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旗飘飘 | 2015-05-26 10:02 |
（转）洪麟阁：一位知识分子的热血抗争 洪麟阁青年时期照片。 □河北日报、河北新闻网记者 周聪聪 阅读提示 在河北籍早期抗日英烈中，有两位同叫“麟阁”的爱国将领。相比卢沟桥事变中以身殉国的名将佟麟阁，洪麟阁的名字可能不那么为人所周知。 从遵化乡间生活安逸的“阁四少爷”到察哈尔抗日军中的青年军官，从白面长袍、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高校教师到冀东大暴动的主要领导者——面对一年年国土的沦丧，当“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时，他被迫一再放下“教育救国”的理念投笔从戎，直至为国捐躯。 洪麟阁，从一介书生到抗联司令，传奇人生的背后，正是民族危亡关头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选择。 父亲洪麟阁牺牲的时候，洪泽才3个月大。 如今，77岁的洪泽已经满头银发。 虽然说不上对父亲有任何直接的记忆，但向记者转述完从母亲口中听到的关于父亲的事迹后，洪麟阁最小的女儿洪泽语调陡然一沉：“我，特别理解我的父亲。” “人的一生总要选择个人的生活道路，我父亲，恰好是一个把个人尊严和民族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人。这种人，恐怕再有一百遍、一千遍，还是会做这样的选择。” “我回去换个阵地，继续抗日” 82年前的那个夏天，洪麟阁最终选择了“辞职”。 虽然此前一年，刚至而立之年的他刚刚被提升为冯玉祥西北军的一名军法处长。 “父亲原本只是一介书生，一度投笔从戎，后来又解甲归田，办报纸、办教育，频繁的身份转换都是为了找到救国的出路。冀东暴动后，父亲他们为抗联部队设计了蓝底白字的‘雪耻’臂章，他自己也是戴着这样的臂章殉国的。洗雪国耻，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强烈的愿望。”相比几乎从未与父亲相处的小妹洪泽，洪麟阁的次子、84岁的洪汶对父亲的印象更加直接和深刻。 在洪汶看来，父亲洪麟阁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迫切地希望寻找国家贫弱、民众痛苦的根源和突围之道。“这是一个痛苦的求索过程。虽然父亲无论从事什么具体工作都表现出色，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常人眼中的成功人士，但他本人感受更多的，却可能是处处碰壁、欲求救国而不得的痛苦。” 1902年，洪麟阁出生在河北遵化地北头村一个满族中产之家，1921年升入地处天津的直隶法政专科学校。国内军阀混战贯穿了洪麟阁求学经历的始终，由于政局动荡，学校经常停课，洪麟阁借机走向社会，深入调查，和同学一道创办地毯工人临时医务所、工人“千字课班”，还成立起“天津青年勉励会”，并在1924年毕业后帮助“青年勉励会”创办起一所旨在普及文化知识的平民学校。 1927年，北伐期间，年轻的洪麟阁以文职身份来到河南省某县担任主管司法的“帮审”。当时驻县的冯玉祥部士兵中有人酗酒寻衅闹事，洪麟阁在掌握证据后，立即将歹徒关押，并特向冯玉祥致函申明原委。冯玉祥看过信后，对洪麟阁的依法处置非常满意。不久，在母校校长的推荐下，洪麟阁加入冯玉祥部取得军籍，踏上了第一次从军之路。 初次投笔从戎，原名洪占勋的洪麟阁在填写履历表时为自己改名“冲霄”，寓意怒冲霄汉，为国家民族奋斗到底。 “虽然是书生出身的军法官，但父亲在冯玉祥部跟普通战士一样参加军事训练，摸爬滚打拼刺刀，并参加了著名的察哈尔抗战。”洪汶说。1933年5月，日寇相继侵占长城各口和冀东各县，平津、华北形势危急，洪麟阁随冯玉祥、吉鸿昌等率领的华北民众抗日同盟军进击侵犯察北的日伪军，收复一度失守的张北、沽源、康保等县城。 然而，在日军的反扑和国民党军队的进逼之下，察哈尔抗战最终却以抗日同盟军被迫解散告终，冯玉祥也被迫下野。就在冯玉祥离开部队前夕，洪麟阁找到冯玉祥当面请辞：“军阀混战，独夫拥兵，就是不打日本人。我回去换个阵地，继续抗日。” “父亲第一次投笔从戎，追求是停止战乱、救民于水火，可是非但救国理想不能实现，连自己的家乡冀东也逐渐沦为了日寇的实际控制区，他的失望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在行伍生涯中保持了知识分子本色的父亲，就这样选择了告别旧军人身份。回到家乡时，除了冯玉祥赐送留念的一口皮箱和一卷书画，他只带回了一张漂亮的雕花毛毯——那是纪念北伐胜利的嘉奖品。”洪汶告诉记者。 如今，那张毛毯和那口长约一米、宽约70厘米、高约30厘米的皮箱仍静静地躺在遵化洪麟阁故居的陈列柜里，皮箱表面油渍斑驳、四角微微起皮。