子，”“那被轮奸而病倒的女人”，“被烧毁的房子约三万间以上”，“被杀害的人数约五六千人”。在重庆，被日机轰炸后，他亲睹了“削平了的脑壳”，“变成肉酱的肚肠”，“一个断头的尸体歪在那里，血在颈间涌，头不知跳到哪里去了”等惨状。然而，中国人民的血是不会自流的，他断言：日寇“今日杀人，明日不被杀也要自杀”!
　　讴歌抗日将士英勇杀敌的气概。如在《叶挺将军访问记》和《指挥华南军事的两位将军》中，他详细描述叶挺将军赞扬新四军英勇善战的气慨，游击队死伤一人，日寇要付出四个半人的代价。解决战争中困难的方法是“我们的武器坏了，就夺取日寇的武器来武装我们自己，我们的枪械烂了、旧了，就找日寇去换个新的来。这叫‘补货’”。而在北伐中享有“铁军英雄”之誉的张发奎将军，在他的笔下，如今是一个“普通到像一个普通的士兵”，闻不到长官的“气味”，但“在战场上，他是一条蛟龙，”“那又猛又泼辣的战斗，使日寇前后都受到顿挫。”在《在桂南前线观察桂南战局》一文，他生动记叙了将士英勇善战的事迹：昆仑关争夺战，最后一次战役，我以包抄之术，切断敌之后援，把敌困成“瓮中之鳖。我即进行“捉鳖”。强作挣扎之“困鳖”，靠空中投下的食物又“多半落在我们士兵手里”，降下的援兵，“被我们的士兵当做空中飞鸟似的射击，一枪打一个，两枪打两个。”结果日寇“全体葬身瓮底，”除生擒52个外，无一生还。
　　关爱士兵和伤兵，赞扬他们乐观主义精神。《在炮火中苦斗的祖国士兵》一文，他以大量生动事实证明祖国士兵“吃得下苦”，“顶的住苦”，从最苦的战斗中建立“咱们准打胜仗”的信心，个个都是杀敌的勇士。他情不自禁大呼：“我们有的是全世界最艰苦的士兵!”他提醒人们：“中国士兵有十分之八是出身农民的”，“中国将来抗战胜利一定要归功于农民，谁抹杀农民的功劳，谁的良心就应该拿去枪毙。”在《战时柳州印象记》一文，他写道，慰问伤病员时，听到的“不是痛苦的呻吟，而是兴奋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调皮的混合着笑声的语言。”“我从来不曾见过这样乐观这样坚定的军人!他们的笑声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过去他们吃过许多苦，打过许多胜仗败仗，死了不少兄弟伙伴，最后自己也受了伤，但他们都说‘不要紧’，他们坚信最后总是胜利的。因为坚信，使他们虽然在吃苦也觉得快乐。”
　　在这些报告文学中，还有深入苗族山区，与苗胞同吃同住时抒写的《黔边苗夷实察记》，寄苗胞以深切的爱；在空袭烽火中写的《我们在旅途上》，反映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惨状，赞扬新闻工作者顽强奋斗的乐观精神，尤其是把他同张楚琨情同手足的友谊，描写得绘声绘色，通篇诙谐幽默，令人忍俊不禁；更有对采访的人物和事件不仅有描绘还兼有评说的特写，如《文化将军冯玉祥》一文，把将军动怒时的狮吼，温和时的欢声，“钢”与“柔”十分矛盾又十分和谐的统一在一个将军身上，写得活灵活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特别是那两篇被广大侨胞争相传阅，在南洋各地许多人报立即转载的《记陈嘉庚先生在祖国》、《陈嘉庚先生对祖国的影响》，在海内外产生了深刻影响。等等。
　　这些报告文学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爱憎分明，感情激荡。每每读之，仿佛自己在跟着作者一起去经历那些事，接触那些人，常常被那爱国的情怀，正义的行为、真理的光芒而感动、而激奋，犹如受到战争的洗礼而萌发奋勇直追的力量!
