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赞同教授的观点。“英雄”与“超人”两个概念有联系，但不能划等号。“超人”有时指具有超自然神力的人，“英雄”却一般是指现实中的人，比如江竹筠。但英雄确实比一般人高大，能做到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们才佩服她，甚至崇拜她。再次强调：我并不怀疑现实中有英雄。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身边的女同志如果受江姐所受的刑，是不是大多数能做到不尖叫、也不呻吟一声呢？这个不难想象吧？
我从网上搜到了教授演讲的最后一部分，供大家参考：
四、“传奇”的价值与“日常”的魅力
英雄传奇类小说尤其不可取代的价值，因为人类精神深处，既有要认识现实的要求，又有要超越现实、寻求更美好、更理想的人生的愿望。以前的英雄传奇写的是比现实中普通人更高的人，让读者能看到人类在道德、勇气或能力上“上达”的可能性，《红岩》则描绘了人类以信仰为依托的意志创造的奇迹，能给人以潜移默化的鼓舞。随着岁月的推移，后世人的具体信仰可能有变化，但并不妨碍这种意志的赞歌对读者发挥激励鼓舞的作用。后世读者欣赏某些名著，有时就是滤去了它的某些已经过时的观念性内涵的。我们喜欢歌德的《浮士德》、喜欢列夫·托尔斯泰的小说，未必都是因赞同作品人物的具体主张，但作品及其人物的精神具有超越具体历史内涵的价值。《红岩》里英雄的境界普通人未必都能达到，但他们犹如奥运冠军，给人的上升树立最高的标杆，使人类获得自豪感。从另一个角度说，这部书歌颂的是人的尊严与寻求超越性价值的努力。对超越性价值的信仰与追求，使有限的、带有荒诞性的现实人生获得了意义。
而写日常生活的小说，又有传奇类小说未必具备的独特魅力。改革开放对中国人精神上的解放成果之一，就是肯定了普通人过日常生活的意义。“新写实”小说的出现就是这种成果的具体表现。根据作者对所描写的生活的态度和作品不同的审美追求和特征，这类小说还可进一步细分为四小类：1）只意在展示一种生存状态，如叶绍钧的《孤独》、《夏夜》；2）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现或发掘人生的乐趣，如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毛儿的爸爸》；3）借日常生活琐事，描绘世态人情，如《金瓶梅》；4）当描绘世态人情达到一定人性深度，具有了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时，就因其对人性的发掘与对社会文化的深刻反思而让读者震撼，有了一种似乎说不尽的内涵与久远的艺术魅力。如《红楼梦》。
我认为，评价作品的文学价值的标准，对于不同审美类型的作品，应有所不同。虽然认识价值、思想启迪价值和审美陶冶娱乐价值都是文学价值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优秀作品那里这几个方面往往兼备，但它们在每个具体作品那里并非总是均衡的。目前的文学研究界最重视前二者，倾向于把作品当作思想文化分析的资料，对后者虽也有提及，一般也是作为一种手段或某种次要的、附带的东西；某一作品倘若审美娱乐价值占优而进行思想文化分析的价值不大，则被判为文学价值不高。其实。反观中外文学史可以发现，大多数文学名著或文学经典对于后世读者的价值，在于审美陶冶娱乐价值和认识价值方面，并非所有流传下来的“名著”或“经典”都值得不同时代的人长篇大论地反复分析，说不完道不尽的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西方有几个莎士比亚，中国又有几个《红楼梦》呢？而若单论“认识价值”，则曾经发表过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即使是文革时期的那些如今已被忘却的标语口号式作品，对于后来人认识特定时期的话语体系与社会精神风貌也有帮助；它们之所以不能成为文学名著，除了思想启迪价值的缺失，更在于审美陶冶娱乐价值的匮乏。换句话说，审美陶冶娱乐价值是构成文学名著的必要条件。这里所谓“审美陶冶”包括了健康向上的思想道德情操的陶冶。一部小说能否成为传世名著，除了里面所传达的思想道德观念是否健康，还取决于其能否引起后世读者的阅读兴趣；即使它们引不起那时专家学者研究分析的兴趣，也仍是文学名著，现在就有许多不怎么被研究分析，却仍有大量读者的文学名著。
