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跨过生命的门槛——纪念我的妈妈 [复制链接]

作者：陈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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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妈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二十年了。在我们生命的旅途中，失去妈妈的扶持而靠我们自己走过来的历程，已经比妈妈带着我们走过的道路还长了。如今我们已是三十多岁的大人，可是一想起妈妈，心头依然跃动着孩子般的依恋之情。
 
  这二十年来，在不同的心情和境遇下，我对妈妈的死想过很多（事实上是不能不想，因为它的阴影笼罩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可是真当我提起笔想写一点东西纪念妈妈时，却又理不清自己的思绪。古人说，“至亲则无文”。何况是纪念这样一位不寻常的妈妈和她不寻常的死。
 
  二十年前，我们还是些不谙世事懵懵懂懂、在历史狂潮中随波浮沉的大孩子，那时我们并不怎么了解自己的妈妈。二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长大了，懂事了，世界也完全变了样，可是妈妈却早已长眠。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妈妈的思想感情会在多大程度上掺入了我们自己这二十年的经历与感受？再说，我们有资格去评论老一辈人的信念与道路吗？我们有必要翻来复去地清算那如同噩梦一般，人们巴不得快点忘却的那段历史吗？我犹疑困惑，不知道该写什么，也不知道人们会从我所写的东西中体验到什么……
 
  如果没有那场史无前例的大劫难，妈妈是不会死的。是“左”的思潮杀害了妈妈：它既造就了当时疯狂的环境，又由虚假的信条腐蚀了被害者心中原本坚强的求生本能，更将它所犯的罪恶转嫁于被害者本人——用生命的代价来殉它的罪恶！如今，狂潮已平息，沉冤已昭雪，死者长已矣。可是人们在心底还是会问：为什么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千千万万受迫害的人挺了过来，而她却毅然跨过了生命的门槛……是她比别人更脆弱吗？不，如若脆弱，她当年怎会义无返顾地投身革命？如若脆弱，她1957年怎会忍心让家庭破裂？就连她那样的死也决不是感情脆弱者所敢于想象的。妈妈是太刚强，太真诚，太高洁，对自己也太苛求了，如若不是这样，她也一定会挺过来……
 
  也许没有比妈妈的死更能说明她的为人了。可是没有人这样写过。他们或是不能，或是不忍。而我们这几个孩子却是从妈妈生命的终点才真正认识了妈妈的。

二
 
  1941年皖南事变后，妈妈与一批同志一起撤出了西南联大，到乡下去分散隐蔽。这一出走无异于公开宣告与家庭决裂而投身革命。同学们在被单下发现了她抄的一首诗，屠格涅夫的《门槛》，妈妈以此表明了自己为理想而献身的决心：
 
 
  我看见一所大厦。
 
 
  正墙上一道窄门大敞着。门里为阴森昏暗。在高高的门槛前站着一个姑娘。……
 
  在那咫尺莫辩的浓雾里，寒流滚动，随着冰冷的寒气，从大厦里传出一个缓慢、重浊的声音：“啊，你想跨进这门槛来做什么？你知道里面等待你的是什么吗？”
 
  “我知道。”姑娘回答。
 
  “那是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蔑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
 
  “我知道。
 
  “和人疏远，完全的孤独。”
 
  “我知道。我准备好了。我愿意经受一切苦难，一切打击。”
 
  “这些痛苦和打击不仅来自你的敌人，而且也来自你的亲友。”
 
  “是的，即使来自他们，我也要忍受。”
 
  “好。你准备着牺牲吗？”
 
  “是”
 
  “这是无名的牺牲，你会毁掉，其并没有人—…·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尊崇地纪念你。”
 
  “我不要人感激，我不要人怜悯。我也不要声名。”
 
  “你准备去犯罪吗？”
 
  姑娘低下了头……’
 
  “我也准备去犯罪。”。。
 
  那声音没有马上再发出提问。
 
  “你知道吗？”它终于又说道，“将来你可能不再相信你现在信仰的东西，你会以为你是受了骗，白白浪费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我都知道，反正我要进去。”
 
  “进来吧。”
 
  姑娘跨进了门槛，在她身后落下了沉重的门帘。
 
  “傻瓜！”有人在身后咬牙切齿地咒骂。
 
  “圣女！”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一声回答。
 
  想不到28年后，门槛后面的路突然走到了尽头，28年革命，28年牺牲，要被一笔勾销，还要被当作“叛徒”钉上耻辱柱，谁能不痛苦？谁能不悲愤？对十九世纪以救世主自居的俄国贵族革命家来说，为自己的信念牺牲就是一切。哪怕是经受并非来自敌人的打击，也决不为自己当初的信仰而悔恨。而对于组织和领导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当你发现你被你愿为之牺牲的人所怀疑所摒弃，当你发现你所理解的党的事业与实际发生的事不尽相同，而且你也成为革命的对象时，谁都会感到一阵巨大的心理冲击。28年差不多是一生的事业，已无可追回，而大厦的主人要把你推出革命的门槛。要么否定自己：何必当初孜孜以求非要跨进这门槛。要么愤然前行，向那些也许并不值得向他们证明什么的人证明你的忠诚。粉碎你的理想，或是为理想所粉碎。妈妈选择了后者——跨过了生命的门槛。
 
  自杀为“信条”所禁止，这一点对共产党人来说和对基督徒来说是一样的。因为自杀就意味着信念动摇。基督徒之失去信仰至多是因为上帝没有能及时拯救他；而中国共产党人的“上帝”在1967年却折腾自己的信徒！在中国视自杀为软弱逃避甚至背叛，是近代才有的观念。传说中的共工氏，战败后怒触不周山，致使地陷天塌，何其壮烈。三闾大夫屈原忧国忧民，高洁清正，最后怀沙投江永垂青史。就连；“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楚霸王项羽也因无颜见江东父老而自刎于乌江，后人赞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人们同情那些不能见容于世俗的清流雅士，赞佩那些将事业与生命溶为一体的英雄豪杰。即使说共产党员的自杀就是背叛，也不公正。诚然党的事业没有失败，可是党员个人的生活却可以失败。如果自杀者根本没有损害党，何谈背叛？而那些真正损害了党、逼死别人的人，却因为别人的“背叛”而解脱了罪责。妈妈是自杀了，她没有将那场史无前例的所谓“革命”进行到底，她是怀着对党的满腔忠诚“背叛”了党当时的事业——十五年后党自己也彻底否定了的那个事业。
 
  大凡自杀者总是对现实、对生活已经绝望，但绝望者未必都敢自杀。人性中最强的是本能，对生之渴望、对死之恐惧的本能。而人的自杀恰是出自人的理性，出自对求生本能的超越。所以我总想不通人会由于软弱而自杀。当然与生活的痛苦相比，死确是一种最简单的解脱。可是生之痛苦终会过去，而死之解脱却万劫不复了。况且自杀并非就是一死了之，自杀者总是希望以此来使世人明白些什么吧。从个人来说，恐怕没有比自杀更强烈的自我表现手段了。也许是因为妈妈的缘故，我对自杀者总有一种莫名的敬意。人固有一死，也只有一死，今天还活着的人不可能完完全全懂得死，懂得赴死之人的决心。

三
 
  妈妈是很理想主义的，她相信任何不合理的事物都是可以被纠正，被改造的。关键在于人，在于人所组成的社会，似乎世界上每增加一个象她一样不肯容忍不完美事物的人，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比以前好一些。所以她把个人的意志品质、道德情感看得很重，且严于律己，一切都从我做起，由此及彼，锲而不舍，以求有助于社会的改造。
 
  妈妈嫉恶如仇，可是对弱小者又总寄予深切同情；妈妈意志坚强，可是又很容易为美好事物所感动；她追求人生的完美很固执，很认真，简直非到至善至美之境不可；可她又不耽迷于幻想，求实求真，不惜从一件件小事上做起。与她表面上的温和沉静相反，她的内心充满激情。上帝赋于她应激性很高的内心世界，又赋于她控制力很强的意志和理性，因此她总是比别人经历和感受更多的痛苦与矛盾。我并不想说她是一个完人，我只想表明，如果不仅仅看她在“文革”中没受到太严酷的迫害，而且也看到她一贯的心理倾向。她的死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妈妈那种执着追求一以贯之的彻底精神，那种一丝不苟求全责备的认真态度和那种“士可杀而不可辱”的高贵人格，早已在她心中蓄积起了巨大的心理潜能。
  接触妈妈的人都觉得她身上有一种特殊的精神力量，一种不凡的气度。在大家闺秀的矜持与蕴藉背后，闪烁着一种似乎在洞察一切的理性之光，而她又像是在为这个被洞察的世界和洞察世界的孤独自我感到隐隐的忧伤。妈妈很敏感，富于感受性的心灵往往容易陷入痛苦。妈妈又很内向，她从不用自己的痛苦去打扰别人，而是在内心体验中把这些痛苦练成理想主义的激情和追求真理的智慧。诗人们说，智慧是痛苦孕育出的珍珠。
 
  妈妈的生和死都不同寻常，她来到这个世界，追寻自己的理想，奉献出了她的一切，然后带着矛盾痛苦的感情寂寥而又不安的心境愤然离去。妈妈在投身革命之初就已感到时代要在她与家庭之间演出一场悲剧。之所以是悲剧，因为站在敌对政治营垒中的父女，在道德情感上是相通的。妈妈景仰外公的私德，她尽量不在我们面前提到外公，因为她很难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外公作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一员，却并不是小孩子心目中想象的“坏人”。外公的死证明她所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今后她更可以义无返顾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可是另一方面在感情上总觉得若有所失：外公这样一位正直爱国的旧式知识分子，可惜走错了路而成为旧制度的殉葬品。但这还不是悲剧的终结，妈妈投身革命后失去的不仅仅是外公，还有她自己的家庭乃至自己的生命。
 
  第二道深深的裂痕是她与我父亲的离异。其实，我的双亲个性都很强，若不是长达八年风雨同舟的革命斗争历程，他们本不会走到一起的。解放后，左的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外部的敌人打倒后，内部的整肃越来越扩大化，我的父亲也被卷入。失去了共同的奋斗目标后，父母之间在个性上的差异显得更突出。妈妈至死也没有意识到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是党的政治路线发生偏差。她依然从道德品质上去归纳，认为是父亲的骄傲自大、个人主义使他“犯了错误”，走到了党的对立面。为了使我们将来不受他的影响，坚定地跟党走，妈妈与父亲分手了。父亲后来被弄得很惨，特别是在“文革””中。妈妈要是知道这些肯定会感到痛苦甚至是良心上的自责。人们有时也责怪妈妈，可常常忘记并不是妈妈把父亲打成右派的，这件事对妈妈也是非常痛苦，压力沉重的。直到近几年我才注意到，妈妈当时虽然给我们改了姓，但却保留了我们按父亲的家谱起的名字。
 