　　在太平洋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高云览身处险恶、严酷的环境，处处遭到敌人的监视和迫害，没有写作的自由和环境，他用了另一种方式和敌人进行斗争。
　　1942年2月，高云览流亡至印尼苏门答腊岛，在惊涛骇浪中度过了3年零8个月的岁月，他与胡愈之、郁达夫、王任叔、杨骚、张楚琨、王金丁、温平、林枫等爱国文化人士，隐匿在原始森林里和几个小荒岛上，和日本宪兵日夜周旋，靠造酒制皂隐蔽身份，维持生活；他被日本宪兵抓捕而去，即与郁达夫默契配合，机智勇敢地逃出了魔窟；他在敌人枪口鼻尖下，身边毫无只言片语材料，却勇敢顽强地创作了小说《春秋劫》，明知无法发表，但那未完成的重托，于心不死啊；1945年日寇在楠榜已掘好埋人坑，预定9月1日把这些爱国文化人士全部活埋!只是未及下手，日本投降了，仅差15天，抗日文化战士们险些丧生于虎口！
　　1946年，他和张楚琨等文化人士陆续回到战后的新加波。然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形势是：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对解放区全面进攻，内战全面打响了，广大爱国侨胞掀起了与国民党反动派民主与反民主的斗争热潮，当时民主的喉舌阵地太小，办一张民主的报纸便成为华侨各界共同的呼声。开展海外进步文化运动需要丰厚的资金，他与张楚琨两人自告奋勇携手经商，一介书生为此花去4年时光，历尽千辛万苦，顶着巨大压力，冒着生命危险，终把经商所得的资金，不断地支持“新南洋出版社”、《风下》、《新妇女》杂志等新兴的进步文化事业，并以巨额盈利资助陈嘉庚创办了《南侨日报》，自觉地默默地肩负起周恩来曾嘱咐的：“你们两位接触南侨总会陈嘉庚主席，要支持他，协助他，在统一战线中做好工作”(3)的重任。依靠胡愈之社长的精明指导，依靠大批爱国文化人士协作努力，《南侨日报》引导广大爱国侨胞反对内战，反对美蒋，拥护民主，拥护共产党，起着为迎接新中国而制造舆论的作用，侨胞称之为“民主堡垒，”“海外灯塔”；他们接受地下党的倡导，毅然将自置的两艘运输轮船“南美”号和“南元”号，冲破美蒋封锁线开回祖国，为支援解放战争和开辟解放初期南北航运做出了特殊贡献；高云览被英殖民当局以“通共”罪名拘捕坐牢，后以“红色商人”被驱逐出境。落脚香港时，他天真地暗自高兴：早就想回国了，现在不是离祖国的大门更近了吗！
　　1950年，高云览回到了梦寐以求的祖国。举家迁居天津。呈现在他眼前的是刚刚诞生的新中国，新思想，新观念，新作风，新学习，新建设，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他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热泪漱漱而下。想起青少年时，为追求真理，追求进步，向往革命，四处奔走呼号，曲曲折折走了多少艰难的路啊!现在终于回到母亲的怀抱了!他在日记里写道：“经过漫漫长夜，经过摸索和战斗，突然看到新中国的黎明，还有比这更喜欢的吗?这是梦吗?不，这是现实。靠着毛主席的智谋和正确的领导，靠着战士们的英勇和坚韧的斗志，这梦终于实现了……”