《红旗谱》还客观显示了一些作者始料未及的思想艺术内涵。由于作者遵循的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不因自己的政治态度和主观倾向而违反艺术真实，文本本身实际上显示给读者的东西，在某些方面与作者自己的自觉意识产生了重大差异。我们通读作品后的感觉，就是“二师学潮”和“高蠡暴动”这两次政治行动是外来输入的结果，按生活逻辑来说缺乏历史的必然性，当时学潮和暴动的组织者确实犯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他们是造成人员伤亡、农民生活处境更加艰难的祸源之一。
如果要问读了《红旗谱》、《播火记》的读者书中揭示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估计十有八九会回答是朱严两个家族与冯兰池一家的世仇。那么，他们的世仇是如何结下的呢？不是因为冯家欺压他们之中的具体哪个个人或家族，而是冯家假公济私霸占公有资产的霸道行为引起朱老巩的不平、不服。朱老巩的行为无疑是代表了正义的，属于见义勇为，是对于权威的挑战。作品曾交待，锁井镇曾有以朱家为核心的“八十年的拳房底子”，也就是说曾经也是一种强势实力。朱严一方与冯家的斗争，不是由于绝对贫困，也不是因为冯家对他们的直接压迫剥削，而更多是因为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就是对代表非正义的霸权的挑战与反抗。朱老巩大闹柳树林的行为有些像鲁智深而非林冲。接下来的矛盾冲突其性质与此类似。朱老忠回乡前，朱老明带头与冯家打官司，以及严志和、伍老拔、朱老星等人的附和，也是由于对其霸道行为的不平和不服，由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仗义。从“朱老忠回乡”单元我们得知，朱老忠走后，冯家并未霸占其田产和宅基：地由严志和种着，宅基荒芜闲置着（电影里却改为刘二卯来宣布地皮已经是冯家的了）。他回来后与冯家的第一次冲突，即“脯红鸟事件”，纯属意气之争，大贵被抓是这个意气之争的结果。“瓜棚事件”主要由于乡村百姓封建意识的浓厚，冯老兰在其中并不起关键作用。后面所写严家的厄运与冯家完全无关，运涛的出走也并不具有必然性。[xiv] 严家厄运之后双方的主要冲突，是“反割头税”。这次冲突应当说是朱严一方在外部政治势力支持下主动发起，而且取得了胜利。“割头税”虽然不合理，但它是“合法”的。“反割头税”虽然是为保护养猪户（有人说是中农以上的农户）的经济利益，但就朱对冯的斗争而言，其成果却主要是政治的而非经济的。接下来锁井镇上又发生了几次小冲突，即“牛鼻子之争”、“珍儿之争”、“短工市劳动力价格之争”，这也是暴动前主演双方的所有冲突。如果没有外部政治势力的介入，而只按照这种乡村日常生活逻辑发展下去，是不会发生暴动的，因为此时锁井农民面临的既不是“失期当斩”的别无选择的处境，也不是饿殍遍野、揭竿而起的时机。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当时冀中平原上贫富的差距并不特别悬殊：
11村调查统计表明，地主和富农的食粮消费在饮食中的比例也平均达到85℅左右，也就是说，一般富户的副食水平也是不高的。……调查统计还表明，地主富农的粮食消费也是以粗粮为主，大约占70℅。东顾庄最大的地主杨继平有200多亩地，平常也就和他母亲单独吃点白面，家里其他人和长工一个灶吃饭。[xv]
这说的是保定附近的清苑县的情况，和《红旗谱》里对农村的描写差不多。再对照出身地主家庭的作者梁斌的自传里有关饮食起居的细节，可以说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
