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纲勇
我与张羽认识于“文革”初期的1967年2月底。当时我只是一个青年学生,而张羽则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归结起来,我们的认识是缘于一本书——《红岩》。
1961年底《红岩》出版后,我大概算是最早的一批读者吧。我曾为这部作品中塑造的江姐、许云峰、成岗、华子良等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及作品讴歌的革命英雄主义激动得热血沸腾。但我不曾想到过,我与这部书的作者及责任编辑会有什么关联。
1967年2月初,我们几个同学相约到山城重庆串连,住在重庆美术家协会。这时山城不仅因连绵阴雨到处湿漉漉、阴沉沉的,而且空气中似乎弥漫着一股不祥的浓雾,满街的大字报及打倒×××的大标语、高音喇叭的喧嚣,都预示着将发生什么反常的事情。其间,最令人震惊的是对《红岩》作者罗广斌的诬蔑和攻击:“罗广斌何许人也?!”“罗广斌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罗广斌是叛徒!”“《红岩》是叛徒文学!”紧接着,罗广斌在家中被非法绑架。我住的美协离罗广斌的住处重庆市文联很近,我们立即赶到罗广斌家中,在这里,见到了《红岩》的另二位作者杨益言及刘德彬。事态严重,必须尽快向中央反映情况,同时,也为杨益言及刘德彬的安全担忧,大家当即商定由北京的学生护送杨、刘到北京。当时我正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学生,对《红岩》的玷污使我非常愤慨。直觉告诉我,这是一场阴谋,所以我当时没多考虑便自告奋勇加入了护送杨、刘的行动。当天深夜,我们一行八九个人分乘两辆中吉普,冒大雨离开重庆向贵阳出发。
我们于第二日晚抵达贵阳,住在贵阳市委副书记韩子栋家。韩老即《红岩》中华子良的原型。他对罗广斌被诬陷和遭绑架非常愤怒,他说:“为什么非把我们这些在敌人监狱中幸存的同志打成叛徒,置于死地呢!”他让大家先住下来,静观事态发展。谁知几天后,传来消息:罗广斌在拘禁地被迫害致死。韩老催促杨、刘刻不容缓,立即到北京向中央反映情况。
我们抵达北京后,“罗广斌是叛徒!”“罗广斌畏罪自杀”等黑色新闻通过各种小报、大字报在北京传得沸沸扬扬,气氛十分紧张。我们也生怕杨益言、刘德彬遭遇不测,总是加倍小心陪着他们。
此时的北京乃至全国已呈无政府状态,群众组织派别林立,公、检、法已被“砸烂”,许多政府机构已瘫痪,像罗广斌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作家被诬陷、遭绑架、被害死这么严重的事件,在首都北京竟然告状无门,要把情况反映到近在咫尺的党中央居然没有门径,所以,杨益言、刘德彬及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对罗案能否昭雪,心中也是茫然。但大家坚信罗广斌是清白的,我们决定分两步走,一是依靠知情同志的帮助与支持,通过各种渠道把情况反映到中央;二是通过首都中学、大学红卫兵,获得广大青年学生的声援,从舆论上反击对罗广斌及《红岩》的诬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