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蓬勃发展
从1929年到1931年,赣东北的革命斗争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军事斗争、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信江特委1929年初,随着红军在军事斗争中取得节节胜利,以弋阳、横峰北部山区为中心的赣东北根据地初步形成,局势逐步趋于稳定。2月底,中共信江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在弋阳九区东坑塘村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40余人,选举方志敏、邵式平、黄道、吴先民、邹琦、邹秀峰、方志纯等10人组成中共信江特委。因特务书记须由省委委派,所以方志敏任代理书记(后来省委派唐在刚前来任特委书记)。特委设在弋阳东坑塘坞村,直接受江西省委领导。
这一时期,红色政权建设也有了较大发展。在区、村普遍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弋阳、横峰两县的苏维埃政府先后建立。
黄道在贵溪1928年7月,根据方胜峰会议关于争取在贵(溪)、余(江)、万(念)边界山区开辟新根据地的决定,黄道和邹秀峰翻过大山来到贵溪周坊,筹划武装起义。
早在大革命时期,汪群、江宗海就在贵溪建立了党的组织,开展了农民运动。汪群调走、江宗海牺牲后,贵溪的斗争暂时走入低潮,但大革命的影响依然在农民群众中深深地存在着。
黄道化名老彭,一到贵溪,便与当地的共产党领导人邵棠、邵忠取得了联系。邵棠和邵忠是两兄弟,分别出生于1898年和1904年。他们是贵溪周坊人,但出生在横峰,青年时代分别与黄道、邹秀峰是同学,在南昌读书时又结识了方志敏和邵式平,并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潜回横峰。窖头会议上,他们两人作为贵溪共产党员的代表参加会议,邵棠被选为五县党的工作委员会委员会委员。窖头会议后,邵棠、邵忠受五县党的工作委员会派遣回到贵溪,发展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当黄道、邹秀峰来贵溪时,他们已经发展了6个党支部和30多名党员。
黄道开始住邵棠家,不久搬到白沙岗,后来又住到离周坊3华里的一个小村庄里,以挂牌行医为掩护,开展秘密工作。他与邵棠、邵忠等一起分析了贵溪的情况,决定借鉴弋阳、横峰的经验,首先在贵溪、余江、万年的广大农村开展“上名字”运动。当时在贵溪一带,邵棠、邵忠已组织建立了一些貌似封建小团体的群众组织,如“十三太宝”、“二十四天王”、“七十二金刚”、“一百零八将”等。黄道等以这些群众组织为基础,通过“上名字”来团结和吸引农民群众参加,秘密组织农民革命团。同时,在贵溪周坊的江家坪秘密开办积极分子训练班,开展思想教育和纪律教育,培养斗争骨干。方志敏、黄道都在这个训练班授过课。很快,贵溪的周坊邵家、标溪夏家、小田毕家和裴源,以及余江大桥一带都有大批贫苦农民通过“上名字”、喝鸡血酒的方式组织起来,建立了农民革命团。
1929年3月,经经信江特委批准,贵余万中心县委在贵溪周坊的江家坪成立,黄道任书记,下辖贵溪区委、万年特支与余江支部。
周坊起义与贵余万暴动经过黄道等人几个月的努力,到1928年底,以贵溪周坊邵家为中心的数十里区域,农民革命团成了半公开的组织。在一些村子里,时常可以看到颈挂红布条子、身背鸟枪的农民革命团员走来走去。1928年12月,党组织又派程伯谦、方培龙等到周坊,进一步加强贵溪方面的力量。
1929年1月,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群众要求起义的呼声越来越高。黄道等人认为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举行起义。为了支援贵溪的起义,方志敏特意从弋、横根据地拨来了8条枪。
一天晚上,周坊附近几十里的农民革命团员聚集在周坊邵家后面的一个小村庄里,黄道亲自主持召开农民革命团员大会,举起了贵、余、万暴动的第一面红旗。
周坊起义胜利后,贵溪的神前、库桥,余江的大桥、划桥,万年的富林等地也相继举行起义。一些尚未起义的村庄也纷纷派人来联系,要求派人帮助举行起义。贵余万中心县委选派了一批经过起义斗争锻炼的骨干分赴贵溪、余江、万年各地,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起义。于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以周坊为中心方圆六、七十里,包括贵溪的信江以北整个区域和余江、万年部分区域的范围内,都先后暴发了武装起义。起义之处,封建统治势力被打倒,基层苏维埃政权成立了起来,整个暴动区域欢天喜地,气象一新。