  人们也许会觉得妈妈过于理想主义，甚至会说她有些左。确实，在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完全不受左的思想影响的人几乎是绝无仅有，我妈妈也并不例外。但是，三十多年来危害最烈的是那种整人害人折腾人的左，这种人毫无实事求是之心，毫无把事情办好之意，一心想的就是炫耀权力，要别人服从自己，为此可以不择手段。就他们的本意说，恐怕未必就是真的想办什么“超越阶段”的事。这是一种虚假的左，应该打上引号的左，带有封建意识的左。然而，像妈妈那样严于律己和理想主义——恨不能使我们这个社会早日跨入理想之境却也往往被那些整人害人的人所利用。这在出身于异己阶级的知识分子党员中尤为常见。他们参加革命并非是为饥寒所迫，欺压所逼，而是出于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对腐败社会的痛恨和挽救民族危亡的责任感。可惜，在左的思想统治下，多少像妈妈这样的党员为自己的阶级烙印而苦恼，为自己是抱着理想主义的信念而不是拖着讨饭棍加入革命队伍而羞惭。他们满怀善良的愿望，虔诚地相信党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使我们这个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民族团结起来，强盛起来。他们生怕自己的家庭出身会使他们沾染上党的事业所不需要，所不欢迎的思想习惯和心理倾向。他们愿意服从组织，愿意进行思想改造，愿意到任何艰苦的环境中去刻苦修炼。他们对自己往往很苛求，可是政治上并不真正赞成左，甚至在内心里出于本能地欢迎阶级斗争的缓和。1960年妈妈调离团中央，组织上原来安排她到一所林学院去当党委书记，可是妈妈不愿意。父亲的前车之鉴足以说明在当时形势下，学校工作的复杂性。妈妈是决不肯将己所不欲施之于人的，她从不认为自己比别人有什么优越，有什么高明，更不认为自己有权力去决定别人的命运。曾真诚地为民主自由而战的共产党人在转变为统治者的时候，大概都需要克服这样一种心理障碍吧。妈妈到林业部工作后，我们进了北京育才学校住读。有一次我惹恼了老师，她竟然命令我把一篇课文抄50遍。我和一位最要好的同学星期天没回家，到中午时每人都已抄了十几遍。妈妈终于找来了，老师非常不安，她没想到我们竟然真的会留在学校里抄书。可是妈妈对我们那种报复老师的心理看得很清楚。尽管自己焦急了半天，可是她却没有对惶恐不安的老师说一句责备的话，仍然征得老师的允许后才将我们领回家。妈妈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11级的干部，而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教育工作者，尊重别人，体谅别人，平等待人。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忠于自己理想和严于律己的人与那种专门整人治人的极左派泾渭分明。可惜，现在的人往往会忘记当时具体的历史环境，往往把超过自己现在思想境界的所有行为和观念都斥之为“左”，我想这至少是不公平的。
 
  也许理想主义的人容易受“左”的思想影响，可理想主义并不是左的根源。认清中国的国情，认清变化着的世界，并不是要我们自惭形秽，无所作为，而是要我们痛下决心改变我们的封闭、落后和愚昧，要我们以更切实际的理想去对抗那些曾孕育“左”的思潮的传统观念——农民的狭隘，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知识分子的摇摆和“率上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依附关系。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不乏对压迫的抗争，却极少富于成效的改革，流了许许多多血，社会进步得却很缓慢，像是围绕着一个封闭的环路在盘旋。一次次农民战争胜利，一次次理想主义的改革之花凋残，新贵们得到了他们原先所反对的特权，不合理的事物却依然如旧——统治者的现实主义态度与传统观念中的宿命论合上拍后一切又都滑入老槽。后代人也许会觉得为了这么一点进步，是否值得无数英雄为之抛头洒血？！从这个意义上说，落后的中国需要健全的理想主义精神，不向丑恶事物妥协的精神，以不懈的努力和最有效的方式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
 
  “尧晓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一个人太理想主义了也许就不如通常人那么练达。一个人为某种理想牺牲得越多，他就越不能容忍别人抹杀这牺牲，歪曲这理想。人对理想的追求本身也是一种束缚。有什么样的追求，就有什么样的束缚，也就有什么样的解脱。这是矛盾，但这是人在特定社会环境中固有的矛盾。
 
　　

四
 
  父母分手后，妈妈一个人带着我们三个幼小的孩子生活了十年。可是生活的重担并没有把她压倒，妈妈始终是仪表端庄，沉稳开朗，腰背挺直，步履轻快，毫无半点落寞孤寂的神志和懒散马虎的倦意。她极爱干净，生活简朴而有规律，工作学习都要有条不紊，处处体现出她对生活的认真态度。
 
  妈妈很爱我们，但从不迁就我们的任性，她认为那样的话就会使我们将来只想自己，在她看来理解力与同情心是成正比的，一个狭隘自私的孩子就说不上是聪明。只要有可能妈妈就要送我们去住校，让我们在集体中独立思考，独立生活和与人交往。即便这样她仍担心当时我就读的上海中学里干部子女太集中，别成了“贵族学校”。家里虽然有保姆，可是妈妈仍要我们自己洗衣服，甚至放假回来还要洗自己的被子，即使阿姨后来还得返工，妈妈也坚持要我们这样做。那时我不会用搓板，只能把被子放在浴缸里用脚踩，冬天的滋味可想而知。妈妈最见不得我们懒散邋塌的样子，她后来干脆禁止我们在家里穿拖鞋和坐沙发。我小学五年级时看小说入了迷，结果妈妈把家里所有的小说都锁了起来，她认为我没有任何生活经历，看小说就是看个情节，这样容易使思想变懒、变肤浅。还有一次妈妈检查我的作文，发现我竟然吹嘘自己能“飞针走线”，妈妈逼我把这篇题为《我的双手》的命题作文（天晓得老师想让我们写什么）实事求是地重写一遍，我当时心里可不服气了，作文也不让吹牛？这是写给老师看的呀。从这里妈妈又看到了我们与工人农民孩子的差距——君子动口不动手，后来非让我去参加学校的航模小组。甚至就连姐姐不敢划火柴，我不肯到隔壁人家去借东西这样的小事，她也要—一纠正：萎靡苟且，羞怯畏缩、自大无能的孩子将来能有什么出息？相比之下，妈妈总是庇护弟弟，常批评我“恃强凌弱”，为什么不肯让他当一次“好人”，“胜利”一次呢？只顾自己痛快，不管别人最要不得。她常常不无遗憾地说她这个少年儿童部部长连自己的孩子也没有教育好。
 
  妈妈从小也是受的严格家教，所以她也这样要求我们。另一方面，因为她与父亲离异，她对我们爱之更深，教之更严，期望也更殷切，在我们那个只有妈妈没有爸爸的家中，妈妈就是无上权威，她用深沉的感情和高贵的人格引导着我。没有疾言厉色，没有浅薄的亲呢，妈妈深邃目光中所包含的每一种含义都会直接渗到我们的心底，引起奇妙的心理感应，其效力之大，其无可躲避，很难用语言形容。
 
  除了我们住校，妈妈也常出差，真正朝夕相处的日子屈指可数。妈妈出差归来简直成了我们的节日，我们趴在十一楼的窗台上眼巴巴地望着开进开出的小汽车，对着没有停稳的电梯大叫大嚷，当妈妈笑着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争着把小脑袋拱到妈妈的怀里，妈妈这时也感动不已。妈妈不管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我们的照片，每次信中都要述说她对我们的思念，都要谈到外地农村的情况，叮嘱我们珍惜现在的生活，努力学习，甚至连我们信中的错字病句也要—一指出。三年自然灾害那段时期，北京的副食品供应之紧张比南方城市更甚，妈妈生活很清苦，已经出现浮肿，可她仍然把仅有的一点油和肉留到我们星期天回家才吃。妈妈是全国政协委员，可她从不到政协礼堂里去买照顾供应的紧缺商品和副食品。后来家里的热水瓶差不多要敲光了，她才差我去买过一个热水瓶。回来我告诉妈妈那里什么东西都有，可妈妈严肃地说：“那些东西是照顾民主人士的，我们应该和党同心同德，共度难关。”
 
  妈妈很爱带着我们出去散步，只要天气晴朗，我们可以走得很远，谈学校里的事，谈读过的书，谈社会上的见闻，背唐诗，背古文，念儿歌、绕口令，兴致盎然。妈妈并不刻意想教我们些什么，她总觉得每个孩子天分已生就，只要有适当的学习条件，知识的增长无需强求，倒是他们的品格与为人需要细细地琢磨。妈妈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培育我们的心灵，就像科学家培育自然界的幼苗。孩子们将来能不能理解她一生的坎坷，特别是与父亲的离异，妈妈对此是很计较的。所以尽管我们还不懂这些，但看到我们在她的影响下成长就使她感到极大的欣慰。散步时妈妈常常微笑不语，听任我们瞎聊乱争，像是在欣赏清晨小鸟在林间惆瞅……
 
  1964年暑假，阿姨回乡了，姐姐和弟弟去了杭州舅舅家，家里只有妈妈和我。早晨妈妈带我去机关，把我放在宣传部资料室里看书，晚上一起散步回家。一切收拾停当，我们就搬着藤椅到阳台上乘凉。妈妈有几分惊讶又不无几分骄傲地发现，我已经读了不少书、懂了不少事、自信心也强些了，成了一个已有几分陌生的大孩子了。就在这个暑假我考进了上海中学。这一个月的生活，如同一个温馨的梦境，既朦胧又清明，既充满活力又幸福宁静。清晨从我们那十一楼朝东的房间望出去，整个上海都笼罩在金色的雾露中，当时的景象、当时的生活、当时的感受至今仍鲜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我们刚搬到泰兴大楼时，十楼的那套房子也没有住人，那里有一个很大的阳台，我们吵着要搬进去，可是妈妈怕我们去爬阳台的栏杆，失足跌下去，执意不肯。谁想到，我们倒没有跌下去，但是我们那金色的少年时代却和妈妈一起跌了下去，跌得粉碎了……

五
 
  “文革”使千千万万的家庭逸出了常规，狂热的“红卫兵”运动使我们这些少年几乎在一夜之间长成为大人。可妈妈却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她默默地听我们辩论学校里和社会上的运动，不安的心情明明白白地写在脸上。对这场运动她的感情和良知是无法接受的，可是她的党性和理智又使她无法反对它。她生怕我们随波逐流走上错误的道路，可是她又无法告诉我们哪一条路是正确的。妈妈一定想过：万一她受到冲击，在她与家庭之间又要上演一场悲剧。她渴望孩子们理解她，可她又决不愿让孩子们以为是党错了，那样孩子们会想，如果是党错了，那么党也许不止是今天在她的问题上搞错了，而且可能以前在别人的问题上也搞错了，比如在父亲的问题上……条条道路似乎都通向否定，否定自己的现在，或否定自己的过去。十年来妈妈一直教育我们要相信党，坚定地跟党走。她不无悲哀地自问：如今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这些话怎么能不算数呢？如果连自己为之奋斗近30年，为之抛弃了一切的党现在都不相信自己了，那么十几岁的孩子理解或不理解又有什么两样呢？妈妈在矛盾与痛苦中沉默着，眼睁睁地看着狂暴的“冰雪女王”掳走她的孩子，而自己竟不能用一声发自内心的呼唤留住他们。
 
  “一月夺权”后，学校成了造反派的天下。九至十月间，我们几位同学为了逃避当时的派性斗争，趴火车到外地转了一个月，历尽艰险，差点连命也搭上。回到上海还没出站就被扣留了，最后总算从家里凑了点钱把我们赎了回去。我们五、六个肮脏疲惫的男孩子刚在我们家里漱洗休整完毕，正在额手称庆，妈妈回来了。他问明了情况，狠狠地批评我们，说我们“非法串联”，完全是“搞无政府主义”，破坏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当时我在伙伴们面前真下不来台。这一个月妈妈担心极了，现在总算看到我回来了，又生气又伤心，好几天都不理我。看到妈妈还是那么严格，那么正统，我还以为家里没有什么事呢。其实机关里的造反派和北京来的“抓叛徒”的红卫兵已经来抄过家了（他们以为会抄出一些陈布雷的文稿），机关里收缴了妈妈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袖章，并开始审查妈妈解放前被捕的问题。当时机关里的造反派还没有太难为她，她白天在机关里“触及灵魂”，晚上还让回家。妈妈开始也以为造反派们不过是从《中央日报》上看到蒋介石夫妇接见陈布雷遗属的照片与报道，以此来大作文章，可是后来听造反派说：从刚抄家抄出的陈布雷日记中“发掘”出了“陈琏秘密自首”的新“证据”时，妈妈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了。妈妈无从了解外公在日记中会写些什么，即使她自己相信可以问心无愧，她也无法肯定：按当时的标准组织上会不会把她们父女间的谈话视为秘密自首。多少年来她太相信组织了，也太怕失去组织的信任了。对真诚的人来说最可怕的精神迫害就是被怀疑，它无孔不入，足以令人疯狂，足以诱发自虐心理。因怀疑所引起的痛苦，无从捉摸，无处申辩，也无法排遣。
 
