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旗飘飘 |
2013-02-03 14:44 |
关于谷正文 OR 郭同震
因为热播的电视剧《潜伏》，也因为多年对中共情报史的兴趣，我在四月份编写了长文《“余则成”地图》（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37-954.shtml），阅读中又有关于吴石烈士的一些点滴材料。也记下，为历史备。
台湾的龙绍瑞先生是我那本《地图的发现》的读者。我们在网上交流，他提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关于吴石在狱中的一点情况：龙先生是“台湾左派”历史的研究者，并有一部27万字的著作待出版。他认识的一位刘姓老人曾与吴石同牢。龙先生信中叙述：
“我的一位很熟的朋友(刘先生，约80岁)，当时他和吴石一起被关在保密局的牢房里，所以他知道吴石最后的一段日子。房里一共三人，另外一人是混进来的特务(刘先生在事后的判定)。
吴石在牢里，一直在看一本书《中国文学史》。那特务多次对吴、刘说，他是贪污犯，判刑半年，不久后将被释放。所以特务问吴、刘，若有什幺事要向别人(家人)交待，他可代为传话。
吴石有多次在那特务耳边说悄悄话。刘先生现在认为，吴石这样做，可能对他自己不利。
迄今为止，这大概是来自狱友的吴石狱中情况的唯一记录！
***
2009年7月号香港《前哨》月刊有署名郑义题为《吴石枪决廿三年后才被追认“烈士”》专文。其中涉及吴石被捕前后的一些情况。从文内叙述看，其主要材料来自谷正文的回忆，阅读中我已尽见。不过文中有其与朱谌之烈士的一点细节或可记下——
“吴石到了台湾以后，最初是由于大陆上军事形势的逐渐恶化，使它对大局的观察更趋悲观，对于共党的幻想，也就愈加渴望。不过，等到台湾的局势逐渐稳定，尤其共区传来的消息，使他对共党的做事感觉怀疑以后，他又陷在矛盾的痛苦中了。他曾鼓起勇气，向朱小姐表示，希望停止对共党供给情报的工作。他的嗫嚅的语调，得到的答复，却是斩钉截铁的，朱小姐说
‘你已经替我们贡献了力量，你已在我方树立了功绩，对于你将来的前途是绝对有利的，现在你这种不应该有的思想，足以证明你对我党的信心不够，这在我们党的立场上是不允许的事情。假如你一定这样做，那么你将得到一场危险的报复，或许会先牺牲你的生命。你愿意继续工作呢，还是停止工作呢？请你自己仔细考虑后，自行决定。’
吴石在一个女性共党分子面前，竟俯首就范了。”
这段材料的出处不明，而且记录立场显然是站在当时的国民党方面的。或许它记录了一个并未在组织上入党的高级情报人员曾经的心理波动。与谷正文回忆中的某些细节对应，我以为，在特定的环境和情况下，即使属实，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所有的史料都证明，吴石被捕之后，并没有出卖同志，而且最终从容就义。
吴石是在1973年才被国家正式承认为“革命烈士”，与同案牺牲的陈宝仓将军不同（陈次年就被承认为革命烈士，并在八宝山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
各种缘由，或可存念。
1994年国家有关部门为吴石立碑的碑文中对这段历史的叙述为“胜利后反对内战，致力全国解放及统一大业，功垂千秋。台国防部参谋次长任内于一九五零年六月十日被害于台北，时年五十七岁。临刑遗书儿辈，谨守清廉勤俭家风，树立民族正气，大义凛然。”
这里的措辞，也是很有讲究和分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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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张昕阿姨把她的著作《孩子剧团》送给我母亲，其中涉及到吴石案的侦破者、前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
张昕阿姨是老一辈革命文艺工作者，有影响的中国电影教育家。她的丈夫和姐姐比她要著名，那就是陈荒煤和张瑞芳。
张昕的书中提到了这个当时叫做“郭同震”的男青年。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严平著《青春与战争同在》中详细说到了同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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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青春与战争同在》 作者 严平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04-01