作品写暴动的准备用了十五章，这十五章除了交代过程，就是写敌我双方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变化，以及暴动的缘起。关于暴动的动机或宗旨，暴动组织者的说法已是为了抗日，建立抗日政权，打土豪分田地。这里面实际包含了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两种内容，这两种冲突的内涵在逻辑上并非天然一致。在1932年，对于生活范围与视野非常有限的冀中农民来说，“抗日”确实还是比较遥远的事，他们对于“民族”的认识，应当不会比老舍《四世同堂》中居住故都北平的市民祁老人高多少。也许有人要争辩说，他们是经过党的宣传教育的，可作者梁斌告诉我们：“在北方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里，党的工作是绝对秘密的”，处在基层的广大党团员及赤色群众“并不懂得路线问题，也不知道党的负责人是谁，甚至连本县本区的党的负责人是谁也不知道”。[xvi] 党团员和赤色群众尚且如此，普通群众的认识水平就可想而知了。冯贵堂虽然是反面人物，他的话也并非毫无道理：“都是一些个庄稼百姓，一个大字不识，哪里读过社会科学，懂得什么共产主义原理？他们连共产主义ABC都没读过”。可以推测，在偏僻的冀中农村，即使是党团员和赤色群众，他们参加暴动的主要动机，也是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财物，领导者可能还多一个夺取政权的雄心。例如，朱老忠的表述就是“七手八脚夺取政权”，(P203)“暴动起来就有大囤的粮食，大垛的衣裳，任凭你要多少就要多少”。（P275）
这样，可以说，大多数暴动者的直接动机是夺取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而在当时国民党政治军事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这样的暴动既悲壮又幼稚。就拿朱老星来说，暴动虽然给他带来短暂的欢乐，但不久他就为这短暂的欢乐付出生命的代价，抛下了孤儿寡妻。“英名传于后世”估计不是当初他自觉追求的。这是作品的真实描写客观显示给读者，而作者本人不曾意识到的内涵。
忠实地写实带来的另一个作者始料未及的艺术效果，是反面人物的非妖魔化。比较严格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作者并没有随意对 “反面人物”进行漫画化描写，因为他认为那样“人物的艺术形象也难树立”。[xvii]虽然《红旗谱》、《播火记》对冯老兰和冯贵堂、冯焕堂父子这样的地主形象不可能作新时期以后“新历史小说”那种“人性化”的描写，但读罢这部小说读者却能感到，作为朱严家族对立面的这父子三人却是“人”而不是“魔”，这几个人物作为“艺术形象”确实“树立”起来了。
冯老兰（冯兰池）是前两部书中的头号反面人物，这是毫无疑问的。作为反面人物，年轻时的冯兰池非常霸道，但按作品所写，老年以后，在小说中也就是正文开始之后，他似乎没再有太大太明显的“霸道”劣迹，基本上是按常规、不违反基本日常伦理地“出牌”，他做坏事时，并不一定认为自己有什么不对；他说的虽是歪理邪说，却常觉得理直气壮。第一部中还提到一个不曾被读者和论者注意到的事，就是冯老兰听了冯贵堂的话，把大庙拆了盖上学堂，为此还挨全村的骂。（p79）江涛接受小学教育，应当就是在这个学堂。冯老兰的行动也许是为弄个“面子工程”或为显示“政绩”，但从客观上说，也不是一点好事没干。关于冯家发家的方式，作品既写到了他们巧取豪夺，又提到他们的勤俭持家，例如写冯老兰对儿子说：“你老辈爷爷都是勤俭治家，向来人能吃的东西不能喂牲口，直到如今我记得结结实实。看天冷时候我穿的那件破棉袍子，穿了有十五年，补丁摞补丁了，我还照样穿在身上。人们都说白面肉好吃，我光是吃糠糠菜菜。”（p81）他的三子冯焕堂是冯老兰的翻版，作品对他的描写是：
这人穿着紫花小褂，穿着一双开了花的破鞋。他这人斗大的字不认识二升，光学会勤俭治家，过好庄稼日子。他和大哥二哥不一样：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个棉袍子穿十年，那麻绳头子当褡包。冬天不烧炕，夏天就是那顶破草帽子。
这样，既写到地主的巧取豪夺，又写到某些地主的勤俭起家，应当是比较接近历史原貌的。
第一部还写到地主冯老兰与长工老套子比较和谐的主仆关系：在喜欢养牛、反对冯贵堂买大骡子大马这一点上，他们有共同语言，在赶集回来的路上他们谈起养牛经验，越说越投机。所以“说起老套子，冯老兰最是喜欢这样的人”。（p106）当然，在当时的写作环境中，《红旗谱》还不可能写出《白鹿原》中白嘉轩和鹿三那样的主仆关系，冯老兰和老套子并非真正的朋友，主仆之别还是判然的。但，难道白嘉轩和鹿三的关系就是旧社会主仆关系的常态吗？“新历史小说”为了求“新”，为了表达作者某种对历史的哲理思考，写出过去“革命历史小说”遮蔽或忽略了的历史侧面，包括写一些非常态的东西，是自然而然的。白、鹿二人的主仆关系不是常态，把地主与贫苦农民写得一概尖锐对立，没有任何共同语言，恐怕也过于绝对。大概《红旗谱》里的这种描写更生活化、日常化一些，有助于让后世读者领略那时日常人际关系的面貌。