  几天后，妈妈来找我了。她的神情有些异样，平静中掺着几分痛苦，几分无奈甚至是几分揶揄。我开始以为她还得训我一顿，不料说了几句后她忽然问：“你听说了关于妈妈的什么事吗？”我茫然地摇摇头，心中一阵恐慌：又有什么事了？“你姐姐已经问过我了……”妈妈看了看我，“你不想知道吗？”“……是不是关于陈布雷？”我嗫嗫懦儒，极不情愿地反问一句。“唉！”妈妈轻叹一声，未置可否，考虑着怎么样跟我谈。她原以为我会一句句地问下去，可谁知我却极力闪避，像是我在受审查似的。过了半晌，她忽然问：“你到北京，去看你父亲和你姑姑了吗？”“没呀。”我心里又是一阵恐慌。过去只有当我们使性子不听话惹她生气时，她才说：“你走吧，找你父亲去吧，你不听我的话，我们家里不要你。”这次显然不是恫吓，也许是要谈被捕的事，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和对父亲近况的牵挂。甚至地可能还想到万一她倒下了，不知父亲那里的处境能否允许他给我们一点照顾。…·妈妈被自己的提问引入了深长的思考。那时我很忌讳人们提到我有一个右派爸爸，更不敢想妈妈也忽然成为“有历史问题”的人，与妈妈作这样的谈话，我难受极了。妈妈看到我这付忐忑不安。木然枯坐的样子，知道我已经感觉到发生了某种事态，却并不想，或者说不敢追问下去。妈妈心里一定觉得我很可怜：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就变得这么软弱。看来这次谈话是难以为继了。这样也好，谁知道将来组织上是个什么样的说法呢？只要让孩子们有个思想准备也就行了。最后妈妈说：“我被捕前后的表现，1949年组织上就已经审查过，早已作过结论。这次文化大革命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组织上还要再审查，我们也应该愉快地接受—…·你要相信你妈妈会老老实实地向组织上讲清楚自己的问题。你也要相信你妈妈是对得起党，是问心无愧的……”说到这里妈妈有些激动，她定了定神，字斟句酌地说：“万一有人说妈妈有什么问题，你们也要有思想准备，要相信组织上最终会把问题搞清楚的，有一条不能动摇：不管妈妈有没有问题，有什么样的问题。你们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当时妈妈的神态平静而亲切，口气尽量缓和，倒象是在安慰和鼓励受了刺激的我。妈妈怕我从外地带回虱子，叫阿姨把我的毛衣都煮了，我只穿了件空心棉袄坐在那里。妈妈的话让我从心里往外发冷。
 
  这以后，家里又恢复了沉重的平静。妈妈早出晚归，尽管内心的痛苦如倒海翻江，但表面上仍平静如常。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有“秘密自首”的说法，我以为妈妈出身不好，难免要受点冲击，可她到底革命了30年，造反派们不能把她怎么样的。妈妈有时太认真，可能言过其实。她是我们心目中的偶像，她是最光明磊落的人，所以谁也没想到她会去死。
 
  从外地回家后，我还是不愿意去学校，每星期去转一圈就回家。妈妈见我老是在家里晃来荡去，又看不下去了，几次要我回学校去参加“斗批改”，我几次敷衍着。妈妈终于发火了，说我非法串联回来还搞无政府主义，说我饱食终日，不务正业，对不起贫下中农种的粮食。我说到学校里也是混日子。“狡辩”妈妈越说越气，非要赶我走。临出门还说了一句“没事别回来。”“不回来就不回来”。我一赌气走了。想不到这竟成了我和妈妈的永别！
 
  1967年11月19日是个阴沉沉的星期天。那天我果然没有回家，和几个家里住得太挤的同学在学校里打牌、钓鱼、东蹓西逛，百无聊赖，心神不宁。半夜里，漆黑空荡的走廊上忽然传来一个女人凄切的哭喊，是在叫我的名字，像招魂一样，可怕极了。我起先以为是梦境，后来同屋的同学开了灯，也在叫我。看见灯光我家的阿姨摸了进来，她不知道我住在哪一间宿舍，又急又怕，哭喊起来。“家里出事了！你妈妈生病住院了！”最先赶到现场的姨父教她这样说。我惊呆了，不祥的预感把我摄住：一定发生了可怕的事。可我竟然想不出是什么样的事。焦急和恐惧已把神经道路阻断。而大脑正在调动起每一根神经去感受那即将面对的惨剧……门外凄风苦雨，寒气逼人。在暗灰色的天幕映衬下，柳树的枝条在寒风中狂舞，像千万只向你伸来的魔爪……
 
  我怎么样回到家，家里有谁，在干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天亮后，我们到了殡仪馆。妈妈静静地躺着，穿着新衣服，额角上有一处青肿，脸色苍白双唇紧闭，好像强咽下了所有的痛苦……又到了晚上，我们几个孩子还有保姆，挤在一间屋里。谁也不敢睡。直到我们实在熬不住睡了一觉以后，麻木的脑子才渐渐开始领会在过去的这一天一夜中所发生的事的真正含义：妈妈永远离开我们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六
 
  阿姨后来告诉我，妈妈那天问了好几遍：“必大为什么没回来呀？”尽管妈妈也许只是想再见上我一面，可如果我那天回家的话，妈妈也许就不会死？我觉得就像是我害了妈妈一样！
 
  为什么当初妈妈非要赶我去学校？难道她真相信“斗批改”没有我就不行吗？当然不是。妈妈是故意把我支走的。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然顾虑着怎么才能尽可能地在我们心中保留下对党的信仰。所以当她要跨过生命门槛之时，她不希望我们在身边。
 
  任何不幸的结局都可以用偶然事件来解释，而每一个偶然事件又可以用别的偶然事件来解释。当所有这些事情联结在一起时，人们就觉得这几乎是必然的了。
 
  我想：如果妈妈1957年不离婚，或者1962年不去上海，那她在文革中就不会死了。如果爸爸在1957年不被错划成右派，那你们就不会离婚了。再进一步说，爸爸要是在1949年不受到错误的处分，1957年就不会被打成右派。而如果爸爸和妈妈1947年不被捕，那么爸爸在1949年就不会受处分。再往前追溯，如果爸爸在1947年4月之前离开北平去解放区，也就不会被捕了—…·啊，命运，你就是人们无法解释的遭遇。我的父母在革命生涯中所遇到的所有坎坷和挫折似乎都指向着1967年11月19日这个悲惨的日子。在这个因果链锁中只要有一个环节上出现了另一种完全可能出现的情况，最后的结局就很可能不同。可是没有。就连我在那个星期天也应该回去而没有回去……
 
  妈妈死后，我们靠从妈妈留下的一点存款中每月支取20元生活费维持生活，且每次都要得到机关造反派的批准，如同是领受他们的恩惠。一年后我们被扫地出门，家具房子被
  收掉了，仅剩的一点东西也变卖了，姐姐去了吉林，我和弟弟去了云南。家就这样解体了。
 
  在开始写这篇文章之前，长辈们希望我们能正面谈谈妈妈对我们的爱护与教育，可说实在的，没有什么教育能比妈妈的死对我们的影响更大了。“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鲁迅），我们当时就是怀着这种悲愤心情踏上了飘泊天涯的生活之路。我们渐渐克服了怯懦，学会了仇恨和与人对立，反正我们已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我们喝酒，闹事，即便在政治上“出格”“犯规”，捅了老虎屁股，也只为了能刺激一下那麻木的毫无希望的生活。我们被捆绑过，被批斗过，被无数次地“教育”“挽救”过，可是那种孤傲，倔强和绝望的心情却很难扭过来。妈妈的死给我们的生活定下了不甘寂寞，不甘沉沦，不甘听凭他人摆布的基调。
 
  我们不知多少次梦见妈妈没有死，不知多少次从梦中哭醒。在集体户的油灯下，在车间的熔炉旁，每当我凝视着跳动的火焰，就觉得妈妈像沫若先生诗中的火凤凰；它诅咒这世界的污秽，向往年轻而新鲜的生命，化为火的精灵，又从死灰中更生……有时想妈妈想得太苦，又会怨恨妈妈，竟然忍心撇下我们三个孤苦无依的孩子。那时我总想不通：既然连死都不怕，为什么怕活着被人诬为“叛徒”？要是我，我就要和那些迫害我的人以死相拼！真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理想可言，也没有责任感可言，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等着要我们去做，也没有人在期望着我们做什么。我们这些小小“贱民”（当时叫“可教育好的子女”）挣扎着，只是为了证明我们并不是可以随便轻视或只配让人可怜的—……
 
  人不怕死并不难，难的是能为超越自身的理想去死，终有一天我们也要跨过那气象森严的生命门槛。古人诗云：“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个土馒头”，似乎人的一生无需拘泥，又似乎人的一生非得认认真真地过。妈妈的生命之河早已汇入大海，可是那首昂扬的理想之歌仍在天际回荡。我们在这播种了痛苦与希望的大地上倘佯。如同是恣情任性又不知所终的潺潺小溪，循着妈妈留下的踪迹去发现新的人生与新的世界。

仔细读过了，以后有时间还会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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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中国青年报”网站：
http://zqb.cyol.com/gb/zqb/2004-09/22/content_954675.htm

十日谈
政治和人情
2004年09月22日

丁东 谢泳



　 丁：这些年关于政治人物和文化人物的回忆性文字很多。特别是那些经历坎坷的人，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后代写的回忆文字中，常常可以看到一个特点，那些人物的悲剧命运中，受伤害最重的是人情的伤害。

　 谢：人情是一个包括许多内容的概念。一时不好下一个定义。主要是指那些人的自然感情和一般的社会联系。用老话说，不外是亲戚、朋友一类。

　 丁：中国古代是个重视伦理的社会。父母子女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都有一整套伦理道德规范。有的学者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破坏了这套规范。这个问题很复杂。新文化运动是冲击了旧道德中的一些方面，但这些冲击有的是有道理的。比如古代的三从四德，有的已经不合时代潮流，男女平等总比男尊女卑更合理。真正使传统伦理中好的方面受到破坏的，我觉得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而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政治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破坏了中国人的人情、人性。

　 谢：我个人认为，人情比政治重要。因为人情是由人的自然情感延伸出来的。是长久存在的，而政治运动是短暂的，人可以不选择政治，但不能没有人情。政治是抽象的，人情是具体的。有各种各样的政治，但人情总是有恒定性，也就是儒家讲的五伦。

　 丁：政治超越人情导致的悲剧太多了。前年我为《老照片》组稿，发了陈必大的回忆文章《欲辨真义已忘言》。作者的外祖父是陈布雷，蒋介石的文胆；母亲是陈琏，父亲是袁永熙，上世纪50年代当过清华大学的党委书记。陈琏和袁永熙是40年代闹学潮时结的婚，当时在革命阵营里是一段佳话。但1957年袁永熙因为与蒋南翔不和，被打成右派。组织找陈琏谈话，你是站在党一边，还是站在右派一边，迫使陈琏离婚。陈琏晚年精神上很痛苦，“文革”中自杀。这篇文章感人至深，与章诒和的文章属于同一水平。

　 谢：我小时候在山西榆次长大。听人说，上世纪40年代，这个县的县长，在土改中下令枪毙了自己的老丈人。在别的文化中，这样的事好像不常见。你看晚清的旧臣和民国的政治家还可以在一起共事，并不是你死我活。政治文明中其实就包含了把政治和人情区别的内容。大义灭亲成为一种政治文化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以为是对文明的不尊敬。在这方面，我还是愿意相信父为子隐。当然这是很复杂的事，一时说不清楚。