邵棠牺牲周坊起义后,邵棠调红军部队工作,当年5月在战斗中受伤被俘,6月3日被敌人杀害在弋阳信江沙滩上。
邵棠的牺牲,并没有对正在轰轰烈烈开展的贵余万暴动产生消极影响,反而进一步激发了暴动群众的斗志。6月6日,邵棠同志遗体运回贵溪周坊。面对烈士被害的惨状,农民群众无比悲愤。当晚,周坊的农民革命团将一直与革命作对、外号“水蛇崽”的恶霸周龙顺四兄弟和门上周家的“三崽坜”捉到周畈后面树林里处决,以祭烈士英灵。
周坊之战为了镇压在贵溪、余江、万年一带兴起的暴动热潮,国民党军队调兵遣将,向着暴动中心周坊反扑。
1929年7月17日,敌贵溪县靖卫团长翁志高率领靖卫团和100余人的警察队前往周坊“进剿”,进驻桃源胡家。我军早有准备。中午,乘敌人正在午睡,一个排的红军战士在数千农民群众的配合下,悄悄地将其包围。一个突然袭击,全歼贵溪靖卫团,活捉了翁志高(后在神庙烧纸坪处决)。
当月,在太山峰庙成立了红七连,连长匡龙海,有枪36支。
敌人不甘心失败,于8月间调第十八师五十二旅(薛岳旅)第四九六团的一个连,纠集贵、余、万三县靖卫团,再次进犯贵、余、万暴动区域,并占领了周坊关王庙。方志敏亲率红军3个连驰援贵溪,在当地农民武装的配合下,于关王庙与敌展开激战,全歼该连,缴枪68支、机关枪1挺,浮虏24人,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使贵余万暴动的成果得到了巩固。
信江(赣东北)革命根据地革命逐步形成关王庙大捷后,方志敏来来到贵溪,接替黄道主持贵溪中心县委书记的工作,继续领导贵、余、万地区的斗争。继7月万年起义胜利后,10月,余江起义也获得了胜利。
贵余万暴动胜利后,一方面是贵、余、万新区向东发展,另一方面是弋、横老根据地向西接应,两大区域逐渐连成了一片。与此同时,上饶、德兴、铅山等县也待先后暴发武装起义,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样,赣东北地区的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上饶、德兴、铅山八县,除少数城镇及附近村庄外,其余大部分区域都逐步纳入了苏维埃的版图。
1929年9月初,方志敏主持召开弋阳、横峰、德兴、贵溪四县苏维埃联席会议,决定由黄道主持筹备信江苏维埃政府的工作。
1929年10月1日至3日,信江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弋阳东坑塘胜利召开,宣告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并颁布了信江苏维埃施政纲领和临时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苏维埃组织法等。大会选举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33人为信江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方志敏任主席。
《临时土地法》颁布后,信江苏维埃政府首先在横峰县姚家垅村进行土地改革的试点,取得经验后,由各县苏维埃政府全面铺开。土地改革在各地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兑现了起义时提出的“平债分田”口号,铲除了封建地主剥削的经济基础,进而解放了生产力。正如毛泽东找出的:“像兴国和赣东北的同志们,他们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了,他们把革命的工作方法问题和革命任务问题同时解决了。群众拥护革命,积极参加革命,就产生踊跃参加红军的高潮局面,革命形势产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军队建设方面,方胜峰会议时虽然打出了十四团的旗号,实际仅有一个连的脱产武装。金鸡山战斗结束后,部队扩编到2个连,共200余人。