　　他迫切要了却悬挂了20年的心事---完成党所交给的严肃嘱托。他说，“要写的东西在我脑子里发酵，过去不能写，现在我可以放心放胆来写了。”“一想到已是40岁还没拿出像样的东西给人民，心里真难受!”与张楚琨合作经营的生意，两人认为，过去是为发展海外进步的文化运动而经商，现在回到自己的祖国了，把生意献给国家，纳入国家建设的轨道，顺理成章。两人以报效祖国的纯洁之心，做出了爽快、无私的决定。张楚琨即参加国家工作，无法再具体参与处理生意上的事，深感内疚地对高云览说：“我把公司包袱撂在你一个人肩上，你的管鲍之情使我刻骨铭心!”高云览开始四处游说，要求国家接受他们的生意，称自己过去“因为演戏的需要，充了个临时演员”，现在要重新拿起笔搞创作，“做一个文艺小兵”“听人民使唤”，然而，他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国家十分理解你的爱国心，但眼下新中国极需恢复国民经济，况且，国家的政策是鼓励华侨回国投资，接受你们的生意是政策所不允许的。从国家利益出发，从对海外华侨的影响出发，你再为新中国经商，再为人民做贡献，是很光荣的!天津民盟主委孟秋江同志对高云览(高于1946年5月在新加坡加入民盟，组织关系已转到天津)很了解，知道他是个对共产党十分真诚的知识分子，得知他的心思后，很理解他内心的痛苦和矛盾。便推心置腹地和他谈心：“新中国刚成立，一切百废待兴，各条战线均需要人才，按你的所长，理应干教育，搞新闻，当文艺工作者，但目前国家经济面临严重困难，只有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国家政权才能巩固，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党希望你发挥优势，再为新中国做生意，这是一项极光荣极特殊的任务，并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承担的。当然，党十分信任你。”既是党的需要又得到党的信任，高云览内心得到抚慰，感到温暖。虽感矛盾重重，还是把生意的重担又扛了起来。他认真地、艰险地为国家做了两年多的南北航运和一些又特殊又保密的国际贸易生意。直到1952年他把生意交给妹夫去掌管，才退居二线。再后来，如同上面提到的，生意以各种方式献给了国家，实现了夙愿。
　　1952年，高云览终于坐下来拿起笔了，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创作。每天孜孜不倦地写，一连四载，说他足不出户，废寝忘食，忘掉自我，倾注毕生精力乃至生命代价，一点都不为过，即使后来常因腹痛、发烧、被病魔摆弄的痛苦不堪，他也没放下笔，靠在床上坚毅地写着。左联坚忍不拔的战斗精神赋予了他创作信心和勇气，正如他在致巴人信中所说的：“是党的召唤”，是英烈的“影子一直没有离开我的回忆”，“……我已经抑制不住自己，我的笔变成了鞭策自己思想感情的鞭子。当我构思的时候，那些不朽的英魂，自然而然就钻进我的脑子里来，要求发声。”他一点一点的雕琢，一遍一遍的修改，以汗水加泪水的辛劳，通过劫狱史料塑造出“那些死在国民党刀下而活在我心灵里的人”的形象。1956年5月，他终于修改完第六稿---一部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完成了。孟秋江和胡愈之商谈后决定将《小城春秋》交巴人最后审阅即出版。
　　获知《小城春秋》准备付梓的消息，高云览的心情是那样的兴奋，那样的迫切，那样的期待。他想再完美一些，便再次推敲、修改手稿上的字句，一边给多位友人发出信件和《小城春秋》油印稿，恳请他们在稿本上写下修改意见。5月19日他给友人巴人邮去手稿，请他审阅，并附信阐明写这部小说的经过。他期待着巴人的复信。然而，6月13日，残酷的癌魔夺走了他年仅46岁的生命!临终前，他唯一的遗嘱是：“把我的笔收好!”是的，战士最珍爱的武器是枪，左联盟员最珍贵的武器是笔!左联有400多个盟员，个个都是以笔作刀枪直朝敌垒冲杀陷阵的战士，高云览这个以左联盟员为自豪的战士，在生命临终时最惦记的也是他的武器---笔!