冯贵堂虽然也属于作品中的反面人物，而且在第三部中成为主要反面人物，但他却是1950~1970年代中国小说史上非常独特的一个地主少爷形象：他既不是一个一出场便凶神恶煞的魔王，一个天生的“坏蛋”，又没有成为背叛本阶级的革命者或革命同情者。他是一个凡人，一个有过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现实面前改变了自己的某些看法又坚持了自己的某些追求的凡人。这个人身上阶级内涵之外的文化内涵，比如他思想中反封建、追求民主与科学的一面，近年已有学者指出。笔者在此着重要谈的是这一人物形象怎样被塑造得合情合理、怎样因写实而超越了观念。
在作者的自觉意识中，似乎是要把冯贵堂塑造成一个仅仅是剥削方式与其父不同的农村资产阶级地主形象。但是，由于冯贵堂、冯焕堂兄弟的形象都有现实中的原型，[xviii] 作者又重视细节的真实描写，写得特别生活化，冯贵堂这个形象没有被写成观念符号——阶级的符号或启蒙思想的象征，而让人感到是活生生的人。虽然作者宣称“要尽量暴露他的生活的黑暗面”，作品实际还是写出了他身上不少的“光明面”：在上大学时他是个“老老实实研究学术的”；他赞成孙中山的革命，在封闭落后的乡村里鼓吹民主与科学，鼓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他鼓动父亲把大庙拆了盖学堂，让闺女小子在一块念书；他试图改良村政，劝父亲建立议事会，凡事经过民主商量，不要一个人做主；他劝父亲要行人道，不要为富不仁，少收一点租，少要一点利息，让受苦的种田人吃饱穿暖，能活得下去；他想教会老百姓用新的方法管理梨树，从保定买来水车，向乡亲们讲说水车的好处。他不主张激化与朱严家族的冲突，在暴动前的两次冲突中他都是以和稀泥的姿态出现，消弭了可能激化的纷争……。但另一方面，他毕竟又是冯老兰的儿子，并没有背叛他的家庭：当得知父亲想要脯红鸟而不得的时候，他试图“一个钱不花，白擒过他的来”，作者把他的“行人道”也描述为施小恩小惠；当冯家与朱严一方以及进行反抗的农民们的矛盾真正激化时，他毫不犹豫地站在父亲一方，去城里告状、打官司，乃至拉起武装对抗，最后为保杀父之仇，残忍地杀朱老星等暴动者的头来祭灵。作者将他的“光明面”和“黑暗面”结合得非常自然，并不使人感到这个人物前后判若两人，因为作品屡次写到了他的心理转化过程，而且写得比较有层次感：在“反割头税”事件发生后，因为受到重大经济损失，当故友严知孝提到对穷人要同情时，他已经改变了口气，表示对这些人“不能怀柔”，并说“对改良农夫的生活失去了信心”，并告了状，想让马快班捉抗税的人；但从保定买来水车后，还是试图向老驴头等落后农民进行科学启蒙。当暴动发生，父亲被杀后，他才真正对自己过去的“怀柔”表示后悔，将参与暴动的农民视为仇敌。在《红旗谱》全书中，这个人物可以说是个不多见的比较立体、圆整的形象。除了政治主张与政治行为，作品还写了他生活中的爱好，比如讲究吃喝（爱进馆子吃香酥鸡焦炸肉等）、爱虚荣好摆阔（坐骡马轿车）；虽然叙述的表层作者讽刺他这是“市侩气”，但在也好“吃一口”的作者写来，特别在后世和平年代的人读来，这样的行为却并不那么使人反感，反给作品增添了一些情趣，犹如《红楼梦》中写豪门饮宴，犹如陆文夫写美食家朱自治。作者写他主张多种棉花、芝麻等经济作物，通过开油坊做生意来赚钱的生产经营方式，写他关于“钱，就是花的。有了钱不花，那等于是没钱。人应该会支使钱，不能叫钱支使人”的看法，尽管作者意图也许在暴露、批判，当时的批评家大多也这样认为，可今天读者阅读后的感觉却并非如此，正因“写实”，作品具有了某种程度超越特定时代意识形态局限的艺术内涵！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作为文学史上一部绝无仅有的意志英雄传奇，《红岩》具有不可取代的文学价值；作为革命英雄传奇小说风行的年代里一部以写日常生活见长的长篇小说，《红旗谱》也具备了超越特定时空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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