郭同震：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1937年夏天，年轻的郭同震由郝龙领着出现在同伴们面前，从此开始了一个充满谜团的故事。
当时的郭同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张楠在八十年代的一篇文章中回忆，移动剧团组建的时候，北平地下党市委书记黄敬就曾经告诉过她：
你们队伍里的郭同震是叛徒，他有血债，对他要警惕，必要时甩掉他。
一个有血债的叛徒和一伙进步青年在一起，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相处不错，这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难以想象。对此，张昕说：张楠记忆有误。说“有血债”可能是把后来的记忆提前了。
她清楚地记得，当年张楠为了要自己配合工作曾悄悄告诉说，郭可能是叛徒，但并没有提到有血债。
程光烈支持了张昕的观点，说当时知道郭可能是叛徒，并没有说有血债，并认为，如果当时郭有血债对他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了。
遗憾的是，荣高棠这个当年剧团里党的核心人物对此索性没有任何印象。至于说郭是叛徒的根据，他们分析起来认为可能是，1931年，郭同震的妻子吴春莲被捕后他也被捕了，吴春莲死在监狱里，他却活着出来。不过，张昕说，对吴春莲的死，郭同震一直有着很深的记忆，当年，他曾经对张昕说，妻子是冬天病死在监狱里的，自己从监狱里出来却是夏天了，为了表示抗议和思念他就穿着棉袍为妻子送葬，为了纪念妻子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叫“吴郭同震”。
几十年后，在海峡的那一头，他也曾多次回忆起妻子的死对他的刺激，还说，当时他曾经多方设法，找共产党的关系要他们想法救人，但他们的反应都很无奈。郭同震后来又接过两次婚，据说都不幸福。
郭同震出身在一个地主家庭，六岁时开始看《水浒传》，听人讲《三国演义》，十岁时跟着外祖母学吸鸦片，十二岁又学抽烟管，十四岁娶妻。少年狂傲的他，对那种英雄豪杰出生入死的冒险人生羡慕得不得了，不甘心过凡夫俗子的日子。
他念过三个初中都没有毕业，不是被迫转学，就是被开除。然而，他在中学时就懂得"义结金兰"，成立帮派，俨然像个江湖老大。十六岁那年，他领着“弟兄们”大闹学潮，一把火烧毁了位于校园内的国民党办公室，被学校开除，没想到其旺盛的活动力反而备受国民党市党部看重，将他留在山西省党工会整理委员会当了干事，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国民党。
他也接触共产党，对共产主义理论一度大感兴趣，广泛阅读。不满政局混乱的他，还曾经野心勃勃找了一群朋友，准备在该地替共产党建立武装基地。
实施这一计划需要钱，他决定去抢劫，结果行动失败，只好仓皇逃往北平，去找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读书的女朋友吴春莲。他们结了婚，在北平过了一阵清苦的日子。
此间，他考上中央政治学校，没有毕业的妻子却因为参加共青团担任重要干部被捕，没有多久死在监狱中。他入狱又出狱，心情沮丧地回到山西省党工会整理委员会，在每月五十元薪水的诱惑下做了中统的通讯员，没干多久又因为讨厌陈立夫离开了。
这一次，他凭着一个假文凭考上了北京大学，
在北京大学心理系主任陈雪屏的介绍下初次与戴笠见面，加入了军统，（一材料说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又一材料说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此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就在学生中间干些收集小情报的差事，戴笠每月派一个人来与他联络，当时的北平并没有发生足以让他“一显身手的机会”。
八十年代中期，张楠在一次回忆中曾经说：“杂牌”在“九一八”前后加入了共产党。这一点，没有材料证实，郭自己也从未承认过，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员，也始终是一个谜。
那是一个大的动荡的年代，一个年轻人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自认为特立独行的郭同震就这样开始了在社会这个大舞台上的闯荡，
