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转一篇文，很喜欢冷梦的《天国葬礼》和《特别谍案》，大学时看过。
这是冷梦的一些文章和她的解答，据冷梦说，她书里的原型是王释奇老人。
http://www.artblog.cn/more.asp?id=1312&name=lengmeng小说《天国葬礼》和电视剧《特殊使命》对李茂堂的不同处理
http://roomx.blogchina.com/roomx/6475002.html首届“鲁迅文学奖”得主冷梦撰写的反映共和国最大一起“间谍冤案”始末的长篇小说《天国葬礼》，1999年1月由群众出版社推出。这部根据真实档案改编的长篇巨著，历史而艺术地再现了在波诡云谲的三四十年代里，中共秘密特工们与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们展开的一场殊死大决战。他们且生且死且荣且辱的铁幕人生和凄艳爱情，宛如一部雄浑而悲壮的命运交响曲，悠悠回荡在历史和现实的天空。作品着力塑造了我党特工辜凌森、周励、韩扬等艺术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他们为共产党人事业至死不渝的坚定信念，为新中国的诞生虽九死而不悔的传奇的奋斗历程。
辜凌森、周励的原型就是王超北、李茂堂。
电视剧《特殊使命》的主要人物巩向光的原型是李茂堂，秦剑的原型是王超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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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梦，女，1955年9月出生于西安。当过工人，知青带队干部，教师，公司经理秘书，杂志报纸记者，编辑，艺术美学研究人员，警官等。1982年毕业于大学（现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1973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和长篇纪实文学。至今已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视剧、文学剧本、美学论文论著共计四百余万字。
近年主要作品有：
长篇报告文学《百战将星·肖永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中篇报告文学《黄河大移民》（《中国作家》）；
长篇小说《天国葬礼》（上、下两部，群众出版社）；
长篇小说《特别谍案》（群众出版社）；
长篇传记文学《沧海风流》（四川文艺出版社）；
中篇报告文学集《陕西四才女·冷梦》（陕西旅游出版社）。
中篇报告文学《中华一绝》、《皮影王传奇》、《天使与弃婴》等；
美学论文《略论荒诞》、美学论著《戏剧美学概述》；
已出品和拍摄的电视剧十八集电视剧《风流大市场》（西安电视台）；八集电视剧《水电将军》（陕西电视台）；三集电视剧《县委书记的家事》；及二十集电视剧《香女》；专题片《千秋丰碑》；20集纪录片《长大的故事》等多部专题片、纪录片。
作品荣获西安首届女作家奖，陕西省第五届文学奖，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图书奖，首届全国鲁迅文学奖，及美学理论研究论文、论著奖等。
现为陕西省艺术研究所专业作家，陕西省文化厅艺术创作中心创作人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
冷梦：
写《天国葬礼》，就是人间太不公正，我的主人公周励在他被枪毙几十年后，虽然被“平反”，盖上了“党旗”，实际上他的是非功过已经是用人间的法律、道德、甚至是用历史眼光也无法评判了的。我想他只有到天国去，在上帝面前才能完成他这样一个人的最后的评判与赎罪。将有关评论和资料给你，你好好看看，也希望我们心爱的网友朋友们也能看，关于《走进中国特工的神秘生涯》一文，我一时还没有时间打出来。等打出来，一定给大家看看。因为我写《天国葬礼》，实际也是对我以往的许多信念的一次狂飙式的震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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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与审判
——读冷梦新著《天国葬礼》
李晓晔
“当你读明白了周励一生的那一刻，将是你生而知生死而知死死生相知的时候。”