到1928年底,十四团发展到3个连,同时各县已开始建立地方武装,初步形成主力军、游击队、群众武装相结合的体系,并总结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力,争取主动,围点打援,截断给养”和“扎口子,打埋伏,斩蛇头,切尾巴,打小仗,吃补药,打不打操之于我,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等一整套游击战法。1929年8月,十四团改番号为红军江西独立第五团,下辖4个连,团长先后由邹琦、李尚达、匡龙海等同志担任,通过政治工作和军事整训,正规划程度有很大提高。1930年1月1日,部队在弋阳余家仓整编,改番号为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下辖6个步兵连、1个机关枪连,拥有步枪400余支、驳壳枪20余支、机关枪1挺,团长为匡龙海。1930年6月攻克秧坂后,部队又有新的发展,经过在弋阳芳家墩的又一次整编,独立一团设立了营的建制,拥有3个步兵营(各辖3个连)、1个特务连、1个机枪连、1个驳壳枪队、1个担架队,共有枪600-700支,团长由周建屏同志担任。
二取景德镇1930年7月,方志敏、邵式平亲率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攻打景德镇。部队从弋阳出发,一夜强行军140余华里,突然出现在乐平鸣山,歼灭驻扎在鸣山煤矿的一支100多人的矿警队,接着在洛口击溃反动靖卫团许英部。第二天,部队在段家化装成敌保安团,分4路进军景德镇。景德镇守军以为是“自己人”,把我军迎进了城,结果,我军没打几枪就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景德镇。
1930年秋,周建屏率领红军独立第一团第二次攻打景德镇,消灭敌江西保安旅的两个团后,再次占领景德镇,并在景德镇建立了临时苏维埃政府。之后挥兵北上,接连攻克乐平、波阳、都昌数县,使根据地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景德镇当时为江西四大名镇之一。红军两次攻下景德镇,影响很大,军威大振。景德镇大批瓷业工人和煤矿工人踊跃参加红军,也充实了红军力量。
二打九江1929年秋,江西省委遭到破坏,信江特委与上级党失去联系,决定派唐在刚去上海找党中央。
1930年7月,红军攻下景德镇时,唐在刚从上海回到景德镇,传达了中央的指示,要求把赣东北的红军部队开赴九江,配合兄弟部队,截断长江,占领九江,夺取马当,以实现“立三路线”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战略目标。当时,随军的方志敏对这个指示感到惊异,坚持要在特委讨论。于是红军回师根据地。回师后,方志敏、黄道、邵式平等都对打九江的行动提出质疑,认为九江敌驻兵众多,且有鄱阳湖和长江之险,我军仅3000余兵力,远离根据地越湖进攻,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因而准备据理力争。但唐在刚根据中央的指示,已将信江特委改组,特委会上未能充分开展讨论便作出了决定:红军即向九江、湖口发展,后方动员赤卫队100个连加入红军。当月,红军在乐平众埠镇界首村整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军长周建屏,政委邵式平,辖3个步兵团。由于动员了根据地的几乎全部武装,红十军的人数一时达到3万人之多。
方志敏不放心,一方面嘱咐率军执行攻打九江任务的周建屏相机行事,一方面派邵式平速去上海向中央报告情况,并说明我们的意见,希望中央的指示有所改变。
1930年秋,邵式平从上海回来,带来了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和中央关于再次要求红十军攻打九江的指示。特委在乐平富林召开扩大会,会上展开了激烈斗争。方志敏、黄道等反对打九江,但居于少数地位,只能退而要求出击九江的部队尽量选择敌人较薄弱的地方进击,不要强行攻坚打硬。周建屏等在实际行动中执行了方志敏等的意见,一路以游击战的方式,攻取了都昌、湖口、波阳、彭泽,以及安徽的东流、秋浦等地,占领了马当要塞,没有强行渡湖攻九江。但是,由于几乎将根据地的所有武装倾巢出动,根据地后方在敌人的进攻下损失很大,敌军一直打到上饶的茗洋关、横峰的霞坊一带,苏区政权和群众遭到了严重摧残。
不久,“立三路线”得到纠正,在方志敏、黄道等的坚决主张下,红十军回师根据地。我军刚近入根据地,敌第五师胡祖钰部便尾随而至,我军与该部敌人在万年珠山桥打鏖兵一场遭遇战,击退敌人。随后,我军横穿苏区,奔袭上饶,将盘踞在此的五县靖卫团一举歼灭。随即兵指河口,全歼敌正规军张辉瓒部李全坤团及铅山靖卫团。只几天时间,上饶、横峰苏区悉数恢复。
