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旗飘飘 |
2013-08-17 23:34 |
跳出黑暗的电影圈——东渡留学经历的风雨
1934年春节，王莹的好朋友、明星影片公司演员艾霞自杀了！艾霞自杀前，找到王莹想倾诉内心的郁闷和痛苦，但王莹因为拍摄《同仇》，正在化妆，就答应她拍完这个镜头后约她谈，不料艾霞当天下午就自杀了。消息传来，王莹十分震惊，也很内疚，她接连写了《没有和艾霞说最后一句话》和《跳出黑暗的电影圈》，悼念这位因为多次受到欺骗而对人生已经绝望的朋友，激愤地喊道：我们“同是被生活抛进了这黑暗的电影圈”。有人抓住这句话做文章，大肆宣扬有“侮辱电影界的嫌疑”，威胁说“要有所表示”。明星公司是一个保守势力十分顽固的地方，一些老派明星对艾霞、王莹很歧视，王莹主演的电影卖座率不如符合小市民口味的凶杀片、言情片之类，又受到老板的冷落，王莹在明星公司感到很压抑。艾霞之死，促使王莹下决心脱离明星公司。她想继续读书、深造。经过夏衍等人的批准，3月8日，王莹东渡日本留学。
王莹到东京之后，进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这所学校是日本著名教育家松本龟次郎创办的，它的课程内容、尤其是日语教材，主要是根据中国留学生特点编写的，秋瑾、鲁迅、周恩来以及我国学术界一些著名人物，都在这里读过书。王莹住在离学校较远的东京丰岛区一个低价的公寓里，每天上午到校上课，下午回到住所自习，洗衣、做饭、读书、写信。公寓里还住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和日本青年。同王莹住在一起的日本姑娘草野姐妹俩，是因为反对家族专制统治而跑到社会上自食其力的青年。她们同王莹很快就熟识了，五一劳动节来临之前，她们还教王莹唱日文五一劳动节歌。
王莹每天来往于学校与公寓之间，很少与外界接触，怕引起注意，惹出是非。但平静的日子很快就被打破了。5月9日晚，几名记者突然来访。5月11日，《大阪朝日新闻》、《京津日日新闻》等几家报纸，同时发表了王莹来日的消息，配发了照片。日本PCL摄影场找上门来，邀请她加入。王莹与当时正在东京的欧阳予倩商量对策，决定用“不会说日语”、“厌倦了电影生活”为由加以拒绝。接着，日本外务省天羽情报官亲自出面，邀请王莹在东京日比谷山水楼开恳谈会，日本最大的3家影片公司日活、PCL、松竹的名演员出席作陪。日本多家报纸大加宣传，配发照片，特别恶劣的是把恳谈会上根本未涉及的“拍片”话题端出来，说什么给王莹确定了村松梢风为指导教师，拍一部以东北义勇军司令员的女儿与日本关东军军官恋爱为题材的“中日亲善”影片，“以订正日本人错误的中国观”、报酬为1500元等等。
消息传出，引起极大震动。当时，中日关系极为敏感。日本军国主义已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并扶植了溥仪傀儡政权，日本国内弥漫着侵华气氛，而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更是十分高涨。王莹是否拍片，已经远远不是个人行动了。因此，不少留学生找到王莹进行质问，加以警告。消息传到国内，引起一片大哗。六七月间，《申报》电影附刊、《时事新报》、《电声周刊》等10余家报刊先后刊登这则“惊人消息”及相关评论，有的转发日报通讯，有的提出警告，王莹在国内的朋友如英子（即王任之）等人则将王莹来信在报上公开，说明真相，代为答辩。王莹在信中说：“为了担忧着剧本的内容会牵涉到祖国的不利方面，虽然报酬很丰，也断然拒绝了”，表明“头可断，人格不可屈！钱，算得了什么呢？”接着王莹又直接写了长文寄到国内发表，郑重地表示：“我不做所谓亲善之类的影片，不是为了别人说不对，或是怕不能回国，而是我自己明白，这是非常不对和无耻的事情！我明白，这不仅是简单的、我个人的毁誉，而是牵连着全民族的毁誉的！”王莹还在文章中大声疾呼：“对于那些真正的在每一秒钟都活着出卖江山出卖民族利益‘英雄们’，能够不放松的严重的注意才好！”
事实胜于雄辩，历时3个月的拍片事件终于平息下去了。王莹为避免干扰，同草野姐妹一道搬了家。日本特高课的警探一时失去监视目标，便到处寻找，找到之后公然派一名老年妇女警探盯着王莹，坐在她房间里，寸步不离，前后半个月之久才撤离。
到9月份，国内几家报纸又无中生有，传出“住在日本的王莹已经有经济来源了，每月能领到庚款委员会特种补助费100元”。当时日本的庚款使用权具体掌握在外务省对外文化事业局手中。所谓王莹能够领到特种补助费，又被与“拍片”联系起来，再次引起社会关注。王莹很快来信在报上予以澄清：“庚款本来是中国的款子，但为了弱国的缘故，实权完全操在日本人的手里。自己为了一点不愉快的所谓拍戏谣诼，写了一点没有顾忌的稿子，此后，相当于这庚款绝了缘的”，“近来日本正是大忙着战争演习的非常时期，在乌烟瘴气中，想起了亲爱的祖国的时候……渐渐的计算着一下，山河是失去了多少了呢？”正在此时，艺华影片公司导演史东山等人到日本考察电影。回国后，史东山发表文章说，经过我的观察，“看她生活状况的简陋，照东京的生活程度估计起来，确不像是有100元以上收入的。看她的苦干精神，唯恐表示钦佩之不及”。终于，这一次风波也很快平静了。 王莹在学习期间，参观过筑地小剧场，观看日本剧人排演。10月初，她拜访了著名文学家秋田雨雀先生，向他请教有关近两年日本戏剧的趋向、中日戏剧演出的差别等等。秋田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特地向王莹了解一·二八的情况。当他听到中国民众被杀害的真正事实，听到东方图书馆以及一切文化机关差不多都被毁了的时候，他叹息着愤恨地说：“日本的军阀是在发狂了！”临别时，秋田抄录了一首俄国民谣《深深的伏尔加河流》赠给王莹，还合影留念。王莹写了《秋田雨雀访见记》寄回国内发表。这实质上是王莹通过秋田之口，对日本军阀的一次谴责。她身在异国，处境凶险，却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再一次表现出了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