　　张楚琨把《小城春秋》第六稿带到北京，胡愈之(出版总署署长)阅完说：“是一本好小说，很有教育意义，将成为畅销书，赶快出版!”张楚琨即把原稿交给人民出版社社长楼适夷，1956年12月以作家出版社名义出版了。第一版10万册，1958年北京第四次印刷8.4万册，深受读者欢迎，风靡一时。时至54年后的今天，它相继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藏本”、“中国文序文学类典藏本”、“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等形式版本出现在读者面前，并多次印刷。文艺界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周扬称之为：“……描写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壮丽图景和描绘历史人物的小说”。(4)冯牧等同志称《小城春秋》和《青春之歌》一样，“一南一北，互相辉映，”它“以明快的笔触，充沛的热情，把30年代一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真挚地、精确地、巧妙地表现出来，这些人物的性格是丰富的---有共同的时代特征，也有鲜明突出的个性。”(5)丁玲评价说：“云览同志很有才华，1932年我把《前夜》交给湖风书店出版，那小说既有朝气，又有稚气。20多年后，遗著《小城春秋》在战斗中成熟了，人物有血有肉，秀苇写得很感人，是一部革命的传奇。”(6)80年代初《小城春秋》作为成功之作写进了多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称为一面“不倒的红旗”，一首“革命的正气歌”，一部“气壮河山的史诗”。
　　高云览走完了短暂而光辉的46个春秋。可以这样说，贯穿他一生的思想基础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支撑他一生的精神支柱是共产党领导的、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精神---左联精神!他生前交往得最多最密切，对他影响最深的同志、朋友也是左联作家及左翼作家。在大革命期间，刚进入弱冠之年的他，得到丁玲、叶以群、穆木天、杨骚、白薇、蒲风等左联作家的呵护与帮助；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刚进入而立之年的他，与胡愈之、郁达夫、沈兹九、王任叔、汪金丁、蔡高岗、李铁民、张楚琨、刘尊棋、刘道南、王纪元等多位左联盟员和左翼作家一起隐蔽在苏门答腊荒岛上，大家患难与共，互帮友爱，亲如一家，胡愈之是这个大家庭的“家长”，有事都找他商量，他对形势常发表精辟预见，大家深受教益；在解放战争期间，他与接任《南侨日报》主笔的夏衍（左联作家）及接任负责该报重任的洪丝丝等左翼作家坚持战斗到最后，直至个个被英殖民当局驱逐出境；在解放前夕，他接受中共中央潘汉年(左联领导人之一)和香港工委统战部副部长饶彰风(左联盟员)的倡导，将两艘运输轮船悄然开回祖国，为华侨支援解放战争的唯一船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刚进入不惑之年的他，在阿英、胡愈之、孟秋江、张楚琨、鲁藜、龚家宝、陈元宁、李离等等左联、左翼作家的真诚关切和具体帮助下，完成了成功之作《小城春秋》。
　　高云览一生在左联精神的激励下而发出的光和热，给了后人以无比的鼓舞，无穷的力量。在纪念他诞辰100周年、纪念左联成立80周年之际，把左联精神世代传承下去是很有意义的，也是后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让我们的肩负起这艰巨而光荣的使命，朝着更加美好更加健康更加和谐的文学艺术春天勇往直前吧!
　　注释：
　　(1)《左联史》第142页。姚辛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
　　(2)1938年12月9日《南洋商报》题为“高云览严赠祥等同国杀敌，均受欢迎”一则消息。
　　(3)《张楚琨诗文选》第19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
　　(4)周扬于1979年11月1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