二进闽北以崇安为中心的闽北山地,隔武夷山与赣东北的铅山等地相邻。1928年,受弋、横起义的影响,陈耿等在福建党组织的领导发动起义,建立了农民武装。1929年4月,成立了有300余人、100余枪的闽北红军独立团,并于当年8月与赣东北苏区铅山的党组织取得了联系,赣东北方面派黄富武等干部到闽北帮助工作,带来了赣东北在红军建设和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的经验,闽北苏区有了较大发展。
1930年7月,中央决定将闽北党组织划归赣东北特委领导,并调闽北红军独立团到赣东北集中,以壮大红十军,执行攻打九江的战略任务。从此闽北便成为赣东北(后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红军独立团调走后,闽北根据地在敌人进攻下遭受了较大损失,处在危险的境地。
红军回师赣东北后,为在军事上打开局面,挽回因“立三路线”影响而造成的损失,党组织决定,方志敏的苏维埃主席职务交由黄道担任,方志敏暂代红十军政委,亲自指挥应对敌人第二次“围剿”的军事行动。面对敌第九师的进犯,方志敏率红十军避实就虚,于1931年3月向闽北进军。红十军先攻占铅山,再经桐木关入闽,连克长涧源、赤石等地,于5月14日打下崇安县城。此时,敌人在我军的主动进攻下部署已乱。红十军除留下一个特务营在闽北作为地方武装骨干外,其余部队迅速回师赣东北,在葛源附近的何家坝将敌第九师击溃。红十军此次进闽北,共打11仗,仗仗皆胜。不仅调动了进犯根据地的敌军,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在闽、赣两省扩大了影响,树立了军威,并将根据地扩大到江西的余江、广丰、铅山和福建的崇安、浦城、建阳、建瓯、邵武、光泽一带。
1932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苏区发动第三次“围剿”,以蒋鼎文、周浑元部配合当地驻军王锦文师向赣东北根据地进犯。为调动敌人,打通赣东北与闽北两个根据地的联系,方志敏再次随军,领导红十军第二次进闽北作战的行动。红十军先是兵分两路,以大部攻击赤石街,以一部配合闽北独立师攻击星村街,两处皆克,崇安苏区因此而连成一片。随后,两路红军会合,先攻崇安城,在调动浦城守敌之后乘虚攻克浦城,开辟了浦城苏区,并在浦城解决一批给养。之后,移师赣东北,在铅山一带活动,完成打通两个苏区的任务。
苏维埃模范省1930年9月,党中央决定在赣东北特委的基础上建立赣东北省委。到1931年9月赣东北省委召开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时,全省党员已经发展到13000余人。由于根据地逐步扩大到福建、浙江、安徽周边地区,到1932年底,中央决定将赣东北省委改称闽浙赣省委。
从1928年初到1931年,在短短的3年多一点的时间里,赣东北的党组织由弋、横两区委到五县工作委员会、再到信江特委、赣东北特委、赣东北省委、闽浙赣省委,党员人数从十几名发展到1万多名;军队由最初的几十人、十几条枪,发展到由主力军团红十军和赤色警卫师、闽北独立师、皖南独立师、信抚独立团和各县独立营等地方部队从及各级赤卫队组成的最多时达到8万多人的武装力量;苏维埃政权由弋阳、横峰苏维埃政府至信江苏维埃政府,再到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根据地范围由弋(阳)、横(峰)、德(兴)交界的磨盘山上几十平方公里的小区域,到弋、横、德区域连成一片,再到贵(溪)、余(江)、万(年)起义和上饶、铅山起义后形成信江根据地,然后又发展到从景德镇为中心的赣北地区,与闽北连成一片,并推进到浙江开化、江山等县,以后又有以皖南黟县为中心的起义胜利,形成了包括闽浙赣皖4个省份70余县的广大苏区。这样一种一波一波逐步扩展的过程,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总结的那样,是“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毛泽东把这种“方志敏式”的创建根据地的道路与“朱德毛泽东式”并提,认为它们“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由于闽浙赣省在苏维埃政权建设方面成绩突出,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获得了“苏维埃模范省”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