11月，王莹接到国内友人来信，邀请她拍一部新片。于是王莹于12月11日回到上海。
主演《自由神》——因“怪西人案”被诱捕
——受到鲁迅批评的“县长太太”——同金山结为革命夫妻
王莹归国后，立即投入到左翼戏剧、电影的演出活动之中。同时，也因为1935年5月发生的“怪西人案”而被诱捕，在组织的营救和她的机智、勇敢斗争下才得以获释，重返银幕和舞台。
王莹首先参加演出的是话剧《回春之曲》和《水银灯下》。这次演出在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自从1930年代初，国民党在加紧对红色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加紧了文化围剿。左翼文化运动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左翼剧联适时改变战略战术，把分散到学校、工厂、农村的小团体移动演出，集中为有一定规模的正规剧团，到大剧场演出，从而建立自己的剧场艺术，同时把疏散在电影界的一些知名演员联合到一起，实现话剧界与电影界的联合，表明了剧联有力量作阵地战了。1935年春节期
间，以上海舞台协会名义演出的《回春之曲》及《水银灯下》，都是田汉编写的，剧情反映了一·二八上海抗战的现实，情节巧妙，富有浪漫主义的传奇性。全剧在“杀啊，前进，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雄壮呼喊声中闭幕。导演团有应云卫、万籁天、孙师毅、袁牧之，参加演出的有舞台和银幕上的明星：金焰、王人美、袁牧之、胡萍、刘琼、赵丹、郑君里等
等，可谓极一时之盛。王莹扮演了教师黄碧如。当时的剧评写道：“王莹的声带的确很好，念的台词在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到，而且清晰。不过有一个缺点：南京式芜湖的土音太重，往往如‘讲’字读成了‘简’字，倒也并不十分难听”。其后不久，在这次演出阵营的基础上，组成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成为我国话剧史上极为重要的演出团体。
接着，王莹进入电通影片公司，主演了电影《自由神》。电通影片公司是1934年春天在党的电影小组直接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短短一年时间就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两部具有强烈反帝反封建思想意义的影片，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影片中的插曲《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深受广大群众喜爱，广为流行，成为风靡一时的救亡歌曲。新中国建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自由神》由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影片通过一个小资产阶级妇女的经历，再现了从五四运动到一·二八上海抗战这一段很长的历史，生动地表现了妇女为争取独立自由和民主解放而斗争的主题，有着真实的历史概括和时代精神。有的评论将影片概括为“反封建反侵略也反玩弄，不从父不从夫更不从子！”“从五四到今天，一部中国妇女自觉史，从默片到声片，一部中国影坛划期作！”电通公司对《自由神》和王莹的宣传是十分重视和到位的。电通出版的《电通半月画报》仅仅只存在了半年时间，出版发行了11期，其中有3期封面为王莹，另有3期为介绍《自由神》的特辑，或有王莹的文章。由于该刊物印刷技术先进，图片清晰，发行量大，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和关注，对影片的宣传发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王莹主演了主人翁陈行素，受到了普遍的好评，认为“女主角王莹在这部影片中的成绩，较她以往的作品，有很惊人的进步。她把剧中人陈行素的个性，完全表现了出来，更能