　　(5)冯牧等：《新时代生活的话卷》，刊于《文艺报》1959年19-20期合刊上。
　　(6)《永远的纪念》序言第4页。高迅莹编，鹭江出版社1996年5月出版。
　　说明：
　　本文提到的高云览的作品，除《小城春秋》外，均编入《高云览选集》(上、下册)。
　　【责任编辑朱鹭琦】

红旗飘飘

2010-09-11 09:45

绿色日记---纪念“左联”80周年活动片断
作者：杨西北　
　　
　　2010年3月1日至6日，我应邀往上海参加“左联”成立80周年纪念活动。在活动结束前一天一场随意的座谈会上，周扬的儿子周艾若有一席话，讲到我们要有“绿色思维”，这个提法新鲜。绿色思维，让人想到生命、活力、春天，想到希望、坚韧、延续，甚至想到时尚、街舞、微博。
　　于是，我将以下日记称为“绿色日记”。
　　3月1日上海
　　下午二时多，从厦门高崎机场起飞，三时多抵达上海虹口机场。上机前，漳州的气温近二十九度，如初夏。下机时，机场气温十二度，有明显寒意。左联纪念馆工作人员接机。此行我与厦门高迅莹大姐同机，我们早已认识，她是长篇小说《小城春秋》作者高云览的女儿。
　　入住四川北路城市之家酒店，这里距鲁迅纪念馆和左联纪念馆都不远。与沈旦华同住一个房间，他是夏衍的儿子，率性、健谈。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到北京，为了解父亲杨骚的事情，曾拜访过夏衍，回来后还写了一篇文章。
　　晚饭后，与会者参观左联纪念馆。天冷，人们心里恐怕都是热的。我们在夜色中鱼贯走进多伦路201弄深处的一幢小洋楼，这里是“左联”成立的地方，纪念馆的领导何瑛在门口向虹口区委领导介绍每位来者及父辈。纪念馆不大，馆里通过文字、照片、实物，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情况，我看到了在玻璃柜里陈列的“左联”编辑出版的众多杂志，心里有些不平静，这里有《奔流》、《北斗》、《文学界》等等，就是这些杂志，孕育出包括父亲在内众多的左翼作家。馆里结束部分的设计有创意，天花板上是深邃的星空，熠熠生辉的星星就是一个个作家的签名手迹。人人抬头仰望。
　　后来，不少人汇聚在“左联”成立的会议室听讲解，不知是谁提议“合张影吧”，立刻得到响应，人们有站有坐，跟随的众多新闻记者手脚麻利地抢拍，闪光灯此落彼起。约有二十来人合影，这里头有冯雪峰、周扬、丁玲、田汉、胡风、郭沫若、夏衍、冯乃超的后人。“左联”在这里诞生，80年星转斗移，后人历经风风雨雨，重新在这里集结一起。熟悉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都明白，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它的意义怎样估量恐怕也不会过分。
　　夜晚房间有空调，所以不觉得冷。
　　3月2日上海
　　早上到鲁迅纪念馆参加“左联”成立80周年纪念大会。在纪念馆门口摄影时，遇到王克平，他是巴人的儿子。会前，王克平、汪雅梅、高迅莹和我在会场合了张影，沈旦华拍的。汪雅梅是汪金丁的女儿，我也曾在北京拜访过金丁老人。我们四个人的父亲在日本侵略者横行时，都在南洋度过一长串危险的日子。抗战胜利后，父亲同巴人在照相馆拍了一张照片，巴人蓄着一部大胡子，非常飘逸。小时候我看了就留下深刻印象。这张照片后来被不少出版物用过。
　　纪念大会开得很隆重。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讲了话，郭沫若的女儿郭平英代表“左联”后人发言，讲话的还有上海各有关部门的领导。学者陈漱渝和鲁迅纪念馆领导王锡荣作主题报告。
　　午饭时，与卢荣辉见面，她是任钧的女儿，我们的父辈同蒲风、穆木天等当年发起组织了“左联”所属的中国诗歌会，研究者们大抵认为这是现代新诗的一个流派。午饭后，又往左联纪念馆拍照，主要是外景，因昨晚天黑。天冷，双手冻得通红。
　　下午到鲁迅纪念馆参加座谈会。我和王克平坐在周艾若后面，他曾是北京鲁迅文学院的教育长，很客气地同我们打了招呼。我同他谈起三十年代父亲曾与周扬一起到上海泉漳中学演讲。郭平英稍后才到，挤坐在我旁边，她是个历史学家，也是郭沫若纪念馆馆长。