　 丁：夫妻揭发，子女和父母划清界线，都是那种政治特有的现象。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这个东西。近几年我因为组稿，认识了几位老人，比如今年84岁的冯兰瑞，是著名经济学家，原中纪委副书记李昌夫人；82岁的沈容，是资深记者，是原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夫人。她们都是抗日战争时期入党的老革命，文章都写得非常好。冯兰瑞的父亲是土改被镇压的，沈容的父亲是反右时被关押致死的，她们的兄弟姐妹也因为父亲受到株连。她们本人，如果不是因为丈夫是当朝高干，难免也要挨整。父亲受这么大的冤屈，但当时连表示一点同情的可能都没有。到了晚年，一想起这些事，心里就难过。

　 谢：前几年读过胡风夫人梅志关于胡风的回忆录，也看过罗点点回忆他爸爸罗瑞卿的一本书。有一个细节印象很深。当年把胡风定为“反党集团”分子时，罗瑞卿是公安部长，在胡风的问题上，他非常强硬。胡风成为“反革命分子”以后，被投进了秦城监狱。一段时期，梅志曾多年奔波于秦城道上。她书中曾感慨，十多年之后，奔波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人中，又加上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这是造化弄人。

　 丁：亲情尚且可以斩断，朋友间的友谊就更脆弱了。1966年2月，胡风将要被赶出北京时，感到极大的沮丧和屈辱，只好给他在重庆时的好友乔冠华、徐冰、陈家康和老舍写信求救。以胡风的性格，如果不是万般无奈，他是不会向这些身居要职的朋友求救的，可以想像当时他的心情是多么悲凉。但早年重庆的朋友没有一个对他表示同情。乔冠华把胡风的信转给了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乔冠华还另写了信，《百年潮》杂志（2000年3期）上发表过：“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得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对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便再理会他了。”

　 谢：章汉夫和周扬都在乔冠华的信上画了圈，同意了他的看法。

　 丁：章汉夫还特意写道：“我意不理。”

　 谢：这些历史的细节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悲哀。当年如此对待胡风的这些朋友，最后，他们也都遇到了和胡风相似的命运。章汉夫“文革”中自杀了。周扬“文革”中进了秦城，乔冠华最后的结局也不好。

　 丁：这里面有时代的原因，但也有个人品质的因素，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时代的文化精神。悲剧早晚都要发生，因为悲剧发生的因素是不可避免的。

　 谢：从经验来说，政治选择的差异对朋友间的感情是有影响的。但再有影响，也有一个底线，不能因为政治原因而把日常人伦都破坏了。这种搞法，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最大伤害。当年血统论的盛行，在深层，都与这种政治文化有关。让政治超越人情的政治文化的最后结果是，所有参与政治活动的人，都处在危机中，谁也没有安全感。

　 丁：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政治，不是好政治。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社会，不是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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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村特别刊载   纪念袁永熙先生       2002年4月5日建立

http://www.taosl.net/zt0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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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袁永熙与陈琏的结婚照 1947年8月


爸爸的生命之旅最终还是在2000年的门坎之前止住了脚步。他曾如此留恋的这个世界对此似乎并未在意，寒暑易节，熙来人往，转眼又是一年。

当每个个体生命走到尽头，回归自然的怀抱时，才显出同样的渺小与无奈，故而佛家才有众生平等之说。但在无神论者看来，个体生命只有在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中才有意义，才有人们赋予它的各种价值，也才有为现实这种价值而产生的冲突和因因相循的不平等。爸爸坚韧的走过了坎坷的一生，“咬定青山不放松”，几乎是出于本能的维系着这种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有时是那样贫瘠，现实世界是那样粗砺，简直就像对生命意志的考验。当数以百计的人们冒着严寒来向这位羸弱不堪、放浪形骸的老人作最后的告别时，悬于他们心中的并不是他的任何名声或功绩，而是他本不应该遭受的沉重的苦难。

有一种说法：一个人一生中好日子和苦日子大致上有一个固定的比例，前半生苦日子过得多，后半生剩下的就多是好日子，反之亦然。可爸爸的一生中苦日子实在是太多了，多是不成比例，多时已经让他不知道该对好日子抱什么样的期望了。每念及此，总使我唏嘘不已。可爸爸从没有那么多伤感，他总是以为：好日子也罢，苦日子也罢，反正是要过的。只要自己心里知足，就什么样的日子都能挨过。

被打成右派以前，王蒙曾有过这样的诗境：所有的日子都来吧，我们要用彩色的缨络编织你们……当所有的日子都过去以后，人们会发现，日子是我们一天天过的，可怎么编织它们却不全是我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的，照马克思唯物主义的说法，人的本质乃是其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现在常常被政府、企业和知识界的精英们在觥筹交错之际引用来作为建立关系网的理论依据。除了这种极端唯物的用法，这话实在也是“辩证”得让人只能对着他宿命的发呆，因为我们还是不知道我们所遭遇的这些社会关系是怎么样“总和”起来的。


（一）


袁家的祖籍在贵州修文，是个渊源久远的官宦世家。400多年前袁家的祖上中了武举，后官至明朝的贵阳守备。自此以降，这个家族代代有功名，鼎盛时期曾连出了三位进士。袁家子弟通过科举而做官，竟绵延了十八代之久。

清朝末年，我的曾祖父袁照黎中举，先在贵州某地，后到河南确山当知县，以后又升任观察使，负责督办黄河水利工程。到我爷爷袁祚廙这一辈，科举考试在1908年被废除了。虽说生不逢时，但官总还得有人做。袁家世代官宦，联姻不乏公卿豪门（我的两个姑奶奶一个嫁到清朝“盛京将军”赵尔巽家，一个嫁到军阀徐世昌家），自有做官的门道。加上爷爷精通文墨，又“一笔写不出两个袁”，在小站练新军的时代就进了袁世凯的幕府，不久又捐了一个营口道台的官职，也算是不辱没祖先了。

辛亥革命，风云色变，武昌起义，清廷倾覆。爷爷在道台的太师椅上席未暇暖，就只得挟裹公帑私囊，挂冠而去，躲进了天津的租界。随着北洋军阀攫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爷爷利用他的“原始积累”和与军阀政客们的关系，开始“二次创业”。他先是摇身一变，成了北洋政府凤阳盐关的总监，后来又当上了山东枣庄中兴煤矿的董事长和北京（电）报（电）话局的局长，同时还在北京经营房地产和当铺，开了面粉厂和油坊，全然不见前朝遗少的颓唐，俨然一个长袖善舞、颇思进取的“官商”（应该说是亦官亦商，不同于直接利用官的职权来经营的”洋务派“、孔宋家族和“官道”这一类官僚资产阶级）。后来外公陈布雷委托当时的北平副市长张伯瑾调查爸爸的来历，以决定是否应允女儿的婚事。爷爷这些头衔和家世及朱自清、吴晗、张奚若诸教授的溢美之词，竟把外公迷惑了，把爸爸这个专和国民政府捣乱的“害群之马”当成了“端庄青年”并托付了女儿的终身。这是后话。

爷爷先后娶了四房五位太太（正房是妹妹死后又娶姐姐，是为一房），育有十六位子女（但活下来长大成人的只有一半多一点）。我的亲奶奶王氏是苏州人，出身低微，曾给人做过丫鬟。那时大奶奶热衷于吃斋念佛，二奶奶天昏地暗的搓麻将，四奶奶周金子曾是天津出名的交际花，为摆脱军阀张宗昌的纠缠，宁肯嫁给儒雅风趣的爷爷作小，可是这位四奶奶又太“新潮”，不安于室。于是中规中矩，温良谦让，勤谨体贴的我奶奶倒显得几分得宠。

爸爸是奶奶的第一个男孩，在全体兄弟姐妹中排行十二。在他周岁的照片上爷爷以他那手严谨秀逸的小楷题了首小诗：“浑浑元气，双目瞳瞳，握拳擦掌，盼顾自雄，人皆愿子聪明，我独愿子如痴如聋。” 稚子憨态，跃然纸上，舔犊之情，溢于言表。那时爷爷正折腾在兴头上，一家老小搬到了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一所很大的宅院里，呼仆使婢，钟鸣鼎食，不仅有马车，还有汽车，处处都显现出官宦人家的排场。但那毕竟是一个非常动荡、充满不确定性的年代，军阀混战，列强环伺，民不聊生，百废待举。北洋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争权夺利，乱乱哄哄，爷爷不仅官做不踏实，生意上也显得左支右绌，惨淡经营，后来又如《红楼梦》里说的，“底囊渐渐尽了上来”。

1929年爷爷死于脑溢血，那年爸爸十二岁。出殡的排场炫示着死者身前身后的风光，却无法避免袁家走向衰落。爷爷死后无人可以撑起门户，生意清盘，收入锐减，米粮库的府邸转让给了回国的洋博士胡适。各房奶奶们迁到了北兵马司的四合院，依仗着爷爷和祖上留下的日渐减少的财产，过起了贫民老百姓的日子。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爸爸及兄弟姐妹靠奶奶们一点一点卖古董字画，总算衣食无忧，并上完大学。

爸爸后来谈到他们从少爷到革命者的转变时，就事论事的提起了两条：家道中落和相对自由化的教育。家道中落使他们没有祖上的余萌可以托庇了，必须准备自食其力，必须去关注将来要在其中讨生活的社会。而当时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社会弊端根本回避不了。但凡能了解事实、有正义感、有同情心的青年学生，大都会站在大多数受压迫的中国人一边，站在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一边。家道中落，也是他们没有什么既得利益需要捍卫，欢迎社会的改造。爸爸的思想感情很平民化，但同时又有旧时读书人那么一股劲儿，以民间疾苦天下兴亡为己任，不时来上点书生意气、不平之鸣，一不当心就成了革命党。“折戟沉沙铁未销”，大家子弟不经受几代人的磨难，很难将仗义执言的锋芒磨尽，认同凡夫俗子也是天经地义。我曾问过爸爸：如果仍从当年的环境开始，让您重过这一生，您还会选择投身革命吗？他通常最不愿意讨论这种抽象的、假设的问题，但他又不想回避我的问题中那隐隐惋惜的含义，他说，如果天下清平，谁都想有一个稳定的职业，过体面的生活。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读书做官，如果日本鬼子没打进来，我们兄弟完成学业后，也许有人会走这条路，我的姐夫叶公超、表哥杨继增后来都成了国民政府的部长。但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弄得国是日非、民族危亡，不改变当时那种社会状况，个人前途也无从谈起。而且青年学生，一腔热血，容易被改造社会的激进思想所吸引，即使不切实际，也总觉得比斤斤于个人得失、窝窝囊囊、蝇营狗苟要高尚些。再说你实实惠惠，当一辈子缩头乌龟，谁能保证日后你就不会被打成右派呢？问题不在当年的理想是对是错，问题在于为什么后来就不能照当初的理想去做……

说到教育，爷爷本身就是个享乐主义者，他奔波生意，周旋应酬，沉迷酒色，自然就不讲究那么多“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古训。爷爷早年寓居在天津意租界，家中早早的就有了报纸，电话，颇得风气之先，不由人思想不开通，见闻不广博。爷爷死得早，家里奶奶多，各自为政，相互牵制，所以爸爸他们受教育的环境是比较宽松和自由化的。启蒙时是家中设馆，请先生来教，但内容已不再受四书五经、八股文章的局限，而且增加了数学和自然。以后上中学，眼界更开阔，兄弟姐妹多，相互影响，对社会思潮和局势的了解和探讨也多。在那个大转变、大动荡的年代，爷爷是个并不墨守成规的“弄潮儿”，只是他的转型并不成功，“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先是我三伯迷上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开始追求个性解放，甚至与四奶奶的丫环生出了一段恋情并因此受爷爷的责罚，竟一病不起，撒手尘寰。接着是我的八伯袁永辉开始左倾，他是个壮怀激烈的热血男儿，没有那么多儿女情长，从小就自觉地砥砺意志，锻炼身体，随时准备坐言起行，去承担大任。他是弟弟妹妹们的头，也是他们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领路人。1935年底北京爆发“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八伯是清华大学学生中的活跃分子，紧接着他又随一批学生一起南下，参加了革命武装。抗日战争时，八伯已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处作战科科长，是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令人难以相信的是，1941年在康生发动的山东解放区的“抢救运动”中，八伯竟然被当作潜伏敌特枪决了！直到八十年代末，在爸爸的奔走申诉之下，八伯的冤案才平反昭雪，并在清华园勒石树碑，以纪其事。