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至洪麟阁牺牲时，这口皮箱一直被他用来盛装革命文件及贴身衣物。  一幅“爱”字刺绣，是洪汶保存的唯一一件父母遗物。河北日报、河北新闻网记者周聪聪摄 “为了抗日和共产党走到一起，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必然” “凭借爷爷当时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冀东沦陷后他完全可以选择南迁或出国，是什么让他选择了留下、为民族存亡奔走呼号呢？”洪麟阁的孙子洪熙生长在和平年代，是从父辈口口相传的追忆中了解祖父的，敬佩之余，他一直试图探究祖父当年的心路历程。 1933年秋，洪麟阁辗转抵达唐山，受工商日报总经理马溪山赏识，出任报社总编辑。在此期间，洪麟阁旗帜鲜明地抨击时政，大造抗日舆论，报纸曾一度被当局查封，洪麟阁、马溪山等人都成了被告，被传到北京。公堂之上，洪麟阁慷慨陈词：“如今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凡引狼入室者为卖国，抗战图存者为爱国。我们报纸宣传抗日救亡，罪在何处？” 1935年夏，洪麟阁应好友杨十三的聘请，进入位于天津的河北工学院任职，分管斋务科行政事务。由于筹办专供平民学生用膳、轮流帮厨的简易食堂“穷膳团”，他深得学生爱戴。然而，正是这一年，华北形势更加危急。 “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很难理解当年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亡国’二字的切肤之痛。”唐山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编审李成民告诉记者，就在这一年，已经越过长城实际控制了冀东的日方，索性唆使大汉奸殷汝耕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宣布冀东22县“脱离中国政府管辖”，使冀东彻底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之前父亲也有很多日本朋友，但这一次他彻底被激怒了。”当年洪麟阁在河北工学院的同事后来告诉洪汶洪泽兄妹，“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的消息传来，洪麟阁没等把报纸看完，就在办公室里拍案而起，痛骂日寇“欺我太甚”！ 华北之大，再也容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面对严酷的现实，洪麟阁不得不再次放下“教育救国”的理想。通过多方努力，他终于同天津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并从那里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也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 “1935年11月，包括我校在内的天津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洪麟阁依照党的指示精神参与了对宣言的审定”。在以河北工学院为前身的位于天津的河北工业大学校史材料中，记者找到了这样的记载。 “父亲是党外爱国人士，在那个年代，为了抗日和共产党走到一起，对他而言就是一个必然。”洪泽这样评说父亲在国难当头的第二次人生重大抉择。 “李大钊对父亲的影响很深，可以说他奠定了父亲毕生追求的基调。”洪汶告诉记者，早在1921年底，洪麟阁在直隶法政专科学校求学期间，就和同窗好友结伴到北京，听过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的演讲。 “察哈尔抗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进行的，促成察哈尔抗战的西北军将领吉鸿昌就是共产党员。而父亲在唐山办报期间的老搭档马溪山，则是1926年入党的中共地下党员，在报社被查封停办期间，他们还一起组织、协助过唐山工人为增加工资、要求抗日的罢工……”洪汶激动地述说。 1935年底，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爆发了“一二九运动”，天津学生立即响应，洪麟阁和杨十三一道组织了学生游行示威，声援北平学生。洪麟阁不仅参加了12月18日上午举行的全市学生大游行，当路遇军警阻击时，还直接组织学生分成两队，统一步调齐声呐喊南北夹击。在他的指挥下，学生们最终冲破阻截，胜利会合，这才得以按预定路线行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