　　参加座谈会的除了“左联”亲属外，还有研究者，显得热气腾腾。周艾若先发言，缓慢平和。接下来是冯雪峰的女儿冯雪明，她是在座唯一见过鲁迅的人。接着，邵荃麟的女儿邵济安掏出讲稿，她是代表自己和冯雪峰的儿子冯夏熊发言的，显然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是所有发言中最具实质内容的。她回顾历史，分析解放以来历经政治运动后，“左联”成员全部覆没，最后又全部平反的原因。邵济安是北京大学的博导，虽然头发花白，嗓子却清亮，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铿锵顿挫。通篇发言思维慎密，逻辑性极强。会场静寂，只有她的声音。中间沈旦华插了简短的话，说至今他还找不到夏衍有片言只语的文字反对鲁迅。
　　之后先后发言的还有胡风的女儿张晓风、沈旦华、冯乃超的女儿冯真、田汉安娥的儿子田大畏、丁玲的女儿蒋祖慧、肖三的儿子肖立昂、还有汪雅梅。
　　王克平对主持人说我有建议。我最后一个发言。因为时间原因，讲得简短。主要两个建议，一是成立“左联”后人联谊会，推动对“左联”的研究；一是编一份专门研究“左联”的杂志。这建议会前我曾向左联纪念馆提出过。第一个建议显然说出不少人的想法，我一说完，就有坐在边上的人说早该成立，孔另镜的女儿孔海珠同我交谈了几句。但是我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最好由鲁迅纪念馆和左联纪念馆牵头。第二个建议主持人当场答复，已经在考虑中。周艾若转过身对我笑着说，就你来编。沈旦华在桌子对面帮腔。当然这都是开玩笑的。
　　会间休息时，备有咖啡等热饮和小点心，同时邀请“左联”子女在准备好了的白纸上签名纪念，大家很高兴地挥毫落墨。座谈会中，蒋锡金的女儿蒋於缉时时走动录像。
　　整场座谈会开得紧凑热烈，让人觉得时间太短了，主持人间或不得不提醒长话者。这是“左联”成立80年后，下一代人第一次成规模的聚会，前辈尚在时，这类会的讲坛当然是他们主宰，而且我觉得那场景要么可能沉闷要么可能有火药味。如今，时光的流水似乎冲刷了过去的种种事情，今天的一切让人感到有某种欣慰。我突然想到被杀害的“左联”五烈士，他们为信仰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在信仰的旗帜下，曾有过的分歧相形之下是那样的苍白和微不足道。果真有在天之灵，五烈士也会有这样的欣慰吧。
　　3月3日常州
　　早上八时半离开上海前往常州，那里是瞿秋白的家乡。参加寻访活动的有“左联”后人及家属29人，不少已耄耋之年，为了活动顺利进行，随团的工作人员多达10人，包括医生和护士，每个行动不便者都有人照看。我们乘坐旅行大巴，后面跟着一辆机动小轿车。车上传看昨天的《新民晚报》和《东方早报》，均登载了左联子女在左联纪念馆的合影，称之为“全家福”，很有人情味。
　　这是“左联”后人第一次成规模的聚会，会有第二次吗?
　　十二时半抵达常州。下雨。午饭后参观瞿秋白纪念馆和故居。“左联”成立八十周年期间，这里举办了“左联”知识竞赛，下午就在纪念馆中举行颁奖仪式。我们参加了这个仪式。主办方别出心裁地设计一个议程，让现场的“左联”子女每人上场讲一句话。轮到我上场时，我说的是：“左联的火把永远在我心头燃烧!”这句话此时最能表达心中的感受。想抹掉“左联”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影响，怕是做不到的。
　　晚餐在一家叫“塘桥老哥”的风味店。同冯夏熊邻座，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和蔼的老人，曾出任过《人民文学》主编。
　　3月4日绍兴
　　八时离开常州，十二时到绍兴。先午餐，有茴香豆和黄酒。
　　入住老台门客栈，是老式房子，据说是周作人的住宅，被改装成各式客房，别有风情，我们中不少人饶有兴趣地在院子和屋前留影。
　　下午参观鲁迅故居。对我来讲，更亲切的还是百草园和三味书屋。这是供瞻仰和凭吊的地方，但我还是很乐意在这里徘徊。一百多年前，有一个孩子在这里戏耍，充满童趣，后来成了一代文学宗师，这里是不是地气很好，风水很好，我相信很多人来到这里，是想汲取点地气的。
　　晚饭在咸亨饭店，店前有孔乙己塑像。鲁迅创造出来的文学典型，成了商业社会有心人挣钱的品牌。与冯乃超的女儿冯真同桌。她是个画家，文革期间曾到漳州搞有关《龙江颂》题材的美术创作，住了半个多月，还下乡体验生活。她兴奋地谈起这段经历和漳州本土画家，上了年纪的人了，仍时有激情翻动。
　　今天同胡风女儿张晓风谈。说起当年父亲在日记中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存疑，说起她母亲梅志长得好看，被称为“冰激凌”的轶事。同舒群儿子李霄明谈，他现在《民族文学》任职。