其实在共产党的队伍中，出身于官僚、地主、资本家家庭，并非为生计所迫或为其它利益所驱动的"另类"革命者，为数不少。我妈妈陈琏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客观上说，当时国民党当局宁可丧失东北，退出华北也要坚持"剿 共 "打内战 ，在农村则拒不实行"使耕者有其田"的土改以缓和阶级矛盾，这些不得人心的政策把大批本来附属于统治阶级的青年推向了共产党的怀抱。从主观上说，象我父母这样的革命者，都受过教育，具有独立人格和侠义心肠，所以能超越阶级局限去追求为理想献身的那份崇高。可叹的是，并非所有的革命者都理解这种崇高，特别是当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不再需要理想而只需要服从的时候， "另类" 革命者总是最先被怀疑、被清算的。我父亲兄弟三人参加革命，都曾出生入死，结果一个被错杀，两个后来成了右派，加上我妈妈在文革中的惨死，简直是无一幸免！现在回过头来看，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是农民，中国革命的主力是农民，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浓重的农民革命的色彩。农民的理念是"均富"，大家都一样，凭什么你们比我过得好，凭什么你们比我懂得多，凭什么你们有一种我没有的品质，所有不是由革命而得到的东西都应该被革命“革”掉，为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你们就特别应该被不断革命、不断修理、不断折腾。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革命，无法产生具有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又无法包容和学习多样化的世界，只能关起门来，愚弄群众，运动群众，甚至是胁迫群众去进行内斗，通过内斗，在非常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靠人们被斗出来的"觉悟"建立乌托邦社会主义。这是一条错误的路，失败的路，但却不是一条不可避免的必由之路。邓小平先生能在30年后将中国从这条路上拉回来，就证明了这一点。30年的弯路使真正的革命志士也跟着一起蒙羞！

(二)

在全国50多万右派中，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极少数(按今天的标准衡量恐怕根本算不上）。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是被"阳谋""引蛇出洞"，抱着真诚的善意向领导提了些意见而祸从天降。我的六舅舅陈遂，上海交大的毕业生、建设中学的教师就是这样当的右派。他被送到宁夏去劳改后就音信杳然。直到文革结束后，家人才得到通知，六舅舅已在大饥荒的1962年死去。当时劳改队让饥肠辘辘的劳改犯自己去挖野菜充饥，六舅舅误食毒草，不治身亡，享年36岁，连家都没成。

爸爸的这个右派倒不是这么糊里糊涂当上的，可以说是在劫难逃吧。当时他在清华大学负责党务工作，不可能不说鼓励群众“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的话，上上下下的领导都说过类似的话，而且是党委会布置他去作这样的动员。结果他被清华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当作“党内右派”的典型登上了《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是：“在斗争的紧要关头被判共产主义 袁永熙做了右派分子进攻党的内应”，如此骇人的罪名，下场可想而知了。

我们小时候妈妈曾对我们做过这样的解释：你爸爸因为放松了思想改造，居功自傲，个人主义膨胀，结果犯了错误，走到了党的对立面。这是唯一逻辑上说得通的解释。从1939年到1957年，妈妈和爸爸风雨同舟一起革命了十八年，她很清楚爸爸绝对不会去反党，至多就是在某个具体问题上反对了当时清华的领导。至于反对得对不对，只有一个标准：看谁在政治运动中倒下。如果上级和党委一班人都不站在你一边，那你的反对就是站在了对立面，反对领导就是反对党，其他的申辩都是白说。

1947年9月，我父母新婚不久，受社会上地下电台案牵连，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在家中搜出了"民青"纲领等文件。在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面前，爸爸机智应对，使敌人无隙可乘，掩护了同志，保护了组织，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1948年5月底陈布雷和叶公超出面具保，释放出狱。由于与"民青"有关系已无法抵赖，爸爸在出狱时不得不签一份"悔过书"，不过他在"受共党蛊惑"，"误入歧途"这类词句前都加上了"并未"二字，以示不服。1948年11月陈布雷自杀，1949年1月我父母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逃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归队。但在接下来的审查中，爸爸签的那张"悔过书"成了争论的焦点。

经过刘少奇批示，开除党籍，可以重新入党。当时中青委负责人向爸爸传达了这个结论，为了安慰爸爸的满腹委屈，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不影响使用"。1951年爸爸率学生代表团访问了英国、挪威和芬兰，这是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最初的民间代表团。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外交关系，且正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访问的最大意义是展现了中国青年的开放、友好、理性、和平和尊严，打破了西方媒体关于中国青年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赤色战争狂人的宣传。回国后不久，爸爸由团中央学生工作部副部长调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一路被"使用"下去。这个过程中蒋南翔起了关键作用。那时的共产党人朝气蓬勃，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一摊工作做好，一点一滴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事物。为此想要配一个好使的班子也不为过。爸爸有资历、有能力、有把柄，蒋以为是个好搭档，那是爸爸一生中少有的、用彩色缨络编织起来的好日子。

清华领导蒋南翔是个有事业心又权势欲极强的人，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看得很重，当时他与高教部杨秀峰在苏联专家的分配和办学方针上有矛盾，总觉得清华遭人挤兑。1955年，中央决定组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要抽调清华的师资，还得周恩来亲自召集陈赓、蒋和爸爸一起协调，才把事情摆平。对外要当"天字第一号"，内部就得步调一致容不得半点反对。蒋那时对爸爸常说的一句话是“要有政权意识”，这是他的发明。意思就是，现在我们胜利了、掌权了，和那些旧知识分子的关系变了。他们已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有转变立场，附到无产阶级这张“皮”上来。解放前他们是我们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盟军，现在搞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是领导阶级，他们是被教育、被改造、被领导的对象，不服气就要斗争，这没有什么其它道理可讲。“政权意识”就是要按我们的观念改造世界，在各种运动、斗争中，拉得下情面，不手软，敢于坚持"左"的作法，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因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就是压制、打击不同意见之权，不这样使用政权，最后就会丧失政权，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不作"宋襄公式的蠢猪"。五十年代，“左”的路线尚在发育时，这种发挥曾被认为是很高的“马列主义”水平。爸爸这人不太在意理论，想问题往往就事论事，宁可“俗”一点，平平实实地做人做事，也不愿意违心地去扮演自己不愿扮演的角色。爸爸过去搞学运有一种体会，凡事不能左，左就没朋友，左就被暴露，左就受损失，左就遭破坏。固然我们现在掌权了，可以不求人了，人家反过来要求我们了，可“人一阔，脸就变”，不亦小人乎？为了把清华办好，就要搞一个可以一手遮天的独立王国？爸爸也不肯苟同：事情都得大家商量着办，上下左右的关系还是要理顺，哪能尽如你意呢？这番见识使当初调他来清华的蒋南翔大感失望。如果爸爸只是思想懒惰，不爱学习，政治上有时未免天真，那作个人云亦云的糊涂虫就是了。可偏偏他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又自有主张，不肯随便迁就，受到压制时，还会动点不怕事、不卖账、敢作敢当的“少爷”脾气，以为党内总应该还讲点民主吧，其实"政权意识"就是建立新等级秩序的同义语，上尊下卑，权力集中，说的就是不要民主，不管党内还是党外。一来二去就有了矛盾。爸爸不但没对蒋表示出应有的顺从与尊重，甚至还批评人家政治品德有问题，似乎他解放前搞学生运动时有些难以抹杀的功劳，就忘乎所以了，这大概就是所谓"居功自傲"说的由来吧。

其实“骄傲”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别人心目中认为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对爸爸来说这个分寸尤其难以把握。1947年9月，我父母新婚不久，受社会部地下电台案牵连，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在家中搜出了"民青"纲领等文件。在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面前，爸爸机智应对，使敌人无隙可乘，掩护了同志，保护了组织，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1948年5月底由陈布雷和叶公超出面具保，释放出狱。由于与“民青”有关系已无法抵赖，爸爸在出狱时不得不签一份“悔过书”，不过他在“受共党蛊惑”，“误入歧途”这类词句前都加上了“并未”二字，以示不服。1948年11月陈布雷自杀，1949年1月我父母在乔石、郁文夫妇的安排下逃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归队。但在接下来的审查中，爸爸签的那张“悔过书”成了争论的焦点。在中央青委最初的意见中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爸爸并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当然应该把原来的“角色”演到底。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认为，敌人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员，你自己总知道吧，怎么能丧失气节，向敌人屈服呢？爸爸的老领导钱瑛则不同意这种说法：若不签’“过书”，分明就是暴露自己。不仅如此，同案已经被释放的陈琏、邢福津、陈彰远也要被抓回去，还不知会牵连多少其它人。共产党人的气节不能这么坚持。这两位资格一样老、在敌人黑牢中一样坚贞不屈的女共产党员为了爸爸的结论相持不下，官司打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那里。刘当然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他自己早年在奉天也有过这么一段。问题是左派们(这是不带引号的左)动辄以牺牲了的先烈来说事儿，占据着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刘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刘少奇提笔批示：“现在胜利了，对干部要求严格些有好处。可让其重新入党，但不影响将来的使用。”找遍党章也找不出"重新入党"这样的处分，要重新入党，唯有先开除出党，对政治立场不坚定，这样处分已是莫此为大了吧。帅大姐没话说了。小袁在狱中经受酷刑，严守机密，没给党造成任何损失，出狱后又积极寻找组织，所以准许他重新入党并注明“不影响使用”，钱大姐也该满意了吧。如果后来人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艺术没有概念的话，研究研究这个案例吧。

可后来问题还是出在这个左右逢源、收发于心、可以“各取所需”的结论上。当时中青委组织部长蒋南翔、学生部长荣高棠向爸爸传达这个结论时，为了安慰爸爸的满腹委屈，特别强调了其中的“不影响使用”。1951年爸爸率学生代表团访问了英国、挪威和芬兰，这是新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最初的民间代表团。当时中国与西方国家不仅没有外交关系，且正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访问的最大意义是展现了中国青年的开放、友好、理性、和平和尊严，打破了西方媒体关于中国青年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赤色战争狂人的宣传。回国后，毛泽东一度说要见一见，谈谈情况，后来也因为爸爸的“重新入党”处分而不了了之。不过爸爸总算官照作、级照评，由团中央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到清华大学党委第一书记，一路被“使用”下去。这个过程中蒋起了关键作用。那时的共产党人朝气蓬勃，大家都想把自己的一摊工作做好，一点一滴地建设社会主义新事物。为此想要配一个好使的班子也不为过，爸爸有资历、有能力、有把柄，蒋以为是个好拍挡，他对何礼和爸爸说，我们三代清华地下党的领导捏在一起，一定能把清华搞好。那是爸爸一生中少有的、用彩色缨络编织起来的好日子。顺风顺水更使爸爸觉得49年无端受一个处份本来就是冤枉，这种情绪如障目一叶掩盖了对他的结论中黑暗的方面：不影响使用并不表示你没有问题，重新入党也不表示你旧账已清、既往不咎了。多少旧政府留用人员、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专家、学者不是都“不影响使用”吗？由此我们可以接触到蒋、袁矛盾的核心：蒋认为“不影响使用”是我对你的施恩，因为你并不是没有问题。袁觉得“不影响使用”是我应得的补偿，因为我本来就没有问题。出于这种认知上的差距，爸爸在工作中的不同意见，会被蒋看成忘恩负义；而蒋的指示差遣，爸爸总觉得他居高临下、颐指气使，也有抵触情绪。

