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裳的分析有道理。
目前关于刘国鋕在《挺进报》由刘国定领导时期是否参与了工作,只有一些零散的线索,刘以治先生在《刘国鋕传》中写道:“1948年初,国鋕向我提出,《挺进报》决定要连载延安出版的《辩证法唯物论研究提纲》一书(学习丛书第一种),叫我把这本书从泸州乡下弄到重庆来。我写信给泸州的以汶,叫他把这本书从乡下寄到重庆来, 结果书弄来以后,《挺进报》4月就出事了,连载的事未能实现。”由此看来,这时候刘国鋕应该还参与了《挺进报》的某些工作,但仅依据此也无法作出准确判断。
还有一个不能确定的问题——刘国鋕和刘国定是否认识。罗广斌曾经说过刘国鋕不认识刘国定,但据刘国鋕在省银行的同事刘秋篁说,解放后曾紫霞对他讲过,当初刘国鋕是从刘国定那里知道他是党员的。另外徐远举的交待中提到刘国定出卖的人中有刘国鋕,这个不知是徐远举记错了(徐记错的事情也很多)还是确有其事。如果确有其事,那么刘国鋕与刘国定认识的可能性就非常大,而且刘国鋕也是先后被李忠良、冉益智、刘国定三个叛徒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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