　　3月5日义乌
　　昨晚半夜响春雷，雨声淅沥。天亮后仍雨。前往赤岸镇神坛村参观冯雪峰故居，又往后山祭扫他的坟墓。
　　故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处，都在大门口。左侧松柏底下矗着一块青石碑，碑上镌刻着四个字“回忆雪峰”，是胡耀邦手书。能回忆的事情不是太多了吗?不少人都在这青石碑前留照。在大门左边的白墙壁上嵌着一块大理石，石上也有四个字---雪峰故居，是丁玲的题词。熟悉现代文学史的人都知道，丁玲同冯雪峰的关系也是一本书。因此，这个题词就远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题词，这四个秀气又冷峻的字就格外引人寻味。我目光在上面停留了许久。这个“峰”字她写成了“峯”字，将山写在顶上，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这样显得更峻拔一些?故居的中堂有丁玲和陈明俩人献上的挽联，写着“生当人杰捍卫党的旗帜，死作鬼雄笔扫尘世妖狐”。这幅挽联恐怕没有完全表达出丁玲的心迹。
　　参观故居时，我看到冯夏熊小心又热情地拉着周艾若的手一同步上台阶，走入楼中。他们都已八十岁了。
　　冯雪峰的坟墓在后山上。墓地其实就是翠绿的罗汉松和球柏簇拥着几块石头，准确的说是三块石头，简陋得很。一块石头平躺在在草地上，两块立着，比较高的一块写着“冯雪峰之墓”，是朱镕基题的。这块普普通通的墓碑背面刻着这样的话：“为冯雪峰题写墓碑，实因书法拙劣，难胜其任，知其不逮而为之，聊表敬师之情耳。只可藏之深山，不足为外人道也。”这是朱镕基写给冯夏熊信中的一段话。我尚未闻朱镕基给谁写过字。
　　人们默哀后，鱼贯前行，在冯雪峰的墓碑下献上菊花。周艾若走在后面，当他慢慢弯下腰，仔细摆好菊花，又慢慢直起身，那一刻，站在人群外围的我目不转睛。上世纪五十年代，冯雪峰被整为右派，那时周扬是文化部的领导，文革中双双落难。今天见到这一幕，我感动了。高天卷云，飘洒细雨。人间久远的，还是真情。
　　晚上，义乌市政府请吃饭。席间活跃，冯真提议大家合唱《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周伯勋的儿子周治平站出来指挥，唱了《毕业歌》，这是抗战年代的老歌，唤起在座许多老人隐伏已久的热情。饭后，在冯夏熊儿子的倡议下，人们到四楼会议室座谈。比较随意的。周艾若谈了自己关于绿色思维的思考。邵济安讲到我们这一代比父辈经历得更多，看得会更远。张晓风说他们(指在到会的北京左联后人)每年都会聚首一次，说这才是正常的人生。冯真则回忆父辈曾经的友谊。汪雅梅也谈了父辈的流亡经历和后人的天然友情，还表演雄鸡啼叫的口技。
　　3月6日义乌
　　早上一直下雨。往杭州萧山机场。
　　在诸暨市用午餐。与丁玲女儿蒋祖慧、儿子蒋祖林同桌。这几天的活动，他们都寡言少语，高个子的蒋祖林是搞潜艇研究的，似乎更沉默，行动也更缓慢。餐中有大毛蟹，人们谈论如剔除蟹黄膏中的内脏时，蒋祖慧略有兴趣，有笑容，比划着要如何识别。她更像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不认识的人是不会想到这是个著名的芭蕾舞编导。
　　下午四时回到厦门，这六天会被我长久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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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陇桂雨	2010-10-08 02:16
我一直很喜欢这部小说，真奇怪，怎么还没拍成电视剧啊？

满陇桂雨	2010-10-08 02:18
我觉得你这几篇应该和前一个帖子合并，都是讲这部小说的么！

岁寒	2010-10-08 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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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春秋》垂范后人 纪念作家百年诞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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