高饶事件后，清华有人向上级指控蒋，清华党委作了调查，认为是不实之词，警告处份了那个干部(后来按蒋的意思升格为留党查看，中央监委没批)。可是蒋认为是爸爸调和矛盾、斗争不力，说他是司令，袁是政委，有人打司令黑枪，政委看着不管。57年爸爸被定为三类右派再次开除出党后去找蒋，蒋不见，刘冰谈话，要爸爸着重检查对蒋的不满。62年爸爸摘帽，蒋说，你最后的检查，党委认为还好，我看还差，但我尊重大家意见，给你摘帽。你那时为什么反对我？看我不行了？现在怎么样？80年代初，爸爸早已平反，两人在一次春节团拜上不期而遇。毁了爸爸一生的蒋仍无丝毫悔意，恨恨走开。活在这么深的怨恨中，令人想着都不寒而栗。不管怎么说，政委并没有打司令黑枪吧，可结果却是把政委拉出去“毙”了！

爸爸曾不无悲哀地自嘲说：为什么我成了右派？两条：一是被捕而没有英勇牺牲；二是“被使用”而没有意识到要报答蒋南翔的“再造之恩”。

（三）

　

接下来的二十二年（1957-1979）是用荆棘编织起来的苦日子。爸爸先是在京郊昌平县长城脚下的一个劳改农场劳改了五年，他自称是"苏武牧羊"。其间曾感染羊炭疽病，很多医院都不知道这是什么病，多亏友谊医院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猜出了病因，才得以治愈。1962年爸爸从右派变成"摘帽右派"（其间的差别是后者已认罪悔改--与其说这是一种宽大，不如说是再加一层羞辱），被下放到冀南的南宫县教中学。被下放到冀南的南宫县教中学。蒋南翔特别指出，没送你到边疆，已是很大的照顾了。事实上，让爸爸远离北京，以防在另一种政治气候下他可能会上诉，才是极大的不照顾。

57年6月当清华党委把爸爸从进城听报告的车上赶下来时，爸爸就意识到连串的打击将接踵而至。政治上被人冷不防推下悬崖，惊恐震觫、头皮发麻、脑子发炸，也就是突然宣布的那一霎那。没有什么可失去后，也就无所畏惧了。就象1947年秋，军统特务从房顶上纵身跃下，包围了棉花胡同甲5号爸爸他们正在开会的小屋时一样，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可是妻离子散造成的痛苦却是永远无法愈合的。

反右刚发动时，毛泽东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曾在小范围内传达，知情的领导不仅是秘而不宣，反而更起劲地鼓吹"鸣放"，以期引蛇出洞。我母亲也不了解情况，属于不受信任的被引之列。

6月中旬北京市委宣布开始揭批袁永熙时，妈妈还希望爸爸振作起来，把问题讲清楚，争取党的谅解，她也表示了不会和爸爸离婚。7月23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中国青年报>>都在显著版面刊登了袁永熙"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的长篇报导。妈妈知道这次爸爸已不可能象49年审干时那样，说清问题，全身而退了。一场塌天大祸竟不知由何而起，妈妈内心充满惊恐、焦虑、痛苦、委屈和迷茫。要让妈妈当时就意识到党的路线出了偏差，那是梦话，连后来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当时都没有意识到。这种情况下一种自然的思维取向就是从身边最熟悉的人和事中找原因。爸爸对49年的结论心里不服，和蒋南翔之间有矛盾，妈妈当然是知道的，但现在演变成了敌我矛盾，撤职、开除、见报、劳改，这些事就不能不重新认识了。妈妈的理想主义倾向使她往往从道德情操上去归纳政治斗争。“天下唯有德者据之”，革命就是有道德、有追求、代表社会进步的新兴力量取代没落者、谋私者的过程。解放后党内的问题从张子善、刘青山到高、饶最后也都落脚在道德品质上。陈毅元帅在一首诗里总结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代表了当时对党内斗争的这种单纯的认识。

相对来说管住自己"手莫伸"应该是容易做到的，可让妈妈想不通的是，一起出生入死十八年的小袁，怎么就不知道谦虚谨慎、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呢？怎么就不能把1949年的结论当成组织上的严格要求呢？这下好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膨胀，利用鸣放反对党的领导，终于成了右派。妈妈哀其不幸，怒其不明，一家人都跟着受牵连。妈妈当时的地位非常软弱：作为大右派的妻子，袁永熙的反党阴谋，你一点都不知道吗？47-48年的入狱和被保释，你们也是一起的，真的就那么单纯吗？这时蒋南翔又出场了，向妈妈传达了两条：1)袁永熙的问题和你没关系，不会株连到你。2) 你背叛反动家庭投身革命，党相信你也会勇敢地和右派分子袁永熙划清界限的。已经不用说更多的话了，为了对丈夫的忠诚而失去党的信任，妈妈不会那么做，因为她并不肯定爸爸是正确的或无辜的，而她自己入党时就准备为党牺牲自己的一切。爸爸当时对离婚也没话可说，再搭上一个也没有意义。五年
后爸爸摘帽，曾试图通过复婚留在北京，妈妈拒绝了。离久情疏，她已习惯了一个人的宁静淡泊，不想再起波澜。在阶级斗争风声渐紧的形势下，对孩子们来说也是关系单纯些好。

爸爸每每提到妈妈都黯然神伤，他总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妈妈在文革中就不会自杀。这个"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可能正确，正确得几乎同义反复，那就是：如果妈妈能够接受一个已经离异的摘帽右派，她就能接受世界的不完美，革命的不完美和人生的不完美，她就不会自杀了。

从一见钟情到终成眷属，爸爸对妈妈苦苦追求了八年，若不是他当年是地下党的头儿，机警干练，富于谋略，颇孚人望；若不是妈妈既不愿脱离革命又不能找一个圈子外面的青年；若不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硬把妈妈从去延安的车上拉下来，叫她回陈布雷身边；要不是上级领导钱瑛大姐，和伙伴们的极力赞成和催促，爸爸的追求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能理解妈妈长时间的犹豫：爸爸太事务性了，平凡踏实，不务虚名，浅显直露，诚恳待人，但没有诗意，没有美感，没有好学深思的静气，没有"天地存乎一心"的内省和深沉，甚至不会想到为了所爱的人要使自己变得好一点。爸爸总说想那些"虚"的没用，人是立场、态度、和方法的统一体，思想感情反倒可以忽略，这种"客观"的思想方法使他可以轻而易举的得出一个短期"有用"的结论。目的是过河，方法是架桥或找船，如此而已。爸爸喜欢下围棋，这里就只有谋略而没有思想，他甚至也不愿研究原理，全凭多年的实战经验去与人周旋。他后来教书，最喜欢平面几何，几乎没有什么题能难住他。这里只有逻辑的完美，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和不确定因素。这种经验主义、实用主义、不求甚解、自以为是，碰到妈妈这么认真的理想主义者自然就不讨巧。爸爸的长项是做事，没有正经事做，思想感情就没有寄托，他只能“达则兼济天下”，不能“穷则独善其身”。我想象不出，如果文革时他们两人还厮守在一起，爸爸能给妈妈什么样的鼓励和安慰。如果因为爸爸的问题加重了她内心的负罪感，以妈妈之刚烈，恐怕仍难免一个悲剧的结局。

相比之下，爸爸的散淡疏懒、不拘一格倒使他更能承受命运的重击，不去多想慢慢也就看开了。他的口头禅是：想那些没用。我分辨不出这是随遇而安的豁达，还是对现实的厌倦，或者根本就是根性中的懒惰。爸爸下放到南宫中学自然是"锥处囊中"，什么课都能上，俨然一个“全才”，尽管他在西南联大基本上没务什么“正业”。南宫很穷，但民风淳朴，有习武的传统，又是老根据地，以盛产“8341”战士而闻名。当时爸爸从行政10级降到17级，可到了南宫还比县长大。加上又是京城里来的过去的老革命，犯了错误可人家改了（摘帽了），谁还会去为难他呢？久而久之，右派在普通老百姓眼中倒成了可敬的人。

1965年邢台大地震，南宫县城也房倒屋塌，爸爸一向仰赖的食堂也开不了火了。这种实际情况给领导和同事们的“关怀”提供了很好的借口，在他们的热心张罗下，爸爸终于抢在政治大地震发生之前，利用"四清"与"文革"之间短暂的间歇，第二次成家。后来的事实证明，如果没有1965年10月底的再次结婚，爸爸从十年浩劫中存活下来的可能性几乎是零。

我的继母张兰芬当时是南宫中学的化学教师，天主教徒，说不上多高的政治觉悟，正因为如此,她在维护爸爸这一点上绝不会有半点动摇。她虽然是大学毕业，但不改乡土本色，为人质朴，性格张扬豪放，一点事都会弄出很大响动，只有在祷告时才非常虔诚。文革发动后，爸爸被说成是刘少奇、彭真安在南宫的定时炸弹，被斗得死去活来。我继母见势不妙，直冲县人民武装部，见到支左部队首长双膝跪到，大呼：“救救袁永熙！”也幸亏这些军队干部出面干预，把已被打得口鼻流血的爸爸救了下来。一而再，再而三，只要爸爸一被揪走，我继母就去搬救兵，她脑子里只有一个固执的念头：不管他有什么问题，就是不许你们打他！她不仅拒绝揭发爸爸的“问题”，还故意和红卫兵激烈冲突，让他们把本来没什么问题的她也关进“牛棚”，以便就进照顾爸爸的饮食起居，一起劳改以监视红卫兵的“革命行动”。红卫兵先是威胁要打断她的腿，后来干脆放下爸爸，开始斗她。这么奋不顾身的引火烧身，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也要保住爸爸，我继母心地之单纯、性情之强韧、只认天理伦常、藐视"革命"的戒律与教条，闻者无不为之动容。她自己没有孩子，至亲也早已谢世，所以他把爸爸看成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不容侵犯。她就像鬼使神差的守护神，在这个节骨眼上来到爸爸身边，保着爸爸历经险阻地走出了文革的劫难。

1979年，爸爸终获平反，回到北京，睽违二十二年后又开始重温做官的感觉。可在我继母眼中，老袁还是老袁，管你什么学院院长，政协委员，照样呼五喝六。日子在南宫怎么过，在北京也怎么过。不管爸爸怎么抱怨，我们怎么劝说，她固执梗顽，一如面对当年的红卫兵。1991年，爸爸中风后，终于没有决心通过锻炼来恢复手脚的机能，吃喝拉撒睡，全靠继母操持。爸爸像个被宠坏的孩子，一没有人在跟前，就要叫"兰芬！"须臾不能离开。他一会儿起，一会儿睡，一会儿拉，一会儿尿，把继母折腾得够呛。他们几乎每天都要争吵，在外人听来他们像是有很深的矛盾，其实这是爸爸希望被人关注的策略。爸爸的晚年很怕孤独，孩子从小就不在一起，以后散在各地又都有自己的事儿要忙。眼前的老伴儿虽说是患难夫妻，但爸爸在她的心目中永远被定格为那个窝窝囊囊的摘帽右派上，对着她，“公瑾当年”，欲说还休，“老骥伏枥”，不提也罢。爸爸一生太实在，太唯物，到这种时候"最难将息"，一生的机会都已穷尽，能做的事情都已做完，怎么去排遣对死亡的恐惧呢？吵吵嘴至少能使生活有点色彩、有点生气。我弟弟对此已习以为常，说这是他们之间特殊的交流。

每当我也不知道怎么安慰爸爸时，我都会想到生命短暂但精神富有的妈妈。人能想些“虚”的，那是一种造化，一种崇高的欢乐，一种不甘"心为形役"的解脱。虚邈的思想可能对你眼前要做的事情没用，但能带给你生命的充实和内心的自由。一度听弟弟、弟妹说爸爸坐在轮椅上还跟着继母去了教堂，可后来才知道他并不是出于对"天国"的向往，而只是不愿被一个人撂在家里……