很细心地把剧中人应有的动作及感情变化都表现出来。她已做到忘记了自己而尽量表现那剧中人的地步。每个细小的部分都没有疏忽过去。”在影片公演期间，每天下午6时半，王莹随电通歌唱团到广播电台播唱该片插曲《自由神之歌》和《摇篮曲》，王莹主唱的《自由神之歌》由百代唱片公司灌制了唱片发行。玉莹还发表了《为自由》一文，写出了她拍摄《自由神》的感受：“那女主人正和全盛的武汉时代一样，我自己又穿上了雄姿赳赳的兵服，和那时的妇女一样，艰苦地和男子们同样地背负起时代的巨艰了。不过，这第二次是在演戏。在饰过这一幕时，引起了我多少怀旧的感情，我的一些中学时代的可爱的朋友们，此刻有的过早做了枪下的牺牲品，有些是蜷伏在牢笼般的家庭里，度着无聊的没有希望的生活……在整个民气消沉的今天，尤其是几重压迫下的妇女们，你是一个人，一个堂堂的人，我们要努力，为了民族的自由和解放，我们要向敌人拼命！”在影片中，导演司徒慧敏巧妙地将1927年广州起义的纪录片镜头与故事剪辑在一起，增加了影片的时代感和战斗性。这很快就被国民党反动派察觉了。由于电通本来就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赤色大本营，所以此后加紧了对“电通”的迫害，甚至直接派特务挎着手枪在电通“办公”、“开会”。加以经济困难，电通不久就宣告结束了。
王莹在拍摄《自由神》期间，不幸被国民党特务诱捕。那是1935年5月，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怪西人案”。因为国民党军统特务拘捕了一名外国谍报人员，在审讯时，他一言不发，特务连他的姓名、年龄甚至国籍都无法弄清，因此此案被称为“怪西人案”。有一天王莹刚从摄影场回到住地，就被诱捕到特务机关。原来特务们早就注意到一名与“怪西人案”有联系的文化人，与王莹常有来往，而王莹又同夏衍经常接触，所以想从王莹那儿探听夏衍地址，进而拘捕夏衍。特务头子戴笠亲自提审了王莹。王莹勇敢而机智地同特务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大吵大闹，绝食，当着特务的面打电话直呼沈端先（即夏衍）之名，询问“沈端先现在住址”。这是以前所未有的做法。加上她接连几天未到摄影场拍片，接电话的人立即明白她已经“出事”（被捕）了。在此前后，党组织开始了营救活动，如在报纸上披露消息，造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向特务机关施加压力，又联络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出面保释。经过一个多星期时间，特务们未能从王莹口中得到任何信息，只得悻悻地把她释放了。王莹出特务机关之后，立即机警地与夏衍等人在黄浦江上的小电船里会面，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夏衍综合其他渠道来的消息，立即隐蔽起来，并通过朋友放风说“到北平去了”，躲过了军统伸向他的魔爪。不久，王莹第二次被捕，被关了三四天，特务们又未从她的口中得到一点有用的东西，只得把她放了。
电通公司解散后，王莹继续活跃在舞台上。当时，著名导演欧阳予倩为暨南大学执导法国作家勒内·福舒瓦的喜剧《油漆未干》，剧本以法国式的风趣和英国式的幽默，对贪婪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对纯真的爱情给予了热情的歌颂，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寓意。欧阳导演邀请王莹参演。演员还有舒绣文、李丽莲、左明、舒湮等人。他们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一家俄国菜馆楼上租了一间房子作为排演场，导演和演员整天聚集在一起，大家完全是尽义务，连午饭和晚饭都是自掏腰包。正式演出在北京路金城大戏院（现黄浦剧场）进行，首轮票价1元，超过外国电影票价，竟两天日夜共4场，场场客满。这是学校剧团首次闯进大电影院，为以后话剧在商业性剧场正式公演打开了门路。当时报上评论一致认为演出是成功的。
11月初，业余剧人协会在金城大戏院举行了第二次公演，剧目是果戈理的讽刺喜剧《钦差大臣》。王莹扮演了县长太太，金山饰演假钦差，顾而已、施超、郑君里、叶露茜、蓝苹（即江青）等人均参加了演出。有报纸评论说：这部作品虽然已经发表了100年了，但它的“时代意义，直到现在还依旧保留着的”。这次演出“是针对着目前中国的病状”，“业余剧人对社会服务的精神，始终是勇敢的、清醒的。”鲁迅先生应邀观看了演出之后，请人将意见转告排演者，对人物性格的理解、道具的设置、服装的搭配等等，都提出了“热忱的、负责的指导意见”，对王莹扮演的县长太太的扮相，鲁迅觉得不够妥当，他说：“县长的妻子必定是个丑妇，所以和女儿争风才有喜剧的效果。如果像业余所演出的那样俊扮，就和作者的本意大有差别了”。
就在排演《钦差大臣》期间，王莹与金山相识，开始相恋。金山常去王莹在电通公司的宿舍，发现她总是独自在屋内阅读很厚的翻译作品，生活也是相当简朴的。王莹还介绍《贵族之家》、《罗亭》、《简·爱自传》等作品让金山阅读。不久，王莹搬出电通公司，金山帮她搬家。前后搬过3次，最后在金神父路（今瑞金路）广慈医院附近的一位朋友家的3楼上落脚。这时，王莹与金山在革命的演剧生涯中走到一起，开始共同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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