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黨監獄"獄友"鄭紹文 解密鄧中夏生命的最后時刻
作者 呂培厚 整理 胡鐵華
本文作者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鄭紹文同志專職秘書9年，他在擔任《鄭紹文回憶錄》編委，整理鄭紹文同志歷史時，發現鄭紹文與我黨早期卓越領導人、杰出的工人運動領袖鄧中夏曾被關在同一個監獄——國民黨南京監獄，並親眼目睹了鄧中夏寧死不屈、獻身革命事業的偉大壯舉。為全面反映鄭紹文與鄧中夏相識、相知、相別的情況，真實記錄鄧中夏在獄中所從事的革命活動，作者特撰此文，以示紀念。
1933年5月15日，鄭紹文同志因叛徒出賣，在上海地下黨機關遭到逮捕，被關押在國民黨南京監獄。不久，鄧中夏同志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因被叛徒供出真實身份，也被解往南京監獄。自此，這兩位曾經共同戰斗過的戰友，又多了一層“獄友”的關系，也正因為此，鄭紹文才得以親眼目睹鄧中夏在獄中堅貞不屈，從事革命活動的情況，才得以見証鄧中夏在生命中最后時刻的感人壯舉。
非常時期中相識
鄭紹文，1927年5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長期在北平和上海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4月受黨委派，前往湘鄂西洪湖蘇區工作，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政治部組織科長，湘鄂西軍委警衛團政委，警衛師政治部主任、代理師政委等重要職務。鄧中夏，我黨創建初期的著名工人運動領袖。在黨的八七會議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任江蘇省委書記，負責上海黨組織的恢復和重建工作。1928年2月，接替李立三任廣東省委書記，4月代表中華全國總工會去莫斯科參加赤色職工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當選為赤色職工國際中央執委，留莫斯科工作期間參加了中共六大和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1930年7月從蘇聯回國，任湘鄂西蘇區特委書記和紅二軍團(后改為紅三軍)政委兼前敵委員會書記，同賀龍、周逸群一起領導當地的武裝斗爭。王明上台不久，撤銷了他的一切職務，並停止了他的工作。
在那個非常時期，鄧中夏受到了王明路線的無情打擊，在黨內高層經常被開會批斗。在眾叛親離的處境中，僅同鄧中夏在工作上有過短暫接觸的鄭紹文卻很敬佩和同情他。鄭紹文經常頂著壓力去拜訪他，找他聊一聊，給他一些安慰。1932年秋，鄧中夏回上海做秘密工作，“左”傾臨時中央領導人竟然幾個月不安排他工作，也不發生活費。鄧中夏全靠妻子在紗廠當學徒維持生活，但他毫無怨言。在鄧中夏奉調前往上海時，鄭紹文還私下演出了一場“送別”，情誼綿綿地送了他一程。
或是兩人有緣，僅一年后，鄭紹文同鄧中夏又相聚了。1932年11月鄭紹文被調回上海，任全國互濟總會宣傳部秘書長、總會秘書長，在剛剛擔任全國赤色互濟總會主任的鄧中夏的直接領導下工作。由於受到當時黨內“左”傾思想影響，互濟會變成從事反對白色恐怖斗爭的一般赤色團體，不斷遭到國民黨當局的鎮壓。1931年初，中共中央作出《關於互濟會工作決議》，互濟會工作一度出現新氣象，在援救被捕的革命者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時隔不久，在“左”傾思想指導下，互濟會又把反對白色恐怖斗爭作為主要任務，一再號召會員去參加各種群眾斗爭，鼓動罷工罷課、上街游行示威等，使互濟會各級組織再次遭到破壞。鄧中夏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臨危受命，被中央指派重建互濟會工作。鄧中夏不顧過去曾在滬長年公開活動容易暴露的危險，以化名到處奔走，甚至公開出面召集會議演講，聯系各界支持革命的人士，很快打開了工作局面。
在鄧中夏的正確領導下，鄭紹文和互濟會的其他同志把營救被捕同志當成頭等大事。一方面積極與赤色國際互濟總會取得聯系，爭取國際援助﹔一方面四處奔走，為獄中難友聘請律師，爭取社會力量的支持。最終成功地營救了包括陳賡、廖承志在內的許多同志。
生死危機中相知