（四）


1974年初，农历除夕，浅灰色的天空中飞舞着细小的雪花，华北大地惟余茫茫。一个老乡在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从2400公里外的云南赶到这儿的我，吃力的骑行在南宫县城到薛吴公社的乡村土路上。他满头大汗，我冻得发抖，我一再说和他换换，他生怕我答应的五块钱泡汤，执意不肯。车拐进空荡荡的薛吴高中的场院时，我的脚已没知觉了。总算找到一个还留在学校的老师，他说爸爸和继母昨天就进城去接我，然后一起去北京过年，怎么没有接到呢？等我再骑车返回县城时已经是暮色四合，爸爸和继母在寒风中瑟缩着在路边迎出很远，脸上挂着欣喜而歉疚的的微笑。这是我们分离十七年之后的再次相逢，那灰暗的寒冷，不安的期盼，羞于流露的情感，遥远疏离的时空，阴差阳错的折磨，当时的场景像是缩写爸爸人生的神秘符号，烙在我敏感的心底。

妈妈带着我们离开爸爸的那年我才六岁，依稀的印象中他不常在家，很多时间一人住在清华，他对我们有点不知所措，很少亲热的表示（也许是因为他抽烟我们宁愿不要他亲热）。我小时候多灾多难，爸爸倒是也没少操心。我患小儿麻痹症后，他联系苏联专家，每周抱我去做电疗，又和妈妈、幼儿园的院长苏哲阿姨一起领着我上下楼梯练腿，使我总算没瘸。爸爸每次提到这件事都很自豪。又有一次我在幼儿园摔掉门牙，流了很多血，在医院缝完针，爸爸妈妈才赶来。见到妈妈又大哭起来，爸爸见我狗窦大开的样子，忍不住开心地笑了，我当时心里真恨他 。爸爸回家也总一个人睡在外间，躺在床上还抽烟，地上铺着一张报纸用来吐痰，本来整洁的家，他一回来就乌烟瘴气，脏兮兮的。妈妈对他的懒散邋遢的没落气深恶痛绝。那张恶心吧叽的报纸也把我们和他隔得远远的。

1962年夏，妈妈调到华东局工作，赴上海前夕，刚刚摘帽的爸爸提出要再见孩子们一面，妈妈还费了很大劲向我们解释：爸爸不是坏蛋，改好了。那天妈妈回避了，我们被领到姑姑家。爸爸高兴得有点手足无措，反反复复地说：五年不见，长这么大了。我们只顾自己玩，爸爸在一边看着，显得消沉而无奈，姑姑不断的要我们过去和爸爸说话，我们也拘谨戒惧，不知说什么好。临别爸爸还给我们买了礼物，姐姐得了一条围巾，弟弟得了一副乒乓球板，我得了一盒装在蓝色铅笔盒里的高级铅笔。在那个大饥荒的年代有几个中国孩子能得到这样的礼物？想到这以后不知何年再相见，爸爸忍不住亲了亲弟弟。

以后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文革之初，拜父母离婚之赐，我和姐姐居然也有资格当“红卫兵”，造别人的反。而千里之外南宫县的红卫兵正把爸爸打得死去活来。这是一副何等混乱的图景？荒唐岁月，不堪回首。妈妈死后，我们都被下放到偏远的农村插队，在当时的大动荡中渐渐被人遗忘。1972年底爸爸"解放"出了牛棚，也知道了妈妈的死讯，开始找我们。爸爸妈妈的老朋友古念良、沈吾华夫妇从姨妈那儿知道了我们的下落，接着爸爸就开始和我们通信。要不要和爸爸恢复关系，当时是有争论的。1973年在邓颖超的干预下，对妈妈的结论又作了复查和改正，从原来的“自杀叛党”、“敌性内处”、“开除党籍”，改为“有变节行为”、“党籍不予处理’。所以如果还像以前一样，我们的家庭出身只算妈妈、不计爸爸，我们背上的黑锅会轻一些，“改造好”的机会也大一些（当时我们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不过，这纯属自欺欺人，你说你划清界限了，和爸爸没关系了，他说你没划清，还有阶级烙印。与其指望人家开恩相信你，不如作一个正直无畏的人，对自己真诚些。妈妈死了，家也没了，我们总算都从农村抽调到工厂有了一口"大锅饭"可吃，既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也不图领导的"信任"了，背不背这口黑锅又有什么两样呢，爸爸总归是爸爸。同是受压迫、被歧视的人，何不守望相助、相互支撑呢？问题在于：十七年的分离是父子感情一片空白，印象也大多是负面的--多年来妈妈教育我们不可自私、不可懒惰、不可放任自己，爸爸都是现成的"反面教材"。不过感情是可以建立的，如果你需要并且愿意去尝试的话，爸爸的信写得很通达、坦诚，又不失尊严，是我了解了他也曾一度辉煌。文革搞到这种地步，大批老干部被打倒，爸爸不过是个"先行者"罢了。无篷的小船在风雨中漂流，也渴望有一个平静的港湾。六年多无家可归之后，想到除了云南林学院的单身宿舍之外，在遥远的河北又会有一个家，心中涌起一种异样的温暖……

这个家非常简陋，"干打垒"的平顶房，砖地，一盘土炕占去了小屋的一大半，炕与门之间考墙有一低矮的土灶和水缸，门右边窗下那张简易的书桌才提醒人们这是个老师之家。爸爸怕分离十七年、千里寻父而来的儿子对这个家太失望，才决定在南宫迎我然后一起去北京。不想阴差阳错，被我撞破。爸爸过虑了。妈妈虽然批评爸爸，但他的批评给我们树立的道德准则却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从那以后我每次的探亲假都是昆明-南宫-北京。

爸爸从不吹嘘自己，即使是为了孩子们的"回归"。他们的朋友们则觉得责无旁贷，在我们面前对爸爸倍加赞赏，什么错划右派，全是扯淡。我的是十四姑父孙国梁态度最鲜明，他是北京市教育局的老局长，也是爸爸从小的朋友，1946年爸爸带“南系”的地下党员从昆明复员回北平就是通过他与“北系”组织建立了联系。当时姑父家里常常聚集着一批老干部一起骂"四人帮"，关注周恩来、邓小平的整顿，为蒙冤者上告出主意，为各地更多老干部复出工作想办法、找门路。爸爸自己不说什么，只是三天两头把我往姑父家带，让我自己去听去想。他反对"四人帮"，反对极左的立场是不言而喻的。姑父对爸爸特别的礼貌周到，每次都要送到院子大门口。他每次翘起大拇指对我说：你爸爸，好人，硬骨头。听那意思：你们若再有什么“左”的想法不敢认爸爸，那简直就是站到“四人帮”那边去了。那年头什么都要上纲为路线斗争。

1979年爸爸平反回北京，工作一时无法安排，在中央办公厅落实政策办公室帮忙。一天他指给我看对面房间一位高个的老人，说他是胡风，他们正在办理他的申诉。当时在胡耀邦主持下，不管是哪次运动、哪个时期、什么人批示的，冤假错案有多少平反多少。1980年春节爸爸和方群一起去给胡耀邦拜年，胡问爸爸今年多大了，爸爸说63了。胡接口说：“63大了点了，做不了多少年了”，他一指坐中的胡启立，“要向他那个年龄就大有可为了。”爸爸的问题还不止是年纪，二十二年右派已把他的锐气磨尽，再说那么多的老干部要工作，结果人浮于事，谁也干不好。可是早早退下来又不甘心，平反后走个过场就退，像没平反似的。1982年爸爸去北京经济学院当院长，1986年以后还当了几年顾问，第六、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算是对他二十二年右派的政治补偿。政协定期组织委员们到全国去视察，了解民间疾苦。八十年代改革中的深层矛盾暴露还不充分，普遍的情绪也比较乐观，爸爸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并不高。有几次想就教育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作个系统些的发言，“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又使他心里添堵、兴意阑珊。他对"左"的论调非常抵触，常常把报纸一摔，再也不碰，如果是文件，那就让我们看完给他讲个意思，他实在没有耐心再听那种虚张声势的“训话”。如果是与人交往，他非常慎重，不轻易表达自己的见解，怕引起别人不快，就是事后也不加以评论，不贬低别人，不利用别人，厚道的近乎窝囊，微笑中总有种略显傻气的歉意，好像在说：阁下的高论真令人佩服阿……如果我在北京，他喜欢带着我去拜访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显配显配他还有这么个颇上台面的儿子(对我来说，如果老爷子以我为骄傲，为什么不呢？）。其实我感觉得到，二十二年的人下人使他的思想感情彻底平民化了，一旦又回到北京这个权力中心，和真正管事的官儿们打交道，他自信不足，资讯不足，显得局促。这时有我在旁边，他感觉会好些。他常抱怨弟弟不善与人交往，而且不肯"练练"，即陪他出访。我不禁心里暗暗好笑：我们"练"它干嘛呀，那都是你最该去练的事儿。爸爸的天真，有时使我纳闷，二十多年的痛苦压抑缓解之后，显现出来的竟只是思想感情的返璞归真。是他把自己的遭遇通天彻地地想透了，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想……彻彻底底地只活到今天。

爸爸自己说他年轻时也是锋芒毕露，以后当上了右派才不得不收敛。他一再告诫我，要懂得在战斗中侧身而立（鲁迅），能不说的话就不说，更不要得理不饶人，因为一张狂就失分寸，就得罪人。他对我的倔强、直率、雄辨和玩世不恭几乎失去了信心，甚至恨恨地说："你会像风一样，将来下场很惨。"文革后期，社会上实惠之风劲吹，打家具、做裁缝、练厨艺，爸爸希望我这个"少年政治侠客"收收心，学点实惠的本事，我不屑一顾：要学就学"万人敌"。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连续读了七年书，然后又留在大学当老师。知识分子总是不满现实、批判社会的，可是我不做官，就没人找麻烦，下场也无从“惨”起。不过爸爸的这句诅咒，还是在我心头留下了阴影：我们这个家被反右和文革弄得支离破碎，连爸爸也没有自信把它从新凝聚起来。这个影响会一直延伸到将来。我们和爸爸重圆时已经长大成人，生活道路已经定型，十七年没有交集的经历，他也很难教导我们什么，他的经验还停留在过去，而我们已急不可待地冲向未来。未来并不会自动治愈这个家庭的创伤，甚至会"复制"出类似的创伤。2000年爸爸的预言开始应验：我曾长期追求、倾心相爱的女人终于也离我而去。家又破了。从这一点说，我和爸爸当年一样，下场很惨。老一辈的维系失去后，下一辈对长辈和家庭的承诺就变调了，关系就松散了，谁也不卖谁的账，配偶之间更是如此，一对一地deal，随时可以破局。由此又影响到孩子对父母的看法和将来的生活取向。十九世纪初老袁家“大宅门”的盛景已不会再现了。

（五）


1948年11月12日，外公陈布雷最后一次看到太阳升起。在他决心自裁以了却一切烦恼之际，他仍然放心不下半年前才保释出狱、自己有“严加管教”之责的女儿和女婿。他们至少是思想上“亲共”，这已是人所共知，自己死后，当局会不会再找他们麻烦，令人担忧。怜儿是他一生的心病，为父的话，她总认为是替国民党当局说的。在这生离死别之际，不要再触动这块伤疤了。于是他打电话叫来了正在中央信托局上班的爸爸，作了一番临终嘱咐。他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从政而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终至不能自拔，如今悔之晚矣。”他默然了好一会儿，话锋一转，切入正题：“政治这个东西不是好弄的，你和怜儿像现在这样，凭自己的本事，做点对社会有益的事，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卷到政治中去了，千万，千万！”后面那句没有说出来的话是：你们如果再出事，我可就保不了你们了……更多的话也不必说了，到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为父之心就将大白于天下了。