《天国葬礼》一开始，冷梦就有一种白日见鬼般的惊诧与郑重，向人们宣告了她的主人公周励不凡的个性及其人生，并以自己被“命定’来解析这一人物所包含的深奥难解的秘密而感到自豪。的确，当我们读完这部小说时，会理解冷梦的感受——因为，像周励这类人物形象，求诸中国文学史，似乎还未有先例。而这一人物形象的出现，确实为人们理解历史和人性的复杂性推开了一道尘封已久的大门。
在这道大门后面，冷梦分明看见了许多令她心悸令她震惊的事情，她通过周励之口这样写道：人世间的许多事情，并非至善，也非至恶，善恶之间，其实是有一条荆棘小径，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踏上过它。因此它对人类来说，尚是一条神秘小径。
冷梦勇敢地踏上了这条神秘小径。
那么，她究竟看见了什么？发现了什么呢？
她看见了一个“一半是天使，一半是恶魔”的双重间谍周励，并在这个人身上发现了人性本身所具有的某种难解之谜。
周励原是共产党人，30年代中期被国民党逮捕叛变并加入中统，后又于我党取得联系，为中共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因其表现曾两次入党。解放后以反革命罪被枪决，32年后又获平反。
表面看来，这只是一桩简单的冤案及其被平反的普通故事； 深入考究，事情并不那麽简单。周励的故事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救赎与审判这样一些人类古老而基本的话题。首先是救赎问题，即一个人一旦犯了罪，是否通过忏悔或是将功补过而能获得宽恕？对于一些小的过错，人们是倾向于宽恕的。然而，当一个人所犯之罪涉及一些基本的道德范畴，如背叛、乱伦、杀人等等,人们对应否宽恕的态度就变得比较复杂。佛教是可以宽恕的, 它认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基督教的宽恕只能通过上帝之手在最后审判中得以实现。那麽,中国人对于背叛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一般来说,中国人对于过错持一种改了就好的态度，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孔子也曾说过：过则无惮改，知耻近乎勇。但是一旦过错涉及民族大义或者在古人那里所谓的忠孝节义等，宽恕就变得很难，例如秦桧夫妇的铁像在岳坟一跪千年，至今犹遭千人唾万人恨就很能说明问题。不过，总的看来，由于中国人持性善论的观点，因此一旦犯了过错，人们的忏悔往往局限于过错本身，很少牵涉到对人性善恶之类深层问题的思考，不像西方人一有过错就同人性恶联系起来，就认为是“原罪”的表现，因此忏悔起来就异常的深刻。这种忏悔我们可以在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斯 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看的很清楚。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最终的宽恕其实很难在人间得以实现，宽恕是上帝的事是死后才得以进行的。再来看佛教，尽管佛教的宽恕似乎能够在现世中得以实现，但是佛教宽恕的前提是去除一切欲望，即所谓看破生死，一是非，同善恶，这种生其实同死也差不多。也就是说佛教的宽恕也只能在一种灭寂了生的意志的前提下才得以实现。
根据以上分析，再来看周励。我们可以看到周励的忏悔基本上是中国式的，即他的忏悔并不涉及人性善恶等深层次的问题，也不在去除了生的欲望后在所谓的大彻大悟中得到精神的解脱,他的忏悔方式是企图通过建立奇勋洗刷污迹耻辱,也就是说,在周励看来,他的背叛并未破坏他本质上的善良和纯洁,背叛之于他本人只是白璧与污点的关系,通过努力是可以洗刷污迹,重获新生的。然而，周励这一人物形像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在洗刷自己的过程中，即在从事双重间谍的生涯中，身不由己的要让自己的双手再次沾满鲜血，包括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鲜血。例如中共地下组织“西北人民自救军”的被破获，工人地下党员的被严刑拷打，杨伯敏、谢佳媚的叛变等等，尽管有各种理由可以辩解但周励本人却难逃关系难逃良心的谴责。于是在忏悔和洗刷自己的过程中，周励就不能不陷入了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即为了达到悔过自新的目的他就不能不再次犯罪。这种矛盾撕裂着周励的灵魂，使他在忏悔的路上离他的目标越来越远，到最后周励不能不发现，他的罪孽在人间其实是无法洗净的。他终于领悟到：一个真正的特工——确切地说是一个双重间谍——“他活着，犹如死去；死去，才犹如活着。活着，他不能属于自己；死去，他才真正属于自己。生死界线，对真正的特工是不存在的。因为连他们的生命本身，也只是为了证实一种能力，一种假设，一种拥有各种情欲却被消灭了各种情欲的存在状态……”也就是说，他认识到他那种企图通过建立奇勋来解脱自己的企图实际上无法实现，虽然30余年后获得了平反，但就周励而言，他自己其实难以给自己以真正的平反。对他而言，救赎只能在死后方得以实现。因为忏悔一但不能深入灵魂，而只求助于外在的事功，亦即双重间谍的技术上近乎完美的表现，那么这种忏悔是徒劳的，因为这种表现仅仅只是一种与灵魂的净化无关的纯粹的技艺和能力。当周励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明白了他人生真正的悲剧所在——他的自我救赎仅仅具备了成功的外表，而缺乏成功的内核。