鄭紹文是1933年5月因叛徒出賣而被捕的。被捕當天，在上海地下黨機關工作的李仲雄來找他，鄭紹文警覺地注意到他后面不遠處跟著兩個人，憑多年地下工作經驗，感覺李仲雄叛變了。於是他一邊假裝與李仲雄搭話，一邊悄悄地把身上帶的幾張條子（上面寫著與鄧中夏聯絡的地點與暗號）捏成粉碎。可鄭紹文萬萬沒有想到，不久，鄧中夏也被捕，而且與自己關押在同一牢房。
那天，幾個國民黨憲兵押著一個人到鄭紹文住的號子來了，號子門的牌子上又加了一個名字，“施義即鄧中夏”。鄭紹文看了大吃一驚，由於當時環境的殘酷，一連串的問題不能不在他心裡琢磨：“怎麼鄧中夏也被捕了，是怎麼樣被捕的，身份暴露沒有。如果他的情況全被敵人掌握，我還能隱瞞什麼呢？”
鄭紹文細心地觀察鄧中夏的表現，來核實自己的猜測。鄭紹文看到鄧中夏他一進號子，就神情自若地和所有的人打招呼，談話應答從容不迫，毫無驚惶之情。鄧中夏見鄭紹文也在這裡，以同樣態度打了招呼，並沒顯示他們之間的特殊關系。鄭紹文還要進一步了解鄧中夏，於是湊到他身邊，小聲問道：“老大哥，你打算怎麼樣？”沒想到，鄧中夏卻樂呵呵地說：“打算到雨花台去！”說完他又小聲問鄭紹文：“你知道羅登賢的情況嗎，他在哪裡？”鄭紹文回答：“他上雨花台了。”鄧中夏聽完，沉思片刻后敬佩地說：“好啊，他先走了一步！”這一系列表現，讓鄭紹文得出結論，鄧中夏還是原來那個鄧中夏，他對黨的忠誠沒有變，他從進入牢房那天，已抱定了犧牲的決心。
在國民黨的牢房裡，獄友們有一個規矩，就是先進入號子的睡在床上，后來的睡在床下。如果關的人多了，最后來的隻有睡在馬桶邊了。鄧中夏進來那天，鄭紹文所在號子裡已經有七八個人，顯得很擠，為了表達對這位老首長、老英雄的敬重，必須想個辦法讓他睡到床上去。於是，鄭紹文小聲問鄧中夏：“你的身份暴露了沒有？還有什麼要隱瞞的？”“已經暴露了，還隱瞞什麼？”“那我就告訴全體犯人，讓你睡到床上去，那裡通風要好一些。”“你講吧。”於是，鄭紹文提高嗓門向大家招呼道：“各位，這位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的總政委鄧中夏。現在到了這裡，准備為黨、為人民獻出生命。我們應當照顧他，請他睡到床上去，大家同意嗎？”“好！歡迎，歡迎！”大家齊聲答應。剎那間，人們七手八腳，搬動位置，把鄧中夏推到鄭紹文身邊的高床上了。
第二天，在獄中放風的時候，早些時候入獄的陶鑄同志問鄭紹文：“昨天進來的是鄧中夏吧？他的態度怎麼樣？”“他打算上雨花台。”“是真的嗎？”“讓我再問問他吧。”回到號子裡后，鄭紹文就向鄧中夏悄悄說：“老大哥，同志們都很關心你的政治態度呀。”鄧中夏一聽，立刻從床上躍起，激動地表示：“你告訴他們，我鄧中夏燒成灰也是共產黨的！”
鄧中夏這個響亮的回答，立刻通過各種渠道傳到了所有的號子裡，大家聽了都非常欽佩。陶鑄同志提出倡議，要大家湊幾個錢買大肉面給鄧中夏吃，給他改善生活。不到半天，各個號子傳來了好幾元錢。那時，牢裡除了規定的牢飯外，還可以另外買大肉面吃。大家把錢交給鄭紹文，由鄭紹文把鄧中夏的最后生活安排得好一點。鄧中夏也很領情，毫不客氣，鄭紹文每次送來大肉面，他端起來就吃，隨時准備就義的他，知道自己的時間不多了。
見証鄧中夏的最后時刻
入獄兩周之后，敵人正式提審鄧中夏。可是，不到半個小時，鄧中夏就回號子來了。大家都很詫異，鄭紹文私下問道：“怎麼這樣快就結束了，他們審問你了嗎？”“問過了，我學給你聽聽吧。”他笑了笑，裝著法官的腔調表演起來。“你叫什麼名字？”“鄧中夏，又叫施義。”“你是共產黨員嗎？”“不錯，是共產黨員。”“你在黨支部裡干什麼？”“中央委員，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政委。”“還干過什麼？”“夠了！夠槍斃了，還問什麼？”“賀龍紅軍中和你同事的還有哪些人？”“你明知道我不會講，何必問我？”鄧中夏哈哈一笑，拍著我的肩頭說：“就這樣五問五答，法官看再問不出什麼，便不問了，所以我很快就回來了。”
敵人以為逮捕了鄧中夏就可以在政治上狠狠打擊中國共產黨，但鄧中夏卻用他的言行大長了黨的威信與影響。為了勸降鄧中夏，敵人派了曾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后叛變革命的余飛來挑撥他對共產黨不滿：“你是共產黨的老前輩，現在卻受莫斯科回來的那些小輩欺壓，連我們都為你感到不平！”鄧中夏輕蔑地回答：“這是我們黨內的事，你有什麼權利過問？一個患深度楊梅大瘡的人，有資格嘲笑偶爾傷風感冒的人嗎？”國民黨又派了一個所謂“理論家”來勸降，鄧中夏對他說：“假如你們認為自己是有理的，中共與鄧中夏是有罪的，那麼，就請你們在南京舉行一次公開的審判，量你們的蔣委員長第一個便不敢這樣做。”為了讓鄧中夏屈服，敵人對他使用了種種酷刑，均以失敗告終。