他像是一条变色龙，为着自己的生存，在时代的大潮中扮演着种种不同的角色。像是一条游弋在不同海域中的鱼，每时每刻都在找寻着更大的诱饵，每时每刻都在充满渴望地发掘着能够让他真正发挥能量的机会，只要一抓住这个机会，他便会立即投入进去尽情地施展自己的能力。
从郭同震到谷正文
2004年夏天，当我开始整理北平学生移动剧团资料的时候。一天，接到张昕老师打来的电话，她说：你看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报道了吗，那就是郭同震干的呀！他后来改名叫谷正文了！
她的话给了我很大震动，我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搜集相关材料。
此时，正值我国外交部开放首批解密档案中的第二部分5042份文件。其中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有关的档案引起了许多中外媒体和民众的关注。这些封存了四十九年的档案，揭开了当年周恩来总理专机爆炸事件鲜为人知的经过，并证实，整个事件完全是一起台湾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案。
其实，早在1995年，海外媒体就报道了前台湾“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讲述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惊人的内幕：爆炸事件正是台湾特务组织所为。事前和香港情报组秘密策划、下达命令，事后又亲自驾车赶到台北松山机场，把藏匿于从香港飞来的“飞虎将军”陈纳德飞机中的特务接走的都是谷正文。
2003年，他在接受香港电视台采访时，甚至还用了轻松的口气说：“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类似这种政治谋杀事件多得不胜枚举，事实上这已不是‘对不对’的问题，而是‘做不做’的问题。”
讲此番话时，谷正文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这个曾经在岛内有着“活阎王”之称的国民党少将级特务头子，到了晚年却不断地把台湾情报部门的内幕抖落出来曝光，惹得当局伤透了脑筋，然而，正是因为他的屡屡曝光，引起了国人对他的极大兴趣。也使郭同震，这个尘封于同伴们记忆深处的人，再次浮出水面。
2004年的那个炎热的夏日，在北京木樨地宽大的房子里，张昕读着有关谷正文的报道时心情是复杂的。
尽管那些文章中讲述的事情令她非常气愤，但她脑海里闪现的却依然是那个高大，爽直，有些暴躁又有些神秘的年轻人——郭同震。
她很难把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谷正文和当年的那个“杂牌”联系起来。很难相信“杂牌”就是那个后来被人形容成青面獠牙的凶残的人。
同年的上海，张瑞芳在家中接到来自台湾的节日贺卡，不久又接到电话，从话筒的另一端传来的声音仍旧洪亮：我是杂牌！我很想念你们，欢迎你们到台湾来玩！我有房子车子，除了衣服管不了什么我都能管……
那哈哈的笑声里依稀带出几十年前的豪爽，笑声中夹杂着从不远处传来的狗叫却让人感到陌生和疑惑，张瑞芳感慨不已。
2005年春节，当剧团健在的老人聚集在张昕家的时候，谈起郭同震的种种，他们似乎仍然有些难以置信，九十多岁的荣高棠非常坦然，“他是我们剧团的主力演员，演戏演的很不错啊！”他甚至调侃地笑着说：“这小子，那些事，不是吹牛吧！”
……
老人们似乎不愿意更多地谈到郭同震，他好像已经被大家忘记了，其实又不可能真正忘记，他一直就在那里，以他过去的和后来的存在活在这个团体的记忆中，带给大家或快乐或恼火或轻松或沉重的感受。
对于这支队伍来说，他是另外一种颜色，对于多数人来说他始终是一个谜，一个过去和后来都让大家说不清楚的麻烦。“文革”中，剧团的人不止一个因他受到追查，因为他的存在，造反派们本来就认定的“特嫌”有了更充足的根据。
更有甚者，公安部门的人曾经拿着移动剧团的一张照片找到张昕，要她提供所知道的郭同震的一切。
当张昕告诉他们，听说郭已经去了台湾时，他们肯定地回答：他跑不了，已经被我们抓住了！他们认定的那个郭同震是谁呢，在那样一个草菅人命的年代被定案为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人，还能够逃脱一死吗？直到现在，每当想起这件事，都不能不让张昕感到心怵……