再来看看审判。对于周励的一生，有两次审判，一次依其罪过判其死刑；一次依其功劳判其无罪。对于周励，对于世人而言，后一次审判代表最后的审判，于死者于生者都不再有什么愧疚，良心都得到了平静。但在作者，却又分明不满足于这样的结局。她仍在追问：这，难道就是最后的裁决吗？因为她分明看见，周励依其罪过，确该判处极刑；依其功劳，又确该进入革命公墓。也就是说，功过是非，天使恶魔，已经血肉相连 水乳交融地统一于周励的性格和人生中，任何单一的裁判都难以完全触及周励的复杂性格，更难以触及其灵魂。因为人间的评判标准毕竟过于简单，而用这种简单的标准来评判一个复杂的人时，标准便显得狭隘而苍白。两种截然相反的结论实际上只触及到了周励性格的不同方面，而其真实的本体却超然于这审判之外，他代表了一种复杂的存在，欲对其加以审判，尚需另外的标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周励一生的言行来看，魔窟十六年，他的确在忠诚地为党工作，但同时他又五毒俱全，声色犬马，左右逢源。事实上，就理想与个人的关系而言，周励的确从来不能真正做到无条件地牺牲自我以服从理想地需要，而毋宁是将理想当做自我成功的一种手段，因此，他的思想和行为就不能不带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于此同时，他的双重间谍的身份，又导致了他性格的暴躁、乖张 、冷漠 、残忍等等恶劣品质。对于这种半是天使半是恶魔的复杂人格，作者确乎感到了评判标准的阙如。
的确，对周励的审判是法律的审判所难以涵盖的，甚至道德的和历史的审判也有着难以弥补的缺陷。例如，从道德上看，我们难以对周励下简单的善恶定评，因为他既善且恶，既恶且善，处于善恶之间的复杂状态。历史的评判其优点，因为我们可以避免道德上的自相矛盾仅从个人对历史进化的作用来判定其功过是非，但如果个人能以此从道义上的负罪感中轻易解脱，那么社会的道德危机将在所难免。
对于这种种矛盾，冷梦看来也深感棘手，她原书的名称《秘密警察档案》改为现名《天国葬礼》表明作者这样一种态度，即在她看来对于周励的审判或许只能在天国中才能求得圆满的答案。
对于周励，冷梦自认为是冥冥之中命定的解读者，但是当我们跟随她的笔触走完了周励的神秘的人生旅程时，我们发现，即使对于作者来说，周励这一人物仍然有着许多未解之谜有待人们探索。正因为这一人物身上仍然存在许多阴晴难测晦明莫辨的因素，因此，作者的笔触就不期然地走向了神秘。事实上，作者在本书开头和结尾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描写，绝非故弄玄虚，这种安排表明周励这一人物性格中所具有的非理性因素在作者心灵深处所唤起的真正神秘感，因为无法解释，所以必然似鬼若神。而也正在这略带神秘的氛围中，作者将周励这样一个复杂多样的人物形象，将人性中阳光尚未照到的角落，将非善非恶神秘小径上的怪异风光，第一次深入而赤裸地袒露在了读者面前。
我想，《天国葬礼》之于冷梦，是其创作生涯的一次突破；对于九十年代的中国严肃文学来说，又何尝不是一次突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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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剧的编剧把男主角巩向光完全处理成了正面人物，宣扬他的信仰坚定，辩护叛变有苦衷，立场和小说作者冷梦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是小说，也不敢肯定周励就完全等于李茂堂。电视剧负有宣扬主旋律的使命，编剧也只好含糊其词地说巩向光是千千万万个谍报战线英雄的集合，不只是一个人，这就可以方便地抹去主人公的污点，但无疑就降低了作品的审美价值，缺乏了真实感。
实际上，我们细细推敲文革中所谓冤案，绝大部分不是冤案，都是有把柄被专案组抓住的。倒是文革后的所谓平反，才是真正的胡来。完全是为了响应”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号召，解脱了很多人的政治罪恶感。
于是我们就难以搞懂原型人物李茂堂究竟是个什么人了。因为此类档案，公安部、安全部还是不愿意解密的。