抱定“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為共產主義事業而犧牲的鄧中夏在獄中寫下了這樣的話：一個人不怕短命而死，隻怕死得不是時候，不是地方。中國人很重視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為了個人升官發財而活，那樣苟且偷生的活，也可以叫做雖生猶死，真比鴻毛還輕。一個人能為了最多數中國民眾的利益，為了勤勞大眾的利益而死，這是雖死猶生，比泰山還重。人隻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
鄧中夏對敵堅強果敢，卻要求獄友們講究斗爭策略，盡量不暴露身份，不做無謂犧牲。有一次，鄧中夏問了鄭紹文被捕的情況之后，叮囑道：“你要力爭在南京解決問題，不要搞到漢口去。那裡叛徒多，一去就會暴露。”他還說：“一個被捕了的共產黨員要當烈士很容易，隻要說出自己的行為，慷慨就義就行了。一個黨員在監獄裡的任務，就是盡量減少黨組織的損失，盡量打擊叛徒活動。”
在獄中，為了擴大黨的政治影響，打擊叛徒的出賣活動，鄭紹文請鄧中夏公開講一講中國革命史，指出革命戰爭的前途。鄧中夏十分贊成，經過一番准備后，他給大家講了兩個小時，讓獄友聽了都很受感動，更堅定了革命到底的決心。
鄧中夏身份暴露后，由於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不肯就范，遂被定為死刑犯，轉移到了另一牢房。在即將告別人生的時刻，他給黨中央留了一封信，信中深情地寫道：“同志們，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們繼續努力奮斗吧！最后勝利終究是我們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鄧中夏從容地穿好衣服，大聲高呼“打倒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萬歲！”和“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口號，大步向刑場走去。臨刑前，憲兵問：“你還有話嗎？”鄧中夏回答：“對你們當兵的人，我有一句話說，請你們睡到半夜三更時好好想一想，殺死了為工農兵謀福利的人，對你們自己有什麼好處？！”敵人害怕鄧中夏同志進行革命宣傳，命令立即開槍。就這樣，在雨花台下，鄧中夏為共產主義事業英勇地獻出了年僅39歲的生命。
鄧中夏犧牲的消息是兩天后傳入鄭紹文牢房中的，那天早上，監獄一個姓楊的看守士兵偷偷告訴鄭紹文：“鄭先生，前兩天與你同號子的那位鄧先生，今天清早槍斃了。好人啊，真是好人！”聞知鄧中夏犧牲，鄭紹文心裡像大海翻騰，很難平靜下來。當天晚上，鄭紹文寫了一首悼念他的小詩：“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熱血酬壯志，三春草木寒。”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在國共結成統一戰線的有利形勢下，鄭紹文經黨營救出獄，赴延安黨校學習。經中央組織部審查，並經陶鑄同志証明他在獄中堅貞不屈，沒有變節行為，爾后重新成為我黨、我軍的高級領導人。
20世紀50年代，鄭紹文因提出“以法治國”的理論，曾被錯誤處理，從國家司法部副部長降職為廣西一個地區的副專員。粉碎“四人幫”后，鄭紹文得到平反，1980年被中央重新安排到最高人民法院任副院長。說到這段歷史，鄭紹文從無怨言，總是拿鄧中夏等先烈來比較，他對兒女們說：“作為共產黨員，隻要是黨組織需要，不管怎麼審查我們，都要經得起考驗。你們想想看，鄧中夏、江姐已經看不到今天了。我們畢竟看到了今天，所以我們還是幸福的。”在談到鄧中夏的犧牲時，鄭紹文曾借用毛澤東的話“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以此來告誡我們后人不要忘記先烈們的英雄業績，要學習他們對待生死和個人利益的態度，為了他們未競的事業，為了人民的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如同鄧中夏那樣，生也偉大，死亦偉大。
1993年10月23日，鄭紹文因病在北京逝世，根據其生前遺願，由其夫人曾毅同志偕子女以及部分老戰友，將他的骨灰撒入武漢長江萬頃波濤之中。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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