修表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无情践踏，激起了无数人强烈的反抗，很多人在寻找，很多人在改变，很多人奋不顾身地往前冲，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又一次携起手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郭同震和大家一起“移动”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征途上。
就在那次大游行后不久的一天，剧团向双沟转移。一大早，大家就整理好行李准备出发。九点半，汽车停到路边，所有的人一起把道具行李装上车。
当剧团就要开拔时，却发现杂牌不见了，有人立即回住宿的地方去找，有人一遍一遍地大声喊着他的名字却不见回应，荣高棠骑着车子跑东跑西，仍寻不见人影，找了一阵，一脸不高兴地回来了。
下雨了，大家走不了都很着急，一直等到中午，才见杂牌匆匆回来，说是到表铺修表去了，没想到等了半天，那只倒霉的表还是没有修好！
时间已经很晚了，大家顾不上再多说什么，赶紧急急忙忙上车，车在雨中一时发动不起来，几个男壮丁又跳下去推车，郭同震自然也很卖力气。终于，车子“啵啵”地叫了起来，大家在欢呼中忘记了那个修表的插曲。
张昕在当晚的日记中清楚地记下了这个细节：
行李上了车，遍寻杂牌不得，小荣骑车去找，拉长着脸无结果而归。我们都很急。
下雨了。中午杂牌回来，他在表铺等候那只倒霉的表，结果还是没修好。一个可恶的表！
许多年后，在北京木樨地的家里，读着有关谷正文的那些惊人的报道，当年的这一幕清晰地浮上脑海，张昕豁然醒悟道：什么修表！那天，他一定是接关系去了呀！
风风雨雨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同震和大家相处得很不错。
1938年9月间，荣高棠等多数人终于决定和何思源分手到西安去——实际上目的地是延安。郭同震也宣布了他的决定，跟何思源钟志青一起过黄河到山东去。说出来的原因是“人事摩擦，工作兴趣不合，换一环境”，但所有的人都觉出那不是真正的理由。
懵懂中的张昕跑去问他：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走？他哈哈地笑着说：因为你们都不可爱啊！如果我们不走呢？张昕追问道。不走我就还在这里！
郭同震回答。那我们就可爱了？！
张昕生气地跑开了，虽然她觉得他说的不是实话但也没有多想。
几十年后细想，其实郭同震一直就没有打算和大家同行。一段时间以来，为了准备脱离山东省教育厅后的经费，大家对钱的使用非常节省，只有郭同震，轮到他管理伙食的时候大手大脚，常从外面叫些菜和包子之类，一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劲头。
在此之前，郭同震和何思源、钟志青的关系在大家眼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但共同的决定却说明了他们之间有着的某些联系。
尽管如此，几位新到的不知情的年轻团员还是不希望他走，他们想要维护团体的完整，再说这个高大的性情有些暴躁、既能演戏也很能干的老郭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并不坏。充满热情的“流星雨”（饶洁）很为老郭的执意离去而着急，他跑去劝解，并在日记中写道：“我们是同生死的团体，我们要提出这样的口号‘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显然，这是不可能的，胸有成竹的郭同震坚持着。张楠程光烈没有说什么，对郭同震的怀疑只有他们少数人知道，他们清醒地记得黄敬说过的话，现在正是甩掉他的时候。
几十年后，荣高棠回忆说，正是在这段时间，郭同震大哭过几次。
一切就这样决定了。为了送别杂牌，团体召开了谈话会。会上，先是由郭同震陈述临别赠言，接着大家纷纷讲话对他进行批评提出希望，郭又接着对每一个人提出批评和希望。新来的石精一在日记中写道：“从来没有见过本团批评个人的时候能这样的开诚，接受批判的人能这样的虚心。”
正谈得起劲，刺耳的警报拉响，主持会的人要大家立刻隐蔽，但同伴们都不以为然，似乎要和敌机比比高低。谈话又持续了半分钟，飞机声不断地逼近，看得见它们的影子了，两架、三架、六架、七架、九架……带着三个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整齐地飞过来，瞬间，巨大的轰鸣声震响，房子发出了强烈的颤动，一群人这才纷纷起身飞奔冲入漆黑的防空洞，大约一刻钟后，轰炸停止了，他们又跑出来接着开会……
那一天的情景就这样深深地印在每个人的心中，即使是很久以后，老迈的台湾大特务郭同震忆起这一幕也不胜唏嘘！
40年代的郭同震（1）