可叹的是“布雷鸣过后，迷津仍不醒”（陈布雷早年在上海办报鼓吹国民革命时，文章备受推崇，有诗赞曰：“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在爸爸妈妈看来，外公之死预示着独裁统治的瓦解，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不会再有黑暗的政治，只有为国家快速工业化而实行的管理、引导和协商。妈妈是学历史的，当然知道新王朝建政后的权力重组意味着什么，但政治作为一种手段，只要不是为了一党一家的私利，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就是道德的，就是合理的。

话说回来， 如果爸爸愿意听从外公的劝诫，他有办法从政治中退出吗？没有。如果他不曾孜孜以求地寻找组织归队，他将是"脱党分子"，57年仍然在劫难逃。如果他49年对审干结论不服，不申请重新入党，对抗组织，下场更惨。除非当年中组部说，我们现在胜利了，不需要那么多人了，你既然没牺牲在敌人监狱里，也就不用回来了，该干吗干吗去吧。这固然令人齿冷，但如果能不荒废后来22年的人生，倒也不失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非要“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非要所有党员“从一而终”，这又是一种“强迫症式思维”。同路人也是一种缘份啊 （爸爸有个朋友邓锟，曾是东江纵队的红小鬼，后被谢富治批判为地方主义，愤而出走香港，与内地作生意发家，躲过了所有的运动，潇洒一生。我的中学同学孙恒志，89学运中因征集党员签名，被撤去上海市委研究室主任职务，派到宋庆龄墓看坟。他辞职下海，自己办了公司。可见退出政治，需以社会多元化为前提。）

其实爸爸压根儿也没想过要退出，离开革命队伍，还能干什么？当然中组部也不会说你请便这样的话。相反，周恩来夫妇在一次家宴中还对爸爸妈妈说：我们在延安听说你们被捕，可着急了，也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让<<解放日报>>发了消息，说国民党连陈布雷的女儿、女婿都抓，可见其内心多么虚弱。试图掩护你们。不管掩护是不是起作用，这话出自周恩来之口，就足以让爸爸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了。命运真是捉弄人，你不想退出吗？不知哪里飞来一脚，你就变成了右派，被踢出了革命的大门。被打倒是脱离极左政治的唯一途径。

爸爸背负十字架走过了22年，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生活得很艰难。但有一点恐怕是他可以感到安慰的：他从57年就没资格再“左”了，没可能再去害别人，从而保持了他的灵魂清白。在 那漫长的岁月中，他都想过些什么，我们今天己无法去探究。他一定仔细地审视过自己的一生。因为他不得不写很多的“检查”和“交待”。看着这些材料，我感到心酸：就为了毛泽东先生一个荒唐而固执的想法，多少人竟然不得不这样浪费自己的才智。“左”的路线根源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物似乎没有必要再提。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没有当事人之间的个人恩怨和赀睚必报、人莫予毒的强迫症式的思维，左的路线也不至于为祸如此惨烈。为什么我们的革命要把人变成冷酷无情的执行党的路线的机器，而不是要让大家都变得更好更富于人性呢？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是要把全人类都变成无产者，还是变成有产者？为什么在“民主派”和“自由化”之前一定要冠以"资产阶级"的限定语呢，无产阶级不配享有民主与自由吗？
爸爸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加入共产党，他相信自己是投身于一个追求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正义事业。在他担任主要领导的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中，（据杨者圣先生在<<国民党'军机大臣'陈布雷>>一书中的考证，"一二·一"事件的善后是陈布雷）置老蒋的指示于不顾，另搞一套，因势利导，将学运化解。(P418) 实际上这对未来翁婿之间的斗法，可以说是各得其所，都让对方下了台阶。学运最难之处就是如何收场。陈布雷的措施使学运可以圆满收场，成就了爸爸的功业。四位烈士为民主献身。1957年在中途变调的“民主”实验中，他成了右派。但32年后，72岁的爸爸又带领"西南联大校友会"的同志，走向了天安门广场。当我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时，爸爸畏葸、羞怯的形象在我心目中陡然之间变得高大了……

1996年我和爸爸在北京最后一次团聚。当时爸爸已中风多年，深居简出。那年爸爸79周岁，按照"作九不作十"的惯例，郁文阿姨、乔石叔叔在家里设宴，请我们全家，为爸爸做寿。那天为了把他的轮椅从楼上搬到楼下，忙乱中忘了他的假牙，结果寿星老只能面对满桌菜肴在一旁陪坐，回到家里再一个人兴味索然地补吃带回来的菜。不久，我出了国，再也没有见到爸爸。

爸爸去世后，有人写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凄风冷雨六十年--袁永熙的悲剧人生。”（陆怀峰。<<传记文学>>78卷第一期。）其实爸爸的一生很丰富，大起大落，波澜壮阔。他是陈布雷的女婿，又是共产党在国统区“第二条战线”上的领导核心成员；他坐过国民党的黑牢，也受过共产党的劳改；他管理过最高学府，也教导过农民的孩子。他曾是国民党中央信托局敌伪资产处置科的科长，也曾是<<人民日报>>点名的大右派；他曾被红卫兵揪斗，也曾在政协举手；他访问过很多国家，他和很多领导人有交往…… 这些都不是“悲剧人生”四个字就能概括的。访问者们如果没有对具体历史时代的了解，很容易被他邋遢的外表，谦卑的表情和平实的谈吐所迷惑。

今天我在地球的另一边，写爸爸上个世纪的故事，感觉上总隔着一层什么。这不仅仅是因为手头几乎没有资料，也不仅仅是因为我和爸爸一起生活的时间很短，而好象是爸爸的经历很坎坷，而内心太简单，以至我都不知道该告诉人们些什么。不管怎么样，我已经把我能表达的意思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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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永熙》一书的编者按：此文经编者删节，个别词句也作了改动，因作者在国外，来不及与他仔细商量，特此说明。

五柳村编者按：本文在五柳村上网时，得到陈必大先生好友提供的一个完整的稿本，据以作了补充，但仍未能与陈先生核实，也在此说明。

引用第10楼苗溪于2006-05-20 09:09发表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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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见钟情到终成眷属，爸爸对妈妈苦苦追求了八年，若不是他当年是地下党的头儿，机警干练，富于谋略，颇孚人望；若不是妈妈既不愿脱离革命又不能找一个圈子外面的青年；若不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硬把妈妈从去延安的车上拉下来，叫她回陈布雷身边；要不是上级领导钱瑛大姐，和伙伴们的极力赞成和催促，爸爸的追求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我能理解妈妈长时间的犹豫：爸爸太事务性了，平凡踏实，不务虚名，浅显直露，诚恳待人，但没有诗意，没有美感，没有好学深思的静气，没有"天地存乎一心"的内省和深沉，甚至不会想到为了所爱的人要使自己变得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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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寒有没有这段故事的详细版本？

引用第9楼苗溪于2006-05-20 09:09发表的“”:
(二)
1947年9月，我父母新婚不久，受社会部地下电台案牵连，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逮捕，并在家中搜出了"民青"纲领等文件。在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面前，爸爸机智应对，使敌人无隙可乘，掩护了同志，保护了组织，自己的身份也没有暴露。1948年5月底由陈布雷和叶公超出面具保，释放出狱。由于与“民青”有关系已无法抵赖，爸爸在出狱时不得不签一份“悔过书”，不过他在“受共党蛊惑”，“误入歧途”这类词句前都加上了“并未”二字，以示不服。1948年11月陈布雷自杀，1949年1月我父母在乔石、郁文夫妇的安排下逃出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跋涉，终于归队。但在接下来的审查中，爸爸签的那张“悔过书”成了争论的焦点。在中央青委最初的意见中这并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因为爸爸并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当然应该把原来的“角色”演到底。可当时的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帅孟奇认为，敌人不知道你是共产党员，你自己总知道吧，怎么能丧失气节，向敌人屈服呢？爸爸的老领导钱瑛则不同意这种说法：若不签’“过书”，分明就是暴露自己。不仅如此，同案已经被释放的陈琏、邢福津、陈彰远也要被抓回去，还不知会牵连多少其它人。共产党人的气节不能这么坚持。这两位资格一样老、在敌人黑牢中一样坚贞不屈的女共产党员为了爸爸的结论相持不下，官司打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那里。刘当然知道其中的是非曲直，他自己早年在奉天也有过这么一段。问题是左派们(这是不带引号的左)动辄以牺牲了的先烈来说事儿，占据着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刘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于是刘少奇提笔批示：“现在胜利了，对干部要求严格些有好处。可让其重新入党，但不影响将来的使用。”找遍党章也找不出"重新入党"这样的处分，要重新入党，唯有先开除出党，对政治立场不坚定，这样处分已是莫此为大了吧。帅大姐没话说了。小袁在狱中经受酷刑，严守机密，没给党造成任何损失，出狱后又积极寻找组织，所以准许他重新入党并注明“不影响使用”，钱大姐也该满意了吧。如果后来人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艺术没有概念的话，研究研究这个案例吧。
.......

这段有意思。

引用第13楼苗溪于2006-05-20 09:15发表的“”:
岁寒有没有这段故事的详细版本？

没有特别详细的。《陈琏的道路》中有些文章可供参考。

引用第14楼苗溪于2006-05-20 09:18发表的“”:

这段有意思。

是。

“爸爸每每提到妈妈都黯然神伤，他总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妈妈在文革中就不会自杀。这个"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可能正确，正确得几乎同义反复，那就是：如果妈妈能够接受一个已经离异的摘帽右派，她就能接受世界的不完美，革命的不完美和人生的不完美，她就不会自杀了。”
这一段写得好。

作家李敖的二姊对陈琏的回忆：

　　“我们读高中的时候有过两次学潮。爸爸常对我们说：“当学生的责任就是好好念书，什么党呀团的都是穷学生于的！”
　　不谈爸爸的观点是否正确，我们总是会受到影响，从来不参加游行。“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那天，我就回家了。另一次是清早到学校就听说教语文的田先生和教历史的陈琏先生被捕了，学生组织罢课，我立即参加，因为我喜欢陈琏先生，抓那么好的老师太不公平……
　　解放后一次全校联欢会在风雨操场举行，这种不在大礼堂举行的全校聚会，表面看似乎不那么正式。但陈琏先生突然穿着解放军的灰色棉军装出现在台上，引起全场沸腾般地欢迎！陈先生的样子依旧羞答答，与军装那么不协调。显然那套军装对娇小的她是太大了点，她举手敬军礼又那么不习惯不自然，但是台下长久持续的欢呼声和掌声，说明她多受同学的欢迎和敬爱！陈先生用平静的微笑等待台下能听她讲述自己被捕后的经历。 ”

好文章！回肠荡气！
其实，袁永熙与陈琏从骨头里讲都是一路人，都是理想的共产主义者。但是，中国革命胜利后，理想主义就吃不开了。这便是袁永熙与陈琏的悲剧。这也是中国政治的悲哀！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袁永熙与陈琏，一个民族没有了理想主义，这个民族就没有了希望。因此，今天，特别需要让理想主义复活！因此，我为袁永熙与陈琏叹息，更为袁永熙与陈琏礼赞！

引用第5楼岁寒于2006-05-19 20:12发表的  :
六
&nbsp;  
&nbsp;   阿姨后来告诉我，妈妈那天问了好几遍：“必大为什么没回来呀？”尽管妈妈也许只是想再见上我一面，可如果我那天回家的话，妈妈也许就不会死？我觉得就像是我害了妈妈一样！
&nbsp;  
&nbsp;   为什么当初妈妈非要赶我去学校？难道她真相信“斗批改”没有我就不行吗？当然不是。妈妈是故意把我支走的。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然顾虑着怎么才能尽可能地在我们心中保留下对党的信仰。所以当她要跨过生命门槛之时，她不希望我们在身边。
.......

文革期间还有保姆i的家庭，比那些莫名其妙被镇压的所谓地主崽子舒服多了。。是浩劫就人人有份。。。没啥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