戴笠日记中写道：“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郭同震就这样脱离了同伴们，毕竟，荣高棠们的信仰代表了时代的潮流，荣高棠们以自己的性格和魅力团结了多数的人，郭同震甚至一个人也没有拉走。他独自一人随钟志青过河，招募新人，充实山东省教育厅剧团。新的剧团维持的时间不长，演出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后来郭同震索性带了一伙人去打游击，还在林彪的115师当过侦察大队长。共产党还是怀疑他与国民党的关系，曾经把他关起来连续审讯了四天四夜，终因无证据定罪而将他释放。后来，他继续跟何思源，直到抗战胜利。
40年代的郭同震
以后的事情更是同伴们谁都没有想到的。
1945年，郭同震回到北平重返军统。戴笠再次接见了他，并同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任命他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华北工作区特种工作组上校组长。在离开军统多年之后，这个没有文凭、没有经过情报工作专业训练，还参加过共产党活动的郭同震，终于得到了一个“与自己个性最为相称的职务”。也就是在这时候，郭同震改名谷正文。
赴台
我听到了从海峡那边传来的洪亮嗓音和中间夹杂的狗叫
2006年的最后一个月，在拜访过移动剧团健在的老人们之后，我飞往台北。
赴台的手续是经过两岸多次的来来往往才终于办妥的，直到登上航班，我还在为能否在香港拿到入台证件的正本而心怀忐忑。当我独自站在香港机场明亮的大厅里等候领取证件的时候，不安的心情仍旧有增无减。
我知道，让我真正感到不安的还是此行的主要目的，我要采访的这个人不同于此前采访的任何一个人。他曾经有着几副面孔；他同时拥有七八个名字，一段时间里，到底是“郭同震”、“郭守纪"、还是"谷正文"，都令人坠入五里迷雾中；他还是一个让人不寒而栗的"活阎王"，除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还制造过密谋绑架傅作义、筹划刺杀白崇禧、台湾白色恐怖等等许多让现代人感兴趣的大案……那些抹不去的往事说起来让人不禁毛骨悚然。
然而，他仍旧是移动剧团的一员，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否认的……引导我下决心采访郭同震的是一年前的那个电话。
2005年初，从台湾访问回来的电影界朋友帮我带回了所需要的材料，还把郭同震的电话号码交到了我的手上，因我的委托，她找到了郭同震，告诉我他身体很好，很健谈。
几天后，我拨通了台北的电话，和张瑞芳一样，我听到了从海峡那边传来的洪亮嗓音和中间夹杂的狗叫。
那天，当我在电话里介绍了自己和移动剧团其他人的情况后，他表现的很兴奋。我问他是否还记得移动剧团的同伴们，他立刻清楚地道出一个个名字，并说他们在一起演了两百多场戏呢！
握着话筒，我有种感觉，似乎和我通话的是来自另外一个时空的人，我必须不失时机地提出我想要知道的问题。
我问他究竟是什么时候加入军统和国民党的，他说，在参加移动剧团之前自己并没有参加军统，只是拿了人家的钱，为人家做一点事情，当时也弄不清是军统还是中统。正式参加军统是在移动剧团之后，而参加国民党是到台湾后才加入的，连军统的人都很吃惊，他竟然还不是党员呢，可共产党却总认为他早就是国民党了。
他回答得机敏又不失狡黠，有些地方和他自己在台湾的讲述还有出入，如在他出版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牛鬼蛇人》等书里，明明说是1935或1932年参加军统的。对此，我反复地提出质疑，他说那是他口述别人整理的，意思是整理有误。
对于我所提出的为什么要加入移动剧团，他毫不犹豫的回答：抗战呗，那时候不分彼此！至于为什么没有和荣高棠们一起走，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他们不要我，共产党是不能容纳我这样的人的。他的回答倒是正好应验了张昕老师的分析。他还谈到女朋友吴春莲的死，又说自己是一个敢说话的人，共产党认为这种人不适合他们……
那次通话足有二十分钟，有些问题似乎有了答案，有些问题却依然弄不清楚，而且好像越来越糊涂。还有许多在电话里很难说清的细节和疑点，它们都牵动着我，使我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把这场对话继续下去。
在台湾与郭同震面对面
在另一间房子里，郭同震或称谷正文已经坐在轮椅上等我了。谷美信在电话里告诉过我，他白天多数时间是睡觉，只有晚上才会醒来一段时间，就那么默默地坐着，注视着眼前的一切。他根本不见客，因为我来自北京，和他在一年前又通过电话，更因为我还是受张瑞芳张昕委托来访的，所以对我完全是一个例外。
当拉住他瘦骨嶙峋的手时，我只能感叹岁月的蹉跎。眼前这个瘦弱的老人，他颧骨高耸两腮塌陷，和书柜里那张威武逼人的军人照片相差甚远；与六十多年前，移动剧团那个高大充满活力又带着一点诡秘神情的郭同震更是判若两人。
一年前，当我第一次接通他的电话时，他还是高音亮嗓。后来再通话时就日渐虚弱，而现在，他说话的声音细微颤抖，只有当我弯腰把耳朵凑近他的嘴边时才能听得清楚。一年中连续几次的进进出出医院，使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个经历了台湾风云政治，一生都在危险和倾轧中度过的老人，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
但是，他坐在那里，这一刻，身体依然挺得很直，他的眼神里有种警觉犀利的东西直刺向你，使你觉出这个九十多岁的老人，或许就是到了生命的最后一秒钟，他的神经也一会儿都不会放松。
然而，当我拿出移动剧团当年的照片时，他却好像融化了似地笑了起来，他用一根长长的手指点着照片说：张瑞芳！小三！他仔细地看着那些照片，并且用手轻轻地抚摸着它们。那神情好像六十年前的青春岁月就在眼前，好像他们彼此从未分道扬镳似的。
我问他，是否还记得他们在一起的日子？
他回答：“记得。”
“记得你演过的戏吗？”
“《放下你的鞭子》！”他立即回答，声音突然变得很响亮。
接下来，他的精神似乎就不太好了，不知是不是因为有台北的朋友在场，他表现得不愿意多说什么，只是哼哼唧唧。
我只好把照片和移动剧团团体日记中他所记部分（摘抄）送给了他，然后约好再来。
第二天，我一人又去郭宅，他已经等在那里了，看上去精神还不错，而且好像比前一天健谈许多。他谈到自己在山西的家，谈到自己的婚姻，几乎有问必答。
他说：“我知道当时他们谁是共产党！”
“谁？”我追问。
“荣千祥！”他大声说。他恐怕永远都忘不了那个荣千祥（荣高棠原名），在有着很多人的照片里，能轻而易举地就把荣高棠指出来。之后，在我问到杨易辰、程光烈、陈荒煤时，他依次点头表示肯定，在问到张瑞芳、张昕、庄璧华时他立刻坚决地否定：她们不是共产党员！我特别提示张楠，他说不是；我又问一次，他还说不是。奇怪的是，尽管荒煤在移动剧团时没有和组织接上关系，他却肯定地说是。
“你当时是怎么知道的？何思源、钟志青知道吗？”这是我感兴趣的问题。
他抬头望向我，无声地笑了，声音很低但我听的很清楚地说：“这个你不懂。”
虽然说不了多少话他就累了，但我还是没有忘记向他提出我所关心的问题——同时更是张昕老师想要知道的事情：六十多年前的那个早晨，当移动剧团收拾行李装车转移时，他的突然失踪，当时他解释说是去修了……
在我讲了这一番话后，他又一次露出了无声的笑，接着，他看着我说：“——那是骗人的！”
这其实是意料中的回答，但我还是为他回答的从容冷静，甚至带有一丝残酷的幽默而感到吃惊。那一刻，我想问他，还有什么是骗人的？在那个充满硝烟和炮火的夏天，他们一方面共着生死，用青春和生命坚守在抗日的战场上，另一方面又各为其主，演绎着一场又一场明里暗里的较量……
我知道，他回答我的可能还是：这个你不懂——
没错，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在人们怀着另外一种心境期盼和平和友好的日子里，谁又能更真实地想象那个血腥年代里的事情呢！
一年前，我曾经在电话里询问过他，当年参加移动剧团的目的，他哈哈地笑着，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为了抗日！也是为了演戏！喜欢和张瑞芳一起演戏，张瑞芳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这也是骗人的吗？抑或还是真实的？！
我没有问。那天，我只是沉默了一下，说：“你想念他们吗？”
他说：“想，他们是好人！”
“想回去看看吗？”
他断然地摇着头，“不想，没有理由。”说这话时，他的眼睛望着别处，眼神显得有些朦胧。一年前在电话里我也问过这个问题，他当时回答：我不能回去，台北的共产党是我肃清的。接着又为自己辩解，抓间谍是政治问题，好汉做事好汉当！
“有什么要我告诉他们的吗？”
他把一根有些颤抖的手指头向上，对着自己的胸口慢慢地勾着，划着圈，用很细的声音说：“来吧、来吧……”并用手点点美信，“给他们……买机票、买机票……”一年前，在电话里，他大声地笑着说，让他们来吧！我什么都能管……现在，他只能这样用一根手指头慢慢地划着圈，表述着同样的意思。
他望着我，又是一个无声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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